疫情肆虐，禁门闭户，忽然起意，写点什么。以前主要是在城里 “世界风情”和“摄影沙龙” 里玩玩，从来没想正儿八经写点东西，基本没来过“几曾回首”。现在大略构思了几篇初稿，借“几曾回首”之地准备一篇篇完善后贴出。谈不上什么文笔，只是想真实地记录整理家族的一些史料和本人自己的一些经历，同时也给子孙留下点文字的东西。
岁月留痕
1.“七.七”逃难记
八十三年前的今天，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接着平津沦陷，日寇大举进攻山西。华北大地不愿受铁蹄蹂躏的平民纷纷向西南西北内地避难。我家三代人从山西太原一路逃到大西北，历经了很多艰难困苦。我爷爷的五弟，五爷爷刘Y（原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当年逃难时是个初中二年级的14岁孩子，在他晚年时写道：“抗日战争开始及太原沦陷前后，全家的逃难经过是值得后世子孙去了解的一件大事。我是父母最小的儿子，弟兄五人如今只余我一人了，把家族一些值得记下来的事写出来，是责无旁贷的。”
这篇东西就是根据五爷爷1997年写的同名回忆原文改写。内容绝对忠于原文，只是改了人称（称谓以我为第一人称），并做了一些必要的说明。原文为了详实记载当年全家逃难的全过程，涉及不少细节，难免读来有些流水。以上算是此文的由来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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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家人住在太原平民中学旁边的绿柳街，随着形势渐紧，一家人先是迁回太原南面40公里远的徐沟宁家营老家，在南内道村我老姑姑家租了一所院子住下。我爷爷刘同（时年45岁，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另文介绍）是老爷爷刘文炳（时年62岁，晚清举人，留学日本，另文介绍）5个儿子中的老大，老爷爷老奶奶以及还在读初中的小儿子五爷爷就跟爷爷一家的8口共11人住在一起，是一个中国传统的大家庭。爷爷当时任太原平民中学代理校长，为了避免敌机轰炸，带领太原平民中学师生避难，把平中迁到老家徐沟城内城隍庙等处，于9月1日按时开学上课。
九月底，日寇侵犯到山西北部，在太原北100多公里的忻口，受到我军顽强的抵抗，这就是著名的忻口战役。敌人又从娘子关进攻山西太原，两边受敌，烽烟四起，日寇铁骑践踏汾水两岸，沦陷已是不可避免的事了。老爷爷自知为留日学生，敌来必会被迫接受伪职，为躲避替鬼子服务，决定全家立即离开徐沟老家继续向南撤退。
十月初的某日，老爷爷先行到临汾打前站，在临汾租了一所院内的一座二层楼房，准备供家人及平中师生迁到临汾时居住。一日晚，仍在徐沟的家人被告知快上火车南逃，于是由伯父建X（时年26岁，北师大学生）带领奶奶，五爷爷与三姑建星（19岁，37年平中高中毕业）为第一批，在徐沟火车站乘一无顶货车出发，第二日天亮到达平遥。伯父买了些平遥牛肉供大家充饥。那时同蒲路火车是窄轨，车过韩侯岭走得很慢。正是国共合作初期，人民抗日情绪高昂，来往的国军及八路军部队不断。那几日，14岁的五爷爷的兴趣就是在火车站看过往的军车，听街道上的宣传。老爷爷则每天到车站等待第二批家人到来，从早一直等到晚，直到打听好今晚再无列车到达时才回去休息。
老爷爷在临汾住了七八天后，第二批家人的火车到了临汾站，他们没下车，而是在火车上等候先到的家人，于是一家人都上了火车，这仍是一个敞篷车，向运城方向前进。到运城后，家人在一个小旅店里暂住，以观望局势发展。至此，只爷爷一人还留在徐沟处理平中的事物。每天老爷爷都去车站，一面打听前方战争的消息，一面等候爷爷的到来。
