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难说
我一直好奇的想打开眼前的这扇门。。。一直在想。。。
什么可以给我一点提示，走过这一年，我整整四十岁。我知道我是不情愿的被时间推到了它的前面，在我的眼里，四十岁就是一个黑洞，在即将被吸进这黑洞之前恐惧着一个时期的灭亡又在好奇另一个时期的诞生，就像死后还没来得及到望乡台怎么就到了奈何桥了呢？由于混沌的现实，因此展望着混沌的未来，站在门前，四十难说。
沿用现今的人文衡定界限划分，我是70后的。荣幸的被新中国创始至今的四代领导人领导过。我记事时起，就一直心怀感激自己能生长在新社会里，心中无比敬仰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还没上学就会写“毛主席万岁！”一心一意的要成为社会主义接班人，可是还没有到成为接班人的年纪甚至还没到上学的年纪，老人家就走了，我着急了一段时间，心想：这可咋整？老人家走了，我还没长大，也接不了班呀，共产主义可咋办呢？
毛主席他老人家去世时全国追悼，工厂俱乐部设灵堂全厂职工家属必须参加追悼会，我佩戴黑纱和小百花站在队伍里，聆听着美妙的哀乐东张西望看着大人们默默的流泪就一直想笑，后来就真的笑了，结果被一个大耳刮子扇的嚎啕大哭。。。，以至今日在参加某人的葬礼听到哀乐响起时我都下意识的摸摸后脑勺。解放了中国还想解放全人类的老人家就这样走了，让我怀念的是临走还给了接班人一个大耳刮子。。。
大耳刮子的痛还没有完全消逝，“你办事我放心”的华国锋主席就被张贴在年画上了。“打开看电视机呀，看见华主席呀。。。”啥是电视机呢？？？戏匣子整天的不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就是“走资派还在走”，走资派往哪走呢？有一天我问爸走资派到底往哪走，爸想了想说：“爱他妈往哪走往哪走。。。”。音乐课的刘老师告诉我说：“走资派是往死路上走，是往绝路上走，是往遗臭万年的路上走，是往千千万人民所不齿的路上走，是往与臭虫老鼠为伍的下水道里走，是往。。。”，看来我爸永远当不了老师。在那以后，我常常注视我家水槽下面的下水道，害怕走资派从那里爬出来，害的家人以为我愣神长时间注视下水道是得了邪病，差一点让邻居老刘太太用烧红的艾蒿烫了脑门。
一个彩旗飘飘、锣鼓喧天的上午，“四人帮”被粉碎了，紧接着标志着十年动荡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其实，作为我和我们这帮70后的来说，文革结束与否我们感觉并不深刻，一样的弹玻璃球、扇屁啊及，一样的上树捉鸟、下河摸鱼，“一样的下课、一样的放学，一样的快乐的童年。。。”。记忆中，爸妈相互讨论更多的是过去谁整过谁，现在恐怕要倒霉；右派们都有回来当权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就要召开了；胡耀邦当了总书记；邓小平当上国家主席了。。。
当我年纪一点点大起来，当一切的意识开始围绕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已经走近到青春期的边缘，一段美丽的时光迎合着一个变革的时代，凡事欣欣向荣傻兮兮的坚守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承诺。变革总是乱哄哄的，在那个变革的过程中我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在变，因为我没有比较，划时代的意义我扑捉不到，我从一个屁事不懂的孩子到有意识的去感触社会，已经就是乱哄哄的了，于是我认知那就是一如既往的世界，那世界就是一贯如此的样子。我不能理解“大锅饭”和“包产到户”关系，也不能理解什么“改革”为啥“开放”。满街花衬衫、喇叭裤和大墨镜，我不认为是突然跳出来的，可是给我的老师们却吓了一跳，严防死守我们清纯的心灵，苦口婆心的叮咛我们要树立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好好学习，长大要去拯救水深火热的台湾人民；要打倒以美、英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在地球上的霸权；要在2000年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2000年！四个现代化！坐在宇宙飞船里飞向月球！何等的向往，何等的美妙！让我热血沸腾直到挤在四处漏风稀里哗啦响的公交车里上班的2000年的某个早晨。
