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弘達以他將“勞改”一詞納入牛津詞典的功績著稱。“勞改“這短短的兩個字裏， 卻又包含著多少， 甚至可以説是數不清的批鬥，寫檢查，毆打，飢餓，懲罰性的強體力勞作，餓死；心靈的摧殘，折磨，望不到盡頭的徹底絕望。這“勞改”二字， 還意味著自殺、一次死不成， 再一次，再兩次地不屈不撓地自殺，直至成功離開地獄般的人世， 以超越心靈與肉體的痛苦折磨……
可是，那不是發生在一個人身上的事， 那是上百萬， 上千萬人的遭遇。從1948年的土改開始一直到文革， 那近二十年的歲月裏， 那些沒有被算在毛澤東定義的千分之五該被槍斃的外圍人物·， 衹因其家庭出身和說了一句黨不喜歡的話， 就被判刑， 開始了無盡頭的勞改歲月。那些人， 都是有獨立思索能力的人， 是人群中的優秀者。
那勞改不是一年， 兩年， 發生在吳弘達身上的是十九年。吳泓達有幸活著出來了， 和他一起躺在五八五勞改農場炕上的， 餓到個個全身浮腫，連爬起來喝代食品稀粥的力氣都沒有了的勞改犯們， 被送到了代號五八六的農場， 也就是墳地。
躺在吳弘達身邊的陳明， 是一位老師， 來自福建。 因爲陳明被勞改， 其老母沒有了任何收入。陳明托付吳泓達如果能夠活著出去， 請帶慰問老母。其實此時的勞改犯們， 都在相互托付， 因爲任何人也不知道自己能否能夠活下去。
一天送飯時間， 陳明沒有起來， 就被認爲是死了，被單一卷給拖了出去。 過後，吳弘達在2012年二月十五日華府傳統基金會舉行的“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壹次大饑荒”研討會上說：“1957年，我還是北京地質學院的壹個學生，因為發表對匈牙利事件的看法，而被打成右派，壹個不懂政治的人，從此被卷進無休無止的政治旋渦之中，長達十九年。
那是在1960年，我在北京的清河勞改農場，壹頓飯就是兩個核桃大的窩窩頭，壹碗清湯，我的體重隻瘦的剩下九十磅了。那麽多的人在壹起，沒有力氣說話沒有力氣呻吟。每天都有人死亡，破被子壹裹抬出去，草草掩埋。沒有人哭沒有人悲傷，誰都不知道下壹個會不會輪到自己？壹千多名勞改犯死了五百多人，形成了壹個大墳場。
我的朋友陳明‘死了’，被抬出去，半夜他又跌跌撞撞回來了，原來他還沒有完全咽氣，又爬了回來。農場頭頭說：‘好吧，看看明天怎麽樣’。我苦苦哀求領導給陳明申請到了病號飯，就是四兩窩窩頭。陳明抓起來就狼吞虎咽吃下去，卻立即胃絞痛在地上翻滾，疼死掉了。因為長期饑餓，他的胃壁已經很薄很薄，兩個窩窩頭把胃給撐破了。這是我到今天壹想起來就感到內疚自責的事情。”
為了生存，我像牲口壹樣吃過許多東西，包括青蛙、老鼠、蛇、草根、白菜根等等，用唯壹的‘炊具’——每個人都有的洗臉盆煮來吃，苟且偷生。到了1961年，我們被轉到葡萄園勞動，大家就開始偷吃葡萄，不偷是活不下來的，人人都在偷。我是壹個很好的小偷，靠偷吃葡萄活了下來.....饑餓，讓人失去了尊嚴和人性，還美其名曰要改造成社會主義新人。” [1]
吳弘達對其母親的自殺死亡的描述讓人無法忘懷。在吳弘達上大學的時候， 因爲中共的公私合營， 消滅資產階級政策， 他的父親被降低工資， 母親衹好變賣嫁妝和家裏的衣物家具度日。 在吳弘達大學的最後一個月裏， 母親典賣了結婚戒指， 給吳弘達寄上了二十元錢， 希望他畢業後可以幫助家裏。 他的母親沒有料到， 兒子畢業後就被送進了勞改監獄。不能給家裏一分錢。 長期臥病在床的母親收到兒子被勞改的信後， 翻身麵對墻壁躺著， 服用大量安眠藥自殺。 家人根本不知道她何時離世。
