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恶的中国文化
前言
少年时的一天，父亲和舅舅聊天，他们称毛泽东为“真龙天子”，称华国锋为“火龙天子”——1977年—1980年四川省连年大旱；理所当然，他们称毛泽东和华国锋为“皇帝”。正在读小学的我，不能理解和苟同，不知天高地厚地反驳他们：“毛主席和华主席不是‘皇帝’，不是‘天子’。”结果是我吃了几个“磕榔锤”（钩起五指，打在前额上。现在我才知道这是中国教训不听话的小孩子的最古老的方法之一，全中国都盛行，胡适先生也曾经受到过这种教训，安徽称作“作瘤栗”；周树人、周作人兄弟也受到过，浙江称作“栗凿”），我的前额上长了几个大肿包……大概我从小就生有“反骨”，总喜欢和大人顶嘴，对于父辈们经常说“人情大于国法”之类，发生语言冲突，所以免不了受到长辈们的训斥、耳光或“磕榔锤”。
就在这些训斥、耳光、“磕榔锤”中，我也获得不少的原始资料：比如“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说的就是在“大跃进”之时，我的父母兄姐吃“人肉”的事，如果不吃“人肉”，他们也会被饿死，整个生产队饿死的人，超过三分之一；“瘸二爹”在“大跃进”时“浮夸风、放卫星”，虚报粮食产量，结果生产队出产的所有粮食，全部上交国家还不够……当“大跃进”结束时，被幸存的社员们打断了腿，留下终身残疾；“文化大革命”中，我的远房堂兄“春娃子”和“福儿”批斗他们的亲伯父，在他们的亲伯父脖子上挂着一个大粪桶，自己戴着口罩，不停地搅拌大粪；生产队的记工员利用职权“换肉吃”——给与他睡觉的女社员多记工分；在“武斗”时，生产队的革命小干部冒着生命危险，救了区委书记的命，后来找区委书记走后门办事，照样要送礼；一位堂兄把其寡母刚刚生下来的私生子，用锄头打死；对面生产队的社员们，把抓住的远方流窜来的小偷，送进砖瓦窑里，活活烧死；七十多岁的伯祖父，在丧葬酒席上，因为主人一时疏忽，没有把他安排在酒桌的“尊位”上，推倒酒桌，拂袖而去……
在大学时，经常和睡在下铺的同学聊天，他祖籍江苏，是船民的后代，父母都是新疆阿克苏农垦（甘草）兵团的职工，他在新疆出生长大。当谈论新疆维吾尔族暴乱之事，以及王震如何对待维吾尔族的乱民——当一个村庄里出现一个暴乱分子，所有村民不分男女老幼格杀勿论。维吾尔族人谈论到王震，立即色变，以至于小儿夜哭，只需说“王震来了”，小儿立即止哭。当然，他也谈论维吾尔族的“野蛮”之处，当维吾尔族发生暴乱时，如果他们最要好的汉族朋友正好走亲串户做客，那个汉族朋友就要倒霉，维吾尔人就要割掉汉族朋友的耳朵……他谈到“重男轻女”的河南籍农垦兵团的军人，用脚踢死刚刚出生的亲生女儿的事件……
参加工作，我亲身体会中国国有企业的管理制度。
流亡欧洲后，我首先在中餐馆里打工，切身体会中国私人老板是如何对待员工，尤其是如何对待“黑工”；也亲耳聆听了中国黑社会的种种传说，亲眼目睹了“胆小怕事”的中国人，谈论亲身经历黑社会时的形象。
后来，我在欧洲人的企业里打工，才真正地体会到了什么叫“人权”；什么叫“尊重”；什么叫“自由、平等、博爱”……于是，我不顾一切地脱离中国人的生活圈，完完全全、心安理得地做一个让中国人唾骂的“假洋鬼子”。
这不得不让我认真地思索，为什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处事，与欧美人迥然不同。即使在欧美生活多年的华人，有些甚至是第二代，从小接受欧美的教育，但是他们的行为处事与中国大陆人几乎一样。在香港生活的原住民，他们从小就接受英式教育，甚至取得英国大学的学位，其思维方式、行为处事几乎与中国大陆人一样。
我便一头扎入中国古代的故纸堆里，结合我的亲身经历，仔细地研究探索，终于对中国人的思想文化意识有自己的看法，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根本原因。我是卖国贼吗？我不想思索，我仅仅是希望所有中国人，尤其是底层“刍狗”过着有“尊严的生活”，真正地理解什么叫“人权”，什么叫“尊重”，什么叫“自由、平等、博爱”。
现在，我真正明白当年父亲和舅舅称毛泽东和华国锋为“天子”，是完全“正确”的，在他们的思想精神意识里：毛泽东和华国锋就是真正的“儒家封建帝王”。
