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毓民其实是自己主动去省纪委投案的。前一天晚上，他独坐在沙发上，喝了一晚上酒。
那一次他周末回家，老婆冯艳珍告诉他，汪董跟她说，她手里持有的一个基金，他可以接过去。那是几年前买的一个私募股权基金，当时BC系统内很多人买了，说是BC证券公司做的上市保荐，铁定两年可以上市，至少可以翻倍的。他们也买了3000万。谁知2015年股市大跌，公司的上市也推迟，一拖这两年，公司经营也出了问题，上市无望 ，就卖给了一家上市公司，换得上市公司股份。可是这家上市公司股价也大跌，现在还在地板上，按现在的股价基金净值只有原值的一成， 按证监会新规定三年内还不能卖。
现在他们手中的股权基金，说得好听是3000万原值，其实市场价不到300万。而且基金无法卖掉股权，持有人一分钱也拿不回来。汪董说他原价买过去。林珍问他是帮了他多大忙，他这么大手笔。
高毓民第一反应是这个交易不能做。他这次帮老汪这个忙，完全是受人之托，是何行长的意思，他要的是位置，不是钱。他有今天的位置是20多年兢兢业业的结果，读书时挑灯夜战，高考时是他们市的状元，进了R大还是品学兼优的模范生，保送了本校硕士。毕业后本硕同学除了出国的，要不在各金融机构，要不在各部委，现在每年同学聚会都听说有人进去的。
他对冯艳珍说：“算了，先拿着吧，现在很缺钱吗？”
冯艳珍不高兴地嘀咕：“缺不缺钱，看跟谁比呀。”
他说：“跟人家比干嘛，你想花就花，缺了你吗？说实话我就搞不懂他们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冯艳珍不屑地说：“那是你没有试过有钱的好处。”
有钱的好处？他太知道了，金融就是让你近距离地看到钱的好处，以金融为武器，既可以拯救世界也可以毁灭世界，那才是至高无上的享受。不是只有自己账户上的钱才是钱的。
跟女人说她也不懂，他只跟她说，算了，别卖给老汪，今年是金融反腐大年，到时候有什么事说不清楚。冯艳珍虽然心痒痒很想借这机会套现，可高毓民的话她还是听的，就不再提。
可老汪没有算了，他直接找了高毓民，说：“老弟你太见外了，你帮了这么大的忙，我不表示不行，也不合规矩。行贿这事我不干的，股权买卖纯属商业行为，我看好我愿买你老婆愿卖，价格我们协议，你就别管了。”
后来何行长也跟他提了一嘴，说自己人何必这么小心戒备。看来不干还不行了，既上了一条船，那就是荣辱与共，你划清界限是要干什么呢。
后来就按老汪的说法，他和冯艳珍协议转让了基金份额，3000万。
老汪一双规，高毓民就知道这个炸药包随时可能引爆。他和周律师详谈了，交易可查，和贷款时间上是先后差不到半年，成交价和当时的市价差额这么大，现在又是金融腐败严打阶段，肯定会被认定为受贿。而且汪东海会说他看好那股权才出价3000万？进去的人谁不是争着检举揭发。
周律师先是问：“这件事还牵扯到什么人吗？仅仅是汪东海，还是后面还有人？”见高毓民沉吟着，他接着说：“我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人是可以帮帮你的。”
帮自己？高毓民苦笑着摇摇头，他孑然一身，以前是老行长的心腹，现在是新行长的干将，可这最体面的说法也就是上下级关系，指望谁帮他？
周律师就建议最好的办法是投案自首，反正他是牵扯其中跑不掉了，是不是就把老婆摘出来，说是自己一人的意思，老婆并不知情，只是按指示办了手续。然后把差额2700多万退赔出来，自首加退赃，可以减刑。
高毓民抬起头，问：“会判几年？”
周律师是他多年的合作伙伴，也是朋友。他艰难地说：“这个，如果按受贿金额，量刑应该是15年往上走，但有几条可以辩的，一是并非事先约定而是事后成交，银行业务办理合法合规并非接受贿赂后违规办理，没有损害银行利益，看能不能不按受贿罪；二是金额，不能简单地按当时的市场价和成交价之差，做为受贿金额，事实上一直持有理论上价格是有可能回来的。到纪委，这些前因后果你要适当表达出来。”
高毓民几不可见地点点头。周律师接着说：“如果最后刑事立案了，还可以减刑。退赔理论上可减刑30%，自首可最多减刑40%。”他深吸一口气，最后说：“争取6年。”
高毓民把头埋进两只手掌里，半天没有动静。周律师静静地等着。过了几分钟，高毓民抬起头问：“在那之前，我能回一趟北京处理一下家里的事情吗？”
周律师摇摇头轻轻地说：“最好不要了。现在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行动，错过了时间，就被动了。你有什么事，我去帮你办。”
主要是冯艳珍。周律师说：“我明天去北京和她面谈，如果你一力担责，我保证她没事，退赔的钱你跟她交代一声，我也会和她一起安排好。”儿子呢，冯艳珍在他就不用太担心，这几年，也是她一个人带他的。说到这，高毓民终于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周律师点燃一支烟，递给他，又点燃一支给自己。过了很久，看他平静了一点，高律师又问：“还有其他的事吗？”
