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当衣服穿的只撑起了一个模样。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照福泽谕吉这个顺序走的，而清朝则反着走。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分别接待过中国和日本两个代表团，后来有人问他对中日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他说：“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了。”
语自刘亚洲。
议：小孩学说大人话。
在日本呆了许多年，能用日语写作的鲁迅，对日本的议论（所读到的）：“他们轻视别人的生命之前，也轻视自己的生命。”在《藤野先生》中，记载了这位日本教师希望中国学生也能把这么好的知识带回去。另，受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产生的改造国民性的主张。
从后往前看：鲁迅的“生命轻视的观察，独到，理性，从而精准。鲁迅记录藤野先生的点，挺个人，当文学读，不辜负人。“改造国民性”，有点假大宪空。
而刘亚洲和与之类似的近年来的中日比较，则连假大空都够不上，只是个小孩学大人说话：掰。
“几千年来中华朝代更替，在国人心目中形成一种所谓治乱循环的模式。似乎大家都接受这样的结论，乱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治，而且是大治。同时中国人习惯了集权大一统，也倾向于大一统的政治理念，认为这是大治的必要条件。历史不能假设，可是通过对人口的数据分析，我们却看到另一种历史可能。当然有人可能会说要辩证看问题，历史总是螺旋上升的，要看积极的一面。可我想问，如果给你自由选择的机会，你会选择哪种历史型态，是秦之后的震荡上升型还是秦之前的平缓上升型？”
摘自唐静安相公文章。
议：听到理性的声音，即基于某种专项研究的判断。
这研究表明，非理性的社会，随机而遇，经验为据。大致一个水平上周而复始，便是结果。
“我估计加速帝也是这么想的，另外他还有初心和使命感。
有人分析加速帝的两个性格，说他一是怕死（无论到哪里，24个贴身保镖把他围在中间）， 二是固执（定好的事，一定要去做）。 我不太确定。如果第一个性格起作用，估计他不敢下令武装攻台，但第二个性格起作用，看到台湾机场美国军机降落又起飞，估计他很快就要下令攻台。真这样，那就看看谁不殆谁殆了。
对中国来说，不殆的结果固然好，国家统一了。万一殆了呢？然后后来历史估计也有人说这有好处，比如唤醒了什么什么。就像我们现在说“甲午战争”一样。”
摘自龙湖山“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一文。
议：分不清这是小孩话还是大人话。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七十岁的耄说。但什么是国家，大事是哪些，又是绝密。其实他要说的是，要关心的是我给你们安排好的国家大事，从而都成为我的你们。
这不是耍猴吗？
其实耄自己也并不清楚国家是什么，大事是什么。只知道，国家是自己的江山，大事是护住这江山的事宜。就是过去富贵人家的看家护院。
这就叫一浆糊脑袋带领一锅脑袋浆糊，胡搞。
中国四九后的历史研究和时事评论，大约如此。造时事的凭经验，评时事的凭感觉。就是理缺席。
何为理？当为逻辑的，数理为根据的。
中国，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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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以为是清末期刊目录。
文艺复兴的艺术，虽以回到古希腊去为志，但其实好于古希腊。其时的科学已有了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这样的台阶，踏实。
意识流，现代派艺术的产生，基于现代物理学提供的新的物质景观。
铃兰听风的文章里时有出奇不意的情境，根据在她引用的现代医学。譬如：记一瞬，文章的截止不循寻常等等。
没有普朗克的量不出电子转移的时间之惑和物理学家们对多维空间的理论计算，毕加索笔下怎么会那样？巴塞罗那哪来那么多曲里拐弯的建筑？
没有这样的倚靠，而要玩艺术，文学，只能“雅临”“和某君，用平水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