当年柏杨先生写了一部《丑陋的中国人》，几乎让全世界的华人群起攻击（笔者当年就是站在反对柏杨先生的“愤青”的第一线）。柏杨先生把中国文化比喻成“酱缸文化”，是非常有道理的。然而柏杨先生的精神意识有他的致命的局限性：他是站住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的角度，来分析、解剖中国传统文化，他自身就是“酱缸文化”中的一员，因此他并不能彻底地分析、解剖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实质！柏杨先生认识到中国人的“丑陋”，但他不知道中国人为何“丑陋”；他认识到中国文化是“酱缸文化”，但他不知道“酱缸文化”形成的真正根源。正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是以基督教文明的思想文化意识，来分析、解剖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意识；是站住中国“刍狗”的立场，和基督教“博爱、平等”、欧洲文明的“法制观念”的基础上，来分析、阐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意识的实质。因此，我撰写这部书时，不受到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学派的影响，以及现代华人社会里的任何政治党派意识和社团意识的干扰，以“独立、自由的思考能力和独立的人格”，来完成这部学术文集。
当然，如果站在权贵或社会上层的角度，看待中国传统文化，毫无疑问，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则是世界上“最完美无缺的文化”，因为这种思想文化是不遗余力地维护权贵者们利益的文化。
序言 中国“刍狗”和欧美公民的思想文化意识的不同
走在中国的大街上，考察十个中国人，就会发现这十个中国人，对社会和国家认知的精神意识大致相同；走在欧美的大街上，考察十个欧美人，就会发现这十个欧美人，对社会或国家认知的精神意识不太相似，甚至背道而驰。
欧美资本主义现代民权至上的思想文化意识体系，与东方儒家封建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体系有着本质的区别：欧美的普通老百姓的思想意识里，政治政权领袖与老百姓是无地位差别的，是平等的；民选的政府官员是由纳税人养活的，而不是由政府来养活普通百姓；政府的执政能力好，是应该的，是它的职责所在，不值得赞美和歌功颂德；而政府的执政能力差，那就是失职行为，就得大批特批，直到赶下台为止。
中国历史的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权力文化中，就一直缺乏人性的成分。对底层普通老百姓而言，在儒家封建神权占有者眼中，他们就与猪狗无异，即“视天下苍生为刍狗”。事实上，儒家封建神权占有者们的确是把老百姓视为牲畜。春秋时代著名的政治家管仲，著有一部如何统治老百姓的书名曰《牧民》；被儒家人士号称中国封建历史上四大圣明君主之一，对底层老百姓最仁慈的皇帝——汉文帝，在他即为不久废除连坐酷法的诏书上有如此之语：“……且夫牧民而导之善民，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都直截了当地用“牧”字。“牧”的本意就是“喂养”牲口。这明确地告诉人们，儒家封建神权统治者们，把老百姓视为牲口，像对待牲畜一样地牧养；而从未把老百姓当作与自己一样看待的“人”！
中国封建帝王被儒家思想造神为上天的儿子（即天子），在人间的主宰，因此整个国家都是帝王的私有财产：衣、食、奴仆、美女……都是满足帝王各种欲望需求的物质；帝王使用的一切都称呼为“御”：御驾、御座、御膳、女色是“嫔御”，与女人做爱称作“御幸”……“御”字本意为驱赶牲口拉车。这明确生动地说明：帝王把天下所有人都视为牲畜来役使；而各级儒家封建神权占有者们，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的属下视作牲畜来役使。
处于社会底层的“刍狗”，在儒家封建神权权贵者们前，则自称“草民”，意味着像牲畜一样心甘情愿地被权贵者们牧养吃草，心甘情愿地任其驱赶役使。中国人或许已经领会到，即使处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权力者们——社会治安人员或城市治安联防队员等，都可以肆无忌惮地耀武扬威，炫耀他们微不足道的权力；更不必说较高级的儒家封建神权占有者们。据报道，南方某省的某乡镇的镇党委书记，在该镇上，他就是土皇帝，他的专车在该镇上可以随意行驶，根本不遵守交通规则，其他所有车辆都得为他让道，否则，将受到他的严厉惩罚。有一司机按照交通规则驾车，未给镇党委书记让道，被镇党委书记立即派人进行恐怖地殴打虐待该司机，差点致死……山西省某县的一个县委书记，他到所管辖的乡镇视察工作，该乡镇的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必须到该乡的边界处，迎接县委书记，否则，该乡镇未去迎接的官员，将会接受到“可耻的下场”……