1982年全国性的一次严打，打掉了一整批的流氓、阿飞和小太保，街头巷尾再也看不见三五成群留着小胡子烫着卷发扛着一堆喇叭录音机横晃的“资产阶级流毒的感染者”们，如同抢军帽的时代嘎然而止一样，其实，并非消亡，而是军帽不再流行，而是一种形态上的转变，那种由于精神空虚而导致精神膨胀从而张扬自我到精神满足的时代已经到了开始退去的时候，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理性、更能发现人性破绽、更能迎合自我发展的有组织集团，而非一时冲动再次聚合到一起的匹夫，他们在短短的几年后就有了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共同的称谓——黑社会。不对症的抗生素加速了致病菌的变异，没办法，那时我们能够广泛应用的只有四环素和土霉素，重症谨限链霉素和青霉素。
1984年，我平生第一次去到我朝思暮想的首都北京，在金水桥边天安门前我激动的热泪盈眶，思念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就在里面工作我感慨不已，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天安门里面不是主席工作的地方，是腐朽的封建皇帝工作的地方，想想有些后怕，幸好批作文的老师没有发现其中的问题。在北京，我遇到两件触动我幼小心灵的事到四十岁仍然记得。一件是在北京前门在我和我的同学感怀首都的繁华的时候下起了小雨，我和我的同学都没有戴雨具，我挤到一个卖简易塑料雨衣的摊位前花了5元钱买了一件，打开包装发现帽子是漏的，我要卖货的给我换一个，那个北京人狰狞的告诉我“换个××，不要就滚。。。！”，我滚了，一直滚到家耳边仍然回荡着首都人民的热情的北京话。。。，我×他妈的“五讲四美！”，那年我13岁，要是在5年后，我想我真的可能把他的××捎带一对卵子换回来。另一件事是在地铁站，一对上海夫妇抱着一个孩子，和地铁站的两个女服务员吵架，在我落汤鸡一样拎着那件破雨衣穿行在祖国心脏里无比羡慕首都人民天天能和党中央见面的时候，上海人却根本没把她们放在眼里，两个首都服务员被上海一家人数落的连我手里的破雨衣都不是。两件事都是生活中的小事，可是对于当时我这个共产主义接班人来说无比的困惑，象征着党中央的北京怎么会是这样？真打怵将来长大后到那里去接班。
《万水千山总是情》PK数学，《神雕英雄传》PK语文，可恨的是《上海滩》PK英语，还有琼瑶PK班主任，汪国真PK科任老师，可恨的是金庸、古龙PK校长、书记，双方实力相差过于悬殊，却也使我的中学生活过的丰富多彩，再加上对首都人民的失望，我渐渐的淡出了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队伍，我一度认为我是最后一个离开队伍的人。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老师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都不提接班人的事了，都不说话了，后来才知道，好几代的接班人早就内定好了，那个红名单上根本就没有我。很尴尬。
1989年春夏交接的那段历史，说起来乏味无比。当年的那帮大学生也就比我大个两三岁，他们知道的那么多，他们要捍卫即将被“官倒”毁灭了的政权，遗憾的是，引领队伍撕心裂肺声援摇旗呐喊的我真的没明白“官倒”的具体意义，所以历史证明党中央的决策是正确的，就是一帮子瞎闹的傻×，同时也证明了，在那一年18岁以上的中国公民不明白“官倒”是什么的一直到四十岁也没赚到什么钱，那年我18岁。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与社会上的一些闲散人员混在了一起，但我很少逃课因为我的父亲不够民主，或是我也只是一些大哥们小弟的小弟，地位卑微，帮派里甚至没有我的考勤，临时工而已，当公安局将我们老大为首60多号人一窝端的时候，我根本就没人搭理，那个黑名单上根本就没有我。很没面子。
