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文，请点此看《梁园虽好——忆王桂荃（上）》
乱世间患难与共
这梁家大院与名校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同在手帕胡同，中间只隔一个门（也是个名门，水电部副部长钱正英的院子），也就是三五十米。我和两个妹妹都就近上了实验二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964年，我考上了北京四中，开始骑车去上学。
我在小学和初中都上过历史课，但是好像从来没有讲过戊戌变法和梁启超。课外书我买过一本普及性的历史小册子，里面有一篇《公车上书》，可能是我第一次接触梁启超其人其事。但是在1966年，突然有一天，《人民日报》以两个版的篇幅，发文论述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与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的道路之争。事缘那一年要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以《人民日报》的权威地位，如此大篇幅地旧事重提，显然是影射当今。本已被遗忘多时的康、梁，顿时成了时髦的反面人物。我那时上初二，首次在神圣的党报上看到梁启超的名字，精神为之一震——因为他的遗像就挂在北屋墙上，与我近在咫尺。而梁家人在看到这报纸时，一定能预感到前景不妙，不寒而栗吧？
19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是《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这保皇派一词就是从康、梁那里借题发挥。同年11月，在全国大乱中召开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的大会，一年前成立的筹备委员会主任刘少奇已不能露面，周恩来发表的主旨讲话中作为反面人物点了梁启超的名。1967年1月，刚被提拔为第四把手的陶铸被打倒，罪名是“最大的保皇派”。而历史上最大的保皇派则是康有为和梁启超，他的家属遗族都被笼罩在此阴影之下，这就是梁家大院发生巨变的历史背景。
平静的四合院生活在1966年8月被突然打破了。那个月被称为“红八月”，8.18天安门大会后，红卫兵冲向社会造反。下旬的一天（大约是24日），第34中学的红卫兵冲进院子来破四旧，抄了王桂荃老太太的家。按照我后来看到的资料，这应该不是盲目的撞上了，而是受到了街道派出所的指引。本来我眼中很神圣的北房被红卫兵们乱冲乱闯，甚至凿墙挖地，想寻找枪支或“变天账”。那一天我家没有被怀疑，因为按照阶级理论，房客与房东是两个阶级，关系就如同佃户与地主一样，是革命的依靠对象。
于是我也跟着进去，在以前不能进去的主人房间转了一圈。就如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所说，“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老太太自己住在东北角跨院的卧室内，连着个当时民宅里少见的浴室，有四脚的浴缸和抽水马桶。我这才明白原来她是不用像我们一样，出去用那个半露天蹲坑厕所的。
老太太被拉到院子里批斗，命令交代先夫的“罪行”。她说了句：我先生闹革命的时候……立刻被打断：住嘴！他哪闹过什么革命！
那年是她的80整寿。从戊戌，到辛亥，从清末，到北洋，从日本，到民国，她什么没经过见过？但是这种场面，她真没见过，第一次。
那天，我是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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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桂荃原来所住的北房，2014年5月，作者摄。
