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甘地 - 印度领袖对中国抗战的态度(上)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抗战进入战略相持。12月，当时中国二号人物汪精卫，在战争最为紧张之际，于越南发表“艳电”公开叛国投敌，使抗战士气受到巨大打击。国际上，只有苏联为了保持与日本的缓冲带，给予中国有限的支援(飞机、志愿飞行员和后勤支援)。危急时刻，环顾世界，没有几个国家愿意给予中国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支持。
在国内，两党外的民间人士、普通民众和海外华人都在用各种方式支援抗战。1938年12月底几位中国民间人士，趁到印度参加会议，前往访问印度独立运动和国大党领袖甘地、尼赫鲁、波士，诗圣泰戈尔和工运领袖甘华丽等人，寻求他们对中国抗战的看法和支持，返国后发表访问记，载于《消息》杂志第12卷第1期(1939年3月)。关于印度独立运动领袖对中国抗战的态度，这几年国内有不少讨论，误解不少。此文提供了不少有意思的细节，及印度领袖表达的见解及其背景，原文摘录如下 -
首先要说到印度的旅行。印度的铁路网是相当完密的，行车时刻也相当准确，但火车上的设备，却是一团糟。车廂是英国式的，此一截与彼一截不相接，此一车与彼一车也不相通，所以要到一个站才能下车叫饭，又一个站才能送进来，再一个站才能付账，这一来要去掉几个钟头。查票的也是一样，几分钟查完一段，又要坐着等大半个钟头，到了站才能过去查第二段。这不过是一个例子，其它如车役的少与不灵活，车厢内的肮脏，卫生设备的简陋等，就是同中国比较，也是落后的。也许这是殖民地所特有的情形吧!
十二月三十日早晨乘车向华达(Wardha)进行，第二天早晨便到了那里。这是一个小市镇，我们到这里是要访问甘地，他的修道院就在这镇附近一个名叫锡加安(Segaon)的小村里。到了华达，我们就被招待到一个富人的家里去休息。这富人拥有镇里一大半的地产，但后来他变成甘地的信徒，把家产的大部送给甘地，任他支配。那天我们在他那里吃午饭。我们八九个人同主人们在走廊下席地而坐，吃的是道地的印度饭，放在一个铜盆里，拿手来吃，一切都是素的，至于味道，那是酸甜苦辣不调和的混合，大概只有印度人能够欣赏。中国人，尤其是骄养惯的，当然不能下咽。
下午，我们就乘车到甘地的修道院。说修道院，这是因为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名词。这是印度教徒静修、研究、劳作和从事于一般身心锻炼的一个地方，印度话叫做Ashram。甘地的修道院里有二三十个人，他们住的不过是几座泥土的房子，里面的设备是非常简单的。我们进了修道院，便被领到一所房子的走廊上面，把我们自己带来的铺盖打开，这便是我们的"寝室"。我们休息了一下，便去谒见甘地。
在一所小房子的门口脱了鞋，走进一个大概算是客厅的斗室，便看见我们仰望已久，名闻全世界的甘地先生。他是坐在席子上，盘着足，腰上只系着一条"道带"(Dhoti)。他的样子同我们经常在照片上所看见的差不多，却不像我们所想的那么瘦弱。他诚挚地与我们每一个人握手，请我们坐下，便开始与我们谈话。我们在不同的时间和他淡了两次，时间差不多两小时。我们所谈的，主要是关于中日的问题，现在把他所发表的意见摘录于下:
"不久以前，有一位中国朋友，请我给他一篇对中国民众的致辞，但我谢绝了，而理由是这样的: 如果我只说我同情于中国的奋斗，那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我所希望说的是: 中国的得救，只有用非武力的方法才能完成。但我只是一个旁观者，而中国的人民，却是在一个生死关头的斗争中，我怎能对他们说: '不要那样做，要这样做' 呢? 他们决不会接受这新的方法，同时对于旧的方法也许发生疑问，因此，我若给他们什么'忠告'，那只有混乱了他们的思想，无补于事。
