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口,我看到了中国人的信仰危机

01

我很少去周口。不是我不爱去,而是我觉得很多城市都千篇一律,无甚可看之处。 不光我知道这个问题,那些主管规划的干部也知道。所以,近年来,很多地方热衷于兴建大型景区,以此彰显本地的特色,避免千城一面。

如果按照城市营销、吸引人流的目的来看,伏羲太昊陵是成功的。如果非要按照文化的标准来衡量,则伏羲太昊陵不啻于一个披着文化外衣的商业广场,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大腹便便的中年大妈抱着孩子,可以看到生意失败的中年男人跪求发财,可以看到大学生情侣一起嬉笑打闹,可以看到小孩子拿着糖葫芦在哭闹……唯独,看不到和“信仰”有一丝一毫关系的事物存在。

庸俗到极致,用尽一切手段,想尽一切办法,只为追求一种像pig一样的生活,除了生殖还是生殖。 唯一的区别,无非是在灾荒年月祈求生的孩子能平安长大,在和平年代祈求孩子能考上好大学,仅此而已。

倘若这些愿望能实现,他们就万分欢喜地来“还愿”,进而逢人便宣扬自己拜的神有多灵,从此更加热心地上香许愿、捐献财物; 倘若愿望没有实现,则他们的脸色马上就变了,进而整个人都更加焦虑,焦虑之余带着几分愤恨:我都烧这么多香,捐献这么多钱了,就这么一个愿望,竟然没能帮我实现!

假如这也能算作一种信仰,则这些人的信仰无疑是功利的、实用的,折射出的,是我们民族普遍具有的信仰危机。

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倘若这也算“精神”的话),对信仰的尊重是非必要的,对文化的创造是徒劳的,对宇宙终极问题的思考是无聊的。除了物质享受和更疯狂的物质享受之外,中国人从来不追求其他任何东西。 物质享受之外的任何东西,对于中国人来说,都是没有用的。

所以,中国文化是不可能诞生真正的哲学的。过去不可能,现在不可能,至于将来,也难说(除非我们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劣根性进行一次彻底清除)。

只有从来不仰望星空的人,才永远不会摔倒。

和世界其他民族相比,中国人太精明了,精明到一切东西都可以伪造。文化可以伪造,信仰可以伪造,感情可以伪造,就连哲学,几乎也都带着一种伪造的味道。 中国这个民族太精明了,以至于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一些所谓做人的道理。这些道理,林林总总,无非一句话——千万不要吃亏!中国人特别怕吃亏,就连拜佛祭祖,也拥挤在一起,找尽一切机会挤在别人前面,一边扔铜钱一边拍抖音,唯恐落在别人身后。那样,岂不吃亏了! 大家都是40元的门票,凭什么,要让我吃亏!

中国人可以不顾生死,但一定不能吃亏。

02

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里说:中国传统文化几乎带有一种“滤过性的病毒”,这种病毒会自动传染给每个中国人。在这种病毒的侵害下,很多人痴迷坏心眼,各个阶层都迷恋成功学并崇尚物欲至上,什么甄嬛传、厚黑学、曾国藩、办公室兵法之类,大多是虚假的文化,奸佞愚劣的文化。

不信你看:办公室挂着“舍得”二字的,一般都是视财如命的主;挂“天道酬勤”的,很多都是奇懒无比,只会使唤人的小领导;挂“上善若水”的,别指望他能干啥正经事儿;挂“难得糊涂”的,一个个精明得跟猴儿似的;挂“诚信赢天下”的,多半是谎话连篇、西装革履的骗子。 (当然,这个不绝对,但符合相当一部分人)

中国文化是一种典型的杂糅文化,其原创能力非常弱,原创内容更是少得可怜。

近两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三次巨大危机,都是靠外来文化注入,方才得以拯救的。

第一次危机是东汉以来,传自天竺的佛教,拯救了刚被确立为官方正统就显露出衰相的儒家文化;

第二次危机是隋唐以来,传自西域的诸如菠菜、茴香、茄子等食物,丰富了中国人的餐桌,使我们这个民族,上至封建贵族下至布衣贫民,第一次能够吃饱饭,真正诞生出大众文化;

(要知道,唐朝之前,别说普通百姓,即使皇室贵族、达官贵人,其日常餐饮也甚是简陋,菜样十分单调。隋唐时期是中国饮食文化的大变革时代,这种变革又以西域物种的传入为导引。唐人多将茄子称为落苏,这个名称显然与西域佛教僧人有关)

第三次危机是清末以来,西学东渐为我们带来了完全不同的西方文明,以一种带有强烈屈辱和痛苦的方式,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存在价值和生机。

这三次危机,随便哪一次,都是靠了外来文化的注入,才得以拯救中国文化的。如果不是外来文化的注入,则三次危机中的任何一次,都足以导致中国文化的消亡。

有人说:中国的汉字博大精深,到现在我们还能读懂古书,你怎么能说中国文化曾面临巨大危机呢?这是典型的既不懂文化,也不懂历史。

首先,绝大部分中国人其实读不懂古书(这一点上,我们并不比古埃及有什么优越感)。即使能读懂一些古文,也是因为我们重视教育,尤其在中学语文课上,不放弃对文言文和古诗词的教育。

