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抚顺的北台出生、长大。
一直住在早年日本人留下的房子里。
虽然有一个“同居（邻居）”，两家共用一个厨房和厕所，但是有自来水、煤气管道、木质地板、双层玻璃窗、冬天有充足的暖气。在那个时代，生活条件还算不错的。
从家走到学校的路两边都是枝叶茂密的梧桐树。学校也是日本人留下的建筑。宽大的玻璃窗、木质地板，教室前面的黑板是我非常喜欢的绿色磨砂玻璃。在上面写字不打滑，手感很好，而且字迹清楚。
天真的我一直以为整个世界都是这样的。
我就读的学校也是母亲工作的地方。文革开始时我是小学三年级学生。
出身不好的母亲又被摆在革命的对立面。班主任是个没有文化而又极左的人。所以我的小日子有时不太舒服。
我们学校“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中有一位女性，忘了她的名字，只记得她很年轻，身材苗条，相貌不错，梳着留到耳垂下面的短发（后来这种发型叫“柯湘头"，柯湘是革命样板戏“杜鹃山”里的角色。）。就叫她“女委员”吧。
夏季的一天，女委员突然来到我们家，上下左右地仔细打量，前后左右地步量着什么。没有搭理我们，我们也不敢主动说话。
后来母亲带我们去东三路的一家看房子。那家住在一个平房里，两个套间。一个长长的火炕从这间一直连到另一间的，炕表面不知道铺的是牛皮纸还是什么，非常平展，上面刷着浅黄色的涂料，显得房间里非常明亮。两间屋子中间的墙上开了一个玻璃窗，站在房间的大炕上可以通过这扇窗看另外那个房间。地面是泥的，但是非常干燥平滑。小院里还盖了一个小厕所，里面只有一个土坑。不记得有没有厨房。房主对我们非常友好热情。
不过很快我就忘了这件事，母亲也没有再提那个房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女委员也搬到北台，离北台商店很近，条件应该比我们家好。
妹妹1969年上小学，自己每天带个小板凳去北台商店南面的一间小平房上“抗大小学”，一年半后也分到我们学校的小学部。女委员的女儿孙H和妹妹分在一个班级，她们曾经亲密过几天。妹妹常去她家玩，还在她家看过一些曾经属于我们家的书。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书的扉页上有钢笔字写着我们家人的名字。可能是我们以前由于胆小，不由分说上交学校的所谓“黄书”。后来她们的班主任，也是母亲的同事，李RZ专门找妹妹谈话，告诉妹妹要远离这位孙朋友。以后妹妹就不敢找她玩了。（这段内容是2020年和妹妹闲聊别的事情时提起的）
多年后我突然想起，问母亲那时的房子是怎么回事。
母亲说，开始那个女委员想搬到我们家。母亲怕她直接把我们扫地出门，就打算自己换房子，搬出许多人想挤进来的南北台。可是我们去看的那家房子的条件太差了，没有自己的厕所，小院的厕所是特意为我们看房子临时凑合的，根本不工作。住户必须使用外面的公共厕所。没有煤气，没有下水系统，没有暖气，取暖煮饭必须烧煤球。夏天还好对付，冬天一定难熬。
“那学校为什么没有强迫我们搬家？”，我问母亲。“我向学校革委会说明了，我们的房子是抚顺煤炭矿务局早年分配给你父亲的。要我们搬家，得矿务局出面”。
看来是母亲工作的小学校管不了庞大的矿务局。尽管父亲出身不好，但没有被批斗。加上父亲早已不在抚顺工作，他们没有什么理由把我们赶出去。而且我们家所有的门窗都朝北，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