谁知没过两天（大约是26日），我家也被抄了，抄者是我妈妈所在中学——北京第44中的红卫兵。我妈妈是中学的教导主任，属“当权派”，因此已被关在牛棚里很多天，不准回家。抄家者来时我们都不在家，我一进胡同就看见家门口围着很多人，西屋的俞伯母告诉我：你家也被抄了，避一避吧。我在胡同里等到了两个妹妹，三人一起到胡同西口街上等父亲回家。也不知过了多久，父亲骑车回来，我们拦住他诉说。父亲也不敢进去，不进去是破财丢物，进去是挨打送命的问题，我父亲的出身是地主。父亲当即决定，带我们三个到单位去。我们是在北京师范学院教务处的办公室里，和衣度过了那惊恐的一夜。
如今老年的我有了统计数据，知道那年北京市在一个月里，有1772人被打死。所以我们的躲避策略是对的，第二天还是没有敢回家，不知道44中学红卫兵是何时撤的，也不知道是否有邻居或宵小来二次清场，顺手牵羊。第三天我见已无人围观，才敢偷偷摸摸地进院看个结果。那破败凄惨的场面以及后来的清理，我就不描述了，反正日子还得接着过。
过了几天，抄梁家的红卫兵又返回来清理战果，与我再次见面，质问道：你家什么成分？为什么也被抄了？我回答是中农，原因我也不知道，糊弄了过去。这原因我后来很晚才得知，与二姨的大义灭亲有关，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再后来母亲被放回家来了，头发被剃掉半边，叫“阴阳头”，很长时间要戴个帽子。对梁家被抄后几个月的日子，我、妈妈和妹妹有着略微不同的记忆，反映了不同时间不同的侧面，可以互为补充。
妹妹说，西屋一家很快就搬走了，为了划清界限，留下了老太太一人，被赶到南房的西间里栖身。那年妹妹11岁，小学不开课只能在家。有段时间全院只有她们一老一小，妹妹常常进小屋去与老人说话。她不理解，儿子搬家，为什么不要妈妈了？她说老太太后来被赶走了，不知去了哪里。
我则记得，两次抄家后的某一天，应该是秋天里，我在后院厕所处碰到了风烛残年的梁老太太，她似乎是被赶到厨房里住的，因为她的厨房离这个厕所很近，我没在别处看见她。她对我说：小弟，现在还有卖叉烧肉的吗？请帮我买一点，我嘴里苦得很。我就出去到西单，买了些给她。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她，后来不知她又活了多久。
妈妈则记得，被抄后老太太每天早晨要扛着扫帚，在街道的监督下去扫街，就像是电影《芙蓉镇》里所表现的，不同的是她已是80高龄的瘦小老人。这个她倒不怕，她已经坚持早起劳动了一辈子。她也请我父母为她买过叉烧肉，这事应该发生了不止一次。
梁老太太见到我家也被抄了，知道是同病相怜，物伤其类，所以敢于开口求助。而对面西屋搬进来一家革命风暴的受益者，两个孩子天天高唱“老两口学毛选”，我们都不敢理他家。至今回想起来，那首歌其词其曲，都很鄙俗。
抄家之后的一天，我因好奇钻进了梁家的储藏小屋，就是外院东头的耳房，反正那时候都没有锁了。在杂物堆中，我发现了十几件卷轴字画，都是劫后余珍。打开看了看，觉得没有我知道的名家，就都又放下了，只拆下了几个牛角制的卷轴头留着玩。我小学时就爱好书画，常去美术馆看画展，中学时常跑荣宝斋，自己觉得挺懂，其实正是年少无知。须知那都是梁启超的收藏啊！老年的我只能无奈地苦笑，那些卷轴哪怕留下一幅，如今也够换一座房了。
问一句为什么？
1967年夏天，我家又搬家了，原因还是由于公家需要，房管所或什么单位已经剥夺了此院产权，另有安排，给我家提供了房子必须走。我家在手帕胡同梁家大院住了正好9年，几乎是我全部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从此与梁家再没有来往，但因为他家是名门，所以还能偶尔听到些音讯。
1969年1月，在毛泽东圈阅的清华大学《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里，提到了梁思成，他被作为反面教员养起来，算作“给出路”的样板。三年后，1972年1月梁思成逝世，新华社发表消息，高官出席追悼会，悼词中给予正面评价。这是林彪出逃后发生的变化，周恩来有所关照。
1981年4月，三姐梁思庄突患脑血栓病倒。她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这时我正在北大学习，可惜与她没有接触。她于1986年5月逝世。1988年，我作为记者采访新建成的北京图书馆新馆时，曾读到她的事迹和文章，始有所了解。
