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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中共主席毛泽东与来自北京等地的师生见面并挥手。(1966年8月)分享
上周，一篇题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的网文罕见地获得新华网、人民网等中共党媒和数十家官方媒体转载，轰动整个中国舆论场。众多评论人士把最初发表在微信公众号的这篇署名李光满的文章视为发动“二次文革”的一个明确信号。这篇言辞激烈的大字报式文章在遭到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批驳后虽然“搁浅”，但仍然引起不少网民热议和毛粉、左派人士的追捧。
在此背景下，美国之音采访了芝加哥大学的王友琴教授，她是在中国大陆遭到查禁的《文革受难者》一书的作者。这次专访谈及了在1966年北京“红八月”中第一位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其丈夫55年后抱憾而终，也谈及刘少奇等其他受难者之死以及少年习近平也曾挨打受虐等情况。王友琴指出，当前中国社会的文革回潮现象更加让她这样的“十年浩劫”幸存者和历史记录者确信：毛泽东发动的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给无数家庭、个人以及中国社会造成的劫难，不容否认或轻描淡写，更不能让文革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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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被禁的书和网页
王友琴教授告诉美国之音，她于2000年10月年开设了文革受难者网页在中国大陆只存活了18月，到2002年3月就被封锁，此后这个网站在中国国内只有通过翻墙软件才能看见。她通过实地采访调查写出的《文革受难者》记载了659个真名实姓的被迫害致死的人，该书在日本得到翻译出版时受难者的名字多达850个。而这两个版本在中国大陆却都成为禁书。
王友琴在书房（王友琴提供图片）
王友琴说： “在我的网页上，上千名受难者其实他们在文革后都得到了平反。但是我就把他们的名字和受害的这些事情放在一个网页上，展示给大家，在芝加哥大学的服务器上，然后就被（中国当局）禁止了。”
王友琴表示，尽管她的书和纪念网页遭中国当局封禁，仍然不时收到读者和网友来信，表示感谢，交流思想。
中国禁书《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封面（王友琴授权发布图片）
在《文革受难者》序言中，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写道：“友琴之所以奉献二十五年的宝贵时间全力写成这部《文革受难者》，当然不是仅仅为了收集文革资料，供后世史家作纯客观的研究。她以宗教式的热忱来进行这一伟大工程完全是受了人的良知的驱使，不忍让无数在‘红色恐怖’下惨死者从中国人的记忆中消逝得无影无踪。”
3名北师大同班毕业教师死在红八月
王友琴回忆说，她记录的文革受难者中有北京师大二附中的老师叫靳正宇，还有一位是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的老师叫张辅仁，他们两人都是在红八月里被打死。王友琴说，多年前她回到北京访问时，有三位北师大中文系1960年毕业的退休中学教师得知她记录的文革受难者中有他们的同班同学靳正宇和张辅仁后，曾当面向她表示谢意。
王友琴说：“他们看到了我的网页或者我的书，然后他们说你还漏了一个，我们班还有一个同学叫廉秀文，她也在‘红八月’里死了，是北京地安门中学的一个女老师，我当时真的很吃惊。 我不知道那个班还有一个同学也在‘红八月’的时候死了。北师大的毕业生有很多都当了中学老师。所以在这一个月，他们这一个班就被打死了三个。我想现在的年轻的人不知道北京发生的这些血腥的事情，只是没有地方去说。”
“老子反动儿混蛋”？习近平也曾遭牵连受害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文革”中被批斗。（网络图片）
1966年8月，少年时代的习近平是北京八一学校六年级学生。文革开始前，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就被毛泽东以“利用小说反党”为由迫害关押，习近平沦为黑五类子弟。据王友琴指出，文革初期北京“红八月”期间，习近平在学校遭到红卫兵殴打，还被游街，事后去问老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王友琴说：“来看我的靳正宇老师的四个同班同学中间有一个女老师叫陈秋影， 1966年她曾经是（习近平的语文老师）。哦，习近平现在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1966年他还是个孩子嘛。陈秋影是他的老师。她特别跟我讲，那年的夏天，（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被打了。