我曾亲眼目睹一位乡镇治安人员，对神经病患者滥用武力，多次用警棍暴打和电击神经病患者，只要那疯子苏醒后，说出一句对治安人员不敬之语，便立即受到暴打和电击……而围观者众。麻木不仁的善良胆小的老百姓只能围观，少数人居然还为治安人员呐喊助威，但许多人的脸上也呈现不忍之色。这说明他们并非真正地思想麻木不仁而无人类同情心，此为他们面对不受任何制约的中国共产党的儒家封建神权而恐怖，他们根本无力反抗而麻木。也许他们本人也曾经遭受共产党权贵者们的欺辱，而只能忍气吞声，所以他们对神权恐怖，早已对儒家封建神权占有者们滥用武力司空见惯而不惊。（此为笔者亲身经历之事，绝非杜撰）
据2002年5月25日讯，韩国《朝鲜日报》报道，5月16日在中国图门江市一所警察局的院子里，记者亲眼目睹了北韩公安人员将一百多名“逃北者”（逃到中国的北韩人）分别装进两辆大卡车的场面。当时“逃北者”的鼻子被铁环穿着，拴着一米多长的铁丝，由北韩公安人员牵着。这些逃北者，大多为三十到四十岁之间的男性，还有二十出头的女子及老妇和几名儿童。“逃北者”的手掌也被铁丝穿透，双手用塑胶手铐反扣着，被装进卡车后，北韩公安人员把将鼻铁丝拴在卡车上，以避免“逃北者”在路上逃跑……北韩公安人员残酷无人性地押解“逃北者”的前述作风，路过的中国大陆人，仅对这种野蛮的悲惨情景皱起眉头……
如果这种严重侵犯人权的场景，发生在欧美，老百姓肯定强烈抗议，引起社会大骚乱……可是经过几千年儒家封建神权崇拜思想奴化教育下的中国“刍狗”们，对这种严重侵犯人权之事情，随时可能发生在自己同胞身上，早已经司空见惯。他们皱起眉头，已经是对北韩“逃北者”的悲惨遭遇表达最大限度的同情和怜悯。
欧美资本主义现代民权至上的思想文化意识体系，与东方儒家思想文化意识体系有着本质的区别：欧美的普通老百姓的思想意识里，政治政权领袖与老百姓是无地位差别的，是平等的；民选的政府官员是由纳税人养活的，而不是由政府来养活普通百姓；政府的执政能力好，是应该的，是它的职责所在，不值得赞美和歌功颂德；而政府的执政能力差，那就是失职行为，就得大批特批，直到赶下台为止。
而在儒家思想文化意识体系主宰下的中国底层“刍狗”的思想意识里：皇帝或执政党统治者是高高在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是施予者；底层“刍狗”是由皇帝或政府来牧养的，而不是由底层“刍狗”来养活皇帝或政府；而且底层“刍狗”绝对地、无条件地跪伏服从于皇帝或政府神权占有者的膝前，并且不能有任何冒犯反对皇帝、或政府神权占有者的思想意识行为；所以，皇帝或政府执政者的政策，稍微对底层“刍狗”有益，那就得不遗余力地对皇帝的皇恩浩荡歌功颂德、拼命涂脂抹粉，或对执政者感恩戴德，感激之涕泪交流矣。
二战功臣，可以称作英国人民的大救星——邱吉尔，他使英国人民免遭纳粹德国的蹂躏，却在二战后的民主选举中惨遭失败，只好无可奈何地宣称：“伟大的人民是不知感恩的！”但他这话本身就不太正确：邱吉尔领导英国人民打败德国纳粹，是英国人民受托与他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邱吉尔对英国人民，从本质上而言，不是有恩，而仅仅是尽职尽责而已。
中国的毛泽东，统一中国大陆立下功勋，对中国大陆“刍狗”而言，其本质上与邱吉尔对英国人民差不多；可是在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武装的中国“刍狗”的思想意识形态中，毛泽东就是中国大陆“刍狗”的大救星，理所当然地享受中国大陆“刍狗”的歌功颂德，和让中国大陆“刍狗”彻底地跪伏、崇拜、感恩于毛泽东的共产党神权之下。
当“胡温”统治集团取消在中国实行两千五百余年的农业税，中国大陆的农村“刍狗”都对他们感恩不尽，感激之泪横流矣。而事实上，沉重的农业税早就应该取消，应当给予大量的农业补贴……
