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美国总统乔·拜登 (Joe Biden) 发表声明（中文译文），要求情报界“加倍努力，收集和分析可以使我们更加接近一个明确结论的信息”，查明SARS-CoV-2病毒的来源。这个病毒引起了致命的COVID-19(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病。
声明说，美国情报部门“已经“围绕两种可能的情景形成共识”——SARS-CoV-2“要么源自人类与受感染动物的接触，要么源自实验室事故。”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5月23日也报道说，武汉病毒研究所 (WIV) 的三名研究人员曾在2019年11月生病住院，其“症状与COVID-19和常见季节性的疾病一致”。这篇报道引据美国政府情报作为其消息来源。
这个研究所的研究涉及对从蝙蝠身上收集的冠状病毒的研究。武汉当然是 COVID-19在2019年12月首次被发现的地方。
中国官媒采取主动出击方式，一再以误导性的宣称来驳斥实验室泄漏的说法。
这些宣称包括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6月4日发表的一篇题为《专家：病毒来自中国实验室之说零证据》的英语报道。报道依据的是疾病生态学专家彼得·达扎克 (Peter Daszak) 说过的话。他是今年早些时候前往中国武汉追溯 COVID-19大流行病起源的世界卫生组织(WHO)调查小组成员。
中国环球电视网的报道包括2020年5月的一个片段，其中达扎克表示：“有大量证据表明，这些病毒通过捕猎和食用野味等方式反复由乡村地区的野生动物传入人群。”
达扎克称：“这种病毒出自中国实验室的证据为零”。
中国环球电视网还援引达扎克的话说，中国已成为“一项阴谋论的受害者”，并称，“该病毒几乎不可能出自实验室。”
然而，仅仅专注于实验室泄漏论中的证据缺口是在误导。事实上，病毒溯源仍然是一个有时会引发激辩和猜想的事情，有些科学家说，如果没有更多的扎实证据，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真相。
对驳斥实验室泄漏论的人作出回应的生物技术企业家尤里·戴金(Yuri Deigin)这样说：“关于病毒纯属自然起源的反向假设也尚未有强有力的证据。”
马里兰大学国际与安全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米尔顿·莱滕伯格(Milton Leitenberg)也指称，SARS-CoV-2病毒“作为自然演化而产生于野外”与该病毒是 “位于武汉的两个病毒研究所之一的蝙蝠冠状病毒研究的后果……两者同样都基于推论和猜想”。
世卫组织的报告发布后，这个世界卫生机构的负责人谭德塞(Tedros Adhanom)表示，关于病毒源头的“所有的假设都有待评估”。
5月14日，《科学》(Science)杂志发表了一封来自18位生物学家的信，信中表示认同谭德塞的意见。
他们写道，“在得到充分数据之前，关于自然产生和实验室溢出的两种假设，我们必须都认真对待。一项适当的调查应该是透明、客观、数据驱动的，包含广泛的专业知识，得到独立监督，并且负责任地设法将利益冲突的影响降至最低。”
主倡者
5月27日，达扎克接受《本周病毒学》(This Week in Virology)采访时中质疑《华尔街日报》那篇报道的合法性，该报道重新激起了人们对实验室泄漏论的兴趣。在采访中，他被问及了科学家们的那封信。
达扎克说：“科学家说这应该调查，这没问题。但如果你得到的唯一证据是你无法看见的东西，因为它是情报，那么即使情报……即使见过情报的、媒体这星期引述的那些人也说，没有住院的证据，他们患了什么病也不清楚，这就不是什么让你能够真正合理地启动一项重大审查的事情。”
达扎克在那次采访中与哥本哈根大学病毒流行病学教授、世卫组织成员塞娅·费舍尔(Thea Kolsen Fischer)一道露面。费舍尔早些时候曾暗示SARS-CoV-2大流行病可能起源于泰国而不是中国，从而引发争议。
达扎克在反驳实验室泄漏论方面既发挥了关键作用，也引起了两极分化。他是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的负责人，这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组织，“开展有关全球卫生、保护和国际发展的研究及外展项目。”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提供了370万美元给生态健康联盟，围绕“了解蝙蝠冠状病毒的出现所带来的风险”进行研究。
根据《自然》(Nature)杂志201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生态健康联盟接着再用这笔钱资助在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的研究。该研究所 “分离了大约300个蝙蝠冠状病毒序列”。
2020年2月，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刊登了一些健康科学家的一份声明，“强烈谴责暗示COVID-19病毒并非自然起源的阴谋论”。
非营利组织美国知情权(U.S. Right to Know)于2020年11月发表了一些信函，显示达扎克起草了《柳叶刀》刊登的声明，并且促使其他科学家参与签署。三名签署人已经撤回了先前的立场，他们如今说，实验室泄漏假设值得聆听。
美国罗格斯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学理事会教授、瓦克斯曼微生物研究所实验室主任理查德·埃布赖特(Richard H. Ebright)对《台湾英文新闻》(Taiwan News)说，达扎克有明显利益冲突，而“世卫组织和《柳叶刀》的审议不能被视为可信调查 ”。
一些国际科学家在另一封公开信中表示，世卫组织小组“没有充分筛查利益冲突”，并且“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这种病毒有一个完全自然的起源。”
达扎克反驳了指称他同情中国的说法。他辩称，实验室泄漏的争议不是为了服务公共卫生，而是为了“放大怀疑”，然后用以“维持或扩大（政治）权力”。
武汉实验室
各种科学和间接证据交汇在一起，正在使人们越来越关注实验室泄漏说。
