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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陈拙。
在微信上有一篇阅读两千万的文章，讲了一件很恐怖的事。
一个女孩在小区碰到一个哭迷路的小孩，女孩就带他去要去的地址。到了门口后，女孩按了门铃，而就在那瞬间，她被电晕了。等隔天醒来时发现自己在一间空屋里，衣服被脱光。
其实这是一个都市传说，它利用了人们的恐惧，即坏人会利用他人的善良而施恶。
今天的故事是一名医生的善良被坏人利用了，而且是真事。一个年轻的女医生毕业后去青海支援，被一个牧民来求救，说自己的哥哥患重病马上要死了。
女医生不忍心拒绝，那年她23岁，遭遇了人生中最恐怖的事。
我终于再次见到了王莉琼阿姨。
她已经很老了，只是上了些淡妆，唯有嘴唇在皱纹中显得鲜红。正是这点像火的颜色，让我想起了她年轻的样子，我本以为自己早忘了的那副样子：她短发在风中飞扬，明眸皓齿。
她年轻时的身份一直是个谜。
她是50年代的大学生，在当年，属于全国只有的几万人中的国宝，却突然来到了我们这个穷山僻里。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说她是母老虎，有的说她是王疯婆。
但最多的一种说法是：她是那个土匪窝里唯一活着逃出来的女人。
2017年秋，我得知她回到了西安老家，便辗转通过朋友想要见她。我按照地址找到了王阿姨的家，她提早就站在楼下等我。
她精气神特好，老远就朝我打招呼，引我进了家门。
开始回忆过往之前她说：“我可以给你讲讲过去，但我希望你不能说出我的真名，也不能刊登我的任何照片，因为我得有尊严地继续生活，这是我对你唯一的要求。”
这是一个不会被击倒的女人，这是她一生的故事。
（以下为她的口述，我整理）
“那年我二十三岁，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厄运。”
1954年11月，知钦草原已经是深冬了。那里是青海省南部，海拔四千米左右，全年平均气温两三度。
当时正闹鼠疫，县政府把十多位医疗人员派到草原上，其中就包括我，一个刚毕业，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大医科学生。
对我们来说，鼠疫并不危险，更危险的是匪患。
当时的青海虽然已经解放，但仍有土匪在游荡。
转过年元月三号下午，我因为来了例假，就和大厨留下值班。
三点的时候，有个年轻男牧人出现在我们的帐篷里，眼眶红润，央求我帮忙给哥哥看下病。说着，又跪下磕头，最后放声大哭。
我犹豫很久，最终没能抵过这番劝说，随他骑马去了。
走了将近一小时，我们来到一片平地，扎着三四顶帐篷。这些帐篷是用防风防水的尼龙布做的，而我以前见到的大多数帐篷都是由牦牛毛编织而成。
但我没多想，顶着寒风钻进了帐篷。
帐篷散发着一股明显的异味，四处堆砌着杂物。一个中年男人正躺在铺着氆氇毯的简易行军床上。他脸色发红，正发高烧，皮肤表面已现淤斑，并渗出少量血丝。
我诊断后，确认他是得了鼠疫传染病。
给病人打针服药后，我想要离开，发现几个男人堵住了去路。我抬头惊讶地看着他们麻木不仁的脸。请我来的年轻牧人从人群后面挤到了前面，用挎在右侧的半自动步枪对准我，眼光里的可怜消失殆尽。
我愣在那儿，朝帐篷外看了一眼，这才看清所有穿着藏服的男人都背着各类枪支。那些散乱地来回走动着的身影，把照进帐篷里的阳光剪得乱七八糟。
我突然明白，自己被骗到了土匪窝里。
躺在行军床上的中年男人抬了抬了身，用四川话带着藏汉混杂口音，也带着感冒嗓有气无力地说，等我把他的病看好了，就会放我走。
几分钟后，中年男人换上一件宽大的藏服，戴上狐皮的藏帽，完全一个真正牧人的模样，只是腰间别了两支手枪，隐隐透露出一股杀气。
因为害怕被政府的人发现，土匪们打算转移到偏僻的山谷。
我被抱起放到了马背上，冒着呼啸着的寒风，在暮色中很快离开了这片草原。也不知跑了几个小时，天上的启明星都白了，才到一处山谷中停下。