五子梁思达于1972年退休，住在团结湖的公寓楼里。我妈妈说曾经在街上遇到他，聊过几句。他于2001年去世，享年89岁。他的大女儿梁忆冰，当年学农的，后来是植物检疫专家，媒体上曾经有采访报道。
八子梁思礼在文革初期虽也受到冲击，但在技术上还离不开他，受到保护。他多次参与导弹、卫星、运载火箭的研制和发射，而且是技术负责人。80年代任七机部和航天部的总工程师，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是在他的两个哥哥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45年之后，创纪录地成就了“梁门三院士”。
1993年11月，在广东新会纪念梁启超诞辰120周年时，梁家后代聚首，商议如何纪念他们的“娘”和“婆”王桂荃。王桂荃在1968年死去，没有骨灰，没有墓地，无处纪念。这时以思达、思礼二子为首，与诸孙辈议决，要在北京西山的梁启超墓地为王桂荃种一棵母亲树，以示怀念，费用由各家集资。因为墓地已成文物保护单位，此议要经层层批准。终于在1995年4月，在墓木已拱的梁启超墓旁，种下了一株白皮松，并立碑说明。
我虽是外人，好歹在她的屋顶下住过九年。对于王桂荃之死，我心中仍有疑问：她死于何时何地？为什么没有遗骸或骨灰？为什么未能埋葬？梁家后人写的书里语焉不详，在网上搜索，大多说她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却不知小屋在哪。有一篇文章写道：“风烛残年的她被遣送回乡下，在一间阴暗破旧的牛棚里，孤零零地走完85年的人生。好心的乡亲们偷偷找了一张破草席，把她埋在山坡上。‘文革’结束，她的儿女们找来，只能顺着乡亲所指，在平地上，于想象中，在她杂草丛生的坟前哀哭。”（《人民文摘》2013年第5期，施立松《梁启超二夫人：爱得卑微却高贵》）这文学性描写大概也是出“于想象中”，不知有何依据。遣送回乡是哪里？她幼年即被卖离家，随梁启超漂泊日本，寄居京津约70年，哪还有什么故乡呢？
还有另一种说法。小女儿梁思宁在1986年写文章，纪念王桂荃的百岁冥诞，其中说：母亲在被抄家后患晚期直肠癌，因为年老和无人照应，兄嫂没同意施行手术。“她孤独地躺在病榻上，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却不见一个子女来看望她。”“老人临终时只留下一句话：‘我知道孩子们不能来。’她含着无限的悲伤离开了人间，至今连骨灰都无法找到。”如此看来又不像是遣送回乡了。
我妈妈回忆说：西屋搬走后没有再回来看过。1967年我家搬走后，有一次她为了办什么事回去，西屋的新住户（就是唱“老两口学毛选”孩子的父母）对她说，老太太死了，街道找儿子女儿办丧事，没有一个人来。
别怪我再一次表示疑问：王桂荃去世时，梁启超的子女还有六位，除去正妻所出的一子一女，她亲生的还有二子二女，孙辈有十多人，多数已成年。为什么竟无一人送终收殓，致使尸骨无存，葬身无地？况且1968年的境遇已经有所缓和，不像1966年8月那样危急。我理解他们中有的是“反动学术权威”自身难保，有的是身负机密重任不能分身，但总不可能人人都失去了自由，总不至于竟无一人送母亲（或祖母）。我知道那个年代，是非颠倒，亲情淡漠，明哲保身，人人自危，教条鼓动的是划清界限，“亲不亲，阶级分”。但是在民间的实际生活中，远没有到不许认母亲的地步，不是家家都如此绝情的。应该把这归结于“革命”年代笼罩全社会的集体恐怖，还是封建社会对丫鬟庶母的传统歧视呢？抑或是兼而有之？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这违反人伦的事能够发生，必事出有因。我不否认时势所迫，却也不该完全推卸个体的责任。
王桂荃不负梁家——以其七十多年的奉献，以其对众子女的养育之恩。梁家有负王桂荃——以虚假的一夫一妻、不给名分始，以老无所依、死无葬身之地终。
重访故园
90年代，当梁启超的后代去拜访天津故居时，那里住进了20多户居民，两座旧楼破败、杂乱不堪。2002年，天津市政府按“整旧如故”的原则，整修了两座楼，并建成梁启超纪念馆。饮冰室新楼作原状恢复陈列，主要靠的是五子思达的绘图和文字指引，他对当年景况最为熟悉。
2008年奥运会期间我在北京，回到西单手帕胡同一带旧地重游。西长安街南侧的面貌已经完全改观，东有华能大厦，西有国家开发银行大厦，只剩中间约100米的空档，正处于民族文化宫的对面，还是低矮的平房。像是木桶上错装的短板，像是画幅中透气的留白。长安街南侧的第一条平行胡同就是手帕胡同，东部拆平建华能大厦，实验二小校园因而消失，西半部却幸运地保留下来，只剩下短短的一截。
