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田家英的自杀
1．自杀的经过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专案组，审查“彭、罗、陆、杨”问题的同时，中央决定成立由安子文、王力和我三人组成的专门小组，负责审查田家英的问题。
总理要我去找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请他配合我们三人小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与谢富治打交道。我去了公安部与谢富治谈完工作后，他热情地邀请我到他家里去吃午饭。
1966年5月21日上午，安子文打电话通知我，让我在下午二时半，到中共中央组织部与他和王力会合，然后一起去中南海找田家英谈话。在接到安子文的电话后，我与汪东兴通话，告知情况。汪东兴说他会通知门卫给安部长放行，谈话后如有什么问题可以再找他。我到组织部的时候，王力已在。安子文说，总理交代马上要找田家英谈话，要他停职反省，由你接管他的工作。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不要出差错。那时安子文的威信很高，组织上的事情，他说一不二。
田家英住在中南海永福堂，那里原来是彭德怀住过的元帅府。我们到的时侯，只有田家英夫人董边在，她告诉我们，家英同逄（先知）秘书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董边是安子文的老部下，两人很熟，她招待我们茶水，我们就坐下等着。一会儿田家英和逄先知回来了，田家英看来了我们三个人，脸上显出焦灼的表情。安子文反倒像是这家的主人，招呼田家英坐下，又叫董边和逄先知也坐下，然后很平和地说，家英啊，你犯错误了，中央现在决定，即日起你停止工作，进行检査。你的工作由本禹同志接管，你手头的文件，特别是《毛 选》五卷的手稿，都交本禹同志，等一会儿就办交接手续。安子文又说，你的问题多大，怎样处理，要根据你检査的结果和你的态度决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这几天就在家里反省，不要出去了。
等安子文讲完，我问了一句，主席的手稿你这儿还有多少？田家英说，主席手稿都已退回档案馆了，他这里现在只有《毛选》第五卷的清样稿。 田家英问安子文，他从哪些方面开始检查？安子文说，你自己先想想，从庐山会议到现在，自己有那些错误。
在整个谈话中，安子文的态度都是平和的。他只谈田家英有错误，并未谈到具体是什么错误，更没有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田家英当时表现的是无奈和委屈，但并不激动，更没说过一句怨恨毛主席的话。按他在中央工作的经历，他知道，没有毛主席的同意，是谁也不能让他停职检查的。王力、我、董边和逄先知都没说什么话。在这种场合，其他人也不会说什么话。
安子文谈话完毕，我就在田家英住处用红机子与汪东兴通了话，通报了安部长和田家英的谈话情况，并请他派机要人员来协助清点文件。他马上就派了机要室的机要员王妙琼过来，又派了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张纯过来协助我办移交。汪东兴本人没有出面。
大概在下午四点钟左右，王妙琼和张纯到了，我交代他们和逄先知一起清点田家英那里的文件，并一一作了登记。 接着，安子文与王力分别乘车回去了，我在交代完毕后也回到中南海甲楼，找汪东兴通报了情况，并请他对永福堂的警卫、人员出入和田家英的安全等做相应布置。汪东兴听了我的话笑了，说这些都是他的工作，他早就安排了。汪东兴还说，他要在晚上召集中南海各单位科级以上干部开紧急会议，宣布中央对田家英实行停职反省的决定。他问我能否参加，我说我还要和王妙琼等一起査对田家英处的文件，和 《毛选》第五卷的各种资料，可能来不及到会。他就说，那么我们先开着，以后再把开会情况告诉我。
大约五六点钟的时候，王妙琼来电话，说田家英处的文件已清点、登记完毕。还说文件早就整理过的，所以都很清楚，交接得也很快。我交待她与逄先知办好交接手续后把文件带回来。等星期一上班，把中央的文件交机要室，把群众的来信来访文件交给我，把《毛选》第五卷清样存放到甲楼。
晚上七点多，汪东兴召开了中南海各单位科级以上的干部会议，宣布田家英停职检查，他的工作由戚本禹接替。汪东兴在会上讲了田家英的各种错误和他同田家英的各种斗争，还讲了毛主席对田家英的批评。汪东兴讲的内容有些我是知道的，许多是我不知道的，特别是在我离开中南海的期间（1964—1966）发生的事情，更是我闻所未闻的。我很后悔没有去参加这个会议。
