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引发的系列采访（多图）

纽约昨日立秋随拍

我从台北回到纽约一个多月了，原本计划回到美国后打了疫苗就可以像很多美国人那样来一次“报复性”旅行，美国还有许多的美景没有欣赏到，许多的美食没有品赏过。然而，计划总是没有变化快，美国疫情说翻脸就翻脸，现在Delta病毒极速扩散，疫情又开始升温了。我虽然打完了两剂疫苗，但防疫还是不能松懈，自己属于高危人群，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少出门为妙，旅行暂时免了吧，等疫情烟消云散过后，再去加倍“报复”。

于是，我在家里开始来一次“断舍离”清理行动，把家里不常用的东西清除掉，不常穿的衣物捐出去…我在整理自己的书架和保存的旧文档时，翻出来了二十多年前的一些老照片和当年做记者时的文稿。当我看到那十几篇系列访谈录的手写稿时，我停下整理，开始翻阅着这些自己熟悉而似乎又变得陌生的亲笔书写稿件，读着方格子间一排排的文字，我思绪万千，记忆大门慢慢打开，时光隧道把我带进了1997年。

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1996年国内出了一本书，书名叫《中国可以说不》，书的副标题是：“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该书一出版就轰动了全国，甚至全世界，当时畅销量高达700多万册，被译成8种文字，吸引过全球上百家媒体报道，这本书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在西方影响最大的一本书。

《中国可以说不》的主要内容表达了作者对中国国际关系和国内时政的各种看法，其主要表现为“批评美国，质疑西方霸权”。整本书里流露出浓浓的反西方、反美和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当年该书的一些词句迅速成为国内的时髦用语，刺激着中国人的神经，比如“美国谁也领导不了，美国只能领导自己”、“美国的完蛋只是时间上的事情！”、“不出十年，最多十五年，美国经济一定会出大问题”、“21世纪将是一个属于中国人的世纪”、“世界上的一切和平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等等。

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加大改革开放步伐，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只是遥远地通过书籍、电影等文化产品接触西方，那么，九十年代的中国则更多地卷入了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中国跟西方尤其是美国有了直接的利益冲突和碰撞。比如，1989 年以后，中美双方就知识产权问题进行多次较大规模的谈判，美国贸易代表多次在向美国国会提交的知识产权报告中将中国列入侵犯知识产权的“重点国家”名单，并进行贸易制裁；1993 年 7 月 23 日发生了“银河号”事件；1993 年 9 月 24 日，中国“申奥”失败，同时，中国入世谈判也遭到困难，当时国民们把这些困难都看作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阻挠的结果；1995 年 6 月，台湾前领导人李登辉访美，这遭到了大陆的谴责； 1996 年 3 月，大陆向台湾周围海面发射导弹，引起“台海危机”等等，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国民们捍卫国家尊严的民族主义情绪极度高涨，

我同意这句话：“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图书市场”，整个 1996 年中国是一个比较喧嚣的时代，所谓的大国开始崛起，但国际地位的上升速度无法匹配国力的上升速度，国际地位依然“低下“。这大大刺激了中国人的自尊心和民族主义情绪，反美反西方的思潮在这时有了稳固的心理基础。《中国可以说不》在这样的社会浪潮推动之下出台了，正迎合了当时国民们的情绪，所以，该市一出版就不断的加量印刷似乎都供不应求，市场营销大爆满。

这是《中国可以说不》的封面

不过，《中国可以说不》当时也遭到一些人的批评和反对，认为这只是作者对世界政治的情感表达，但是情感不能代替政策。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沈骥如在《中国不当“不”先生》一书中写道：“中国对世界大事的表态绝不能如此轻率而不负责任。”《中国经济时报》发文称“中国国内正酝酿着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这种情绪有可能将中国导入歧途。”《南方周末》发表编辑鄢烈山的文章称《中国可以说不》“所论的是极其严肃的外交政治问题，而所取的是极其轻率的浮躁的态度”。著名作家王小波也写了一篇《百姓·洋人·官——评》批评此书。甚至到后来，官方不得不出面表态，时任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就在回答中外记者时说：“《中国可以说不》并不代表政府的观点。”

记得1997年的某一天，我在一次采访活动中认识了冰凌先生，他是中国旅美作家，当时的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会长。作为记者，我在跟他聊天时顺便问他对《中国可以说不》有什么看法，没想到他跟我说，他和十几位中国旅美学者和专家教授针对《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的论点和当时的中美关系危机已经联合完成了一部题目为《中国怎么说 — 旅美学者如是说》的著作，该书有三十五万字，现正在计划出版之中。听了他的大概介绍，我那时立刻兴奋起来，凭着自己两年多的记者经验和敏锐的观察力，我想中国这批学者专家在北美学习和生活了十余年，谈论中美关系的发展和未来他们最有发言权，他们的这部巨作定将会引起社会极大的反响。于是，我立刻跟冰凌先生表示，我想就这部巨作采访这十几位作者，然后在报刊上分期连载。冰凌先生听了我的提议之后也很兴奋，他非常赞同，我们俩一拍即合的马上决定开始行动！

