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2月9日，邓小平在给汪东兴的信中写道：
“12月上旬，我的小女儿毛毛回来了。1月初，我的小儿子飞飞也回来了（他们即将回到劳动的地方去）。我们同他们两年多不见，一旦相聚，其乐可知。本来，我们曾希望两个大的孩子（邓林和邓楠）也回来聚一下，她们没有请准假。好在她们回来的机会是有的。
“我的大女儿邓林来信说，他们学校即将分配工作，她已向领导请求改行（即不做美术方面的事，因她本人搞美术是不行的），要求分配到一个工厂中工作。我们对她也是这样希望。加之她已有28岁，本身条件差，至今还没有对象，本人一身是病，所以在农村是很困难的，即使在工厂顶班劳动八小时，也似有困难。如能分配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如收发、文书、保管之类，对她的身体比较合适。这件事，在北京时曾向你说过，如有可能，恳请予以帮助，至为感激！
“再，如能将她分配到同我们靠近些（如果我们长期在南昌的话），则更是我和卓琳的最大奢望了。
“从今年1月份起，中央给我们的生活费是每月205元。1月份，曾请省革委会负责同志向你请示，这个数目是否是我们今后长期的固定的生活费用，未见复示。前几天，又收到2月份的，还是205元，我们当即了解这是新的规定。我们当照此规定，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当然坦率地说，这个数目对于我们这个九口人之家（我们夫妻，我的继母，五个孩子，还有一个卓琳姐姐的孩子也是我们供给的）是不无困难的，因为除邓林已有工资外（她本人病多，最多只能自给），我的大儿子邓朴方在医院每月需要35元左右（吃饭25元是医院规定的，抽烟及零用约10元），两个大学生每月30元左右，三人即需约90-100元。我们在南昌的三个人，只有100元开支。此外，我的小女儿毛毛、小儿子飞飞在公社劳动所得，只够吃饭，其他需用也要适当补助。再者，我们还得积点钱作为孩子们回家的路费（路远，每人来往约需100元左右）和回来时的伙食费（回家来总要改善一点伙食），以及每年总要补充一点衣物、日用品。这样算来，当然是紧的。但是，党既然作了这样统一的规定，我们没有理由提出额外的请求，自当从我们自己用的100元中，每月节约二三十元，积起来作为他们每年回家一次的路费。新的生活总会习惯的！
“小孩子回来一次花钱太多，也很不容易。将来希望能先将毛毛调到能够靠近我们一些的地方。”
【思忖：原来可能是每月原工资400多照发，自1970年1月起，降为205元 ？？ -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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