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年的华夏文明史，记述的起点是三皇五帝。在“穿越生命的迷雾”中本博提出文化是社会认知的共识，而三皇五帝作为历史记述的起点就是一种社会认知共识，因为华夏社会认知传承历来如此。
对于三皇，需要区分三皇的口述事迹和三皇这个称谓。对于三皇这个称谓，可以确信三皇是天地人三才世界观的映射，所以按照天地人对应成三皇而不是四皇五皇。三皇称谓的形成应该不早于春秋战国，但三皇对应的口述事迹则远远早于三皇称谓所形成的年代。三皇对应的口述事迹是关于华夏祖先在上古时是如何面对生存环境以及如何生存的。
目前对三皇的考据多流于形而不察其神，基本都是从三皇这个称谓着手的，主旨是在查找何时形成了三皇这个称谓，而三皇的称谓是流于表面的东西，因为它没有涉及三皇口述事迹背后所代表的东西。上古时期华夏祖先是如何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的？燧人氏钻木取火给出了答案，是人而不是神灵教授给人类如何利用大自然去改善生存环境。这才是三皇口述事迹背后所代表的东西，它跟后面的华夏社会认知以及华夏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为何华夏上古口述事迹中对用火、渔猎以及种植这些涉及生存核心技能的源头都来自于人而不是神灵？本博认为最合理的解释是：上古时华夏祖先原创出这些生存技能而不是从别处学来的，并且这些生存技能都是远超出当时上古人类所能理解所能认知的，在当时属于超能力的范畴。对于祖先开创的这些煌煌伟业，华夏人代代口述相传以彰荣耀，而光耀祖先事迹以供后人瞻仰是所有人类文明共有的特质。从人开始，而不是从神开始，是华夏祖先用煌煌伟业开启的历史起点，也是华夏文明核心的东西。这些生存技能尤其是种植技能，所涉及的知识相当广泛复杂，在这些技能的传承中会凝聚出祖先的伟大并祈求获得祖先的创造能力，最终演变出祖先崇拜，成为华夏人敬祖的源头。
鉴于上古历史口述中有多个大能独创生存技能，后世对三皇的具体人物以及排序也有不同的组合，本博认同三皇按照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依次排序。三皇不出自同一时代，年代相差极久远，但三皇的口述事迹都对应着民以食为天的主题。燧人氏最早，那时人类应该还处于采集打猎的流动生活状态；其次伏羲氏，渔猎让人类开始处于半流动半定居的生活状态；最后是神农氏，种植技能的出现让人类正式开启定居的生活状态。也是从神农氏开始，大规模的部落聚集才得以形成，五帝时代的政治生态才得以出现。
华夏文明史的起点设在了三皇，华夏人的社会认知起点也就是从三皇开始的。历史的起点会给社会认知的源头信息赋值，而社会认知的源头信息又会给后续的社会认知传承带来巨大的影响。基于此，本博就从三皇开始考察，看三皇给华夏社会认知注入了什么样的源头信息。
初生的人类，认知自然规律的能力严重不足，在面对大自然的种种神奇时，演化出图腾神灵崇拜是其进化的必然路径。但图腾神灵能力单一，依然不能解决生存中面临的诸多困境，也必然会进一步的演化出能力更强大更功能更齐全的神灵，甚至演化出全知全能的单一神灵，去解释生存中面临的种种未知以安心。在从图腾崇拜进化到能力更强大的神灵的过程中，东西方开启了不同的演化路径。
在上古时代，燧人氏创钻木取火的技能，伏羲氏创结网渔猎的技能，神农氏创种植技能。无论是燧人氏、神农氏、还是伏羲氏，他们在面对当时的恶劣生存环境时没有退缩，主动的去观察大自然并利用大自然以习得改善生存环境的技能。当时这些本该是属于图腾神灵的超能力被三皇获取了，三皇利于这些生存技能极大的改善了当时的生存环境。对于三皇建立的煌煌伟业，在没有文字记述的时代华夏人代代口述相传以彰荣耀。同时在这些超能力技能的传承中，相应的该技能的发明人也获得了类似图腾神灵的地位。这应该是祖先崇拜的源头，华夏人敬祖在某种程度上是图腾崇拜的延续。三皇勇于直面生存环境并改造了生存环境，他们利用掌握的生存技能取得了类似图腾神灵的地位，给华夏社会认知的源头注入了勇于直面生存环境的精神。