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的战俘，是没有任何出头之日：要么被敌人屠杀，要么被流放。例如，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有小部分具有坚定的民粹主义精神的志愿军战俘，不顾美国或台湾给予的优惠条件的劝阻，返回中国，最终却遭受到终身流放边疆的命运。而欧美的战争战俘，返回自己的国家后，却不会受到任何歧视，而且会把他们当作英雄对待。例如，法国的民族英雄——戴高乐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经被德国军队俘虏，在德国的战俘营里生活了两年。当他回到法国后，照样凭借他优秀的军事才能，在法国军队中迅速升迁，最后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国英雄，成为第三法兰西共和国的缔结者，并且三次当选为法国总统。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的文艺表演，东西方两位大导演，在潜意识里，把各自的文化特征，基本表现出来。
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数万人的盛大、奢华、无以伦比的磅礴气势，构成夸张的巨大场景，华丽而夸张的统一服饰（即使水手都穿着孔夫子的“峨冠博带”），整齐划一的动作，相同的乐器，即使演员的面部表情都完全相同（严肃、冷峻、神圣、道貌岸然、高不可攀的神态）……充分展现出儒家文化的本质：全体中国人只能有同一个声音、同一个动作、同一种思想、同一个梦想；充分展现出儒家思想文化意识武装的中国导演们，好大喜功地炫耀天朝帝国狂妄无知、夜郎自大的至高无上的神权，和举天下唯我独尊的中央帝国的“无与伦比”的国威；充分展现出中华民族追求表面虚华、浮华、奢华的炫耀心态；小女孩假唱、烟花大脚印是由电脑特技合成等“丑闻”，从侧面反映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没有诚信、不守信用、弄虚作假的民族。护送奥运会旗的入场，是由共和国的军人，这表明中国一直是由军权主宰的社会，谁掌握着中国的军权，谁就掌握着中国社会的命脉。
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不必多说由全体英国人民（以工人为主、工程师、贵族等）共同打造奥运盛会，再现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的各种人物的生活、工作场景；在压轴戏表演上，几百个各种各样的不同肤色、不同血统、不同行业、不同衣着的自愿演员，各唱自己的歌、各跳自己的舞、各做自己的事……初看杂乱无章、场面混乱不堪，实际上却是井然有序、互不影响、互不干涉……完全自由和谐的各种生活场景！充分展现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精髓：自由、平等、博爱、互尊……开幕式中也有公开“造假”的镜头：电影007中的特工演员，不卑不亢、骑士般地护送英国女王，坐直升机空投到奥运会主场馆，跳伞时的“女王”是假的（其它时候都是真女王）。但这并不表示英国人一个弄虚作假的民族：人人都知道那是在演戏，八十几岁的女王不可能真正跳伞，而且导演有意显示跳伞时的“女王”的特写镜头，与真正女王不同（即使粗心的观众都可以看出）。这也表明英国是一个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伊斯兰教原教主义者的恐怖主义的威胁下，有身怀绝艺、无所不能、随时准备自我牺牲的特工人员，在时时刻刻地保卫英国人和奥运会的安全……护送奥运会旗是由联合国的官员、著名的反政府人士（印度裔女士，她对历届英国政府都持尖锐批评的态度，是英国历代政府都视为“洪水猛兽”式的人物）等，这表明英国是一个真正的对世界各国开放的民主社会。
又如香港，当英国殖民统治香港期间，香港是中国大陆穷人、弱者的天堂，曾经有百万计的大陆穷人逃亡到香港，大多受到英国殖民政府的接纳、收留，让他们能够在香港安居乐业。当香港回归中国政府后，香港成为中国富人、权贵的游乐场，现在的香港仅仅接受中国富翁的移民申请。而且回归后的香港特区政府的政策，逐渐偏向于富人阶层，逐渐忽视穷人阶层的根本利益，使普通的香港人变得越来越“仇富”……这就是儒家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产生的政治政权，对待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态度：儒家文明是为权贵服务，不遗余力地维护权贵的根本利益；基督教文明偏向于穷人、弱者，能够尽可能地照顾穷人、弱者的利益，当然也尽可能地维护所有个体的根本利益，让所有个体能够达到利益均衡。
