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南门，过跨塘桥不停，顺南长街往南，到日晖桥再走五分钟，可以看到路东口有一座大公桥。过桥是一条巷子，巷子对面，正对大公桥，有一间小屋，原先是一个轮船站。
站里一共四个员工——老朱、小张、陆星芬，还有娘。娘在这里当站长。
老朱是个大块头，有一张紫红油腻的脸，走路吭哧吭哧，年纪在站里最大，约有五十多，这个岁数在以前算是个老年人了。
小张是个小伙子，二十出头，是站里唯一的年轻人。
娘和陆星芬年纪差不太大，可能娘要稍大一些，都是三十刚出头，这是按当时我的岁数来推断的。
站里有几排长条的木凳子，是给候船的人坐的。靠里的墙上有两个窗洞，里面有一小隔间。每天到点，娘和陆星芬就坐在里面，透过窗洞给外面的人卖船票。
在轮船站的斜对面，有一个小小的船码头，每次船靠岸之前，小张和老朱就把码头上的木栏门铁锁打开，然后站在那里检票，手钳卡卡的，在一张张船票上打出小圆的孔。
乘船的人肩挑手提的从轮船站走去那个码头，再从码头走上弹性的跳板，在船员的提醒搀扶下，递过货担，跨上船甲，走进船舱……
码头很小，连接无锡城往南的航班，乡下的姑姑每次到城里来就是在这里上下班船的。
这条航班好像叫个“后宅班”？从这里往下，先到钢启桥，然后是坊前，然后是梅村。过了梅村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站了，因为我去姑姑家最远就到梅村。除了我知道的这几个站，来这里乘船的人还总叫嚷“荡口”“甘露”“马塘桥”“后宅”这些站名。
那个卖票的小隔间我进去过，靠窗洞有一张凳子，很高，几乎够到我的胸口，爬上凳子，眼睛刚好看到外面。娘和陆星芬就是坐在这儿卖票的。
坐船的都是乡下人，挑着扁担，掮着麻袋，进城返乡，忙碌生计。买票的时候常有争吵，在窗洞的外墙上有一道红线，躲在身后的孩子怯生生的探出半个脑袋看着，够不够买半票全在这条红线上，身高在红线之下是半票，过了红线就是全票。
等船的时候，站里满满的人，有坐的，有蹲的，有站的。一旦送走了船客，屋子里空落落的立马安静了下来。小巷子里邻近的人家跟娘都认识，不忙的时候，娘带我和妹子去这些人家里坐坐，说说闲话，托个事儿。
娘下班回家，经常从站里借回来小人书（连环画），用报纸包着。那是我们最最开心的事情。
有时候班船靠岸，给站里捎来乡下的鱼虾和螃蟹。那时的水鲜都是野生的，虾是籽虾，蟹有碗口大小，用草绳串扎起来，沙沙的堆着泡沫。
六十年代后轮船站撤了，娘和站里的员工都去了北门的江南轮船运输公司上班。
后来，我在娘的办公室见到过老朱一次，那时候，娘在工会工作。我见到一个大块头紫红脸的老人在工会办事，老人走后，娘告诉我那就是老朱。
我还见过小张一次，不过那时小张已经不年轻，是一个有孩子的父亲了。小张来我家找我娘，拿走了一把算盘，那是我和妹子小学上珠算课时候用的，小张要了去给他自己的孩子上课接着用。
倒是陆星芬阿姨我后来见过多次。她搬了新居，请我们全家去吃过饭。她有两个孩子，老大是个女孩，跟我妹同龄，又是同班同学；老二是个男孩，据说非常调皮捣蛋。男人是民警，后来当了派出所所长。
八十年代我从北京回无锡过年，在北门的轮船站多次见到她，她在候船大厅工作，应该是个负责人。她还认识我，每次见我都说：哟，是坚峰回来啦。
南门外的那个小轮船站撤后做了什么用途我不知道，十多年前我回无锡的时候去看过，屋子已经重新装修过，里外都变了样，成了一个说书场。门外支着一块广告板，写着说书的牌名和日期票价。
在书场外面靠墙坐着一晒太阳的老先生，正逗弄他的小孙孙。
我靠上前去搭起了话：“老伯伯好好福气。”
老先生抬头应了一声。
“看的出来，老伯伯您住这附近。”
“七十年啦，没有动过窝。年轻人都不住这儿了。”
“这书场是新的吧，以前怎么没见过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