我被带到中年男人的帐篷里，缩坐在一角，惊恐地看着周围，脑子里翻江倒海地想怎么逃跑，直到天亮也没睡着。
土匪首领叫孙喜平，也就是我救治的人，大家都喊他团座。
接下来的几天，这些土匪给我端饭送水。我明白自己如果看不好病，土匪不会放过我，于是利用现有的药品，专心治病。
五天后，孙喜平身体逐渐好转，我恰好药用完了，便借口要离开。
孙喜平叼着烟，斜着眼看着我说，“从今天开始，你不仅是医生，还是我老婆了，现在我就要你成为我的真正女人。”
我拳打脚踢，他看我不依，停下来打量我奸笑着说，你能反抗得了吗？
然后一挥手，他身边两个卫兵抓住了我的双手，把我抬到了那张他睡的简易床上，当着卫兵的面，把我的衣服都扒光了。
被强奸后，我不停在哭，同时恶心不止，吐了一地。我一个大学生，当时走到哪都是稀罕的宝贝，但现在人生被轻而易举地毁了，继续活下去也失去了意义。
我起身把带来的药箱打开，全都看了一遍，没有一种能让我死掉。
我又坐下来抬头呆看帐篷发楞，突然想到用绳子把自己吊在帐篷的顶杆上。但帐篷里没有绳子，我便出了帐篷去寻找。
见二十米外的草地上站着几匹马，我走了过去，可还没到跟前就被一个男人阻止说，团座有令，不许你靠近。
我沮丧地坐在草地上，意外地看到眼前的草丛中，有数十个拳头大小的河卵石，便刨出一块，猛砸自己的额头，流了好多血。
我又砸了自己几下，没能死，只是失去知觉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无论我到哪，即使出帐篷尿尿，孙喜平的卫兵都寸步不离。我知道自己连自杀的机会都没有了。
绝望中，我想到老家的爹娘。自己如果真死了，爹娘不知道会咋伤心呢，当然更大的可能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我要活着，活着才有希望。
既然土匪要这个躯壳，也为了活命，我就不能在乎羞耻，活得像一只野狗。
我成了孙喜平的性工具，时常不分地点昼夜，随时被他按倒。如果拒绝，便遭到拳打脚踢，每次都是鼻青脸肿，浑身更是伤痕累累。
每次被不讲究卫生的孙喜平侵犯后，我都会不自觉地呕吐，之后便让卫兵给准备至少三盆水洗澡。
卫兵连我洗澡也不会离开，没办法，只能当着他的面脱光衣服。后来习惯了，我就熟视无睹地当着他的面，从脸洗到脚。
我甚至没有一个可以诉苦的对象，只能靠自己咬着牙坚挺地忍受。这样才能活下来，活下来才可能逃跑。
我为了逃出土匪窝，创造了很多次机会。
第一次逃跑是我随着土匪去抢劫时，看到百十米外的牧人帐篷前有两匹马，乘人不注意，我不顾一切飞奔而去。
接着，我听到了两声枪响，感觉子弹朝我射来，距离头顶不远。我立马感到了疼痛，有一种温温的液体顺着脸滑下来。
我伸手摸了摸，才看到那是在奔跑中流淌的汗水。我松了口气，继续朝马匹跑去。
就在距离三四米就能抓住缰绳时，我被骑马迎面而来的孙喜平拦住，并被猛推了一把。我一下失去重心，整个脸部蹭在粗糙的地上，像被猫爪狠狠抓了一把般疼痛起来。
后来我还尝试写纸条给被抢的牧人，但因为牧人不认识汉字，立刻被孙喜平发现，又是一顿毒打。
我还曾救助过几个土匪，他们后来对我很感激，但当我要求他们放我走时，没有一个人愿意。哪怕我是救过他们的命。
几次之后我明白，逃跑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我除了自己谁也靠不住，便痛苦地接受了现实。
一年多过去了，我还是在那个山谷里。我熟悉了这里的青草味、烟味、血腥味，也熟悉了土匪们的心思。
我变得和刚刚被抓时不一样，不再是一个柔弱的女学生了。和土匪相处的日子里，我只有逼迫自己的内心变得坚硬起来，才不会轻易受伤。
我明白自己真想自保，还是应该利用为土匪看病的机会跟他们搞好关系，或许在关键时刻还能帮助自己一把。
我要学着，也把自己伪装成一头狼。
想通之后，我向孙喜平要了香烟，在众人前，表现出一幅浪荡不羁的样子。
给别人看病的时候，我一改以前的鄙夷与惊恐，开始嘻嘻哈哈，随着他们说粗话。
这些人趁机摸下我的脸和屁股，还有人趁我走过拧我的大腿。我佯装生气大声尖叫，你敢动我我就告诉你们团座，他不会让你摸我沟子（屁股）的。