逄先知的夫人马芷荪，亦属科级干部，所以她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5月22日深夜十一时许，田家英用红机子给我打电话，说他又找到了一些忘了登记的遗留文件，要马上交给我。我说，那我派人过来登记。他说，“不，你要来一下，我要亲自给你交代一下。”我说，那好。于是，我通知了王妙琼，叫她一起去田家英那里。王妙琼是个勤于职守的女孩，她已经休息了，但是接到我的电话，她即刻去了田家英那里。
我的办公室离永福堂只有一百多米的路程，一会儿就到了。田家英看到我来了，就向我交代了一些遗留的文件。因为文件交接是要经过他 的秘书，我便起身出去，想到永福堂的东厢房找住在那里的逄先知过来。田家英见此机会，马上就跟着过来，在走到卫生间拐角处，他紧 张地问我，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谁在害他？他这个举动是违反纪律的。他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两人毕竟有着多年的交往。这个时候，我也没法告诉他什么情况，只能对他说，下午安部长跟你讲得很清楚了嘛，你有耳朵没有啊。我一边说还一边拉拉自己的耳朵。他懂了，知道我说的是陈伯达。事实上，中央这次决定审查田家英，也确实有陈伯达向毛主席写报告的事。
文革后，田家英的夫人董边写文章说，在安子文谈话后的深夜，戚本禹打电话来，叫田家英到他的办公室签署文件，态度很凶。田家英摔了电话，不肯去签字，还骂了戚本禹等等。这些无稽之谈，类似推理小说，虽能哄哄人，但与事实全然不符。事实上，电话不是我打给田家英的，而是田家英打给我的，谈的是移交文件，这是中央交给我的工作，我没有理由态度很凶，而且文件移交签字也不是田家英和我的事，是逄先知和王妙琼办的。这些签字的档案应该仍在。
第三天，即1966年5月23日上午约十时许，田家英的勤务员小陈，第一个发现田家英在永福堂的西厢房里上吊自杀了。（田家英把主席不 大看的书都放在永福堂的西厢房，而主席经常要看的书则都放在菊香书屋。）小陈看到田家英的头悬在一根栓在两个书柜之间的绳子里自尽了，门还反锁着，小陈惊恐地跑到秘书室去报告。
那天是星期一，在行政科值班的王象乾和路辉等飞快地跑到永福堂，他们从窗口跳进藏书室，急忙把田家英解下来，松开外衣，路辉用口对口人工呼吸进行抢救，但终因死亡时间过长，无法起死回生。于是，他们就打电话到人民大会堂，向正在那里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汪东兴和我报告。我们立即转报会议主持人，然后赶了过去，安子文、王力等也闻讯坐车赶来观察现场，处理后事。安子文当时还叫人通知了董边。
看了现场以后，安子文、汪东兴当场就决定由警卫局的人把田家英的遗体送殡仪馆，后来在征得家属的同意后火化了。安子文、汪东兴和 我分别向在京中央领导和在外地的毛主席和江青等汇报了情况。
2 ．逄先知对田家英的掲发
田家英自杀后，逄先知搬出了中南海，住入西门外的中南海干部宿舍，一天晚上他在家里烧文件，烧得满屋子都是烟。然后他把烧过的东 西，放到抽水马桶里冲掉。因为烧的东西太多，有些纸没有烧尽，结果就把下水道给堵了。那个地方整个院子的下水道都是连在一起的， 这样一来，别人家的马桶也都堵住了。马上有人向办公厅报告了，一查，原来是逄先知在家里销毁材料造成的。汪东兴和我马上过去看 了，汪东兴叫人把下水道都挖开，把冲下去的东西取出来。取出来一看，在烧剩下的碎纸里竟然有张毛主席索书条子的碎片。问他怎么回事，他看了看，说是毛主席要书的时候写的条子，他没看清楚就撕掉了。把主席的手迹毁了，这个问题挺大了。汪东兴马上要叫公安部派人把他抓起来。我有点于心不忍，毕竟也是多年的同事。我跟汪东兴说，现在不宜叫公安部来抓他。汪问，为什么。我说，他接触过大量的中央机密，知道的事情太多。你把他抓到公安部去一审，他万一乱讲，不太好。汪东兴觉得我说的有道理，说那就把他隔离起来，内部审查。
逄先知被隔离后，态度挺好。汪东兴叫他写啥他就写啥，前前后后写了不下一百多张纸。所有关于田家英的事情，特别是田家英在背后特别是酒后，用很无礼的话宣泄对毛主席的不满。他说，田家英说了，主席死后，也会摆在水晶棺材里，最后也会像斯大林那样被后人焚尸扬灰的。还有什么刘公（指刘少奇）怎么还不起来造反等等。他还揭发了田家英许多生活上的违法问题。如果按照他的揭发来给田家英定罪，那田家英的问题就严重了。
