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我听到了江青的歌声
1976年9月9日，我在监狱里得知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当时我的心情是非常悲痛的。
一代伟人，他一生战胜了多少强敌，可他从来没有居功自傲，仍然经常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只是人民的小学生。
他享有无比崇高的威望并握有至髙无上的权力，可他从未为自己和家人谋过特殊的利益。
他一心只想着如何巩固让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政权，和怎样让人民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过上幸福的生活。
他思想深邃，聪明睿智，目光远大；
他的理论造诣和文化功底极其深厚，这些不仅在他同时代的人中，无人可以与他相提并论，就是几千年的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其匹。
他在七十多岁高龄的时候，为了防止执政以后的共产党，从为了人民利益而奋斗的革命党，重新变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统治者，毅然决然的发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他发动和支持了最底层的人民群众起来，要他们“关心国家大事”，敢造“走资派”的反。
不用说，他此举必然会受到党内那些为了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一心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的反对。而另外 一些看起来是拥护他的，并且当年都是跟随他一起起来造反的人，由于自己地位的改变，如今他们对那些响应他的号召又起来造反的群众是一万个看不惯。正因为这样，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支持造反派革命群众的中央文革小组，在党内所受到的反对就可想而知了。
慑于毛主席本人的权威，没人敢把反对的矛头直接指向他，于是就必然地冲着中央文革小组了，而中央文革小组里资历浅、地位低的“王、关、戚”也就自然成为了首当其冲的目标。
从1966年的5月16日起，毛主席就号召全国广大的青少年学生、工农群众和干部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在这个过程中，中央文革小组是起了极大的作用的。没有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支持，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造反派早就被压制下去了，不可能像后来那样迅速的发展和壮大起来的。
1967年上海的一月革命，由群众自下而上起来的夺权运动，文革运动发展到了新阶段，使得党内的各种矛盾空前地尖锐起来。毛主席及时 地提出了要由军队、干部和群众实行“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这样巴黎公社式的新政权。
然而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1967年武汉发生的“七二〇事件”正是这种矛盾和斗争的突出的反映。 在亲历了武汉“七二〇事件”之后，毛主席的战略指导思想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在建立革命新秩序的过程中，从依靠造反派、团结大多数的方针，到提出实行革命的“大联合”的方针。
对于主席的这个战略思想上的转变，不仅“王、关、戚”的认识不足，就是江青、康生和陈伯达的认识也同样没有跟上主席的思想。所以我们仍然和以前一样，实行依靠支持造反派的方针。甚至还在1967年8月1日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这样的错误口号，实际上是严重干扰了毛主席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战略部署。
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之后，我就处在矛盾的焦点上了。因为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当时的主要工作在上海，而上海的文革运动又是主席亲自过问和领导的。于是我就无形中成了各地造反派向中央反映自己要求的主要渠道。整天为他们所受到的打压鸣不平。所以我想，主席同意对我进行隔离审查，不可能只是出于一时一事的误会和误判，而是形势所造成的。 我想起了斯大林说过的，当历史车轮在转弯的时候，总有人要被从车上甩出去的。我大概也是这样的被历史车轮甩出去的人吧！然而即使如此，也没有动摇我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标的追求和对忠诚毛主席继续革命思想的信念。
1971年发生林彪事件后，我在监狱里听不到有关中央文件的传达。从我当时的认识来说，我和关锋一样，根本不会相信林彪会谋害毛主 席。后来我看到中央文件上影印出来的林彪“手令”，看出它根本不是林彪的笔迹。我当时还认为，这一定是党内有人在陷害林彪。当时并不知道他儿子林立果逆天行事，在暗中策划谋杀毛主席的阴谋。不管林彪知不知道他儿子的这些阴谋，他教子不严，责无旁贷。
主席逝世后，监狱里有个姓李的管理人员，即前面所提的“老李头”，他来跟我聊天，他问起我对主席去世后国内的形势怎么看？我就随口跟他说，你去把空着的牢房都收拾收拾吧，我估计很快就会有新的人进来的。老李对我的说法很不以为然。 可是没过多少天，“老李头”就来跟我说了，你是怎么知道很快就有新的人要进来的呀？我朝他笑笑。
没多久，我隐隐约约地听到了江青的叫骂声。我长叹了一口气。 过了一段时间，我听到了浩亮在牢房里唱起了《红灯记》里唱段。之后，我又听到了江青的歌声，她唱的是《红梅赞》，她是个不屈的女英雄。
我知道了邓小平重新上台以后，就根本没有想活着离开秦城监狱，更不幻想他会宽大革命者。他爱怎么整就让他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