这时二爷爷刘和（43岁，留美博士，原燕京大学教授，时任天津长芦碱地改良委员会处长）的机关迁至开封， 二爷爷派潼关盐务局的一位盐丁带了些钱到临汾找家人， 到临汾后才知家人已到了运城，又赶到运城才找到老爷爷一家。二爷爷委派他带领家人过黄河到西安，于是由我父亲建业（时年23岁，北平大学三年级学生）带领老奶奶、五爷爷、及三姑为第一批人到风陵渡乘木船过黄河，在潼关盐务局住了一夜，次日乘陇海路绿钢皮车到西安。先在马坊门华北饭店住了一夜，第二天找到在西安大道剧社的三爷爷刘煦（时年37岁，演员兼舞台美术师），三爷爷在土地庙什字朋友呼延先生家借了一间房子暂住。
几天后，第二批家人包括老爷爷、奶奶、伯父及四姑建D（18岁，平中高三学生）、五姑建W（4岁，平中初一学生）、小姑建L（1岁）三个姐妹由运城乘大车到茅津渡，过黄河到陕县（今三门峡市），再乘火车到西安与第一批到达的家人会合。
到西安以后，已经高中毕业的三姑建星，因战事未能升入大学，于是与同学李撷英（被冤杀的抗日将领，原61軍軍長李服膺之女）一起返回山西临汾参加晋东南妇女救国联合会，临汾沦陷后随八路军到晋东南与日军作战，不幸在1940年反扫荡战役中牺牲。我们刘家为抗战贡献了一位战士！
这时二爷爷由开封来到西安看望大家，商量以后的行动，决定带全家向南方湘桂川一带逃难，但目标尚未确定，于是想暂时到豫鄂交界处的鸡公山停留一段时间再确定前进方向。这时，西安已有成立临时大学的消息，于是安排伯父留在西安注意进一步的消息，由父亲陪送全家老小乘火车到鸡公山，一路上有二爷爷的下属职员孙先生护送。
1937年11月9日晨，一家人由西安出发，当时在车站看到报纸，太原已在8日沦陷。五爷爷写道“当时虽然年幼，也感到今后将四处漂流，不知何时才能回到太原和故乡。”
由西安乘陇海路火车到郑州又转乘平汉路火车，于第二天黄昏时到鸡公山站下车，当时虽然已是战争时期，但距前线尚远，路上还算平静。到站上山，老人女眷坐山轿，男人则步行，先到二爷爷的下属刘某某家暂住了一晚。第二日，在鸡公山大旅馆用100元租了两个房间，房间并不大，大人们睡在床上，年轻人就睡在地上的行李包上。住房在楼上，在楼下有公用厨房，这时做饭的事主要由我父亲承担，五爷爷当助手，二人年轻贪玩，每日饭后，就在山上到处游玩。
鸡公山位于河南与湖北交界地武胜关旁边，属大别山区，因其山脉主峰貌似鸡公头而得名。这里风景优美，是避暑胜地，住在汉口的外国人每到夏季酷暑就来这里的别墅避暑。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将军就把鸡公山作为安置逃入关内的下属东北人的集居地，行政上是一个特区，专有武装人员把守，因此治安甚好。
鸡公山是夏天避暑的好地方，而当时是冬天，山高风大，大雪纷飞，寒冷逼人，只能在炭盆里烧些木炭取暖，有一天全家人都感到头昏憋气，才知道是煤气中毒了，幸亏发现得早才未酿成大祸，于是赶紧买来了大炉和烟囱取暖。
当时老爷爷已是年长老人，住在鸡公山上，展望前途一片茫茫，便显得忧心忡忡，老奶奶惦念在老家徐沟就分手的大儿子的平安也愁眉不展。后来西安来信说，西安临时大学（西安临时大学由原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三所国立大学和北平研究院组成，后迁至陕南汉中成立了西北联合大学），即将开学上课，要我父亲回校。五爷爷写道：“记得那日黄昏，父亲与我送建业下山，临别前，父亲突然抱住建业亲了一口，老泪纵横，建业也含泪告别。当时我年龄小理解不了，后来想来，眼看战事日急，前途茫茫，此次离别可能就是爷孙俩的生死离别，故而非常激动。我今老矣，想起此事也不禁哽咽落泪。”
不久，南京沦陷了，南京政府迁都重庆，以武汉为中转，在南京中央广播电台任职的四爷爷刘迪（时年26岁，北平大学工学院毕业）和二爷爷此时也都撤至武汉。那时二奶奶（时年39岁，留美硕士，原燕京大学教授，时任天津河北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及孩子们仍在天津意租界居住，二奶奶又将生产，于是二爷爷决定回天津把他们一家带往后方。后来他们一家辗转绕道越南，到了陪都重庆。二爷爷在武汉让四爷爷到鸡公山给老爷爷送些钱去。小偷把四爷爷的上衣口袋用小刀划了一个口子，幸亏钱没有被偷去。老爷爷、四爷爷和五爷爷一起游山时还曾留有一小照。四爷爷住了两天就回了武汉，以后也到了重庆。
