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海归派的肃反对象是毛泽东

苏联海归派的肃反对象是毛泽东
   
   
1929年夏天后，苏联海归派、“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陆续回到国内。1931年1月7日，在苏联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沈泽民、夏曦等九人补进了中央政治局。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27岁青年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指令下成了中共实际掌舵人（挂名总书记还是向忠发）。王明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一些人派往各苏区当“钦差大臣”，赋予他们推行其极左路线、生杀予夺的极大权力：王稼祥、杨尚昆和王盛荣，被派到中央苏区，陈昌浩、沈泽民等被派往鄂豫皖苏区，夏曦等派到湘鄂根据地……6月，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党中央险被一网打尽，从此共产党对叛徒深恶痛绝，绝不手软，为了肃清内部的反革命及其苗头甚至伤及自身。上海无法立足，王明重新赴苏联前 “任命”博古为接班人，总管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派特派员、中央代表、“二十八个半”控制了从中央到各根据地的大权。他们推行的对敌斗争的路线策略错得一塌糊涂；他们对自己的同志“残酷打击，无情斗争”的肃反让人闻之胆寒。
   
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肃清“AB团”，是在1930年5月，由赣西南特委领导。李文林赴上海中央，全盘接受“立三路线”。随之，肃反运动由白区而苏区、由党外而党内、由地方而军队迅速展开，到6月下旬，在中央苏区已相当普遍，9月进入高潮。由于迷信中央错误路线赣西南特委和湘赣边特委领导人在肃反运动中贯彻李立三路线，萧克、李韶九的在军内使用肉刑、搞“逼供信”，乱捕滥杀，把肃反简单化、扩大化，李韶九甚至曾怀疑毛泽东是“AB团”。 他们对毛泽东关于红军军事战略、政治斗争等路线、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批评。毛泽东所信任的领导骨干宛希先、袁文才、王佐均为湘赣边特委(后为西路行委)所错杀。大搞“逼供信”终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李韶九等根据供词，认为赣西南特委等实际也为“AB团”控制。当肃反肃到自己的头上，他们就发动了富田事变。段良弼、谢汉昌、刘敌等拉部队倒戈到河西后，在永阳非法成立“江西省行委”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下令通缉曾山、陈正人等同志，还以假行省、行委、省苏的名义，通过各地方党部及苏维埃机关，对红军实行封锁，并派遣专人到处滥造谣言，蛊惑民众，企图使红军同民众隔绝，使我第一次反“围剿”归于失败。
   
尤其卑劣的是，使用各种无耻方法，捏造假信，妄图挑拨毛朱彭黄的关系。段良弼等不但致信朱、彭、黄、滕等挑拨他们和毛泽东的关系。他们以毛泽东的名义伪造假信给古柏，要古柏逼AB团分子招供出朱彭黄滕是“AB团主犯”，“以便早日捕杀”。以此挑拨一、三军团关系，被彭德怀当众揭穿。又以同样的方式用毛泽东同志名义写了封信，偷偷地放在朱总司令那里。信的内容是说朱总司令怎么不好，落款是用英文签名。这下就露了马脚。朱总司令一看，就说毛泽东同志写信从来不用英文签名，这是个阴谋。于是把这封信公开了。 在“富田事件”解决后，1930年12月中旬的黄陂会议，毛泽东纠正了当时肃反扩大化的做法，重申九大时废止一切肉刑的条例，提出了反对逼供信和注重调查研究。毛泽东还亲自找了几个被打成AB团的人问话。问他们： ‘你们的出身都好好的，为什么参加AB团？’他们说：‘我们的AB团是打出来的’。毛泽东说：‘不能打，打了也不供，供了也不要信’。“不准逼供信”，“要重调查研究”，就是这时提出来的。到了延安整风，就不准搞逼、供、信，‘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了。毛泽东在纠正肃反后，根据李文林的口供，认定不是AB团，很快释放了李文林、曾炳春、王怀、段起凤等。然而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后，仍然全面贯彻王明第三次“左”倾路线，在肃反问题上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在所谓纪念“五卅”大会时，分别将李文林、曾炳春、王怀等押送各县处决。这与毛泽东没有丝毫关系！自这个历史事实是不容篡改的！
     
就在苏区中央局做出这个决议的同时，上海中央依然向各个根据地发出严厉的肃反指示，连小片的根据地也不放过。“肃反中心论”充斥于各个苏区。项英等中央代表来中央苏区后，又恢复肉刑，乱打乱杀没能制止。 红一方面军当时在苏区不过三、四万人，前后两次肃反，搞了六千多人，其中一半是杀掉了，就是说，十个红军中有一个被杀掉了，而且差不多都是干部。 事实上，红一方面军在1930年11月到12月的肃反，杀了几十个；1931年中央代表“三人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来后，杀了三千。尤其是博古张闻天到来后，这个时期，杀了七万多！
   
 “黄陂会议”被故意湮没的原因，是为了“证实”“项英、周恩来纠正了毛泽东”这个历史谎言。事实上，正是上海中央一干人促发了“富田叛乱”：支持颁布肉刑，普遍使用肉刑，而当肉刑轮到自己头上时，就军事叛乱！临时中央一干人，不但促发了“富田叛乱”，还再次废除毛泽东多次明令“废止一切肉刑”的政策、推行和支持肉刑，促发了“坑口事变”等多次武装叛乱。而且，还严厉打击毛泽东在肃反上的“右倾”。
   
 后来周恩来披露内幕：苏区时期，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中心关键在反毛”这个主题进行的。而当代被一些人炒做的“AB团”、“富田事件”，何尝不是“中心关键在反毛”？！苏联海归派的肃反对象是毛泽东!
   
