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婆是高级法官，老公掌控30多家公司，这夫妇俩手里的资产被媒体报道至少有200个亿。要不是有人将他俩的日常言行录成了音频和视频放到了网上，爱打麻将的女法官至今都会在湖边会所逍遥自在着。女法官不是一般的法官，她是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法学博士——张家慧。
昨天，张家慧的一审判决公布，详细披露了向她行贿的人员名单。令人咂舌的是，在37个行贿人中，律师竟高达一半。而且，这些行贿的律师中，很多人名头很大，头衔很多，是名副其实的“红顶律师”，都是名片印不下名誉的主儿，也都是懂法用法之人，但法在他们眼中，全被幻化成了钱。
判决书里还有一个细节很让我震撼。关于张家慧收受律师廖哲韬300万元的场景。这事儿“拉皮条”的是人民日报海南分社采编中心主任丁汀（在当地顶着主流媒体的光环，干低三下四的事儿）。本来一审当事人败诉了，但律师廖哲韬通过丁汀的请托，让张家慧给承办法官打招呼，硬是把输了的官司掰回来了。判决书显示，二审完全按照张家慧的意见改判，已经输了的当事人不仅赢了，还获得了2000万元款项，拿到了逾期的违约金。
然后精彩的一幕出现了。官司打赢了，律师廖哲韬让丁汀驾驶红色奔驰车到海口市水云天小区西门附近，将两个共装有300万元现金的拉杆箱交给张家慧——这种警匪片里黑社会交易的画面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了。
交易双方，一个是司法机关的高级官员、法官，一个是人民日报海南分社的领导、记者，而这中间隐形的是人们非常敬重的行业从业者——律师。法官、记者、律师，这三个在中国代表正义的身份，在这两个拉杆箱、300万元人民币面前轰然倒地，法律被强奸，强奸者在狂欢！
张家慧收受的贿赂还有：收受律师张阜615万元（张阜曾为其代理的工商银行的官司请托张家慧）；收受律师童天行125万元；收受律师李永涛100万元；收受律师王琳100万元；收受律师苏艳艳80万元；收受律师裴斐55万元；收受律师陈晓国50万元；收受律师吴镇50万元；收受律师范文进45万元；收受律师胡田30万元；收受律师赵建平20万元；收受律师丁馨10万元……
一个法官身边，一群律师环绕；一群律师身后，是拼钱的当事人们供奉。有钱你就赢，如何判决反正有懂法的人玩弄法条；你有理，可怎么能干得过他有钱？事实上，张家慧之所以露馅儿，纯粹是偶然机会。要不是有人拍到了她的言行、她奢侈的生活，张家慧还在过着贵妇般的副院长的甜美日子，而在镜头前，她依然是那个最爱国家、最维护法律尊严、最反对干扰司法收受贿赂的女法官。
十几年的受贿行为，总额如此巨大，与这么多律师常年“良性互动”，却通过网友爆料才得以曝光，这恐怕才是最让人后背发冷的地方啊！我不信在司法领域只有一个张家慧会打招呼，会拿权力去圈钱；我也不信在律师行业，只有这18个律师懂得送钱。在司法的圈子内，到底还有多少人在拿钱当法槌，在用钱决定着真假对错和美丑是非！
十几年前，作家慕容雪村写的《原谅我红尘颠倒》，揭露了法律界腐败，被封杀。可是，张家慧案的案情，真是比小说还要惊悚。
中国古代的刑法发展很畸形，始终没发展出现代的法制。法律的好坏，不在“法条”的本身，而在“诉讼法”的执行。不在如何处罚犯罪，而在如何确定犯罪。中国自秦朝的法律法条，就非常完善，偷窃砍手，奸情男去势女坠宫，乱说割鼻....但因中国古政治思想缺乏人权观念，所以始终不能产生证据主义的诉讼法。于是酷吏的酷刑就代替诉讼 法，法官在侦查报告时，不追求事实证据，只追求口供。殊不知，在酷刑之下，人是什么都会承认的，无数冤狱自此而起。有时候犯案的情况非常复杂，必须有一个方法来确认犯罪事实，也需要一个相对公正的方法来量刑！
另外，中国的司法体系从来都不是独立的，直到现在。秦朝以后中央确实有个刑部，但并不是现代的法院，检察院之类的机构，只是颁布刑法并不负责执行。从中央到地方都是县太爷之类行政官员主持审讯和执法的，并没有独立的法庭。而类似锦衣卫之类的秘密警察部门，更是毫无法制可言，纯属为政治目的罗织罪名，无情打击的机器。
西方发展出来的诉讼法，大致分为大陆法和海洋法两类。大陆法系，由法官量刑定罪；海洋法系，由一些无利益关联的智商不高的闲人（陪审员），听了控辩双方的辩论后，根据常识来定罪，法官量刑。在这两种诉讼中，都使用无罪推定，就是没有判决之前，假设嫌疑人是无罪的。