为什么？ 因为红卫兵运动除了打老师以外，他们有一副对联是他们的‘组织路线’，叫作‘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所以在那个夏天，爸爸妈妈被当成所谓‘有问题的人’的那些年轻人也被打了。她特别来跟我讲这件事，说当时习近平被打了以后，当然很痛苦，还问过她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那么当时陈秋影也就是毕业才六年的一个中学老师嘛，所以她说她也回答不出，只是安慰安慰，就觉得......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王友琴表示，八一学校退休教师陈秋影认为，当初习近平是个好孩子，没有学坏。
王友琴说：“据说还把他去游了个街，但这个老师说她没看见，只是听说。但打他（的事）习近平跟她（谈过），他们两个人讲过的。她说后来她到福建去看他（习近平）还提起这件事。就说习近平挺客气，她去福建嘛，所以这个老师就老强调，她就觉得他还是好的孩子，就是他也没跟着人家学坏，因为八一学校后来也有一个托儿所的人自杀了。”
美国之音记者问道： “习近平当时的这种经历和他们家当时的遭遇，从他现在的表现来看，他对当年的那个苦难或者那种悲剧的历史，您觉得他有没有吸取教训，或者他从中得到了什么，收获了什么？”
王友琴回答说：“我不知道他对这个事情表示过什么。但是我知道他跟陈秋影老师一直都还有一些来往。前几年他去八一学校，那天是教师节嘛。（网上）还有陈秋影老师跟他的合影。我自己觉得陈秋影老师他们都知道谁打了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也觉得这些事情应该被记录的，被谴责的。但是我不太清楚其他的一些做法是什么人在做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我了解到的事情把它如实写出来就好了。”
卞仲耘遇难后遗属抗争半世纪未果
1952年出生的王友琴在1966年文革开始时在高干后代云集的北师大女附中（现为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读书。红卫兵运动中，北京第一个被批斗殴打凌虐致死的卞仲耘就是该校三名副校长之一，当时校长一职空缺。卞仲耘之死是《文革受难者》书中最长的章节。对于有人辩解称卞仲耘死于心脏病和高血压，不是被殴打致死，王友琴认为这是企图为当年红卫兵暴行开脱罪责的无耻谎言。
1966年8月上旬，孩子们与母亲卞仲耘遗体诀别。（王友琴提供图片）
王友琴书：“我就是看到了才知道这是卞仲耘的血呀。我曾经住在这个宿舍楼里。不大的一个宿舍，它五层。在一楼的走廊和那个楼梯拐角的地方就是血迹，”
王友琴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刚刚去世，这位百岁老人生前坚持为惨死在红卫兵棍棒和军用皮带之下的亡妻讨公道，但是没有等到真相大白和打死卞仲耘的凶手们受到法律制裁。
1966年8月6日，王晶垚用新买的相机拍摄了卞仲耘被打死时留下的血衣。（王友琴提供图片）
王友琴说：“我在1993年第一次见到了王晶垚先生， 1966年他才45岁，因为他比卞仲耘校长年轻5岁，所以今年他100岁了，也就是说在卞仲耘校长被打死以后，他活了55年。我觉得他是受难者家人的这样一个典范。他在当时就立刻去买了一个照相机，把这个尸体的照片，还有那个血衣，还有上面写的字，被打坏的手表，都照了相，他还照下了那个火葬场的这个青烟，他保存了他当时收集的所有的资料。他尽了他的努力，他想要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家，但是没有人听他的。”
卞仲耘生前留下的与王晶垚和孩子们全家福合照。（王友琴提供图片）
王友琴对美国之音表示，1967年，北京红卫兵抄家的高潮有所减退，王晶垚在家中一个橱柜里设置了纪念卞仲耘的灵位。王友琴说，他八年后再婚的妻子是一位知书达理的退休教师，非常同情并支持王晶垚和孩子们追问卞仲耘被打死事实真相的努力。
王友琴说：“卞仲耘的骨灰原先就一直放在八宝山，后来王晶垚有一天去看的时候啊，就找不着了，他们调整的地方，把她那个骨灰盒按照什么干部级别怎么重新摆了。王晶垚非常生气，我后来都不知道这件事怎么解决的。王晶垚就说我自己去买个墓地把它放起来，在八宝山放着还被拿来拿去。好像要照着级别重新放，还是怎么回事。”
红卫兵宋彬彬给毛泽东戴红袖章。毛泽东给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 (图片取自网络 ）
2017年9月9日，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举行90年校庆活动，校方将中共高干宋任穷之女、当年的红卫兵领袖宋彬彬评选为“知名校友”，把宋彬彬的大型展板竖立在学校大操场上，并将毛泽东与为其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的合影和受难者卞仲耘的照片都刊登在《校史》和《图志》中。
王友琴告诉美国之音，王晶垚对北师大附中校方的那些作法提出了强烈抗议。
