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藏金

文革藏金

岳父曹典环（1900-1973）
湖南长沙人，毕业于湖南高等工业学校。早年入永利久大化工厂做练习生，一战后被久大公派德国留学，专攻化学。1929年，他取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发明了陰丹士林活性染料，建立了天津华纶染厰，生产的竹青色布是民国时期女性热衷的衣料。

10年之中，他成为当时天津卓有成效的民族企业家，家道殷实小有积蓄。

1937年抗日战争骤起，他在天津河东工业区的十三经路的华纶染厂毁于日本飞机第一轮轰炸，自己不久也被关进日本人的監狱。后来破财免灾、侥幸脱狱。二战后他失去了自己的工厂，也未等来任何战争陪偿，大陆政权易手之前，他又被湖南乡亲忽悠走绝大多数现金。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49年前后三年，他已失去了全部生产资料，怎么也算不上资本家了。50年代初，他成为靠技术吃饭的高级知识分子，受聘于天津纺织工业局属下漂染整公司仼总工程师。到文革前一年（1965年）已经中风半瘫，病休在家。

1966年夏，文革初起，红卫兵四出抄家、大破四旧，岳家住在天津五大道云南路19号（原25号）的一栋小洋楼里。首批进来的红卫兵楼上楼下跑了一圈，翻了个遍，没找到什么封资修的四旧，就把楼下的一整套西式柚木家具搬走了。

夏末的一天，准岳母把她女儿（我的未婚妻）和我叫到面前，手捧一个小布袋，和我们商量：“你们想想办法，把这些东西赶快处理掉！”

我们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一堆小金块，大约一两一块，二十六块，就是所谓的金条。还有一卷绿色的百元美钞，似乎有十多张。当时的形势，家里已不安全，随时会有人来破四旧，黄金美钞早就是国家管制的财物，这时万一被红卫兵翻出来，就是一桩难己估量后果的罪过。只有转移出去抛掉才是上策！

我和妻为了让岳母安心，赶快的接过这堆“烫手的洋山芋”出了家门，去哪里呢？我们商量着。真要扔掉嗎？象别人那样，把珠宝手饰扔到公共厕所或者海河里去吗？那是一定要在天黑时光，没人看见的地方！出门不远，过了体育馆就是土山公园，看上去里边十分冷清。

我忽然想起一个主意，对妻说：“咱们去水上公园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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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水上公园中途岛）

我们骑着自行车向天津西南郊驶去，不一会就到了水上公园东门，连门票都不用买，没人看大门，直接就骑着车进去了，四处空荡荡的，似乎人们忙于革命，无暇来此闲逛。

我们恰似一对恋人缓缓骑行，来到水上登瀛楼东边中途岛的傍水长廊才坐了下来，环顾四周空无一人。茂盛的藤萝爬满廊上廊下，酷似一条绿色的隧道，远处的进出口阳光明媚，呆在长廊的阴影里，暗中可以观察到周围一切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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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绿色隧道）

长廊的石柱，两边的连体条凳，都是用灰色方砖砌成的空心花墙结构，砖石的空间足可伸手进去。我指了一下长凳下面的空间，妻会意的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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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东端南侧第三棵柱子）

我说：“你看着点两边进口，有人过来告诉我。” 我接过那包金条蹲下身来，伸手到条凳下边的一个方洞里，摸到砖石的后面，觉得土壤是松软的，迅速刨了一个淺坑，顺手就把那包金条放了进去，轻々盖上些土和落叶，立即站了起来。

妻笑着说：“连鬼影也没有一个，赶快数一下，东边第三棵柱子旁，第三个洞后面！记住了！”

我俩如释重负，骑上自行车扬长而去。回到自己家里，趁空把自行车鞍拆了下来，把那一卷美金卷成一纸筒，正好放在我的飞鸽自行车鞍管之中，每天骑着上下班，车放在大车间里，总在视线范围内，应该可以放心了。

哪知妻向母亲大致说了一下处置方法，岳母总算放了心。可是略知端倪的我媽妈却安不下心来，力逼着我把那卷美金一张一张卷起来，插在取暖的蜂窩煤炉里烧掉了。她说：“钱是可以再赚回来的！”

文革还在继续，最新指示一个接着一个，不知何时才算有结果。一晃又三四年过去了，副统帅早已拆戟沉沙，文化革命跌跌撞撞的也没有后劲了。

一天，岳母神经兮兮的对女儿说：“你弟弟近来常问那些硬东西你们放在哪里了？不会丢了吧？” 女儿见妈妈担心，就和我商量乾脆把金条拿回来给她。

深秋的傍晚，我们再次骑车去水上公园，过了湖滨轩，远远望见登瀛楼和东边的花砖长廊安然无恙，就放心的骑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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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藏金洞）

到了长廊东面第三棵柱子前，停下车来，坐在花砖长凳上稍息，东张西望，四顾无人，我蹲下来伸手到柱旁第三洞里，一摸，硬梆梆的一包东西，顺手抓了出来，妻认真地数了一下，二十六只金条一块不少。立刻班师回家，财物交櫃。



新的问题却随即产生，岳母和内弟捧着这包东西不知放在何处是好？让我拿主意，我楼上楼下转了一圈，建议他们分成两小包，先放在洗澡间铸铁澡盘下的老虎腿里。

内弟听话的放了进去，可是岳母老人家从此睡不安枕，食不甘味，终于自己抗不住了。没和我们再仔细商量，就给岳父所在时代袜厂的革委会打了个电话，把藏金全数上交了。

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是原来和岳父一起试制新产品的老师夫，没有怪罪老太太，还给开了一份收到上交二十六两黄金的收据。

又过了两年，开始落实政策了。岳母已病故，老岳父还安在。二十六两黄金按九十八元一两，退给了二千五百多人民币。原来他们革委会当时也没地方存放，直接交给人民银行按牌价收购了，钱存在工厂的账户上。

万幸的是文革初期，妻子在被迫上交银行的不记名活期存折时，临危不乱，镇静地记下了上交存折的帐号和存款数额。

等到后来落实政策时候，在重庆道副食商场旁边的储蓄所里，几年前上交的不记名活期存折，竟然一份不少都查到了，十来万元活期存款如数退回来了。

岳父晚年虽然卧病在床，但衣食无忧，有人照顾。想起那个荒诞疯狂的年月，倒是趋吉避凶，因禍得福了！

注：上面几张照片是请朋友刚刚按图索骥补照的。

作者吴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