土匪们显然很受用，说光团座享受你呵，老子也很硬呵。还有的匪徒哄笑说，那你就看着王医生自捋吧。
这种粗俗的玩笑，对他们是一种很见成效的手段。
有时候我看到也不知土匪们从哪弄来的面粉，就起了兴头做老家的裤带面，众人都赞不绝口。
果然，我感到那些人虎视眈眈的眼光逐渐变得平常，甚至带有几分尊重。
我的日子开始安稳了下来。不忙的时候，就坐在草地上晒太阳，大块的云在漫无边际的天空里自由地飘荡。
高原之上，日光猛烈，晒得我脸庞发红，原本光洁的大麻花辫早已干枯，有些已经凝到一块了。
有时候，我也会长久地坐在帐篷里，啃着孙喜平让卫兵炒的豌豆。
这种豌豆能用来喂马，是很有营养的马饲料。土匪们的马都很壮硕，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在鞭策中坚韧地驰骋在高原之上。
我告诉自己，自己只是他们的马，和他们不是同类。
我一直在等待机会，等一个能杀死孙喜平的机会。
那是我在被土匪囚禁两年后，1957年在土匪老巢的山谷里，突然出现了一支解放军的剿匪骑兵连。
所有土匪都吓了一跳，毫无抵抗力，四散奔逃。
我没有马上离开，趴在一个沙坑里观察，听见子弹不时地在空中飞舞。
眼前烟雾弥散，我看见土匪们一个接一个中弹倒下。在我印象中，土匪所剩无几了，长久以来的逃跑心愿马上就要实现了。
这时，我看到了那个最熟悉的身影。
孙喜平正骑着那匹最好的大走马朝山谷中逃跑。我熟知这里的地形，只要孙喜平拐进山谷，再想找到他就困难了。
我不顾一切地站起身，朝骑兵挥手高喊，前面那个人就是土匪头子孙喜平，快开枪打死他，快开枪打死孙喜平！
孙喜平听到我的喊声，在马背上转过身来看了我一眼。他举起了手里步枪，瞄准了我。
我在这时清楚地看到了他投来的眼光。那是一股幽怨，把我定住了，正喊了半截的声音也刹住了。
孙喜平端着枪，迟疑了，然后他放下枪，继续策马奔向山谷。
等我回过神来时，我看到孙喜平已接近山谷口，这才摆脱犹豫，坚定地继续大喊，前面那个就是土匪头子孙喜平，快开枪！
接着，我便看到有两个骑兵飞快从我一边追了过去，举起了枪。
孙喜平中枪了。他从马背上一头栽了下来，而那匹陪伴他许久的马并未止步，快速地朝前方奔跑着，奔向它的自由。
后来，一个骑兵把我带到了连长面前。连长问我是什么人，我说，自己是班玛县医院被土匪绑架两年的医生王莉琼。
连长立刻跳下马来，再次上上下下打量我，说他们一直在寻找我。说罢，便示意那个骑兵扶着我到一边休息。
我劲地猛跑到孙喜平倒下的地方，只见他双眼睁的老大，看着蔚蓝的天空也像是看我，那一时我趴在地上大哭起来。
我以为生命里的苦难都已经结束了，没想到只是刚刚开始。
我终于重回到了班玛县，生活却没有按照我想象的回归。
我以为自己可以回到医院继续上班，没料县委组织部老红军出身的干部叫我去谈话，要求详细汇报1955年元月3日被土匪掳去，直到被骑兵连搭救的全过程。
听完了我的讲述之后，组织上认定我“失去革命干部气节，甘愿沦为匪妻，已不再适合当医生，建议自动离职，避免组织开除，让人民唾弃的局面”。
我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
我找到当初把自己调来的县长，质问他，明明我是最大的受害者，为什么却把我当敌人？我在土匪窝里九死一生活下来了，为什么嫌弃我失去气节？再说，当初要不是你死皮赖脸调我来班玛医院，我会落到这个地步？
县长显得惭愧，支支吾吾说，“组织上为了你的纯洁性，必须要政审。”
我问他，我失去心灵和身体的纯洁性谁来负责？你老婆被土匪掳了也这样对她吗？我都死过一回了，根本不怕你们开除我，我和你不共戴天。
也许没有人料想到，当年那个柔弱的女学生现在会这么强硬。
当年我自愿来到青海支援医疗，没多久就被班玛县县长相中。我不懂拒绝，被调到了最艰苦的地区，成了县城第一个大学生。
其实后来被土匪骗去，也是因为我心软，不懂拒绝。
但从土匪窝出来，我就完全变了。
很快，组织部再次发话，结束对我的政审，医院补发了我两年的工资，还有一笔生活费，总共有五千多块钱。