王友琴说：“师大女附中举行90年校庆的时候，他很愤怒，因为学校把这个宋彬彬给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的照片放成很大的一张放在这个在这个校园里，然后他给这个女附中的校长写了一封公开信，在这个公开信里他写了她（宋彬彬）献的这个袖章上有卞仲耘的鲜血。”
2007年12月22号，王晶垚在致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长袁爱俊的一封公开信中指出，宋彬彬作为当时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对卞仲耘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信中表示强烈抗议校方在知情者明确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仍坚持将“知名校友”的荣誉授予宋彬彬。
王晶垚的公开信说，现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方公然违背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将宋彬彬的活动和“8.18”事件（注：毛首次接见红卫兵）作为光荣业绩加以炫耀。这是对中国全体文革受难者及其家属的再一次最严重的伤害，对历史的亵渎。公开信指出，这种肆无忌惮的举动，是公然诱发“文革”卷土重来的危险信号，应该引起全党全国人民的警觉。
2014年1月27日，王晶垚发表声明表示拒绝宋彬彬等人就卞仲耘之死所作的道歉，称其道歉虚伪，是以“‘没有有效阻止’、‘没有保护好’、‘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开脱了她们在“八五事件”中应付的责任。”
王友琴：王晶垚要真相只为不让悲剧重演
2007年12月22号，王晶垚在致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长袁爱俊的一封公开信中指出，宋彬彬作为当时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对卞仲耘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信中表示强烈抗议校方在知情者明确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仍坚持将“知名校友”的荣誉授予宋彬彬。
中共老党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离休干部王晶垚的公开信说，现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方公然违背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将宋彬彬的活动和“8.18”事件（注：毛首次接见红卫兵）作为光荣业绩加以炫耀。这是对中国全体文革受难者及其家属的再一次最严重的伤害，对历史的亵渎。公开信指出，这种肆无忌惮的举动，是公然诱发“文革”卷土重来的危险信号，应该引起全党全国人民的警觉。
王友琴：“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因为对他来说，这都是往事。大概是1980年，据说就给了他们家420块钱。他不在家的时候，（相关人员）就丢在他们家就走了。你说他现在来说这些事，为了什么？为钱吗？为了出名吗？当然都不是。他已经是一个老人。只有为了不要让这样的事情重演，为了要说这样的事是一种罪恶。”
2014年1月27日，王晶垚发表声明表示拒绝宋彬彬等人就卞仲耘之死所作的道歉，称其道歉虚伪，是以“‘没有有效阻止’、‘没有保护好’、‘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开脱了她们在“八五事件”中应付的责任。”
王友琴1993年在母校。（王友琴提供图片）
王友琴：必须铭记历史
王友琴对美国之音指出，文革初期进驻北师大女附中的工作组的上级、原共青团中央要员胡启立曾就卞仲耘之死向王晶垚表示道歉，但有些当年参与红卫兵运动的人不仅至今没有真诚忏悔、道歉，反而急于抵赖那段恐怖血腥的历史事实，甚至蓄意篡改、美化，这就是在搞历史虚无主义。
她说，《史记》作者司马迁记述秦始皇“焚书坑儒”时，距离事件发生已过100多年，毛泽东鼓动红卫兵“焚书坑儒”并肆意杀戮，距今已有55年，必须记录下来，传给后世引以为戒。
王友琴：文革灾难不容重复
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王友琴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就回顾红八月和红卫兵暴行的现实意义等问题发表了看法。
王友琴在书房（王友琴提供图片）