鄂豫皖苏区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1931年4月，中共中央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到鄂豫皖苏区，由张国焘任鄂豫皖苏区中央局书记兼军委主席，陈昌浩任鄂豫皖苏区少共中央局书记，全权领导鄂豫皖苏区。陈昌浩、沈泽民从理论和行动上支持张国焘“肃反”密令，张国焘到来不久，就对鄂豫皖特委和红军进行了全面改造，打出“布尔什维克的改造”、“加紧肃反”等旗号。很快，鄂豫皖苏区创始人许继慎及周维炯、熊受暄、姜镜堂、王培吾、陈翰香、吴荆赤、肖方、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等人及一大批高级将领被杀害。营连排级干部被肃掉的更多。许继慎的妻子王望春是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也被秘密杀害。肃反的范围越来越大，从军队扩大到地方。鄂豫皖根据地地方政府领导人被害者更是触目惊心。后在转战中又杀害了很多的高级将领，如邝继勋、胡底、曾中生等。而曾中生是建国后中央军委确定的解放军36名军事家之一，英勇善战。
     
1932年4月，湘鄂西根据地，“钦差大臣”夏曦推行“王明路线”，开始以“肃反”为名实施第一次大清洗，捕杀红军、地方干部达千余人，师以上干部27人，都是贺龙红二军团和湘鄂西根据地创始人和骨干。在洪湖地区屠杀基层干部和群众达一万多人。当年8月，夏指挥第二次“肃反”又杀掉一大批人。1933年3月，夏曦结合根据地内“清党”又开始第三次“肃反”，这次杀掉红军数千名干部战士，连洪湖红军杰出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段德昌，毛泽东诗词中“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柳”即柳直荀，也被杀了。当年6月，第三次“肃反”未结束，又开始第四次，杀了三千多人，其中有同属“二十八个半”但不赞成“肃反扩大化”的宋盘铭。经过四次“肃反”，曾经有两万多人的红三军，下降到三千余人。
     
1929年底，毛泽东在红四军九大上重新成为前委书记，毛泽东的建党建军思想完全成熟，被各根据地红军贯彻执行，红军重新焕发了虎虎之威。从1930年至1931年底，毛泽东指挥各路红军漫卷红旗过大关，势如破竹，先后打破了敌人的“三省会剿”和一、二、三次全面围剿，开辟巩固了中央苏区。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1931年11月7日，中共各根据地代表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开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被推选为主席。在毛泽东开创并坚持的军事战略、土地政策等原则问题上，尽管毛泽东率部取得了空前的军事胜利，王明左右下的中共中央还是对毛泽东产生了严重的不满。中央否定毛泽东事实坚持的“乡村为中心”的革命主张，要求进行城市战、街垒战的演习，把战争引向中心城市，取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在上海中央的直接指示下，1932年11月初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赣南会议（中央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央代表“三人团” 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严厉指责毛泽东开创的方针策略为“狭隘经验论”、“农民的落后思想”、“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会议撤消了毛泽东在中央局的代理书记职务，转由项英接任，另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设置，红军统一归中革军委指挥。这就是毛开始失去领导职务的开端，首先渐渐失去对红一方面军的指挥权。
     
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正式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围绕是否打赣州和吉安问题发生激烈争论，毛泽东坚决反对此时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中心城市，要求先夺取敌人薄弱地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仅朱德支持。有人扬言拿下赣州再与老毛算帐。中海中央仍坚持“城市中心论”。不点名指责毛泽东。在与毛泽东接触后，周本已改变了原来主张进攻中心城市的主张，但上海中央指示使苏区中央局作出决定，周动摇，以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以红三军团为主力，出击赣州，毛泽东则被安排到瑞金东20里的东华山上一座古庙休养，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力几乎被完全剥夺。
   
 彭德怀五十多天攻赣州不克，周恩来派项英请毛泽东下山授计，毛冒雨日夜兼程直奔前线指挥部，指挥部队放弃攻打赣州，挥师东征，连下龙岩、漳州，筹资百万，影响巨大，战绩辉煌，还缴获两架飞机，化腐朽为神奇。但中央却对毛泽东的不满更加严厉起来，张闻天发表《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长文，系统批判毛泽东对国民党统治的过分估计，与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胜利而被受罚，咄咄怪事。毛被闲置，仅能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随军行动。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源召开 “宁都会议”。宁都会议上，就前线作战方针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正面交锋。周恩来、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邓发、顾作霖、朱德一致批评了毛泽东，多个委员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消极怠工”，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毫无根据地批判积极防御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声言积极进攻，坚决打出去。毛泽东孤立无援，被迫俯首认错。会议决定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
   
 但周、朱、王认为“毛泽东同志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未来的战争有较在的帮助。”同时多数委员又担心“毛泽东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果让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服从组织安排，被完全剥夺军权，提出了“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离开了红军之后，毛泽东到福建长汀的福音医院进行休养，稍后回后方领导政府工作。当时，中央苏区的肃反运动不断扩大化、频繁化。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处处谨慎行事，严防惹祸上身，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他也不主动与他人交往。躲过了这一时期频繁的肃反，脑袋没有被砍掉。即使这样，当时还说他搞宗派主义，罗明、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受牵连。后来毛回忆说：“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后来说在武汉见过，但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可能见过没有谈话吧！”1933年1月，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全部迁来苏区，一来即掀起“罗明路线”，其直接原因是博古刚进苏区时在上杭见到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罗明左一句“毛泽东主席”右一句“毛主席指示”、“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苏区中央局伤及自身的铁血肃反使许多优秀的革命者冤死在自己人手里。使毛泽东在日后的历次运动中坚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略，即使处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严重事件也是如此。  毛泽东这个菩萨，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直到后来遵义会议，这个臭的菩萨，才开始香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