有了勇于直面生存环境的社会认知传承，后面在面对大洪水的时候，华夏N代人都不逃避不妥协，史书记载的就有大禹和其父两代人是去治理洪水的，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准，疏通大江大河通向大海的河道，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大禹们成功的疏通了河道，驯服了洪水让其东流入海。大禹治水的成功，除了华夏人勇于直面生存环境的勇气外，还说明当时的华夏人已经掌握了很强的生存本领，像疏通河道入海这样的跨地域的大工程，是需要多种专业技能的，地质测量这些是必不可少的。还要有集中的统筹规划，沿江沿河跨地域的去组织人力物力，这都说明当时的华夏社会文明程度已经非常高了。
以农耕种植为生的华夏人，驯服洪水的意义太大，后人给这位治理洪水的禹以尊称，禹成了大禹。大禹治水的历史意义重大，本博认为：从上古燧人氏神农氏伏羲氏给华夏人注入的勇于直面生存环境的社会认知的源头信息后，到大禹治水成功时，这种勇于直面生存环境的社会认知信息已经进化成：勇于直面生存环境，迎难而上不信邪。
对比圣经中记载的诺亚方舟，西方人在面对大洪水的时候是逃灾躲难的，并且这种逃避都是经过神的指点后才得以进行的，后面西方文明匍匐在神的脚下也没什么值得奇怪的。除了诺亚方舟的逃生，比如对于火的应用这种在上古时生存的必要技能，在别的文明的口述中多是神创的或者神传授的。其源头是神而不是人，对这种现象合理的解释是：其他文明对这些涉及生存的技能是从别处学来的而不是自创的，且这些超越时代所能理解的技能也不是这些文明能理解的，将其源头安在神灵头上是可以推演的，这是所有没有原创出这些生存技能的文明的合理做法，否则解释不通他们为何不去光耀祖先事迹以彰荣耀。本博认为：记述祖先的事迹以彰荣耀是社会认知传承的需要，是生命传承的本能。
从人开始，而不是从神开始，成为华夏社会政治生态的基本出发点和起点。华夏政治生态文明的起点就是这么高。有多高？无比的高，直冲云霄。从五帝开始到现在，宗教神灵之类的基本被排除在政治生态之外，这是无比强悍自信才能凝聚出来的群体意识。
三皇五帝作为华夏文明史的起点，也是华夏文明的根，后续5000年的煌煌文明均植根于此。否定三皇五帝，就是铲除华夏文明的根，从根上去否定华夏文化的传承。民国时期胡适顾颉刚这些文化脊梁被打断的知识分子就在干这样的事情，他们直接去否定夏商的存在，否定了夏商，三皇五帝这些就更没有存在的基础了。这种想从根上推倒华夏文化的企图，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不是蠢就是坏。
再对比西方是如何疑古的：文艺复兴植根于古希腊文明，但古希腊文明在当时的欧洲早已灭绝，是十字军东征时欧洲人带着阿拉伯的大量图书到了欧洲，欧洲人在翻译阿拉伯人的著述中才发现了其中记述的古希腊文明，也就是说现在看到的古希腊文明是经过阿拉伯人转述的，文艺复兴时再转译到欧洲的。对于文艺复兴这种离奇曲折的寻根之旅，恰能证明人类记述祖先事迹以彰荣耀的观点的合理性。所以对于上古时的社会认知传承，本博认为历史记述者应该基于存在即合理的态度，如果找不到过硬的考古证据证明其不存在，应按照存在记述。历史记述的阅读者，应该对照当时的历史环境，对照后续的社会认知传承，综合后再去认知。
时代的久远以及文字记述的缺失，使得三皇到大禹这些煌煌功绩只能代代口述相传，但透过这些事迹依然能够看到这些事迹背后所承载的、所传承的精神：勇于直面生存环境，迎难而上不信邪。而这种精神在华夏人身上的投射就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就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我欲仁，斯仁至矣”。从三皇到大禹，从周易到孔子，上面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三皇开启的华夏社会认知和传承绵延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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