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享受“三不”政策
在1967年8月底，周总理叫我送王力、关锋二人到钓鱼台2号楼去“闭门思过”的时候，他曾交代我说，如果有人问起来，你就说他们在“请假检讨”（实际是隔离审查）。总理还跟我说，主席交代，对他俩，不准交给群众批斗，也不准任何人去审问他们。对他们只是作内部审查，现在不设立专案。
不到五个月我也被隔离审查了。随后又一起被关进秦城监狱。但对我们的政策依然还是“不批斗、不审问、不立案”的“三不”政策。
在很长的时间里，除了有一次杨成武、傅崇碧，因追查鲁迅手稿的下落来监狱提审我之外，我没有再受到其他的审查和讯问。我出狱以后问 过关锋，他说，他也一样，没有受到任何审讯。直到主席去世前的一两年，汪东兴才成立了专案组对我们进行审查。
我出狱后，以前中南海的老同事告诉我，在我刚被审查的时候，中南海里支持汪东兴的那一派好几次提出要批斗我，都被汪东兴阻止了。汪东兴对他们说，闹什么！毛主席不让批斗。
即使是在1970年全国大搞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人来查问我与“五一六”到底是什么关系，而那个时候我们“王、 关、戚”是被说成是“五一六”总后台的。不过后来我听一些当年被作为“五一六分子”审查的人告诉我，在审查他们的时候，倒是问到了他们与“王、关、戚”的关系。可是他们中间谁也说不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因为事实上我们跟他们之间，除了中央文革小组支持造反的群众组织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关系。
我出狱以后看到江青在我被审查后讲我的一些坏话。我觉得她的讲话主要是罗织一些罪名加在我的头上，借以撇淸中央文革小组与我们的关系。 和江青不同，周总理针对我的讲话就要做重得多了。
总理在1968年3月18日的讲话中，把我说成是一个到处插手的野心家。但是他不可能忘记，我做的所有重要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经过中央会议和中央文革小组会议讨论决定，然后由我去执行的，而这些会议大部分都是由周总理主持的。
在“二月逆流”之后，很多本来属于国务院系统的工作，也是总理本人亲自指定我去做的。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也不会让我去做。总理在讲话中，他甚至还说我的两个儿子都不是好东西。可那个时候，我的大儿子还只有11岁，在念小学，他人很内向，除了玩，没有也不可能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而我的小儿子那时还没有出生，他是1968年9月出生在秦城监狱里的。
据我后来所看到的材料，当时毛主席讲到“王、关、戚”的一共有两次：
一次是在1969年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这次他讲话的主要意思是：打倒“王、关、戚”之后，就没有人把中央开会的内容透露给红卫兵和造反派了；
另一次是1970年他和斯诺谈话时，说到1967年8月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是一批“极左分子”。
这一次，主席虽然没有点“王、关、戚”的名，但从所讲内容的时间上来看，至少是包括了我们的。他可能认为在这些过激的行动背后都是由我们在支持着的。
总的来看，我总觉得，当时毛主席并没有把“王、关、戚”的问题“说绝”、“说死”。后来知道，主席在我们被抓起来之后，曾引诵了 两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很多人都说，主席这是在暗喻“王、关、戚”。我出狱后，与关锋谈起过这件事。关锋的看法不一样，关锋认为，主席引用这两句诗亦是主席对自况的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