儒家文明就像东亚人喜欢吃的豆腐，而基督教文明就像欧美人喜欢享受的奶酪。当平淡无奇的黄豆磨碎，加入大量的水和化学凝固剂（硫酸钙），就可以制作成又白又香又嫩的豆腐了；儒家文明的本质就是“教化治国、礼仪兴邦”，经过历代儒士阶层孜孜不倦地努力，加入大量的水分，就发展成为现在这种五彩缤纷的“辉煌灿烂的文化”的表象。当牛奶（或羊奶、马奶等）经过高温烧煮、大力搅拌后，压挤除去绝大部分水分，剩下牛奶的精华，就可以制作成为各种各样的奶酪；欧洲文明就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压挤除去各种无用的水分糟粕，而发展成为现在这种，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杂乱无章，而实质井然有序的各种各样的文化特色。
第一章 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
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
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不受任何制约的儒家封建神权高于一切、主宰一切的社会思想文化意识现象呢？从远古时起，权力崇拜就在中国思想文化意识体系中，起着主体作用。世界其它几大文明中，都有丰富的神话传说和宗教信仰。尤其是对宇宙的起源，人类的产生和出现，自然界的一切来源，都是以神来创造和主宰。意味着人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佛教思想的众生平等，基督徒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穆斯林都是兄弟……
而中国却是以掌握着世俗政权的人间领袖，来主宰宇宙和人类的命运：上古传说中的女娲、伏羲、神农……都是人间领袖；而后的黄帝，则已经是政治政权领袖，中华民族是一个缺少神话的民族。直到中国已处于封建社会中前期的三国时代，才出现盘古王“开天辟地”的神造宇宙的神话传说。而盘古王也是以人间帝王的形象出现，这仅仅是儒家帝王造自己的神的一个翻版而已……
即使东汉末年出现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中的神，也是由世俗的人，演变而来的；道教神话传说中的最高神——玉皇大帝的形象，与人间帝王并无不同之处。其它古老文明中的神话传说中的最高神，都是法力无边、神通广大，主宰宇宙中的所有事物的命运，而《西游记》中的玉皇大帝却平庸无能，处处受众神保护，十足地与中国封建王朝中继承帝位的昏庸帝王无异，同样受到众神像人间帝王一样的儒家礼仪制度的顶礼跪拜、山呼万岁……此为儒家封建神权崇拜思想文化意识主宰下，中国中古时代神话传说的必然结果。
西方文明认为生命来自上帝的创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所以西方文明认为个体人格是完全独立的。中国人则认为得自父母的生育，父母则又有父母，世代祖先的链条可以溯及天地。《礼记·郊特牲》说“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中国文明以家族生命为生命，个体生命不过是家族生命的一个环节。《礼记·哀公问》：“身也者，亲之枝也。伤其亲，是伤其本，枝从之而亡。”如果突出个体生命意识，就会危及家族生命。因此中国文明极力戕杀个体生命意识，来维护家族生命意识，以至于维护集体或国家生命意识。
第二节 儒家思想文化意识的起源
儒家封建神权崇拜的“尊王卑臣”的思想文化意识，一直贯穿整个中国的社会文明史。上古时，自从轩辕氏打败神农氏，“擒杀蚩尤，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史记·五帝》。黄帝成为中原大地的政治政权最高领袖，初步以“教化治国、礼仪兴邦”为核心基础的治国安民的理念。
“教化治国”：就是以特定的舆论宣传、文化教育等“教化”体系，来控制、束缚、规范社会各阶层的精神、思想、意识等；“礼仪兴邦”：就是以繁琐复杂的礼仪规范、礼法制度等，来控制、束缚、规范社会各阶层的行为举止、动作规范等。二者相辅相成，紧密相连，缺一不可。
黄帝的孙子颛顼发展这种治国安民的理念，他“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史记·五帝》。
黄帝的曾孙尧和七世孙舜，初步完善这种治国安民的理念，并把“教化治国、礼仪兴邦”，作为治国安民的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施政方针政策确定下来，并且制定百官典章制度和刑法体系，使各个官员各司其职，正式构成初步的国家政权管理体制。其中尧制定礼仪典章制度，舜严格执行和完善礼仪典章制度，这二人的作用最大，功劳最多。所以，尧、舜被中国各家学派称颂为上古时代的伟大圣人。