第二天，冰凌先生就把联合写这部巨作的十五位作者的联络方式给我了。《中国怎么说》这部著作由当时的耶鲁中国论坛主席徐德清博士和沙凡那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旅美社会科学教授协会常务副主席洪朝辉博士和冰凌先生共同主编，其他的作者大多数都是在美国和加拿大留学后取得博士学位，并在北美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工作十年以上，从事的专业包括有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新闻学及文学等。除了三位主编外，他们分别是：

滨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希博士

布里奇港大学大众传播系教授俞燕敏博士

纽堡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峥博士

中国科学院国情室主任、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博士（当时在美国做交换学者）

美中律师协会会长陈小敏博士

佐治亚南方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教授张杰博士

北卡教堂山大学教育系教授戎雪兰博士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经济学教授徐滇庆博士

中国旅美科技协会名誉会长徐震春博士

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访问教授胡森博士

佐治亚南方大学国际研究中心学者王智猛博士

佐治亚大学艺术系教授袁骢博士。

接下来的第一个周末，我从纽约长岛专门开车去康州，与在耶鲁大学工作和住家的冰凌先生第二次会面，我们一方面详谈系列采访事宜，同时我对冰凌和徐德清两位主编进行采访。上午，冰凌先生带我参观了耶鲁大学校园，我那是第一次走进耶鲁大学，耶鲁大学校园非常的漂亮，一栋栋古典的哥特式古建筑和现代科技化建筑融合在一起，让整个校园散发出古典浪漫与现代艺术气息，的确显示出世界名校不凡的气势。我还发现，耶鲁大学校园前临海，后靠山，不得不说这里还是一个风水宝地。我在耶鲁大学参观过程中完成了对冰凌先生的采访。

冰凌先生（本名姜卫民），1956年出生在上海，1965年随家迁往福州，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曾任国内“法制瞭望”月刊编辑部主任，他1972年开始小说创作，他的文字创作多为幽默文学为主，出版过《冰凌幽默小说选》《冰凌自选集》《冰凌幽默艺术论》《冰凌文集》等著作，他九十年代初移民美国，一直从事写作和中美文化交流活动。

那天，冰凌先生向我介绍了这本著作作者们的基本情况，他说，这十五位旅北美学者大多数五十年代出生在中国大陆；六十年代经历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七十年代末成为了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八十年代留学美国；九十年代初获得美国各学科博士学位，现在正在北美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工作，成为了中美学术界举足轻重的学术力量。我不是因留学来美，但我知道当年那批留学北美的都是中国的精英，改革开发给他们带来了追逐梦想和现实理想的机会，他们大多数人当年身上仅带有几十美元就踏上了北美这片即向往又陌生的土地。他们在异国他乡艰难的打拼和追赶着，他们吃了很多苦，但最终他们成功地完成了学业，在北美占有一席之地。我对他们一直有种崇敬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想采访他们的原因之一。

下午，冰凌先生安排我跟当时在耶鲁大学中国论坛任职的徐德清博士见面，记得我是在徐德清的办公室对他进行了采访。我采访他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着这部三十五万字的著作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的？为什么要主编这本书？著作主要内容有哪些？该书出版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等等。

徐德清，福建人，1982年天津大学自动化专业学士毕业，1988年获得英国曼切斯特大学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同年赴美国耶鲁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曾先后在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计算机中心任职。在美国，他参加了很多学术活动和研讨交流会，积极为中美关系和台海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做出贡献。当年应邀参加过克林顿连任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

当我问他到该书在什么背景情况下产生的问题时，他介绍说：该书最初推动是1996年10月底，当时在马里兰州大学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中美关系多学科研究国际研讨会”，有120名全美二十个专业学会的负责人参加，代表了数万正在美国的华人学者。会议主要从多学科角度，理论解释中美关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探讨了摆脱中美关系低潮的可能途径和政策选择，表达了大陆旅美学人对中美关系现状的基本看法和建言。徐博士还提到，当时也正值美国总统大选白热化（克林顿总统竞选连任）；大洋两岸对《中国可以说不》议论纷纷；“中国威胁论”也喧嚣一时，因此，作为中美关系发展的得益者、见证者和参与者，他们这批旅美学者应该站出来对世纪之交的中美关系未来走向正面阐述他们的观点，这是他们的使命，也是他们的优势。他们愿意做中美友好合作的促进派，别无选择。

在采访的最后，徐博士表示，他们编写的《中国怎么说》一书力求客观、理性、公正，将深入浅出的反映中美两国人民要求友好合作，共同发展的主流声音。中美两国谁也威胁不了谁，谁吃不掉谁，对抗无助于两国的利益和世界和平，唯有互相理解、良性合作、互补长短才是正确而理性的选择。

我在采访冰凌先生时，他也表示，《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虽然是引起他们编写《中国怎么说》的原因之一，但是他们不是简单地否定“说不”，而重要的是怎么说？说什么？立意应当更高。