县长又来找我了，拿出一叠我父母写的信。我拆都没拆，划着了一根火柴，把信全烧了。
我对县长说，以前那个叫王莉琼的人已经死了，我现在叫益西丹增，请你们以后叫我这个名字。
县长很客气地说，尊重你的意见，会让派出所把名字改了，这两年你受了很多苦，有啥要求尽管说。
我说，我只有一个要求，我和土匪头子孙喜平生了一个儿子，现在失踪了，要找回自己的儿子。
县长劝我认真想想，真领回来可能会影响政治前途。
我冷笑道，我还有前途吗，再说我只是个医生。
县长很陌生似地看了我好半天才问，你知道你儿子具体在哪？
我怎么能忘记。
1956年底，在被绑架一年多后，我怀孕了。我伤心极了，自己被强奸也就算了，但绝不能怀孕。这是土匪的孽种，怎么可以生个这样的孽种呢？
我不想告诉孙喜平，想在他没发现时流产掉。
一开始，我在药箱里找能打胎的药，可是什么药品都没有。我又在草地使劲跳跃，还拽着卫兵和他摔跤，用肚子撞硬物，从马背上往下跳，爬在石头堆上睡觉，可都没流产成功。
眼看肚子明显凸起，我知道瞒不住了，才告诉孙喜平，并再次央求，你就看在一个女人用最好的两年青春陪你在草原上游荡，还给你生个孩子的份上，行行好，放我一条生路回去吧。
孙喜平听说我怀孕了，很是高兴。他在老家有两个老婆，都没儿子，他说如果在果洛能让一北京来的大学生给他生个儿子，那真是天大的好事。
他兴奋地抱着我说，这下我更不能走了，必须生下这个孩子。
就这样，我在快分娩前夕，从知钦草原被秘密护送到了四川。数天后，我生下一个儿子。
我看着自己身上掉下的肉，悲喜交加。我虽然仇恨孩子的父亲，但最后怎么也恨不起孩子啊。
我预料到孙喜平不会让我把孩子带在身边，就多了个心眼，不仅详细观察了这里的地形，还故意拐着弯问接生的老太太村子的名字，方便以后能找回这个孩子。
生产后的第二天深夜，孩子和接生的老太太就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我虽然痛哭，但也无能为力，又跟着三个土匪，重新回到那荒无人烟的知钦草原上。
根据我的这段回忆，后来儿子在四川省壤塘县被找到。
我骑马到了那户人家，搂起孩子的衣服，看到长在腰上的红痣，这是孩子的胎记。回到了班玛后，我给儿子起名叫王知钦。
我只在班玛医院上了半年的班，就主动要求调到偏远的公社卫生所当医生。那里海拔比县城低，气候也好，工作也不忙，有时间带孩子。
在那里的崇山峻岭中，河岸边生长着大片原始森林，除了几个汉族工作人员外，只能见到不多的牧人，完全与世隔绝。
我把这当做隐姓埋名的最理想地点，决定不和父母及同学来往。经历了那么多，我只想和儿子相依为命，平平淡淡地活下去。
可这个愿望也显得奢侈。
王知钦八岁，需要上小学，全县只有县城有小学，所以我又调回了县卫生院。
王知钦虽然比同班同学大两三岁，但个头却不高。开始，他和同学们相处的还行，但到三年级的时候，情况就变了。
有天中午，他放学哭着回家，我问他为什么哭。
他说，俺班几个男同学天天在课间操和放学后的路上打我，骂我是土匪的野种，几个女同学也在课间操帮他们一起骂我。
他也不敢和老师说，只是哭着告诉我，不上学了，要回以前那个偏远的公社。
我眼泪也流了出来，马上拉着儿子去找那个带头的男同学。
那个同学住在县委大院，父亲是县文教局的干事，一家人正在吃饭时，我闯进去对着同学就是一耳光，骂道，你个狗日的有人生没人养的东西，有啥资格打王知钦！
他的父亲这才知道怎么回事，当场就把儿子痛打一顿，让他磕头认错。
这边刚刚处理完，我转身来到学校，找正在上课的班主任，问他为啥不管学生被欺负的事。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坐在后排的那个带头的女同学，于是快步走到她身边，又是一耳光。
那声音在教室里清脆而响亮，吓得女同学脸色发白，都不敢哭。教室里鸦雀无声，所有的学生都静悄悄地看着我。
我警告全班同学，今后谁敢欺负王知钦，我就和谁过不去！
走出教室，我又找校长。校长也对我道歉，对王知钦受欺负的事要严格管教处理。