逄先知1950年进秘书室不久，很快就做了田家英的秘书。当时深得田家英的信任。可田家英出事，他揭发和控诉田家英怎样侮辱他的时 候，声泪俱下，令人同情。而到文革结束以后，他又把田家英抬上圣贤的宝座，大说田家英是怎样培养他，他跟田家英的关系是怎么怎么好。还反过来说是我诬陷田家英。真是一个不实事求是的人。
3 ．我知道的田家英
我进中南海之前，就在中央团校听过田家英的党史报告，进中南海后很长的时间里，他一直是我的直接领导。从为毛主席读报、处理信件，到给毛主席管理图书，直至参加编辑《毛选》的校对，都是田家英叫我去做的。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我对他一直都是心存感激的。那个时候我感到他对毛主席的感情很好。特别是在编辑《毛选》一、二、三卷的时候，他的工作非常勤恳，非常认真负责，连一点细小的地方都不肯放过。可以说，在编辑《毛选》这件事情上，他的贡献是很大的。毛主席对他也是喜欢的。1956年开“八大”的时候，他根据毛主席的口授大意给主席起草的闭幕词受到了毛主席的赞赏，毛主席逢人就夸奖他，这是他最春风得意的时候。
田家英有个大优点，即使在工作上出了问题，他从来不像陈伯达那样把责任往别人头上推，从不诿过于同级或下属。这一点他是有君子风度的。即使批评人，也很有分寸，不象秘书室另一位领导人何载那样官腔十足、随便训人。只是他这个人过于敏感，气量也不是很大。我们秘书室的同事们和他的关系一般都是很好的。他对我们也非常随和。
在“八司马事件”的时候，他同情和支持我们这些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八司马”。可是，他明知中办主任杨尚昆包庇秘书室的领导何载，支持何载狠斗“八司马”，但在主席替“八司马”平反后，他却不准我们给杨尚昆多提意见。到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因为他哥哥参加军统的事和他自己生活作风上的事，有把柄落在了杨尚昆的手里。所以，在主席亲自支持“八司马”，要开会批判中办领导扶右反左错误时，田家英就来跟我们说，你们的揭发，就到中直党委和中办派来的代表王刚为止，绝不能牵扯到“老令公”（指杨尚昆）。就这样，他还不放心，开大会的时候，他不让说话激烈的李公绰和我两个上去发言，生怕我们对杨尚昆批评过分，而是安排了说话比较平和的朱固上去发言。
杨尚昆曾多次提出秘书室的工作要先向他报告，然后由他去报告主席，而田家英知道，主席是非常重视秘书室工作的独立性的，一直是要 田家英直接向他汇报工作的。于是田家英就两面敷衍，不敢得罪杨尚昆。
1950年秋，因为他没有把石景山工人为要求解决生活困难给主席的信送给主席，受到了主席的严厉批评。这件事对他的刺激很大。他回来 就一边喝酒一边在我的面前发牢骚。田家英嗜酒如命。他对我最大的意见就是不能陪他喝酒，而我对喝酒真是没有兴趣。
我估计，后来逄先知揭发的他说的许多话，很可能是在他喝了酒以后说的。还有很多错事，他也是在喝了酒之后干的。 田家英任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是杨尚昆、邓小平提拔的，他因此对杨尚昆、邓小平一直怀有感激之情。他跟我说，还是杨公、邓公想到我呀。可这样一来，他就必须经常向杨尚昆去汇报工作了。
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邓小平去东北视察工作的时候，是带着田家英一起去的。田家英在大兴安岭被一种毒虫咬伤，整个手臂都肿了起来。邓小平下令要省里的医院不惜一切代价给他治好。他对这件事情也是一直铭记在心的。
不过在大跃进的时候，他倒是没有跟着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浮夸风。他在私底下还对我说，邓小平虽说也是出生在农村的，但他根本就 没干过农活，不懂农业。刘公（刘少奇）家在农村，可是也不干活，也不懂农业，所以他们才会搞浮夸，才会相信什么万斤粮。毛公从小干农话，所以他就不信什么万斤粮。 田家英对1958年的“浮夸风”是坚决反对的，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正派的。
主席派他和陈伯达、胡乔木去各地农村作调查，他们了解了下面的真实情况，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向主席汇报。为此，他们也受到了各地方大员的反感和冷遇。田家英对一些中央和地方大员比如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等人看法很大。