其次,文化的流传靠的是人。我们这个小农社会,上千年来一直无法解决吃饭的问题。倘若不是隋唐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以及随着文化交流而传来的西域食物,则安史之乱等大规模战乱中,至少有五分之四的人要饿si,剩下的五分之一,则要逃难或逃荒,导致整个国家几乎没有活人,文化自然也无人传承了。 (新加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早期新加坡人很多是来自福建或华南一带的贫苦移民。到了新加坡后,这些人勤劳肯干,加上良好的政策和机遇,一步步改变命运,富裕发达起来。然而,富裕发达之后,他们还有人说汉语写汉字吗?几乎没有)

一种文化首先要能保证绝大部分人吃饱饭,这样人们才有传承文化的动力和积极性。

否则,就像早年移民新加坡的贫苦移民,中国文化留给他们的只有诸如吃不饱、穿不暖等无尽的悲惨回忆,他们自然对中国文化谈不上有多少感情。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文化就没有其价值所在。人类的任何文化,都是由环境和生存结构决定的。自古以来,中国这片土地,就是一个严重内卷化的地方,人均资源占有量极低。这导致我们常把“内耗”和“竞争”混为一谈,分不清两者的区别。

数千年来,我们这个民族只擅长内耗,而从不擅长竞争。

当然,这也不怪我们。因为竞争(competition)本来就是一个西方语境下的词汇。

小农经济,最不提倡的就是竞争;竞争就意味着有人要出头,有人要展示自己的个性,有人要以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姿态,横行在社会上。 这些都是小农思维和小农文化所不提倡的。 我们传统文化的很大部分,都集中于思考“怎么和人斗”“怎么让自己不吃亏”上面了。

前两年,一个老板请我和几个人吃饭。菜过三巡,这老板拿出两瓶茅台,众人都赞扬其出手阔绰,大方待客。

此时,突然有人问“你这茅台在哪买的,是不是买贵了”;这老板一听,心里知道自己买贵了,表面上不动声色,但心中的愤恨,从脸上的青筋已可见一斑。 这么一个资产几千万的老板,一旦发现自己吃亏了,尚且如此暴怒。可见,绝大部分中国人,对“吃亏”这件事是如何痛恨了。

由于说什么也不肯吃亏,所以中国人无论拜佛还是拜神还是祭祖,嘴里念叨的,无非是保佑自己发财,保佑孩子考上好大学,保佑明年买个大房子之类的。无论是做生意发财、还是儿子考上好大学,还是换个大房子,一切的关键,就是“绝不能吃亏”! 别人赚了200万,我却赚了150万,于是乎,痛恨地牙痒痒;别人住的是200平的大房子,我的房子只有150平,于是乎,痛恨地咬牙切齿。

03

所以我说,无论给中国人多好的物质条件,他也不会感到快乐。

就算开着劳斯莱斯,他还嫌劳斯莱斯不够高档,提出一些诸如“方向盘为啥不是镀金的,后备箱为啥有点小”等十分小农式的低级问题。

中国人也知道自己过得不快乐,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祈求别人比自己更加不快乐。所以,数千年来,中国人把阴谋权术、尔虞我诈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就连信仰中也充斥着厚黑学的元素。所以,当我看到太昊伏羲陵园子里的古树上,到处挂着彩条,写着“祈求财运”“财源广进”“恭喜发财”之类的祈祷词时,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

包括一起去逛的同学在内,几乎每一个给我介绍伏羲太昊陵的人,都会强调说“占地800多亩,非常大”。 是的,确实很大(小农文化就喜欢大,似乎越大越好,越大越壮观,越大越有气势),结果逛下来容易疲累,况且人本来就很多。虽不至于磨拳擦踵,但任何景区逛下来,你都分不清是去看景点了,还是去看人了。

既然这么大,肯定要塞点东西。因此,别管是佛教、道教的东西,全都一股脑儿塞进来了。所以我说,包括伏羲太昊陵在内,很多景点叫什么名字其实不重要。甭管叫什么名字,里面十有八九都是大杂烩。 当然,和我之前的文章一样,这些只是我个人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也不强加给任何人。

而且,我也无意“说服”任何人,非要说“说服”的话,我只想说服那些认同我观点的朋友。 如果您觉得文中观点有一定道理,欢迎评论留言;如果觉得不对,不看或取关即可,谢谢。 和这些相比,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在这个浮躁的年代,读者们能静下心来,读懂中国文化。

倘若你用心思考,自然就明白:我从来没有也不提倡崇洋媚外,更加不会故意贬损中国文化或我们民族(且不说这样对我没有丝毫好处,首先我自己就是中国文化的爱好者)。

我所阐述的观点,不带有任何意图。非要说意图的话,则我想试图指出中国文化固有的一些弊端或内在问题。这些问题,有一些是畸形的生存结构的产物,有一些是制度的产物。制度和生存结构的双层积压,导致我们的文化创造力,弱得可怜。我们的文化输出,甚至不如新加坡等小国。

前些年,你可以说是经济因素,毕竟新加坡发达嘛。可现在,我们的经济已经很发达,但我们的文化输出依然很弱。 至于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抑或解决问题的方法,非我所能做到,非我所能提出。

 


作者: 山阴张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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