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反革命家属
10月份又一个男孩降生了，他的爸爸刚刚在一个月前被红安县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为死刑。消息传来，叶宜兰没有太多震惊。她已经得知，那个来抓捕张继良的女干部就是被杀的黄安农协主任的妹妹，她曾发誓要将杀害哥哥的国民党反动派消灭干净。加入共产党干革命20年，她成了红安的高级干部，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国民党垮台了，杀害哥哥的反革命份子也被镇压了。
叶宜兰一家就成了反革命家属。在湖北松滋这个偏僻的小村镇，人们正在创造翻身解放后的新生活，分到田地的贫农干劲十足地冬播小麦；镇上的小店铺老板都是团结的对象，正铆足劲多赚点钱；开诊所的医生们也在自觉为人民服务，看好病就是服务好人民。政府没来找这个反革命家属家庭，叶宜兰还得到政府颁发的中医资格证书。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颁发医生执照，整个松滋县只有两人拿到中医资格证书。人们好像也不是太关心叶先生是不是反革命家属，还是尊敬地把她请到家里接生，千恩万谢地送她红鸡蛋。丽华到江陵县城去上寄宿初中了，尽管有人说，她爸爸是个大反革命分子，还是给了她生活困难补助，本来要7块5的生活费，她只用交2块5。冬天时，每个孩子都得到政府发放的困难户补助——一套棉袄棉裤。
可是在红安的张家和叶家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了。两家当然是被划分为大地主分子，昭弟姐姐因为得了张继良那一份田产，就戴上了地主帽子。自从1948年武汉物价飞涨，她带着五个孩子回到了红安，全家六口就靠那些地生活。大儿子汉生1949年考上了沈阳师范学院，其他几个孩子都在上中学小学，那点薄租哪里够交学费，再加上前两年她自己和孩子轮流生病， 二儿子仲生还病死了，生活艰难，可是叶昭弟无论多苦也要孩子们都好好上学读书。母子几人自己种几亩地维生，其他的地就每年卖掉一些来交学费医药费。
1950年红安土改开始，农会没收了剩下的地和房，把她用绳索捆起来，参加贫民斗地主的诉苦大会。可叶昭弟嫁人后就到了武汉，田地都是交给大伯家管理，自己从来没当过地主婆收过租，贫民也没什么仇苦来诉她。最后农会说既然是地主把地卖了，卖地的收入就要交出来。她实在是拿不出钱来，农会不放过这个大地主婆，隔天就来捆绑了她，吊起来打，不交出钱来誓不罢休。昭弟姐实在是不堪折磨，在1951年的一个夏天的夜里上吊自尽了。这时家里只有老四叔生和老五武生，两兄弟抱头痛哭，看看家徒四壁，只好拆下房子的一块门板，把母亲抬去安葬了。这一年，兄弟俩一个14岁，一个9岁。
他们没想到的是，就在这时，多年没有音信的爸爸被押回了红安，被定为反革命罪，判处了死刑。他们不知道爸爸是怎么反革命的，其实，他们平生见到爸爸的次数都可数，在1946年离开贵州后就再也没见过他。可是，他们也是这个反革命的子女。1952年3月，张继良被执行枪决，政府通知他们这两个在红安的子女去收尸，他们没想到是以这种方式再见到父亲。两兄弟拆下房子的另一块门板，把父亲抬到母亲的坟墓旁葬下。他们不知道这是不是母亲的愿望。他们更难以想象，在今后的岁月中，早已躺在这里的父母亲，却给了他们的人生那么多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