商汤在夏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这种“教化治国、礼仪兴邦”的治国政策。周朝的文王、武王、周公旦等，在夏朝、商朝的基础上，彻底地完善这种“教化治国、礼仪兴邦”的治国政策。因此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被孔子称颂为中国上古时代的伟大圣人。
由于“教化治国、礼仪兴邦”，这种治国安民的国家政治制度和施政方针政策，需要特殊的人才来贯彻执行，所以社会上逐渐形成“儒”这种职业，专门为帝王、贵族、权力者服务，掌管婚丧、祭祀、庆典等各种社会重要活动的各种繁琐的礼仪，维护帝王、贵族、权力者们的尊贵显赫的社会身份地位，最后形成势力强大的“儒士”阶层。（在第四章详述）
而且，儒士阶层几乎垄断中国历史上受到文化教育的机会，在中国历朝历代封建神权网络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特权。由于最初的儒士阶层是依附于国家权贵而存在，所以他们不遗余力地严格执行“教化治国、礼仪兴邦”，这种维护中国各阶层森严等级和相应的利益的国家政策。直到春秋时期，集儒家思想文化意识大成者——孔子，系统地整理、编撰“教化治国、礼仪兴邦”，这种以“尊王卑臣”为终极目的的治国安民的政策，而成“六艺”：《诗》、《书》、《礼》、《易》、《乐》、《春秋》。根据孔子和其弟子的言论行为而整理而成的《论语》，则是儒家思想文化意识的基础和精华，儒家“六艺”都可以从《论语》中发掘出它们的精髓和基础实质。因此《论语》是中国历朝历代的儒家读书人，必读之书，近似于启蒙教材。
孔子只不过是把由黄帝初步制定的；尧、舜等发展完善的“教化治国、礼仪兴邦”的统治国家和“刍狗”的思想理念和核心精神，进行文字化、系统化、理论化、完善化而已。因此儒家思想文化意识的真正起源，是从黄帝开始的，而不是从孔子才开始的。黄帝是儒家思想文化意识的“教化治国、礼仪兴邦”的治国理念的鼻祖，尧、舜等是以帝王神权崇拜、“尊王卑臣”为目的的治国理念的完善者，孔子是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帝王神权神圣不可侵犯、“尊王卑臣”的治国理念的文字理论系统化的整理者，或者说是集大成者。
第三节 儒家思想文化意识的核心
儒家思想的治国理念，可以概括成一个“仁”字，“仁”政就是儒家思想治国理念的核心内涵。儒家思想文化中的“仁义道德”，与现代汉语中的“仁义道德”的含义迥然不同，这就是现代所谓的新儒家传人以儒家思想文化中所谓的“仁、义、礼、智、信”的儒家学说的本质含义，与现代汉语中的字面含义截然不同而进行欺骗的宣传，以期待愚弄已被中国共产党“愚民教化”的中国“刍狗”。
而儒家学说的“仁”的本质和本义是什么？据《论语·学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此就是儒家学说“仁”的本质：每个人都必须绝对地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绝对不能冒犯长辈和上级官吏，绝对地服从长辈和上级官吏的指示和命令，绝对地跪伏于儒家伦理道德所规范的封建神权的框架之下……“孝悌”的最终目的是防止“犯上作乱”、而“尊王卑臣”，维护“儒家封建帝王神权、神圣不可侵犯”为终极目标。
这就是舜的“五教”和先秦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间的本质关系。
在后世逐渐形成儒家封建帝王神权治理帝国的核心理念：“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三纲五常”的“纲常名教”；其中“夫权”从属于“父权”，“父权”从属于“君权”；也就是说“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为“君为臣纲”服务，从属于“君为臣纲”，即儒家思想文化意识中的“父权”、“夫权”崇拜，是以“君权”崇拜为核心基础，“父权”和“夫权”崇拜是构成“君权”崇拜组成部分，而且是为“君权”服务。儒家思想学说——“五常”中的“义、礼、智、信”，是围绕儒家思想文化意识的核心——“仁”的补充和说明。
“三纲”与“五常”实为一体，二者相辅相成，都是以“仁”为核心基础，发展而来的。如果把儒家封建神权比喻为“孔家店”，“君权”崇拜就是这座“孔家店”的整体框架结构，“父权”和“夫权”崇拜就是构成这座大厦的装饰镶花而已。