两种诉讼法里，原告和被告都有律师。如果是国家提告的（公诉案，常发生在刑事案，贪污案等），政府机关的律师就叫检察官。海洋法（又叫英美法，普通法，在英联邦国家盛行）的逻辑挺奇怪，认为法官容易产生偏向，来自于个人因素和专业因素的。海洋法产生的背景确实与海洋有关，海上发生的纠纷，通常回到岸上已经很长时间了，物证都没了，法官也无法判断，索性找一些无关人员（陪审员），听控辩双方叙述，由那些无关人员根据常识判断。比如说，一个海员控告另一个海员一小时内强奸了他买的十个女奴隶，陪审员们认为男人很难在一个小时和十个女人性交，凭常识判定这事太离谱，被告无罪。医生知道个别性功能强大的案例，法律人士知道强奸的定义只要双方生殖器接触就可以了，但在这里，陪审员都不是专业人员，判案依据一般常识而不是专业常识。以后人们发现这种判案方法很靠谱，就继承下来发扬光大，成了至今仍在实行的一种主要诉讼法。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依靠常识，虽然做不到十拿十稳，也可以做到十拿八稳。像那些吃了长生不老的保健品，天上掉下来的宝藏，匪夷所思的恋情，还有共产共妻，按需分配的社会，如果拿常识判断一下，常识的准确率在80%以上。
无论大陆法还是海洋法，都有弊病。美国电影“12 Angry Man”就讲述了陪审员出现Bias的现象，日本电影“罗生门”则描述了供词的Bias。但就像描述政治的词汇那样，西方诉讼法不是最完美的，但是在已有的方法中找不到比它们更公正的。
再回来谈谈中国现行的法制体系。形式上，中国实行大陆法，法庭上也有控辩辩论，最后由法官判罪量刑。部分民事法庭也设有人民陪审员，但陪审员的意见只作为参考，而不像英美法庭上具有决定权。
中国的司法不是独立的，而是归属于党的政法委领导的。政法委下属四个部门，公安，负责侦察取证；检察院，负责审核公安的侦察结果提起公诉，有些案件如贪污，检察院可以直接侦察起诉；法院，负责庭审判决；司法，负责监狱等。另外还有一个类似于明朝锦衣卫的秘密警察组织，国家监察委/纪委，两块牌子一个班子，对党政干部实行家法。但比文革时好一点，犯了家法了，最后处置倒还是需要走政法这一圈的，但政法系统一般是照样画圈，萧规曹随。
如果犯了家法，或得罪党了，法律基本无公正可言，和明朝一模一样，只是不会发生朱元璋说拖出去斩了就斩了那样的事，那还得走个过程，政治罪按个经济罪之类的。
不管民事还是刑事案件审理，法庭成了关系大战。律师的辩才倒其次了，法庭辩论只是个形式，律师的好坏主要在于他和法官的关系。对当事人来说，就是比关系比钱了。我在中国时，有个发小犯了事，求我找检察院的同学，经历了一场官司，也算有了hands on experience。
发小开着车载了一些朋友到一个地方，哪知这些人是去寻仇的，拿刀砍了仇家的手，扔在火锅里（情节和最近看的一部台湾电影类似），当时是很轰动的案件。发小的性质可大可小，这就靠检察院的人怎么定了。我的同学是检察院政治部的，不是直接管，于是找到负责的人，吃喝唱洗嫖一圈，那人满意了，直接说，你这事最多可以做到缓刑，但我也得打点，于是张开两只手，意思是一万（那是90年代，也不少了）。
以后这场官司打了半年，发小先后花了三万，总算搞了个三年徒刑，缓刑三年，虽然留了案底（有犯罪记录），但不用去坐牢了。发小还只是个小从犯，就出了这么多钱，那些主犯就看其运道了，没钱没势和有权有势的，判决的结果绝对不同的。这还是判刑阶段的，即使坐了牢，也有套路：监狱里有立功减刑的名额，背后比的也是关系，最近轰动的昆明孙小果，判了死刑不但活着出来，出来坐不改名还叫孙小果，把以前的苦主一顿揍！反正，政法四部门，哪个都是肥缺，当个政法委书记，那可是权倾朝野了，如周永康。
有人会说，西方法院也是很脏的，但我觉得和中国的情况还不是一样。第一，其司法是独立的，法官不受政府管，不是政府管饭的。第二，陪审员难于被控制，是随机抽取的，当事人开庭前很难知道谁是陪审员，开庭后就不得和陪审员接触了（贿赂影响陪审员是重罪）。律师的水平就在于怎么说服陪审员和法官，特别是陪审员，由于每个案件的陪审员是不同的，让所有人喜欢的律师几乎不存在。因此律师的个人魅力的权重被降低，而其举证的内容更重要了，也就是说，庭审的客观性提高了。
公正是司法的生命，而司法之人却拿权力去换利益，司法哪还有什么公正可言？过去常说: 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难进来。可现在对于张家慧们来说，进来是进来了，但想维护个正义回去，先要问问你对手手里的钱愿不愿意！问问你请的律师是不是和他们沆瀣一气！
我们究竟靠什么来约束，究竟靠什么来拔出毒瘤，又靠什么确保司法公正运行呢？我觉得，首先还需要一个独立的司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