吳弘達的父親， 這位老實本分的基督徒所説的話與遭遇， 更值得讓世人藉鑒終身。 在1948年共產黨攻陷上海之前， 吳父親的很多同事朋友都去了臺灣。 吳的父親說，我們本本分分地做人，不談政治，任何政府都會讓我們生活的。 但是，吳的父親沒有料到， 在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裏， 本分努力工作的人也會成爲政府專製的對象。 共產黨是與人類爲敵的。這對於一名善良的、沒有政治嗅覺的人是何等地悲哀、欲哭無淚。
九十年代， 當吳弘達父親的一位英國朋友來到中國看望他， 這位英國朋友就是當年盡力勸説吳弘達的父親離開中國的人之一。 吳的父親此時內心的悔恨到無語言表。
如果吳的父親事先料到中共的邪惡，在1948年離開中國， 就能夠躲避這場浩劫。看來，做人有優秀的道德品質是不夠的，也一定要具備對事務分辨對錯的能力，更應該有能夠透過現象看出本質的眼光，也就是有獨立思考的能力。現實中我們已經看到， 絕大多數大學畢業的人沒有獨立思考能力。如今的大學， 衹是給年輕一代在洗腦，受了高等教育並不是就有了獨立思考的能力。
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 是每一位父母從孩子自幼開始的責任。
今天的世界又與1949年大不相同。當今世界的共產極權、商業、科技精英們，要自上而下地統治輿論與平民生活。如果他們得逞，未來世界還會有更多的雨驟風狂， 還會有更多的吳弘達。 如果他們得逞，共產主義在世界橫行，這“勞改” 將會發生在世界各地，甚至美國。 當共產主義占領全世界的時代， 普通百姓的出路又在何方？ 那將是無路可逃， 無處可去。
吳弘達 [2]
於1937年出生在上海一個富裕的中產階級家庭。父親是銀行家，母親老家是地主。他上的是天主教學校，有個快樂無憂的少年時期。他在1955年進入北京地質學院，1957年「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期間，因言獲罪，被劃為「右派」，在校頻遭批判和監視，失去自由。1960年在校內的一場批判會中，因拒絕悔過自新被學校開除，並因「反革命右派分子」被判勞動教養，當即被送往拘留所，年僅23歲的吳弘達從此開始了他十九年的勞改生涯。
三年的勞動教養變成在無數勞改營無盡頭的勞役，受盡肉體和精神的折磨。他的母親因他入獄而自殺，弟弟亦因精神失常而被害喪命。1979年政府給右派「落實政策」後，他才獲釋、重返社會並取得教職。1985年加州大學邀請他赴美從事研究工作，1988年成為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訪問學者。
九零年代初他曾多次冒險回國，探訪大陸各地的勞改營及摘取死囚器官進行移植手術的醫院，並以錄音和錄像取證。1995年，持有美國護照的吳弘達試圖從新疆入境進行調查項目時，在關口被捕並遣往武漢關押。在國際輿論壓力下，中共當局以「盜竊國家機密罪」將其判刑十五年，隨即遞解出境，他在被關押六十六天後終於重獲自由，回到美國與家人團聚。
吳弘達於1992年在美國創辦勞改基金會，致力於勞改有關的各項研究，揭露大陸政策下侵犯人權的各種現象，是一位國際社會推崇的人權活動家。他的自傳Bitter Winds曾連續數週被列入「紐約時報」暢銷書名單，並有日、德、法，荷蘭及西班文等的翻譯版。他的其它著作包括：時報文教出版的《中國的古拉格：大陸勞改隊及奴工產品真相》，《勞動教養和留場就業》，Troublemaker等。Troublemaker一書亦已被翻譯成多種語言。
Referen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