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其强劲的发展势头虽得以一定程度的遏制，但彻底控制和消灭这一疾病还遥遥无期。如何控制和治疗新冠肺炎及以后可能出现的其它疾病，避免新冠悲剧的重演，涉及到医学模式从单纯生物医学模式调整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这一重大医学问题。
生物医学模式是指建立在经典的西方医学基础之上尤其是细菌论基础之上的医学模式。由于其重视疾病的生物学因素，并用该理论来解释、诊断、治疗和预防疾病以及制定健康保健制度，故被称为生物医学模式。其基本特征是把人看作单纯的生物或是一种生物机器。即只注重人的生物学指标的测量，忽视病人的心理、行为和社会性，它认为任何疾病（包括精神病）都能用生物机制的紊乱来解释，都可以在器官、组织和生物大分子上找到形态、结构和生物指标的特定变化。
无疑，生物医学模式对现代医学的发展和人类健康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特别是在针对急慢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的防治方面，使其发病率、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在临床医学方面，借助细胞病理学手段对一些器质性疾病做出定性诊断，提高了治愈率。但这种模式也有很大缺陷和不足。比如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病、甲亢、消化性溃疡、哮喘等的发病原因，单纯用生物医学模式解释，就非常勉强。上述这些疾病也称多基因遗传病。多基因遗传病是遗传信息通过两对以上致病基因的累积效应所致的遗传病，其遗传效应较多地受环境因素的影响。与单基因遗传病相比，多基因遗传病不是只由遗传因素决定，而是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共同起作用。
老实地讲，人及人类社会是个极其复杂的系统，试图用单一因素去解释和解决问题都是不现实的，也是注定要失败的。经常看到一些报刊，宣传破解了某某疾病，特别是癌症的密码，找到了发病原因，好像找到了根治这些疾病的钥匙，之后就没了下文。疾病是复杂的，癌症如此，新冠肺炎也如此。
关于Covid-19的防控，以中美两国为例，截止至2月21日，美国已确诊28，671，924例、死亡509，711例；中国确诊100，375例、死亡4822例。从这个数据看出，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尽管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资源及科技水平，这次新冠肺炎的防控是彻底失败了。
至于这次欧美国家Covid-19的防控，为何失败，有多种解释，今天我仅从医学模式的角度，来探讨这一攸关亿万人民健康的世界头等大事。西方国家具备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医疗水平最高而且非常敬业的医护人员、充足的准备时间，照理说完全不应该出现如此严重的后果。之所以出现疫情失控，从社会学角度分析，这与西方国家政府失职，缺乏由下而上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行为密切相关。相比中国，经历了短暂的惊慌和失控后，果断封城、全民动员，疫情迅速得以控制。从心理学角度，经历过SARS痛苦经历的中国国民，对这次疫情非常重视，非常理解和配合政府的行为；而西方国家的国民，在疫情出现的初、中期，相当多的人对此不够重视，防控和隔离措施不够严格，尤其是年轻人。
单从生物医学的角度看，中国和其它国家相比，当初在武汉，疫情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其它国家和地区；在治疗措施上，并没有什么特效药和独家秘诀。之所以防控效果大相径庭，就是社会行为和心理特征的截然不同所致。
当前新冠病毒疫苗是个很热的话题，似乎疫苗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少人认为，有了它就万事大吉了。疫苗对传染性疾病的防控作用，毋庸置疑。但过分依赖和强调疫苗，忽视其它防控措施就大错特错了。疫苗发展再快，也赶不上病毒的变异快。归根到底，人的抵抗力才是最好的“疫苗”，一种最保险，又没毒、副作用的“万能疫苗”。中国传统医学有大局和整体观，强调“调和”，这是难能可贵的。
从传染性疾病，扩展到多基因遗传疾病及其它疾病，都是如此。人不是一个单纯的生物学个体，它是具备社会性、群体和个体心理特征的高等生物，单纯生物医学模式确实有其局限性，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更加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