过去的甲33号现在是22号，一座高高的门楼，红漆大门经常锁着，据说归了二炮。记忆中斑驳陈旧的后墙，为迎接奥运而刷成了青灰色。在经历了半个世纪巨变后的北京，留下了我太多童年记忆的这座四合院，居然还完整地保存着，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不知它还能存在多久。
2014年，我再一次探访，故园仍在。这一次，看来不是临时性的“缓期执行”，而是要长期保存下去了。碰到一个胡同里的老住户说，他们希望拆迁，但偏偏不拆了。
我和86岁的妈妈一起来到门前，见大门上套的小门似乎虚掩着，就推开门，说我们原来在这里住，能不能进来看看。答话的人看似民工，挺痛快地就答应了。原来是院子里正在进行装修，主人不在，在场者都是包工队的人，所以但看无妨。我们的运气真好，不仅可以随便查看，每间屋都能踏进去，不必担心主人的冷眼。须知这里原是部队高官的私宅，平时绝对进不来的。这装修也再次证明了这一片旧房不会拆迁，必是完全肯定了长期保留，才会投资加固装修的。
一进门就发现了变化，原来有石阶门槛的进门平台已经改成了缓坡，原来传统的门框和木门已经拆掉，改成了可完全敞开的车库式大门。进门后正对的甬路被展宽了，甬路尽头的月亮门不见了，变成了一个车库，这是为了首长的小轿车可以一直开进来。也就是说，我们原来进出的唯一通道被堵死了。取而代之的是在一进大门的左手，即在四合院的西北角，拆开了原来西耳房小跨院的院墙，进出皆经此而行。这西耳房是原来小儿子梁思礼来访时的客房，现在改成厕所了。
这样一个进出口动线的改变，说好处是走了捷径，省了绕到南端再拐进来；但是要说不好，就是完全违反了四合院的设计法则，彻底改变原定的行进方向和空间顺序，拆墙抄近路，也就是把邪门歪道变成了固定的新常态。这改变大概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初，那时候谁讲法则？谁讲古建筑保护？谁愿意为了保留封建时代的旧规制而在实际生活中舍近求远呢？
我家住过的东房，2014年5月，作者摄。
从这“捷径”走进四合院中，已经一别47年，忽然感觉它变小了，也变糙变土变得档次低了。梁家老太住的北房，不再显得高大；东西厢房更不足观，原来联通四面的游廊已经断了路，四角的转弯处已被拆除，而房前的走廊部分又把墙推出来，以扩大室内面积。南房的中间原来是入口通道，现在干脆堵上，增加了一间房。梁柱间和房檐上所有的传统装饰细节都消失了，原来那种上格贴纸、下嵌玻璃的窗子都已不见，换成了简易的开关木窗。墙面上能看到很多近年补砌的新砖，已不是传统的磨砖对缝。可以推测在1976年的唐山地震以后，这房子应该有一次低水平的加固翻修。南房屋顶上盖着苫布，大概已经漏雨。北房里地面铺着简易瓷砖，看起来像80年代的俗套。我分明记得梁家老太的北房里当年铺着木地板，不然怎么激发出抄家红卫兵搜寻暗藏武器或“变天账”的想象力？连院子里的树也不对了，不见了我记忆中花开似锦的两株海棠和一对丁香。
我和妈妈一边看，一边与现场的工人搭话，问知道梁启超吗？这房子曾经是他家里人的。多数人不知道，仅一两个人知道，反让我觉得挺没意思。
退出时再走到门洞里，细看墙上贴的施工墙报，倒很看出些意思来。它既交代了院子的由来，又具有我所不熟悉的语言特色，值得转录下来：
北京市西城区手帕胡同22号院自70年代交予第二炮兵，2005年司令部办公室交由宏庙管理处临时代管（家属临时来队居住）。房屋均属于砖木结构，由于始建早，年久失修，房屋有漏雨现象，管线老化，部分房梁墙体受到腐蚀。在直工部的正确领导和大力关怀下，我们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近期我处组织了反复调研论证，制定出大修整治方案。这次整治改造是宏庙管理处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为兵解难办事的具体彰显，从而激励了全体官兵感恩报国立足岗位再创佳绩。
墙报上还写着工程包括：1、管线改造，2、屋顶修缮，3、门窗整修，4、院墙整修，5、宿舍整修，6、卫生间整修，7、厨房改造，8、院地面改造。施工时间是2014年4月21日到6月21日。