附注：“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中，包括规范中国女人的伦理道德的“三从四德”。“三从”是指“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嫁鸡随鸡、嫁犬随犬”，就是儒家封建伦理道德“三从四德”的必然产物。
第四节 儒家是怎样推行“仁”政的呢
儒家封建神权权贵的“教化治国、礼仪兴邦”的核心治国理念，是以严酷的刑法和血腥的屠杀方式，来推行“仁”政的。
一、儒家最推崇的上古圣人——舜，是怎样推行“仁”政的呢？
（一）、舜以身作则的“孝悌”榜样。“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所解……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史记·五帝》。舜对时刻要谋杀他的父亲、后母、弟弟逆来顺受，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并且不失“孝悌”之道。舜的“孝悌”榜样，就是形成儒家思想文化意识中的伦理道德和法律：“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理论源头。
（二）、舜是怎样执行和完善“教化治国、礼仪兴邦”的国家政策的呢？他制定残酷的刑法“象以典邢，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惟刑之静”。舜如何对待政敌呢？“讙兜进言共工，四岳举鲧治洪水，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舜请示尧后，“流共工（男女关系罪）于幽陵，以变北狄；放讙兜（用人不明察罪）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不服从舜的号令罪）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失职罪）于羽山，以变东夷。”由于四岳也向尧推荐了舜，对舜有恩，所以四岳一生无纤介之祸（《史记·五帝》）。
（三）、舜如何对待不服“教化”的人呢？“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即行侠仗义，以行动反对礼仪教化的异议分子）；少暤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即以言语反对礼仪教化的异议分子）；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梼杌（即以消极抵抗、沉默抗争、不应声附和的不服从礼仪教化的死不改悔分子）；缙云氏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号之饕餮（即不过问政治、我行我素、追求生活享受的商人）。舜宾于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御魑魅”……因为舜要树立礼教的“孝悌”观念，却对“犯杀人放火罪”的父亲和弟弟网开一面。所以“天下明德皆自舜帝始”。（《史记·五帝》）
二、儒家圣人——孔子是怎样推行儒家治国理念的一个人呢，据《史记·孔子》：鲁国与齐国会于夹谷，齐国演出地方舞蹈，“旌旄羽祓，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怒斥齐人，“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仅仅因为演出“夷狄之乐”，孔子就要求诛杀演员；却被齐国拒绝。
齐国又表演地方宫廷乐：“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认为不正经的轻松喜剧，触犯周礼，是平民轻视侮辱鲁君，罪不容赦：“匹夫而荧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齐王在“触犯周礼”的大罪之下，只能屈服（齐桓公就是以“天下宗周”成为霸主，齐王不能公然违反“周礼”）。顷刻间，无辜的喜剧演员们“手足异处”。奉命行事的演员有何罪？孔子不要求刑罚决定演出内容的齐国礼宾官员，却刑罚演员。
孔子任鲁国代理宰相不到三个月，就诛杀持不同政见的少正卯；靠儒家严酷的残杀手段维持周礼：“男女行者别于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