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苏格拉底:谁更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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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之死雅克-路易·大卫

历史上最大的民主不幸是,雅典陪审法庭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对苏格拉底定罪量刑,第一次投票以280对220票判定他有罪,第二次投票以360票对140票判处他死刑。

孔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孔子是人家不能理解你,而你不生气,你就是一个君子。苏格拉底是人家不能理解你,民主投票把你定罪。而苏格拉底拒绝了朋友和学生要他乞求赦免和外出逃亡的建议,饮鸩而死。

不讨论任何理论,只看结果,显然是孔子的结局更加人道,更加美好。

从以上的对比,我们更加相信,道德教育与普及推广比民主更重要。孔子的命运算是好人有好报,而苏格拉底的命运是中了民主的圈套。这里的结论就是民主必须搭配很好的道德才行。否则,漏洞百出,效率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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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与孔子,两人都被誉为“人类的导师”,孔子还被称为“圣人”,一个是代表古希腊文化中的思想家,开创哲学研究新方向的跨时代;一个是中国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大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儒家思想影响华夏儿女几千年。

在人类文化的历史的天空,他们犹如两颗熠熠生辉的奇异硕大的双子星,向我们闪耀着智慧、仁爱之光。

苏格拉底和我国的孔子有若干相似的地方,有人将他比做希腊的孔子。从若干的事实对照起来看,苏氏和孔子确实有不少类似之处。他们俩出生的时代也很接近。苏格拉底生於西元前四六九年(我国周元王七年),恰当中国孔子死后十年的光景。他们都是伟大教师的典型。

孔子那种忧道不忧贫的精神,和正人心、辟邪说的毅力,深印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苏格拉底在世时,经常批评社会流弊,那种至死不屈的精神,深为后世人所景仰。孔子的“学不厌,教不倦”的精神,苏格拉底终日苦口婆心教导雅典青年的热诚,都不愧是古今教师的楷模!

苏格拉底与孔子两人有太多的相似,二者的最核心部分是相同的,那就是都从不同的角度,启发学生积极的,独立地思考问题,主动地学习,获取智慧。他们共同之处都是帮助人们不倦地追求人之为人的完美。他们的不同之处是,两人主要从不同的方向进行思索。一个从人的“自我意识”,唤醒人的“反思”,一个从人的“群体意识”,呼唤人们之间的“仁爱”;一个从人的内心的思想核心理性思维,去求得对普遍概念的认识,一个从人的外在的行为方式,躬行“仁”与“礼”;一个追攀心灵的真善美,一个实行“仁”与“礼”的融合的尽善尽美,在对人之为人的的追求中,开始了对自己的塑造。他们两人都曾以对话的形式阐述自己的思想,并对学生进行教育,但都没有留下自己所撰写的著作,而只有由学生所记述的言行。因此,研读《论语》及《回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对话》等著作,听其言,观其行,思其人,或许能帮我们知其一二吧!     