我采访徐博士时他才三十四岁，个子不高，圆圆的脸，看上去比他实际年龄年轻，他是一位非常善于言谈和直率的学者，他的人生经历丰富，学识渊博，其论事的眼光和思想境界又远远超出他的实际年龄。在采访的最后他对我说：“中国是我的生母，美国是我的养母。我热爱这两个伟大的国家，真诚希望两国友好关系能得到健康稳定的发展。” 他表示，随着国内科研和工作环境日益完善，他也打算回国服务。

从耶鲁大学回来后我就开始着手我的采访计划，1997年，那时没有智能手机和网络通讯，我与这批旅美专家教授的访谈只能通过电话进行。于是，我买了一个可以连接电话机的小型录音机，把我跟他们的电话交谈内容现场录音下来，然后我再进行整理和编辑。

我在制定采访计划的时候，由于没有读过这本书，对每位参与编写的学者也不了解，不知道每位学者在书中表达了什么思想和言论？好在冰凌先生大概给我介绍了书的主要构架：该书每位作者根据自己不同的领域来阐述论点，该书分上、中、下三篇，十二章节和三章附录。每章独立成文，题目有“世纪之交中美关系的战略思考”、“经济制裁与冷战思维”、“机遇与挑战：中国经济起飞及其影响”、“由“中国可以说不”引起的思考”、“爱国主义：怎么讲、怎么做”、“弃之不舍，用之讨嫌 — 说美国媒体”、“互利双赢：争吵声伴奏下的中美经济关系”、“法律之途随想”、“旅美学人：中美友好合作的桥梁”、“美国式教育下的美国与美国人”等等。

有了书的框架，我再根据每位学者的专业和他们的章节题目给每位采访者制定出了我采访时需要提出的问题。我是学医的，以前没有接受过新闻媒体方面的专业训练，但是，两年多的跑新闻经历让我在实践中学习了如何发现新闻？如何去挖掘新闻素材？然后，我给每位作者先电话联系，首先得到他们的同意，再根据他们的时间确定采访日期和具体时间，当然，我也事事先告诉了他们我采访可能会提出哪些问题，让他们有所准备，并告诉他们有的问题可能会在采访过程中随时提出。

随后，大概前后两个多月，我通过电话对这批旅美学者一一进行了采访，最后，这些访谈录在当时我工作的全美发行的华文报纸上连载发表了，同时我也给一家香港杂志（我是该杂志社的特约记者）发去了一篇长的新闻稿。

在报刊连载这次访谈录的前言里，我这样写道：“他们既不是政治理论家，也不是政治评论家，更不想将来在政界有所发展。他们只不过是一群中国旅美学者，凭着对祖国的丝丝眷恋和对中美关系友好的满腔热情，在平日繁忙的教学、科研及工作之余，积极参与中美问题研究。虽然他们所写的、所讲出的有关中美关系的看法和理论并不具有权威性，但这都是他们通过体验、观察、思考后而发出的肺腑之言。他们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是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受益者，这就决定了这批学人将必然是一支促进中国改革开放、促进中美关系走向健康发展的建设性力量。他们研究中美关系，也被研究中美关系者研究。他们正在书写历史，历史也将记住他们！”

回顾着二十几年前的采访经历，重新阅读着以前写的访谈录，我惊奇的发现，二十多年过去了，中美关系一直在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中周而复始的交错进行着，当初这些旅美学者所提出的那些务实的建言和献策似乎现在依然有着实际意义。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我完成了这次系列采访后不久，我就辞去了报社工作，慢慢地也跟冰凌先生失去了联系。他们那本世纪之交的巨作最后何时出版的我也不知道，至今我还没有读到我曾经为之激动和采访作者所付出了心血的这本书。我昨天在百度网上搜索查询到了，他们的这本著作在1999年出版了，但书名有变，出版时是《中国旅美学人谈中美关系》，希望有机会能读到它。

二十几年过去了，我在自己的人生轨迹中按部就班地行走，再也没有跟这批旅美学者专家们联络，也没有去关注他们。我想，这些年他们也都有各自的人生轨迹，也许有的人还在原学院继续发展，攀登学术更高峰；也许有的人换了新的研究机构，有了新的发展方向；也许有的人已经回国创业报效祖国…总之，他们肯定是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有成就。

此刻，我真的在想，如果某一天我找到了他们现在的联络方式，作为老朋友我愿意再次采访他们，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他们都已步入了中年，我想知道他们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这些年来又有哪些新的学术成就？在促进中美友好合作中他们又做出了哪些新贡献？他们对新的中美关系有哪些新的看法和建言？

我今天写这篇博文没有任何政治立场，也不想去表达什么政治观点，这纯属是个人一段生活经历的回忆。每个人的人生路就是这样，由一段一段不同的经历连接起来，每一段经历都是属于自己的一个里程碑，都会留下痕迹，无论你在意还是不在意，这样的经历或多或少也会影响你的下一段路程。

?这些是我的访谈录手写稿。由于报社要求繁体字，而当时我不会电脑打繁体字（现在也不会，但现在可以简繁体转换），只有用手写繁体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