我们得以进院是意外之喜，但看过之后又大失所望。记忆中精英遗老的雅居，已变成现实里军人家属的俗宅。大约老人回乡看旧房，总是会产生类似的失望感觉吧。连我都从孩子变成了老者，这房子焉能不变？既然承认这房子能够留存至今已属奇迹，还挑剔什么粗细雅俗呢？我能进院看到它，就应该知足了。
墓园之松
隔了两天，我又要去香山附近的北京植物园看梁启超墓，主要是为了房东王桂荃，妈妈还愿意陪我一起去。
梁启超墓园是1931年梁家在卧佛寺以东的山坡上买地建立的，四周环围矮石墙，墓园内栽满松柏。靠北正中平台上是梁启超及其夫人李惠仙的合葬墓，由梁思成设计，用土黄色花岗岩雕筑而成，墓碑上镌刻“先考任公府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14个大字，字体是方格阳刻，简洁直线，非古非今的“梁体”。碑阴有建成时间和子女署名，却并无介绍墓主生平事迹的碑文。墓园依山势北高南低，这也自然形成了辈份之别，较低一层排列着几个子女的小墓。但是在与主墓同高的东侧，却还有一块卧碑，碑后立着一株松树。那就是1995年众位子女纪念庶母（实为亲娘）王桂荃所植的“母亲树”。其碑文如下：
母亲树
为纪念梁启超第二夫人王桂荃女士，梁氏后人今在此植白皮松一株。
王桂荃（1886-1968），四川广元人，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氏流亡日本时期与梁氏结为夫妻。王夫人豁达开朗，心地善良，聪慧勤奋，品德高尚，在民族忧患和家庭颠沛之际，协助李夫人主持家务，与梁氏共度危难。在家庭中，她毕生不辞辛劳，体恤他人，牺牲自我，默默奉献。挚爱儿女且教子有方，无论梁氏生前身后，均为抚育子女成长付出心血，其贡献于梁氏善教好学之家良多。梁氏子女九人（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深受其惠，影响深远，及子孙辈。缅怀音容，愿夫人精神风貌常留此园，与树同在，待到枝繁叶茂之日，后人见树，如见其人。
后来的访问者多有不解，为什么梁启超和正室夫人都不着一字，而偏偏“第二夫人”有碑文记载，“尽得风流”？这问题我可以代答：因为梁启超本人曾留下遗言，要求墓碑上仅记姓名，“其余浮词不用”。这体现了充分的自信，“天下谁人不识君”？但是王桂荃献身梁家70余年，身为核心近40年，生养六个子女，却生前没有名分，死后尸骨无存。若没有这一碑一树，她就彻底地什么都没有了。
梁启超墓，右后方的松树和小碑是纪念王桂荃的“母亲树”。2014年5月作者摄。
我妈妈站在“母亲树”碑前，说：“老太太，我们来看你了。鞠个躬吧！”我随着妈妈一起，给王桂荃鞠了三个躬。我们给旁边感兴趣的几名游客，科普讲解了梁家的成员关系。
走出墓园的西门，是一片苍松翠柏，原来也属梁墓的附属林地。1978年当时在世的众子女把墓园捐献给北京植物园时，各种树木900余棵也一并移交。这时妈妈想起来，1959年梁老太太曾经说过，扩建天安门广场需要移栽松树，从她家的墓园挖走了很多棵。我一想，这两处松树的品种形貌，真是一模一样的。
“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我与手帕胡同梁家大院的因缘，不幸正应了这句老话。在我年近古稀之时，回忆八岁开始、十六岁被无情终结的那段缘分，怎不感慨系之！
2014年10月初稿
2020年11月改订
最新现场探访：
本文的删节版于11月17日在《北京青年报》和《头条》发表后，当天得到曾同住西单手帕胡同的读者反馈，说2019年回去看时，原甲33号院已拆除，建了楼房——此系误传。
第二天收到我的老同学“坐看云起”的报告，说她昨天看过文章，下午的散步索性走去西单手帕胡同探访。胡同从头到尾没几个院子了，没找到文中所说的坐南朝北的甲33号院门。（因为报纸上只登了旧门牌号，删掉了“现22号”。）她感觉只有一处略似文中描述，大门紧闭着，未得入内，只好随手拍了一张照片。今早看见完整版，文中说到原甲33号新门牌是22号，解了一惑。翻出昨天拍的照片，放大一看，正是22号！
我回答：正是这个！感谢亲自踏访，以你的亲眼所见为准。
西单手帕胡同现22号门，“坐看云起”摄于2020年11月17日。
感谢老同学，幸喜这个老房子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