高毓民问：“其他人，我是说经办这笔贷款的人，会不会受牵连？”
周律师了然：“这个呀，看她是什么角色？如果只是经办，可以没事。如果……”他看了他一眼：“和你有关系，就不好说。有经济关系，重则刑事，有其他关系，行政处分可能跑不掉吧。”
高毓民点点头。周律师又递给他一支烟：“要不要我帮忙？”
高毓民摇头。他说：“我父母那……”
周律师说：“你把电话地址给我，如果，最后移送公安了，我专门去一趟。有经济方面的安排吗？”
高毓民说：“我给老婆打个电话吧，让她安排。”
周律师拿出一部手机递给他：“用这个打吧。”
走之前，周律师拿出几张纸，要高毓民签个字，是委托书。当然在纪委双规期间，这律师委托书是用不着的，移交到公安去之后，才能再去见他了。周律师收好委托书，拍了拍他的肩膀，又重重地揽了一下，说：“那我先走？明天你先去办公室收拾一下，我陪你一起去纪委。”
高毓民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望向窗外，华灯绚烂，多少次坐在这里，俯瞰这繁华城市，仿佛是自己亲手点燃了这一盏盏灯。高楼大厦尽收眼底，这其中的很多栋，他都上去过，和坐在顶层的那些人谈过多少宏伟蓝图。今天，可能是最后一次俯瞰这繁华盛世了，以后，自己就要埋入尘埃。
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他喝了一口酒，慢慢地回想着。教室里埋头做题的少年，大学校园里妙语连珠的青年，天安门广场上激昂的斗士，初进那栋庄严的办公楼的职场菜鸟，早到晚走的优秀员工，业绩亮眼的青年干部，举足轻重的封疆大吏……这都是曾经的自己。每一个阶段，应该都有艰难的意外的时刻，可这一次的艰难，让他付出了下半生的代价。这就是收益风险的必然匹配吗？
他又喝了一杯酒，如果可以重来，他要从哪里重来呢？他能什么都不做，让自己象一块抹布一样被丢到一个角落吗？他能放下窗外的这片璀璨灯光，从此行走在暗处吗？都不能。他能做了这些又干干净净的吗？其实，只要再坚持一下，再圆滑一点，应该是有机会的。他是被冲昏了头脑吧，觉得那不是什么大事，好比在场上打球，谁都有可能奋力一搏而不得，OB（界外）的时候，他以为最多就是罚一杆。
他又倒了一杯酒，颤抖着拿出手机，翻出一个号码，手指在那串号码上停留了一下，才想到现在打给她可能会给她添麻烦，懊悔刚才忘了用周律师的电话给她打一个。不过，没打也算了，能说什么呢，把她绑到自己的战车上，是自己的私心，又何尝不是对她的真心提携。功败垂成，希望她能靠自己挺过这一关获得新生，各自安好吧。
周律师和助手到办公室，陪高毓民到了省纪委的大楼，然后看他一个人走进去。当天他被一辆车带到一个宾馆。他不是很清楚这是哪儿，也不必要去关心了。
他每天规律地作息，看守他的纪委工作人员很少看见这样平静的涉案人。他是在平静地等待应有的裁决。可是，他没想到，事情比想象的复杂得多。
关于汪东海和他的这件事，很快就问完了，后来翻来覆去的是另外的事。例如和永昌地产的关系，何行长和永昌老板陈建仁的关系。他和永昌是真的清清爽爽，永昌对他只是一个大客。他也安排过好几次何行长和陈建仁的见面，可是他也确实不知道更多的事。至于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不是说没有想过，毕竟行里对永昌的业务一路绿灯支持非常大。但他也完全不去探究，甚至是刻意不去接近。
纪委的审讯的处长不耐烦了，敲着桌子说：“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否则，你主动投案是否对整个案子推进构成正面作用，还是个问题。”
高毓民心都凉了，这是严重的威胁和警告。周律师也说过，主动投案减刑多少，是法官自由裁量的，如果认为自首行为对整个案子没有什么重大作用，也可能不构成减刑理由。
但他是真的与永昌没有瓜葛，对何行长和陈建仁的事也一无所知，何从来没有跟他表示过什么。他被困在那个宾馆三个月，看来他们就是想从他这里得到何行长的证据。最后，不知是他们觉得拿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还是从其他渠道找到了突破口，终于他们把他移交给公安了。
他已经三个月没离开过那个房间，再次走出来时，已经是春节了。天阴阴的，他被带上手铐，坐进一辆警车，两个警员一左一右坐在他身边，车驶出宾馆大门，他看了外面一眼，没有分辨出这是哪里，只见两边路灯上挂着大红灯笼，在冬天里显得有些颓败。车向未知的前路开过去，可他知道路的尽头是看守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