在以后的两年里，果然再没人敢欺负王知钦。但从那之后，有人给我起“王疯婆”的绰号。我根本不在乎，心想自己都当过土匪婆了，还在乎这个吗。
但这种平静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班玛县的造反派也起势了。
第二年，造反派贴大字报，说我当年如何暴打革命小将，还说我是土匪婆，革命的叛徒，还为土匪头生了儿子。
从西宁来的造反派也把我拉出来，脖子上挂着一双破鞋，站在主席台上被斗争批判，连着批斗了我一个月。
有天王知钦偶尔路过县小礼堂，正好看见我在舞台上低头哈腰正被造反派批斗，一个男生按着头踢我屁股。
王知钦立即拿了根白扬树枝，冲上主席台，把那个人打得头上出血。旁边的人拦住后，把他围殴一顿。我疯了似地冲过去想保护，结果也被打的鼻青脸肿。
我们被带到派出所的小黑屋关了两天两夜，滴水都没给。
出来之后，我想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离死就不远了，便向县革委会主任申请说，由于我是历史的罪人，想带着儿子到全县最为艰苦的知钦草原为牧民看病赎罪。
我们又回到了知钦草原。人世间斗争得火热，但知钦草原还是当年的模样。我帮牧民们看病，也受到了他们的保护。
一晃到了1973年，果洛州民族师范学校招收基层孩子，王知钦报名成功。
八月，我送王知钦到班玛县城，坐了一辆运输公司的货车。可没想到那辆车在翻越一处急拐弯处，翻到了几百米的深山谷中。
我受重伤，儿子死了。
我失去了人生中最大的牵挂，一度如行尸走肉，在知钦公社卫生所黯淡地度过了好几年。
直到1978年，文革结束，县卫生局把我调回县里，还任命为县医院的副院长。我再一次遇到了吴启明。
其实我和他早就认识。当年在我带着孩子回到县城读小学时，就引起了吴启明的注意。
他是个四川来的医生，中等个头，白净文静。
班玛县取暖做饭都是用的林区大圆木，吴启明当着同事们的面，常帮我把大圆木劈成小块摞成垛。买干牛粪的时候，也会拉到我的牛粪棚里。
有次在值班时，他对我说，“如果我们在一起生活你就没这些困难了。”
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我不允许再接受别人的爱情，假装哈哈一笑，说我屁股后跟着个打酱油的尾巴，等我儿子长大了再谈情说爱。
我们没有在一起，但是吴启明还是很照顾我。文革的时候，就是他让我们母子走出了派出所小黑屋。后来他成为县医院院长，又是他打招呼，才让王知钦有了上学的机会。
文革后，我被调回县医院做副院长，依然是吴启明帮的这个忙。
1984年，吴启明调到果洛州任卫生局副局长，我成了县医院院长。由于吴启明的原因，我申请了几笔专项基建资金，对门诊和病房进行了一次大改建，同时还新盖了四排医生们的住房。
并且招了很多的应届学生来当医生，医资力量大大提升，工作成绩甚至得到了省领导的肯定。
1989年春节，吴启明给我打长途电话拜年，说我的工作很有成绩，州卫生局已决定，调我来担任果洛州人民医院的副院长。此后，我们又常常见面了。
四年后的一天，他来医院看病，实则是第二次向我表白。
他认真地说，“咱们马上要退休了，我老婆死有多年了，你也一直是单身，我们还能活多少年，合在一起过日子吧？”
我知道他老婆几年前因高原性心脏病去世，就说，只要你不嫌弃我，我愿意呀，说吧，啥时结婚。
我只有一个要求，虽然我60岁了，但我算是头婚，坚持要穿婚纱。
他尽力满足了我的愿望，隆重地在州卫生局的会议室举办了婚礼。之后我先退休，到了西宁。
两年后的冬天，老吴在办完退休手续的那天，特意到邮局给我打长途电话说，办清手续了，让我不用惦记。
我叮嘱他早点回西宁，准备过春节。他说过两天局里会专门派吉普送我。
但一个礼拜后的某天下午，州卫生局的局长突然来我的家，面带难色而又悲痛地说，昨天局里的吉普在阿尼玛卿雪山上和一辆大卡车撞了，卡车翻车，吉普被撞下几十米的山谷，老吴和司机还有另俩人都没了。
我一下就晕倒了，也不知啥时候醒来的，想哭都哭不出声。在我这辈子数不清的悲剧中，眼泪已经都流干了。
我前辈做了啥孽，让我这辈子从年轻到老都没顺利过，老天爷对我有仇呀?