"说到非武力的方法，我是相信，个人间应当应用，国际间也应当应用，如果我们对外是用武力的，那么，对内的时候也不能实行非武力了。
"但是，一个相信非武力主义者，却也不必劝中国人放弃他们武力的斗争。假如不是对这方法发生了信仰的，假如放弃了武力不是觉得更刚强、更勇敢的，那么，消极的不用武力是没有用处的。(作者按: 甘地以前曾说过: 我宁可冒险用武力一千次，也不肯叫我自己的民族失却丈夫之气。)
"可是一个相信非武力主义者，却不能因为爱日本人的原故，就要祈求日本军事的胜利，同时他也不应当祈求中国方面的胜利，他只应当祈求公理的胜利。
"至于对中国抗战的展望，我只能这样的说: 如果中国战胜了，而学习了日本的方法，那无非是以暴易暴，不会给世界一个新的希望; 如果中国战败了，中国人却不应当悲观，因为中国是不能用武力来征服的，中国是必定会再起来的。能够有这样的精神，也就是非武力主义的应用。"
甘地的这一番话，有许多地方当然不是在抗战中的中国人所能赞成的。中国和印度的处境是绝不相同的，因为一个是没有武力可言的殖民地，一个是可以用武力抗战的独立国家。我们想: 假如甘地生于今日的中国，他会不会还是主张非暴力，抑或他会赞助抗战? 他在谈话中说过，他在南非洲布尔和祖鲁叛变事件，以及在欧战期中，都曾为英军组织救护队，这些工作，似乎都与他非武力的原则相背。虽然他说过那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做的，也许这就表示了他的非武力原则的相对性，假如他遇到像今日中国的境遇，他也许不得不相当地变更他的方法。
在我们会见甘地几天以后，一位著名的日本基督徒贺川丰彦也去访问他。贺川也是世界知名的，甚至被目为日本的甘地。这是他们第一次会见，贺川谈了许多不相干的话，甘地却不耐烦地问他: "日本人民对于中日战争抱什么态度?" 贺川却避免回答这个问题，只说他的见解，在日本和一般人不同。于是甘地坦白地说: "假如我是你，我就把我的 '异端' 宣布出来，让他们把我枪毙。假如我是你，我就把你所提倡的合作社或其它工作放在一边，把你国家的荣誉放在另一边，衡量这两者的轻重，如果你觉得日本的荣誉是被出卖了，我便要劝你公开的反对日本的侵略，这样，便可以使日本因你个人的死而活着。"
"我是有这样确信的"，贺川回答说，"但我的朋友们却劝我不要这样做。"
"不要听你朋友们的话，如果你内心的朋友告诉你: '做这个'。朋友无论怎样好，有时会蒙蔽我们。当我为不合作运动而决定入狱的时候，我的朋友也劝我不要这样做，然而我入狱以后，反得到新的自由，以前我所看不见的，在漆黑的囚室里反无所不见。"
甘地对贺川说的这一段话，使我们可以更明了他对中日战争的态度。
我们在修道院住了两夜，觉得那里的生活别有滋味。每天是四点钟就起来，在星光中做礼拜，仪式是很肃穆的，有唱诗，读经，祈祷等节目。一天三顿饭，也是素食，不过有许多牛奶干果之类，滋养料还算丰富。早晚饭后，甘地照例有一小时的散步，我们在后面追随，和他闲谈。他是很健步的，我们几乎赶不上。
….…
我们会见甘地以后，又参观了几处民众学校及手工业教师养成所。在华达的时候，又会见在那富人家养病的现任国大党主席波士先生(Subbas Chandra Bose)。从华达我们就到加尔各答。这是印度最大的城市，街道整洁，交通便利，是完全欧化的。那里有些国大党的领袖。我们和他们都曾谈到印度一般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在下面还要说到。
(编注: 国大党创建于1885年，目标是争取印度人分享政府权利，后遭到英国殖民当局反对，国大党的目标开始转向争取印度独立。1924年，圣雄甘地成为国大党主席，开始带领全党投入印度独立运动。)
访问甘地 - 印度领袖对中国抗战的态度(上)
访问泰戈尔 - 印度领袖对中国抗战的态度(中)
访问尼赫鲁 - 印度领袖对中国抗战的态度(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