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政府不停地要激励大家有民族自信，要“坚持‘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到底中国人有没有自信，没有为什么没有，有还激励什么。
百年耻辱其中的一个后果是中国人对自己的质疑，这种质疑渐渐发展成从对制度的质疑到对文化的否定，这种否定的态度既是对现实的反思，也是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急于西化、融入文明社会，成为国际成员的迫切愿望的结果。可是如果你追问这种否定的观念是什么意思，那逻辑是非常明确的，否定的出现，是在当你意识到自己这种文化的价值在对比下处于一个完全落后，落后到了必须放弃的地步。在清末，不可否认中国从国家机制到社会伦理的体制已经到了腐朽的程度，但这种机智的腐朽是不是到了否定整个中华文明的程度，却不是一个轻易可以下的结论，承认落后，面对腐败是一回事，否认自身的价值，存在的意义则又是另外一回事【1】。
这种思维之所以在当时成为一个自然的选择，很大程度与中国，包括日本向西方摄取先进知识有关，几年前哥伦比亚大学刘禾教授主编了《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一书，作者除了刘外都是国内的学者，主要是用西方在19世纪的话语对中国的影响来重新审度当时西方把世界分成文明划分为级别这个背景，把文明分成等级是西方征服、掠夺全世界的道德基础。
什么等级呢？按照西方19世纪的观念，“世界各地的人群分别是‘野蛮’、‘蒙昧/不开化的’、‘半开化的’、 ‘文明/服化的’以及‘明达/启蒙的’五个等级”【3】，“19世纪初，「西方」形成了一套经典化的论述，被编入国际法原理，被写进政治地理教科书，被嵌入欧洲国家与其他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最后形成欧美国家认识世界的基础”。这个意思是说，把文明划分成野蛮和“文明”，不仅仅是说文明的可以嘲笑野蛮的，瞧不起他们，而是这种划分成了国际法的基础，文明国家之间实行主权平等，但高一级的可以征服、掠夺低一级的，文明的可以奴役半开化的。刘禾介绍说，“以中国为例。中国曾在国际法的经典文明等级标准中被规定的位置是‘半开化’国家”，正是基于这一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上的道德观，西方列强虽然不能直接霸占中国的领土，但却能对中国行驶“治外法权”，“治外法权是主权的例外，它意味着不承认对方国家的主权”。“治外法权”和“土地割让”在中国和亚洲国家成了最普遍的被殖民形式，“治外法权”里的租界中国没有主权，主权在于租界的领主，这种“治外法权”成了西方对中国“降维打击”的基础，打击的后果是经济掠夺。通过这种划分，一个落后国家的主权不受尊重是符合国际法的，自己的主权能否得到其他文明国家的承认，则取决于它在世界文明等级上的地位【4】【5】，因为你不“文明”，被掠夺也是合理的。
那么这么不平等的划分中国人怎么会接受呢？
“刘禾提及，晚清接触到的文明等级标准一部分源于梁启超等人编译的文字。比如在《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里，作者之一郭双林考证当时很多欧美中学使用的历史地理教科书通过编译的方式进入中土，在向国人介绍历史地理和世界史知识的同时，传播了欧美文明等级的标准”【4】，“梁启超将日本学者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的内容转抄到中国，福泽谕吉则是编译了欧美人的文明等级，承认日本人是半文明，才提出他的‘脱亚论’。 福泽谕吉的论述，经由梁启超等晚清改良派传入中国，潜移默化，渐渐使中国人也开始接受欧美人的文明等级和世界秩序”。郭双林所挖掘的是，当时大家把西方用于给自己人洗脑的「西方」中小学教科书当成“西学东渐”的主要精髓引进到中国，进入人们的思想， 急于跃入文明行列的晚晴先辈们，不自觉地把西方的文明等级论作为文明的真实描绘，作为先进的代表，作为真理接受了，在他们不遗余力的推动下，给几代人洗了脑。
在今天，中国人对低白人一等这一“现实”，骨子里是服的，但为了掩盖心理的不平衡，接着沿用了西方文明等级论，觉得只要能高黑人一等，也就满足了，因为在世界文明等级划分里黑人完全处于“野蛮”那一层次，是世人皆可奴役的对象。
中国人如果有什么卑贱性，那就是这种在白人面前发软的自卑心理，靠歧视黑人是没有出路的。刘禾说：“一个国家的人民只要继续默认自己是半文明国家，为了赶超强权，一味地遵守丛林竞争的法则，那就没法摆脱‘文明等级’的影响”。
【资料】
【1】“否认自身存在的意义”并不是说自身连存在的意义都没有了，而是说自身作为自己文化的延伸的存在价值出现了疑问。
【2】「分别从地理观、国际法、种族论、世博会、日本经验、地理教科书、女性形象、汉字革命、植物学知识、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中国人类学等角度反思并批判了源于西方的文明等级观及其所造成的所谓“政治无意识”。」
【5】日本成功地通过强国迫使西方承认其文明地位，但这主要是基于两个因数：采纳议会制和法制和日本军事实力的飙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