冷也好热也好，只要还活着就得继续生活。我强打精神把老吴火化打发走，一个人独居在家。
但我明白，自己不能被击倒，就像当初被土匪绑架，被组织怀疑，看着儿子死去，如果自己每一次都认命的话，这辈子早就完了。
我想起自己已经几十多年没回过西安老家了，父母死的时候也没回去见最后一面，不过还有一个亲姐姐应该尚在人世。
多年没有音讯，故地早已物是人非、旧貌新颜。我在西安找了几天也没找着人，最后通过派出所查出了姐姐现在的地址。
2000年，我们姐妹再次相见，两双苍老的眼睛互相打量对方。姐姐不敢相信，反复说你真是王莉琼，你真的没死？
我把在果洛的经历说了一遍，姐姐伤心得几乎晕倒，她儿子忙给吃高血压和速效救心丸。
等到我们都平静后，姐姐坚决不让我再回青海，要我和她在西安一起养老，让侄子负责把我养老送终。
我便不再走，自从大学毕业后，我已经离家太久了。
我离开家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学生，从北京医科大学毕业。我刚刚分手，谈了三年恋爱的北京籍男友说，我会被分配回老家西安，两人不合适。
那时我很天真，受不了任何生活的打击。舍友陪着失魂落魄的我，走在校园里。路过小礼堂时，我们听到里头传出的一阵掌声，就走了进去。
原来是青海省卫生厅招生小组的动员大会。
青海很艰苦，我并没打算去，但听完演讲人说高原的雪山如何雄壮，白云如何飘袅，辽阔的草原又多有诗意时，我灰暗心情突然想急切地跳跃到明亮的高原上。
“同学们，来青海吧，让你们的青春在高原上如格桑花一样盛开吧！”
我伏在小礼堂的窗台上填完表格，陪我去的舍友想阻止，说你不要因为失恋了，就冲动了。也可能是命中那只看不见的大手在推我，我几乎是瞪着眼带赌气地说，我就是要去青海，我就是要让前男友惭愧。
我知道自己当时很幼稚。
出发之前，我还想那里的紫外线能杀杀失恋的阴霾，开始我浪漫的一生。
无论是否浪漫，王莉琼都过完了自己的这一生。
她和我就这样聊了一天，直到太阳下山。中间好几次，在谈到伤心处时，王阿姨依然在嚎啕大哭，双手不停地颤抖，我赶紧握着她的手。
她的哭声苍老而嘶哑，手冰凉而骨感强烈。
她还拉我到她的卧室参观。房间整齐朴素，墙上没有任何装饰的图片，床头柜上放着一本《唐诗三百首》和一本新华字典。这让我意外，她还在看唐诗。
她问我喝咖啡还是绿茶？我有些诧异。
我原以为她成为一个孤寡老太太的生活一定很糟糕，不料从她的衣着和饮食就能让人看出来，她依然对当下的生活有信心。
晚上离开前，我和王阿姨约定，一年以后我还会再来看她。她说，可能自己的身子撑不了那么久了。
那一刻我特别想拥抱她，但没好意思表达。
她在楼下目送我离开，有点惆怅地挥手和我告别。我走了好远，转头看，她仍站那儿看我。
在我们见面一年后，她驾鹤西去了。
我在听这个消息时，非常惆然。这个世界上，那个敢对命运的重击一次次进行还手的女人，永远消失了在西安的晚霞里。
王莉琼的一生是悲惨的，也是令人佩服的。
尤其是晚年的时候，她没有选择沉浸在回忆里，命运摧残了她，她却用唐诗、咖啡和茶与之对抗。
在杨尼玛拜访她时，大起大落的人生回到那间小屋，只是成了一个老人骨感强烈的手。
这让我想起一部讲述“慰安妇”的电影，一位老人被日军掳走，经过三个多月非人的折磨后，她终于找到机会逃出魔窟，却发现自己怀了恶魔的孩子。
但老人没有表现出无法言说的痛楚，在一间深冬的小屋中，她一脸平静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后，仍然慢吞吞笑眯眯地说：
“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