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中学会忍耐

眼下疫情闹成这样，难说谁没有受到这城门之火的殃及，既便不是直接的也是间接的。之前我受到的殃及属于间接，比如朋友得了冠肺；熟人丢了饭碗儿。这次不一样了，被直接殃及。

本来澳洲的疫情一月前已经基本控制住了，连续九十多天大部分城市感染基本归零。墨市有个别感染，也都在控制之下，于是政府放宽限制，很多人回去上班，餐馆也开放堂吃。然而好景不长，十天前墨尔本的疫情骤然恶化，连续一周每天都有六、七十的感染者出现。政府不得不再次封闭疫情集中的10个邮编所属区域。而刚刚过去的周六，疫情从西北郊蔓延到了离市中心三公里左右的北墨尔本，那一带两个区号的几栋所谓难民楼里集中出现27个病例。情急之下，政府紧急行动，分别在上周六晚封了那里的九栋楼。这一下，我就直接受到影响了。

所谓的难民楼是澳洲政府60年代为安置难民和贫困市民修建的板儿楼，当初在墨尔本市中心附近的28个居民区建了47栋。这些楼的外观几乎一样，土色水泥板结构，远看好像营养不良的人体，干瘪、赤裸、没有血色。所有这些住房都属政府所有，由政府甄别需求之后统一分配。我很久以前见认识的中国人住在里面，门挨门，密度很大，仅此次爆发疫情的几栋楼里就住着3000老少，可以想象一旦有疫情爆发，传染会很快。

虽然我们自己并不住在那些区划范围里，但是我们在北墨尔本区有一栋投资房，离这次被封的一个板儿楼不远。前租客是对小夫妻，一月刚刚得了宝宝。他们两人因失业影响到收入，不得已提前搬回父母家了。无奈看他们离去，只好再挂出去招租。可日益恶化的疫情就在门外，尽管中介很有信心，我却不得不做长期没有房租收入的心理准备，而这笔收入直接影响到本人的零用钱。悲乎！

到现在，世界上的冠肺感染者逾千万，死亡50多万，感觉疫情就像沾在头上的鸟屎，抖也抖不掉，碰又不敢碰，臭烘烘、黏糊糊地膈应人。原来看着粘在别人的身上，还可以躲着走，现在沾到自己身上了，怎么办呢？只能忍着。

忍？我觉得自己好像从来没有好好忍过什么，而如今这世上的人都在忍，我也必须学会。

那天看了一个日本电视制作人竹内亮拍摄的纪录片《好久不见，武汉》。竹内亮是个住在南京的日本人，中国话说得非常好。为了满足网民对武汉疫情后的状况的好奇，他在网上招募了几个住在武汉的志愿网友，从六月一日起跟踪记录他们在武汉一天的真实生活。

我在他采访的普通武汉人身上看到了种种隐忍：对疫情中痛失亲人的隐忍，对失去经济来源的隐忍，对生意破产的隐忍，对因感染过而受到歧视的隐忍，等等，等等。

一位在日本留过学的居酒屋老板，他的店就在华南海鲜市场附近。6月2号是他的料理店停业六个月后第一天开业，客人不多，挣不到钱。竹内问他为什么坚持开店，他说出于对这个居酒屋的感情，他要忍着眼下的困难，只要能负担得起食材，就会坚持把店开下去。

另一位竹内跟踪的年轻女子原来在武商广场开了一间精致的手工皮作坊，小店布置得温馨而有意趣。她说疫情后再无法负担商城的租金，只能关掉。但是看着自己一手建起来的小店被一锤一斧地拆除，梦想在眼前渐渐消失，还是忍不住失声哭泣。

武汉人不但要忍受疫情带给他们的痛苦，还要忍受疫情后受到的歧视。几个去外地出差的年轻人说，外地人对武汉人有很多误解，所到之处要出示核酸检查记录，还要他们隔离。

一位在医院做前台的小姑娘，疫情夺取了她亲爱的外公的生命，和外公一起生活的二姨也不幸感染。二姨在四个多月的隔离中辗转了好几家医院，包括新建的雷神山医院，光核酸检查就做了41次，好容易回到家却要忍受邻居、朋友的嫌弃。

一位电工，疫情期间为了多赚些钱，抛下刚刚出生的女儿和产后的妻子去参建雷神山医院。风餐露宿，三四天不能睡觉。现在他没了工作，原来电器厂的产品因为是武汉标签卖不出去，自己只好靠打零工养家。他说，疫情让他学会忍耐，为了生命忍耐，因为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

如果说疫情教会我们些什么，那么首屈一指应该是珍惜生命，而对生命的共同渴望又让我们眼下活着的每个人学会忍耐。许多武汉人忍过了最难的时段，如今对生命重新建立了希望：

一个小护士在疫情以前觉得看不到当护士的出路。经历了疫情，目睹了死亡，感受了死亡家属排队领骨灰盒的悲伤之后，她找到了自己作为医务工作者在这个世界的位置。

竹内还跟着一位小警察去约会他60天没见的女朋友。在忍受了疫情中长久的分离之苦以后，这对小情侣对彼此的爱情更加坚定，他们更珍视彼此，对未来无限憧憬。

每个人都在忍耐，我在武汉人的身上看到忍耐带来的生机。正如这部纪录片结尾所说的：对武汉人来说“看似平凡的生活，失而复得以后，倍感珍惜”。

疫情之火烧遍世界，我们都是池中之鱼。只有隐忍，等待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