我自认我是仗义的，由于过于仗义和心慈面软外加打架时跑的过快，帮派里没人要我，再加上和学潮搅在一起被政府严管，那年的黑道不景气，我不得不学好再回到教室里上课，一不小心走上了沧桑的正道。
1995年，我在一个二流大学的二流专业里毕了业，我大大的松了口气，可是要再吸进这口气却用了好多年。对我来说，这才是划时代的，从1978年恢复高考到我毕业1995年的大学生泛滥，让我思考是我们的教育事业发展的过快还是社会发展过于缓慢，其实，好多公司、企业都叫嚷着缺乏人才，各种类型的招聘会不单是应聘者爆满，企业也是云集，可在应聘者中一大部分是好高骛远骑驴找马自以为很是的毕业5年以内的大学生。人才高流动率（跳槽）与家庭高离婚率熙熙攘攘的世界让我这退了伍“接班人”着实木讷了好几年，当我刚刚搞清楚自己的屁股该坐在那里的时候，已经是80后的天地了。
我看到的1990年到2000年的10年里，人才的社会需求量与学校输出量基本是成正比并且均衡的，造成一边找，一边求的结构与数量没有关系，一方面，学校是有序、有步骤的转变教学内容，而企业是无序的应对式发展，教育工作者伤透脑筋也搞不懂企业到底需要什么，等到搞懂了，企业已经不需要了；另一方面90年以后的毕业生大部分还自以为是80到90年以前的身价，其实早就不是了，那时一个一般的中型企业的中层干部月薪平均也就是2000到3000元，一个傻头傻脑的应届毕业生一张口就是3000、5000，能出得起这种价钱的位置凤毛麟角，可是却被大多数认为是行市，一年半载的待业就降到1500以内了。后来，我想通了一件事情，真正的脱离学生时代不是大学毕业的那一天，而是毕业5年以后的某一天，如果你够天真，这个时间还要加长。
“中国的教育要迎合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这是一句指导性或是纲领性的话，正当市场经济在中已经逐渐成熟的今天，这句话已经变成“中国的教育已经市场经济化了”。我的学生时代是“没学着”，到了我儿子的学生时代是“学不着”。
1996年邓小平同志去世，比起乱世英雄毛泽东，邓小平同样是我由衷崇敬的人，虽然他让我成为中国转型的祭品，但是他让我看到了世界，他让我能思前想后，无权无钱静静的思想我的人生。
1997年香港回归。
1999年澳门回归。同年12月我和一位恋爱四年的美丽的姑娘结婚。70前后的小伙子要娶一位好姑娘还是容易找到的，算是对那一代人的补偿吧。
2002年，我当上父亲。年轻的梦都已经没了，事业与家庭趋于均衡，渴望成为一只再次放飞，反而被绑的更牢，被她们母子的爱牢牢暖暖的绑牢。。。
2007年，我跑到了美国。在中国，50后占了全部的权，60后赚了全部的钱，80后接了50后班成了权二代，90后接了60后的班了成了富二代。我是否还要等在那里再次回到“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队伍里去吗？“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悄悄的挥挥手，没有带走一根火柴。。。”
2010年6月的一天，我在美国思念家乡和我的亲人，思想我70后的人生，面对即将来到的四十岁，我一直傻兮兮的笑着。我一度再度的欺骗过自己，四十不定成败，其实我自己深知我已经在这40年中失败了，固执的观念使我流失了大把的不做平凡人的理想，彻底的在这个时候认识到自己再平凡不过，我这样讲会有很多人说我有问题，会说做平凡人有什么不好？呵呵，我不想回答。。。记得十年前，给了自己再一个十年的机会，设想十年后进入四十岁的那扇光明之门，一定是荣耀与豪壮的新里程。十年过去了，娶妻生子，出国飘荡，一路杀将过来，门里门外一个样子，心灰意冷。
在我看来，我们这一代人自豪的可以说是承上启下的一代，悲观的也可以认为是被浪潮淹死的一代。我们被传统教育与时代变革拉扯稀碎，半马不驴的拼了老命走到四十岁，还是在和别人一起傻呵呵的看着别人创造的西洋景，看不懂快男超女到底是男是女，也听不见我妈叫我回家吃饭，只是自得其乐的让灵魂在自己的躯壳里跳进跳出，反正愣着也是愣着。
我写的这些不尽代表70后的全部，也未必会获得70后的共鸣，但这就是我反思的四十岁说，我不悲观，一点也不，因为放掉思想，还好好的在从生到死的过程中。我每天都在开心的工作，开心的和妻子通话互报平安，开心的想着再一个十年的风景。
2011年，我整四十岁！
2010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