一天老爷爷接到爷爷的电报。说他已到西安，老爷爷还未撰写完的“徐沟县志”手稿暂时存在潼关盐务局局长处。全家欣喜若狂，尤其是老爷爷特别高兴，一是全家的主心骨大儿子已安全到达西安，二是他视为己命的“徐沟县志”手稿及必要的参考书也安全带出来了。
爷爷把随他带出来的平民中学师生在西安安顿好后，就赶赴鸡公山了，那时电报极慢，爷爷人已坐在家里，才接到他将从西安启程的电报。由于在敌人追逐下带领平中师生从徐沟跋涉到西安，一路辛苦不堪，到鸡公山时爷爷长发蓬松，全身长满虱子，简直不象人样，全家人见之不禁痛哭。
爷爷的到来使全家有了主事的人，于是商量以后的事情。鉴于南京沦陷后，南方一带拥挤混乱不堪，二爷爷已回天津，到南方去没有熟人，况且家里向无积蓄，只有二爷爷留的一些钱，伯父和我父亲已在西安读书，于是决定返回西安。
12月25日圣诞节，一家人下山回西安。火车到郑州后，在站前一家旅馆内休息了几个钟头等车转陇海路向西，人多拥挤，一大家人全部是从车窗钻进去的。终于又回到了西安，三爷爷在东南城墙根下柏树林街租了几间房暂住。这时伯父和父亲由学校供给食宿，而其他家人尚无着落，只能节衣缩食过艰苦的日子，一月后迁至大麦市街一家商号楼上居住。
此次从太原到西安，从西安到鸡公山，又从鸡公山返回西安，花了很多钱，这些钱大部分是二爷爷提供的，有了这些钱，才使得全家平安地从战区转移到大后方。因为动身较早，少受了许多颠簸之苦，总之，二爷爷在逃难这件事上对全家的贡献是很大的。
1938年3月，国民政府决定安顿从战区逃出来的师生，全国分片成立了22个国立中学，教育家查良钊先生在西安设立办事处筹组在甘肃天水的国立第五中学，爷爷被聘为校务委员。那时教师每月发生活费30元，学生每人每日发三角，这样，全家除老奶奶、奶奶及年幼的小姑外都登记了，生活有了基本保障。
4月初，国立五中筹备组组织师生从西安启程去天水，先坐火车到虢镇，再坐火车到凤翔，在凤翔住了半个月。从陕西凤翔到甘肃天水没有火车，除老人妇孺乘汽车，五爷爷与四姑、五姑随队步行，过关山时行李雇了小驴驮。五爷爷和五姑(两人都还是14岁的孩子)走了两天，到汧阳县时，平中职员王会文乘汽车赶上来，说爷爷让他把五爷爷二人带上，于是二人上了汽车。走到关山山下遇到大雨，那时公路全是土路，坑坑洼洼，泥泞得不能开车，只好在小店里住下来等候天晴，这时四姑也步行来了。三天后天晴了，路仍不好走，大家坐一段车走一段路，晚上到了马鹿镇，第二天就乘汽车一直到了天水，之后租了一位回民家的房子住下。
来到天水国立五中，5月1日开学，五爷爷、四姑、五姑三人在五中上学，学校供给食宿，至此全家都安顿下来了。爷爷任五中校务委员兼甘谷县教师服务团团长。伯父和父亲也随西安临时大学迁到陕南城固县，学校改名为西北联合大学。他们分别于1938年1939年大学毕业。在五中的三个学生也先后毕业，五爷爷进西北大学（原西北联合大学），四姑毕业后与同学罗慈佑到潼关后方医院做护士，为抗战救国尽力，抗战胜利后毕业于贵阳医学院；五姑进了复旦大学。
老爷爷在天水国立五中教书期间继续修纂《徐沟县志》，并将全部稿件誊清。后应聘兰州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主讲古文选读等课。
后记，由于逃难问题处理得好，家庭成员除一人为国捐驱外，其余的人都安全渡过了8年的战乱时期。战后，老爷爷1948年从西北师院退休，移居北京; 爷爷1942年病逝天水; 伯父1945年去了台湾, 后移居美国; 二爷爷一家1949年也去了台湾，后也移居美国。其他家人都留在了大陆，跟着共产党没完没了的运动沉沉浮浮，文革中父亲被打得皮开肉绽，自杀未遂，四爷爷则死于文革非命。
回首往事，感慨万端。
谢谢到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