《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去年夏天报道说，与SARS-CoV-2相似度达96.2%的一种冠状病毒的样本曾在中国云南一个有蝙蝠栖息的废弃铜矿中被发现。那个代号为“RaTG13”的样本被送往武汉病毒研究所。《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说，2012年进入这个矿的六名男子出现了类似肺炎的症状，其中三人最终死亡。
世卫组织与中国3月30日发布的联合调查报告作出结论说，SARS-CoV-2最有可能起源于蝙蝠或穿山甲，然后通过一中间动物传播给人。这一中间动物的种类尚未确定。
该报告虽然称大流行病“极不可能”起源于实验室，但也补充说“实验室事故的确会发生”。
美国之音2020年4月援引《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报道说，美国国务院2018年初的电报显示，曾多次访问这个研究设施的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几位官员曾警告说，那里的安全措施不足。
正如美国之音《揭谎频道》(Polygraph.info)和其他媒体先前的报道，2020年2月，在北京集中管控所有关于COVID-19病毒的出版物，“所有的研究在发表之前都需要经过一个由中国政府控制的工作组批准”之前，曾有两位中国科学家推测，“该致命冠状病毒可能来自武汉的一个实验室。”那篇论文后来遭到删除。
关于SARS-CoV-2病毒基因组，即其遗传密码，是否显示在实验室中被人为操作的迹象，也存在着科学争议。
这种病毒所谓的“刺突蛋白”的一个具体特征是，病毒通过刺突蛋白穿透宿主细胞并引起疾病。这一特征被一些科学家认为使得这种病毒比其他与 SARS相关的冠状病毒更具传染性和毒性。这引发了人们对该病毒曾被基因改动的猜测。
武汉的那家实验室在负责冠状病毒研究的石正丽领导下一直在从事“功能增益”实验，进行这些实验的目的是为了确定这些病毒是否构成潜在风险以及如何加以控制。
达扎克在2016年2月关于新发传染病和下一次大流行病的一个论坛上讨论了上述研究方法。他说研究人员只关注通过动物进入人类的病毒家族。他还描述了在中国的同事们进行蝙蝠病毒功能增益研究的情况：
“那么，当你得到一个病毒的序列，而它看起来像一种已知的有害病原体的亲戚，就像我们对SARS做的那样，我们在蝙蝠身上发现了许多其他冠状病毒，其中有些看起来跟SARS很相似。因此，我们对刺突蛋白，---附着在细胞上的蛋白质，进行了 (基因)测序。”
“接下来我们，哦，我没做这个工作，但我在中国的同事们做了这个工作，你创造伪粒子，你插进来自这些病毒的刺突蛋白，看它们是否跟人体细胞结合。在这个过程的每一步，你都越来越接近真的有可能在人身上成为致病性的病毒。所以你缩小了范围，降低了成本，你最终得到少量的真的像杀手一样的病毒。”
https://twitter.com/i/status/1402811250904555520
有些人试图根据上述评论来暗示一项阴谋论，这些评论是在一个公共论坛上发表的，美国公共事务卫星有线电视网(C-SPAN)作了现场直播。
石正丽一直坚称新冠病毒并非来自她的实验室。 美国科普杂志《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去年6月报道说，石正丽称，从COVID-19患者身上采集的病毒基因测序表明，“没有一个序列与她的团队从蝙蝠洞穴取样的那些病毒序列相匹配。”
达扎克并不是对实验室泄漏论提出异议的唯一科学家。2020年3月，大流行病出现之际，一些科学家写信给《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杂志，说他们“不认为任何类型的基于实验室的假设情景是有可能成立的”。
这封信的主要作者、加州拉霍利亚的斯克里普斯研究学院免疫学和微生物学系教授克里斯蒂安·安德森（Kristian Andersen）一开始认为实验室泄漏假设同样有可能成立。但作过基因研究后，他后来说该病毒“毫无疑问”起源于自然界。
据生活科学网(Live Science)报道，安德森得出结论说，SARS-CoV-2病毒中刺突蛋白的特征“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基因改造的结果”。
安德森后来受到了批评，因为他起初曾在2020年1月31日的一份电子邮件中告诉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弗契医生(Dr. Anthony Fauci)说，SARS-CoV-2的某些特征有可能“像是被改造过”。
安德森在一条现在已经看不到的推文中解释道，虽然他一直“认真考虑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但是重大的新数据、广泛的分析和许多讨论”导向一个不同的结论。这条推文说: “那份电邮所显示的是这个科学过程的一个明显例子。”
政治与虚假信息
政治因素和中国的缺乏透明继续使一个原本就复杂难解的话题更加扑朔迷离。赤裸裸的虚假信息更是在把水搅浑。
在“零证据”报道刊出一天后，中国环球电视网又发表了一篇英文报道，题为《中国敦促美国解释德特里克堡和日本731部队的研究》。中国官方媒体和官员反复散布一些错误的猜疑，称病毒来自位于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的美军生物研究实验室。
美联社和大西洋理事会的数字取证研究实验室今年2月发布的一项为期九个月的调查发现，中国起了 “散播有关COVID-19起源的外国虚假信息的带头作用”。
现在，关于病毒起源的辩论在美国已被深度政治化，批评者称世卫组织讨好中国方面。世卫组织高级官员警告说，充分了解大流行病的过程已经“中了政治毒”。
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项目执行主任迈克·瑞安(Mike Ryan)5月28日说： “将世卫组织置于入它已被置入的境地，对于我们试图开展的科学工作很不公平，坦率讲，它把我们作为一个组织置入了一个不可能拿出世界想要的答案的境地。”
瑞安表示，最近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几乎没什么实际新闻或证据，或者新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