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宝阿姨什么时候离开缫丝厂去的农村，我还真说不清了。五六十年代，国家粮食饥荒，城里发生了吃的问题，大批城镇工人下放回农村老家，其中就有巧宝阿姨。
在我记事起巧宝阿姨就是个农民，我所有初中高中的暑假都是在石塘湾公社石人桥村度过的，甚至个别的寒假也赶去住几天。那里是我巧宝阿姨的家。
我的许多关于江南农村的印象都来自巧宝阿姨的石人桥村。我在村里有许多朋友，见证了许多往事，我把自己的魂的一半丢在了那里。那些记忆成了我一生中挖之不尽的一座故事富矿。
在我中学的时候，出了市区十几里地外面全是农村，来去坐班船。去巧宝阿姨的家，在北门外大洋桥坐船，顺塘河，走水路，经吴桥、煤栈、高桥几个站点，到石塘湾码头上岸。
那时的城乡距离很远，非但因交通不便而给人产生一种距离感，更是在物质文明上让人感到巨大的差距。
巧宝阿姨的娘家在石塘湾街上，每次她去轮船码头接我送我，都要顺便去看看她年迈的父母，后来她父母跟我也熟了，知道我是王英华的儿子。
她的男人阿兴，按说我该叫姨夫，但我从不叫姨夫，见面叫他老伯伯。阿兴家在村里，却是个工人，每天走路去前洲的一家羊毛加工厂上班。到了农忙的时候，厂里歇工，他回村里参加生产队的双抢农活。阿兴有一身坚实的肌腱，年轻时在运河上跑单帮，好勇斗狠，打架出了名。他感兴趣的都是旧戏文里的事，他告诉我在水里最猛的鱼是“横鲇”。这种鱼我至今没有见到，近乎神话里的动物。
巧宝阿姨回到农村，成了农民，但有一个不可改变的身份，那就是“下放工人”。这一个身份使得她每月在城里的工厂里有一份劳保津贴可以领取，因此她家在村里就变得比一般的村民要富足。
巧宝阿姨养下两儿两女四孩子。四个孩子读完了小学就参加田里的劳动，成为生产队的社员。大儿子中孝比我大一岁，暑假我去她家，中孝已经到了下地干活挣工分的年纪了。因此假期里和我一起玩的是她的小儿子中贤，还有村里一群小野孩子。在这些孩子中间，我最大，也最现眼，这使得大队书记陈建初每次看见我就来气。有一会陈建初远远看见我和一群野孩子在河里扑腾，终于恼火的开问“这是谁家的孩子？这么大的人还不下地干活去？”田里上工的人都笑了，答“巧宝屋里的城里亲眷”。
巧宝阿姨是从城里回去的，在村里人面前有一种优越感，以自己在城里有人为荣，和村里女人拉家常的时候，总是说到她在城里有个要好的小姊妹王英华，是当国家干部的。这样的话唠多了，全村人都知道巧宝有个城里贵人叫王英华。
到后来我娘的名字非但在村里人人知道，连石塘湾街上的人都知道。有时我娘去乡下看巧宝，下了船，从街上问路走去村里，一路都有人叫喊“王英华来了”。那些年，前村后村的女人见我也不叫我名字，都叫我“王英华的儿子”。
巧宝阿姨晚年不幸，一个女儿得癌症先走了，儿子中孝又因打架出了人命进了牢房。
如今，巧宝阿姨和阿兴老伯伯都已不在了，然而我们两家却仍在往来。她女儿月娟和女婿小牛每次到城里来，总要去看望我父母，手提肩背的送上自家种的农产。我每年回无锡，也一定还要去乡下看看月娟他们，顺便去巧宝阿姨的坟前看看。奇怪的是这个村子好像被人遗忘了似的，尽管周围的环境已经翻天覆地的变了模样，石人桥村到现在仍没有动迁，那里的老一辈村民还住在原来的村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