 苏格拉底是西方智慧的代表,终生为维护真理而奋斗,为教育青年而努力,和邪恶对抗,抱著宁死不屈的决心。苏格拉底要挽救当世堕落的人心,慨然以教导青年为己任,不怕危险,不顾讥辱,每天照例走到十字街头或众人聚集的地方,和一般青年人讨论人生的种种问题。这位大师终日坐在雅典的大街上,或在神庙前,和一般青年讲学论道,既不要束脩,也没有其他谋生的职业。他批评当时的诡辩派之领导青年,有如盲者引领盲者,焉得不同归於尽呢?他痛詆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嘲骂贵绅与强豪,终於招致小人的忌怨。到了苏格拉底,哲学的研究领域开始注意到人类本身的一些重要的问题。他曾说,研究物质世界的构造和法则,探索外界事物的本质,不能说没有意义,但对于哲学家来说,该有比树木、石头和星辰更有价值的问题。这是些什麼问题?是心灵问题,是人生问题,是道德问题,是知识问题。这些问题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片刻也不能分离的。苏格拉底就这样开创了人生哲学的新领域。苏格拉底常引用德尔斐庙(Temple of Delphi)所鐫的一句名言「知汝自己(Know thyself)」来告诫世人,实可为现代人类愚昧行为的箴规,陈腐观念的药石。苏格拉底一生没有著作,他的言行和思想是靠他的弟子柏拉图和齐诺芬替他记述流传下来的。苏氏谓幸福即至善(The highest good)。苏氏以智慧(Wisdom)统摄诸德,以“知即德说”(Knowledge is virtue)为伦理理论的主旨。他认为明智之人,能明是非,别善恶,在平时的行为实践中,就知道为善去恶。因为故意作恶,可使他本身感觉不快。凡人的作恶,皆由於愚昧无知,所以智慧为唯一之德,愚昧是唯一之恶。这就是苏格拉底著名的“知德合一”,他把知识和道德二者,看作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苏格拉底出身平民,生活刻苦,而且平易近人,热情洋溢,加之幽默风趣,妙语如珠,故能使受教者如坐春风,自然潜移默化。苏格拉底是天生的幽默大师,无论在甚麼时候,他都能保持轻鬆愉快的心情。苏氏的妻子名叫灿蒂柏(Xanthippe),每当灿蒂柏大发雷霆的时候,这位大哲学家总是默默的抗议,使强悍的妻子常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据说有一次,在苏氏仍作无言的抗议时,他的妻子气闷不过,在盛怒之下,将一桶水泼浇在丈夫的头上,这位大师只微笑著说:“我知道在阵雷之后,一定会有疾雨的。”当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的消息传到他妻子的耳朵里,灿蒂柏便痛哭不已,泪流满面。到这个时候,这位哲人仍然很轻鬆的对他的弟子们说:“你们劝她回家吧!我一生最怕见女人流眼泪了。”她的妻子哭著说:“苏格拉底,你是冤枉的呀!你不能无罪而死啊!”却想不到他回答说:“我无罪而死,死得很光明磊落啊!难道要我有罪而死吗?”当他面临死亡的一剎那,他的弟子们都痛哭失声,他仍然是妙语如珠,冲淡了不少的悲哀气氛。有一位弟子劝他在临死前换下那件破旧的长袍,他坚持不肯,同时说:“我生前即穿著这件破旧的衣服,难道穿著它,死后不能见上帝吗?”他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克雷多(Crito)说的:“克雷多,我还欠阿克勤比斯(Asclepius)一只雄鸡,请别忘记还给他。”在雅典,被判死刑的人,如果有机会逃出国外,就不予追究;也可以出钱赎罪。有的弟子劝他藉机逃走;有的弟子和朋友愿意代他赎罪,都被他拒绝了。为了维护真理和正义,他表示不能这样做,潜逃和赎罪等於向邪恶屈服。临刑前说:“服从国法,是市民的义务”。于是这位七十高龄的大哲学家,为真理而殉难,在弟子们的呜咽声中与世长辞了。苏格拉底坚持著正确的理想,勇敢奋斗,不受威胁,不为利诱。他的人格已光耀后世,他的声誉已永垂千古。苏格拉底是伟大的哲学家,也是伟大的教育家。苏格拉底和人讨论有关问题时,常用诘问法,又称苏格拉底法(The socratic method)。苏格拉底交谈法是一种谈话方式, 一种自由愉快的社交。苏格拉底提出问题,诱导别人思索、回答,以便对自己想说的话存疑和对别人自由思索加以等待。有人叫这种方法为“产婆法”,为知识接生的艺术(The art of intellectual midwifery),以为知识原存於对方的心灵内,不过他自己因受其他错误的观念所蔽,而没有发现罢了。苏格拉底自比产婆,从谈话中用剥茧抽丝的方法,使对方逐渐了解自己的无知,而发现自己的错误,建立正确的知识观念。苏格拉底偏重于发问,他不轻易回答对方的问题。他只要求对方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他以谦和的态度发问,由对方回答中而导引出其他问题的资料,直至最后由于不断的诘询,使青年承认他的无知。在发问的过程中,苏氏给予学生以最高的智慧,此即有名的苏格拉底反诘法(Socratic irony)。苏格拉底是非常谦虚的,他常说:“我知道自己的愚昧,我非智者,而是一个爱智的人。”苏格拉底曾说,“管理私事与管理公事只是量上的区别。在其它方面,二者完全相同。所以,你不应该轻视善于管理家务的人(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为古代希腊思想界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他首先树立了西方伟大教师的风范。柏拉图非常敬爱他的老师,他常说:“我尤其要感谢上帝赐我生在苏格拉底的时代”。    

 苏格拉底与孔子都热衷于政治,他们的一生都在谈论哲学、道德和政治问题中度过。孔子是一个伦理政治的提倡者,在《论语•为政》中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他认为治理国家应当以道德来感化人民,只有这样人民才会前来归附,好象满天星斗都环绕北斗运行一样。同时治理国家的人本身也必须是一些道德高尚的正人君子。《论语•子路》中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当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为政之道在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要遵守一定的法度,按照一定的礼节行事。在家里作儿子的应当为父亲尽孝,在社稷作臣子的应当为国君尽忠。如果人人都能够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各安其所,各司其职,凡事不逾规矩,那么国家就能长治久安,百姓们就可以安居乐业。在个人生活方面,苏格拉底和孔子都主张清心寡欲安贫乐道。苏格拉底说“能够一无所求才是象神仙一样,所需求的愈少也就会愈接近神仙”。孔子也曾对他的学生讲,“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与苏格拉底一样,孔子讲学的方式也是采用对话形式。孔子与人的对话如诗篇一样,语言简洁、明快、生动,特别是比喻、对比手法的运用,使其内蕴丰厚,有很多的话就是人生格言。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对语言的锤炼,是与他对人的修养要求分不开的。孔子还用很多精辟的格言来教诲人,如“道有三友,担者三支,益者三乐,损者三乐,君子有三戒,君子有三思,君子有三畏,君子有九思”。孔子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成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孔子以诗、礼、乐等形式以与弟子之间展开对话的形式来追求人之为人的美,孔子以为完美的人是有仁爱之心的能“爱人”的人。       苏格拉底是一个“自知其无知”的提问者和精神助产士;孔子是一个博学的行为艺术的回答者和教诲者。苏格拉底在自我意识对普遍概念的确证中,从“思”、从“大”开始陶铸自己;孔子则在强调群体意识中,在“齐之以礼”的躬行中,从“始于定下”行起表现出自己。苏格拉底侧重于启示人怎样思,孔子侧重于告戒人如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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