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漂泊的灯火（10）
西藏的文化，最真实的是内在的意识，藏人的历史观，出自以祖先的辉煌凝结成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加上无数的神话与传说，成为族群延续的记忆。因此文化心理层面的英雄主义内容，逐渐被一种超现实的理想主义所替代。这种理想主义很少有对现实的批判成份，包括武器的批判和思想的批判，而多的是宿命式的认同和极具想象力的憧憬。
因此，现实生活中的藏人并非好斗的武士，也不是唯唯诺诺的信众，而是自信开朗，在白云蓝天下永远快乐的人群。他们对人充满友善，对自己的生存环境很少抱怨。能够正确地评价自己的生存状态，包括痛苦。他们从不隐瞒自己的弱点，从不滥用自己的优势，更不随意放大自己的痛苦。
经常在田间、牧场和建筑工地上看到劳作的人们，他们边工作边大声唱着快乐的歌，或随劳动节奏踏着各种舞步，旁边放着酥油茶和青稞酒。虽然在我们看来，这样工作方式似乎效率太低，但结果是把生活的艰辛和劳累化为无形。这种生活方式使得他们能在严峻的生存环境中保持轻松乐观的心态。
西藏文化令人感动的另一种东西是他们的自然观。这里面虽有一些藏传佛教宇宙观成分，但更多是藏人对自然的理性认识，在西藏，人们早已接受人类与大自然相比并不伟大这一事实，于是千百年来以一种敬畏与感激之情与自然相伴。所有我们现在才认识的环保理念和意识，其实早已成为他们的传统。因此西藏的每一座雪山大川和数以千计的江河湖泊，都以神话和传说的名义得到保护，即便人迹罕至的山峰、水边和树林都有着经幡、六字真言和玛尼堆，这些地方也因此而变得神圣。由于平等地与大自然交流并分享一切，这里的大部份森林和水资源最终免遭破坏。
1953年5月29日，新西兰人埃德蒙·希拉里和夏尔巴人丹增·诺尔盖(TENZING . NORGAY) 代表人类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顶，丹增在那一刻说：“哦，珠穆朗玛，我的恩人”。而希拉里却说：“我们终于征服了这狗娘养的”。虽然他们截然不同的态度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伟大的人，但半个多世纪后，他们这一不同的话语已成为了这个世界的预言。今天藏族对越来越多的登山活动感到厌烦，每一次山难发生，人们都认为这是因为玷污了圣洁的神山而受到的惩罚。
那么，中共是否真的在灭绝西藏的文化？或者是如他们所说的在保护西藏文化？
不可否认，1959年之后，中共为在西藏统治之方便，在社会生活中开始建立以汉语言为中心的世俗文化体系。诸如在行政、司法、教学乃至宣传中主要以汉文字和语言为主，这是一个表现在社会制度层面的问题。几十年来，西藏的本地居民有一个不断向作为主流文化的汉文化靠拢的过程，除了历史上汉藏双方自然交流的互动过程之外，中共利用国家力量推动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造成在城市里或从事公职的藏人基本都能流利使用汉语文，而对藏文字知之甚少，能勉强看懂藏文报纸的都不多。
尽管从国家的整体管理和社会信息的汇集和传播来说，使用统一的文字和语言是有利的。不过不加区别地在一切领域都这样做，也就显露出中共的居心叵测。当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中共采用的方式还比较隐晦温和，在进入本世纪后，中共的方式日益暴力和公开并且迫不及待，当这种手段进入并干预个人日常生活层面，就开始危及藏人的传统生活方式。
《联合国种族灭绝公约》将种族灭绝定义为蓄意全部或部分摧毁一个国家、民族、种族或宗教团体的行为。所以这里我们可以将其与中共的所作所为进行对比。
新华社北京1997年4月21日电：“过去西藏只有少数为僧侣和贵族子弟开办的学校，文盲半文盲占人口的90%以上，现在已建立了三千多所各级各类学校，适龄儿童入学率为73.5%。”
一个族群的语言与文字通过教育被其他语言文字替代，是一种对文化釜底抽薪式的灭绝。中共以全国统编教材义务教育的名义，所行就是这伎俩。而且不仅是西藏，同样的手法也在用于内蒙古和新疆，甚至在中国任何被认为有异心的地方。
除语言文字的破坏之外，洗脑的党化教育也随之而来。中国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西藏历史地位辩》一书中说：“在旧西藏，传统的优秀民族文化并不能得到很好普及和弘扬，更谈不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先进的无产阶级文化的传播。……正是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藏族文化在继承的基础上，得到了新的大发展，西藏和平解放后，仅仅四十多年，全区的文化状况已经发生了极其巨大的变化。……和平解放以后，西藏的传统文化艺术就逐步走出为达官贵人服务的狭小圈子，登上了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广阔舞台，今天更是走向世界，放射出越发灿烂的光彩。据统计，到1992年，西藏已有专业歌舞、藏戏等艺术表演团体十个，县级文艺团体二十个，业余演出队五十多个，具备现代化设施的多功能群众艺术馆六座，县级文化馆二十五座。在西藏的专业文化工作者中，藏族占90%。”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