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犹太人及以色列的关系

中国和犹太人及以色列的关系

文/飞鸿

       犹太人和中国的关系可追溯到近1000年前的宋代。在北宋繁荣时期,一些犹太人循古代陆上丝绸之路沿新疆由河西走廊到达中国西北甘肃宁夏陕西内蒙等地,开展经商活动并逐渐定居下来。另有一些犹太人则由海上丝绸之路到达中国泉州广州等地经商和定居。进入中原的主要到达北宋首都开封经商定居。他们修建犹太会堂,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教内通婚。一代又一代延续下来。现在国内还可在开封找到犹太会堂遗迹和一些犹太人后裔,但他们都被同化为中国人了。正因为如此,以色列基本上不承认和接纳这些被同化为中国人的犹太人,所以前些年只有很少几家中国犹太人被获准移居以色列,我们曾在以色列碰到过有一些而且成为了朋友。他们看上去已是完全的中国人面孔了。可能是保留有能够证明祖上是犹太人的物证等等,通过以色列犹太拉比的批准认可,经过层层审批,才获准依据以色列。我认识的两家在以色列的中国犹太人,一家因为太太不愿意在以色列坚持下去而放弃以色列身份,返回了中国。另外一家则在耶路撒冷办家庭餐馆而待了下去。

       2000年来犹太人流落世界各地都没被同化掉,而且能复国,实在令人惊奇。但唯独在中国却被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汉民族给同化掉。中国人的同化能力实在超强,曾同化掉匈奴人,契丹人,蒙古人,西夏人,满族人等等。

       在上世纪初,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以后,一部分原俄国贵族或为“革命对象”的犹太人为了逃离革命,来到中国东北的哈尔滨,并在那里定居下来。他们逐渐形成了哈尔滨的犹太人社区,大约4~5万人。哈尔滨的犹太人社区存在了几十年,他们也被称为“白俄”。很多在哈若尔滨出生的犹太人接受中国教育,会说流利的中文。少数和中国人通婚。他们了解“革命”意味着什么。所以当1948~1949年“革命”在中国东北发生时,他们毅然离开中国,大部分去到刚建国的以色列,一些则选择了欧美。在哈尔滨留下来的非常少。

       上海是近代犹太人在中国的另一个大的居留地。上世纪20~30年代,世界著名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犹太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访问过上海。在二战期间,希特勒法西斯大量迫害和屠杀犹太人,导致欧洲犹太人大批逃亡。但是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对犹太人关上了大门。好莱坞奥斯卡获奖电影《苦海余生》就是反映了这个历史背景。但中国的上海为犹太人开了门,许多犹太人得以免签证进入上海避难。上海的犹太人社区一度达4万人左右。他们在那里逃过了死亡的命运。与哈尔滨犹太人一样,他们绝大部分在共产党夺权之前离开了上海。曾担任过耶路撒冷市长和以色列总理的奥尔墨特就是那时出生在上海的犹太人。

       犹太人爱憎分明。多年后,以色列的犹太人,特别是当时在上海居留避难的犹太人还很感念友好的中国人对他们的收留和救命之恩。他们为此还建了博物馆和举办展览会。而对伤害和屠杀过犹太人的人,他们会一追到底。二战后,一些参与屠杀犹太人的纳粹战犯逃到南美的阿根廷等地,以色列摩萨德曾花多年时间追踪他们并最后将他们绳之以法。像著名的纳粹战犯艾希曼,虽然改名换姓并且易容逃亡南美,但还是被摩萨德在阿根廷追踪到并秘密绑架回以色列,然后公审判处绞刑。以色列本是没有死刑的国家,那次是特别破例。1972年墨尼黑奥运期间,巴勒斯坦的一些恐怖分子绑架并杀害了以色列运动员,造成国际惨案。这种行径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并引起以色列全国的愤怒。以色列的摩萨德花了数年时间,全部追杀了参与这场恐怖袭击的人员。

       1949年新中国建国后,以色列处于对中国人友好和攀结大国的因素考虑,主动向中国示好,是中东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但是中国奉行“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那时新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尊苏联为“老大哥”,自己甘做“小兄弟”。那时中国并没有“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由于“朝鲜战争”,中国选择了同西方国家敌对的道路。因为以色列属于西方阵营,所以中国拒绝了以色列伸出的“橄榄枝”。在阿以冲突中,中国一边倒支持阿拉伯国家,但主要以口号支持为主。吊诡的是,当年好些阿拉伯国家坚决反共,例如沙特,科威特等很多阿拉伯国家选择和台湾建交。好些年间中国与以色列的关系互相错位,显得非常别扭。据说,毛去世时,以色列发的唁电都被中国退了回去。在此之前的唐山大地震,以色列的援助捐款也被无情地退了回去。在“一边倒”的时候,竟然不顾历史事实描述中东情况。当年中国的《世界地图册》介绍中东地理时写到,以色列建国后“犹太复国主义”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先后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也就是说,所有的中东战争都是以色列发动的。其实,1948年,1973年这两次战争世人皆知是阿拉伯人发动的。1956年,1967年,1982年这三次是以方先动手的。

       在极左的年代,建设国家是意气用事,搞外交也是意气用事。中国建国之初向苏联集团一边倒,错失了和西方国家发展关系搞经济建设的良机。50年代斯大林死后,又去和赫鲁晓夫争当共产国家的领袖,争不成功就意气用事又和苏联及几乎所有共产国家闹翻,只剩下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少数几个有往来。“反帝反修的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把中国带向了在国际上孤家寡人的绝境。如果不是尼克松干预,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后差点被苏联用核武器攻击。当年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不过是想当“第三世界”领袖而已。所以在那个时期,以色列和中国的关系不可能有突破。著名翻译家外交家冀朝铸先生专门写书对那些年的外交失误有深刻的反思。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内政外交都走向务实。中国和以色列关系才逐渐改善,双方先建立起“文化交流办事处”代替大使馆的工作。1992年中国和以色列正式建交。建交后双方关系发展良好。中国和以色列开展了多方面交流。以色列向中国提供了很多技术,在北京郊区建起了“示范农场”,传授以色列的农业科技。特别是高端军事技术的交流和帮助,曾私下差点卖给中国含美国先进军事技术的军用预警飞机,由于美国强烈干预,以色列被迫向中国毁约赔款。这种预警飞机在电子战方面极为有用。以色列空军曾在黎巴嫩南部冲突的贝卡谷地之战中用电子战重创叙利亚空军和摧毁叙军所有防空雷达和萨姆导弹基地。美军用电子战以绝对优势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击垮伊拉克军队,导致中国军方最高领导层放弃“人民战争思想”和“持久战理论”,使中国军队走向科技精兵之路。

       中国现在的“和平外交路线”无疑是正确的,应该和包括以色列及阿拉伯国家等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保持和发展良好外交关系,这样才有利于中国自身的进步和发展。自身强大了,外交上才能做到张弛有度,游刃有余。至于对中国抱有敌意的国家,处心积虑危害中国,则应该认真防范,另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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