1958年他带领我和秘书室一些同事去四川种试验田。在庐山会议上，他把我们写的 《关于四川新繁县粮食生产真相的报告》呈给了主席，使得李井泉受到主席的批评。李井泉不服，自己派人去作复查。如果不是四川的劳动模范罗世发顶住压力，坚持说了真话，那当时田家英和我都可能会被打成是“右倾机会主义”，甚至被指责为“欺骗毛主席”。
正因为此，他和陈伯达、胡乔木在庐山会议上支持彭德怀也是事出有因的。可是后来他受到了李锐的揭发，李锐把他们在私下里说的一些话加油添醋地向主席作了交代。因此在会议转向批判彭德怀的时候，他们也差点被卷进去。由于主席对他们进行了保护，说“秀才是我们的人”，他才过了关。从庐山下来后，他和陈伯达、胡乔木都宣布从此与李锐绝交。田家英更是咬牙切齿地在我们面前，痛骂李锐是“卑鄙无耻的小人”，宣布与他“割袍绝义”。
庐山会议后，田家英曾跟我说，他事先不知道彭德怀是别有用心的，自己是上了彭德怀的当。他很感激毛主席保护了他。他在向秘书室传达庐山会议指示精神，给我们作报告的时候，他批判彭德怀的态度是很激烈的，直指彭德怀反党，那个报告的记录我现在还保存着。
1962年刮“单干风”的时候，田家英6月从湖南调查回来，他先到刘少奇那里作了支持“包产到户”的报告。刘少奇鼓励和支持他的意见，并要他向主席建议在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改革。接受了刘少奇的指示以后，田家英再去毛主席那里，他按刘少奇的意见向毛主席提出了“包产到户”的建议，受到了主席的批评。后来主席问他，这“包产到户”是你自己来说的，还是谁叫你来说的。其实主席对这一切心如明镜，只是给了他一个台阶下。可是，田家英却坚持说，是他自己的意见，不是别人叫他来的。主席从此就不再相信他了，也很少找他。
从那之后，田家英的情绪就很低落。 田家英自杀后，他的夫人董边跟她工作所在的全国妇联的领导人讲，田家英是冤枉的，他向主席去反映“包产到户”的事，是刘少奇让他去说的。这些人现在怎么都不出来说话啦？还说，田家英把事情揽在自己身上，那是为了保护中央的团结。 全国妇联领导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安子文。安子文马上把董边找来，还叫了王力和我一起参加。安子文对董边说，田家英出了问题，照理我们是可以把你也隔离起来，进行审査的。现在我们已经对你很宽大了。如果你还要胡说八道，攻击中央领导，那后果你自己负责。董边吓坏了，从此就不敢再说什么了。
安子文很老道，他叫王力和我一起到场，这是向董边表示这不是他的个人意见，是代表中央领导的。我和王力当时一句话都没有说。不过，董边说田家英代刘少奇受过，是为了党中央的团结，这话我当时就觉得疑惑。田家英是毛主席的秘书，是主席叫他去湖南农村做调查的，回来了，理应首先去向主席汇报的。怎么能先去刘少奇那里作汇报，并接受刘少奇的指示去向主席提什么建议呢？而且明明是刘少奇叫他向主席提建议，当主席问他的时候，他却还在毛主席的面前不说真话呢？这怎么能说是维护中央领导之间的团结呢？要维护中央的团结，不是应该去劝说刘少奇听从毛主席，巩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吗？那是中央决定的方针呀。
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后，在一些人的心中引起了很大的波动。这些人都是很聪明的人，或许也包括田家英。他或许认为毛主席毕竞老了， 而刘少奇对他很器重。这跟后来汪东兴投靠林彪是一个道理。区别只是，汪东兴在主席叫他“要改换门庭，现在就滚”的时候，（听中南 海的同事告诉我）他当场就跪倒在地，请求主席的宽恕。而主席这个人其实是心肠很软的，也就让他留了下来。可是田家英却不愿向主席说真话，承认错误，而是寻了短见。
田家英自杀后，在一次谈到他的问题的时候，当时主席也在，我说，田家英的错误是严重的，但是据我平时对他的了解，他对主席还是有 感情的。主席听了没有说话。会后，江青就批评我说，你这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为此，我在后来的中央秘书局秘书处的群众大会上还公开作了检讨。 等到我被抓起来后，好多人，尤其是汪东兴就说我在“八司马事件”的时候，就已经是田家英的死党了。到了文革结束，田家英又被邓小平他们抬举成了英雄。而我又变成迫害田家英的罪魁祸首了。其实，这两者都离历史的真实十万八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