王友琴：“现实意义就是这样的事情第一不可以再来，不可以说谎，第二这些人这些（事）不可以轻描淡写，就把它说过去了。不可以的，这么多人死了，这么多人当了凶手，不是要追查，现在不可能举行审判来抓这些凶手了。问题就是你现在至少要承认这些事是有的。我跟你说北京市打死了1772人，北京的很多人说不是，不够，这是重要的。第二，有很多人在恐怖之下自杀。我写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抗菌素研究所所长）张为申就是这个事嘛，他就是8月28号和妻子一起自杀的。他们做了青霉素、链霉素，就是做药的人。我们在病毒时代就更应该想到这件事情了嘛。如果有病毒，有人做出这个药来就不会有那么大的问题了嘛。但是文革首先把老师和校长打死了，把做药的人给害死了。老舍先生自杀是8月23号。这个我都写出来了。他为什么自杀？就是先在孔庙里，把他们一圈人跪在那，中间烧着戏装。后边红卫兵打，前面是火堆。我采访过萧军，萧军当时就跪在老舍旁边。老舍第二天自杀的。”
王友琴：调查未发现没挨打的校长
王友琴告诉美国之音，在她采访调查的十所女子中学里，包括北师大女附中，有三位校长和三位老师在红八月里被打死。这里并不包括被打被羞辱之后所谓自杀的人。
王友琴说：“群体性的迫害嘛。校长是个罪名吗？我去问过，我没有问到过没挨打的校长。你发一个统计，如果某个校长没挨过打，请告诉我。小学校长都被打死了，你看我书里写的，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和这个教导主任都被打死了。”
北京日报曾透露文革受难者数字
王友琴是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知名学者。文革期间，她作为知青到云南上山下乡。1979年，她以全国高考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1994年，她写了《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中英文两个版本的历史研究著述，引起读学界 注意。
2004年，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了王友琴所写52万字的《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和杀戮的寻访实录》。
历史照片：文革期间在上海市内张贴的“绞死刘少奇”的宣传画。(1967年5月27日)
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半年以后，刘少奇和邓小平也被“打倒”了。刘少奇的在师大女附中上学的女儿被迫离开家，搬到学校的宿舍。一天在宿舍里有人问她：“喂，刘亭亭，听说你在‘红八 月’时打死了三个人，是吗？”她回答说：“那是我吹牛。那时候打死人光荣。我就说打死了三个人。”
王友琴认为，对于文革乱象之惨烈程度，毛泽东心知肚明。
王友琴说：“我觉得， 上面的领导人是知道的，因为这个他们告诉我北京就是每一天都上报了打死人的数字当然不是很精确的统计，但是他们是每一天上报的，而且不止一个渠道，有好几个渠道向上报告。所以，文革结束以后，在1980年的北京日报上，他们发表了一个文章，那个时候是批评文革的做法啊，有一句话就是说，在8月到9月初的20天里面，北京城一共打死了1772人。他们没有公布这些人的名字，也没有说是怎么回事，就是有这么一句话。我当时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我看到了这篇文章，所以我把这个报纸留了下来。”
王友琴还在1985年的一份官方报纸上发现了一批被认为与文革受难者有关的名字和银行信息。
王友琴说：“在80年代，北京日报也曾经发表过800多个人的名字。这是已经到1985年了，这些人的银行存折没有人领取，所以他们把这个名字公布出来。所以，别人马上就想到，这就是那些文化革命中间被打死害死的人的银行存折，所以他们登在报纸上。我认识的一名受难者的女儿，就是看到了那个名单上的名字，所以他她去银行领到了她被打死的母亲的存折。”
文革阴魂未散 民众心有余悸
9月9日是毛泽东去世45周年。这位文革的发动和领导者至今在中国社会仍然拥有大量崇拜者，称作“毛粉”，这显示文革结束45年后文革式政治运动的土壤和环境在中国社会依然存在。
在谈到毛泽东既然了解当时的社会动乱和任意杀戮现象，为什么还放任这种残暴继续时，王友琴表示，就是为了制造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
王友琴说：“1968年开始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中间，一个新的所谓革命政权叫做革命委员会吧，那次害死的人比1966年的更多，这是为什么？呃，我自己的解释，这样的暴力和这样的恐怖就是控制人民的最强有力的方法。所以一直到55年之后，你看现在，有很多人你去问他文革的事儿，他马上就说不想说这个事儿，你就知道这种恐怖的力量有多大，这个影响有多么长远，所以文革的暴力迫害和杀戮不仅毁掉了那么多人的生命，而且就是带来的长久的恐怖，我自己认为就是毁坏了人们的道德。因为恐惧，因为怕什么，就不要再谈这些事儿。”
当被美国之音记者问到这对社会、民族有何影响时，王友琴回答说：“我就觉得人们不愿意面对事实，甚至最近几年来有人就否认这些事情，说这都是王友琴写的故事，不是历史。其实他们也从来说不出来，什么地方是故事不是历史。第二，我觉得就是对道德的损坏。说谎，不 面对事实，这是一个很大的灾难啊。但是这怎么是虚构的呀，这么多的人名，659个人名字，或者现在有850个人名字，当然不是文革的全部的受难者，这只是我能找到的，我能写出来的。难道这些人就应该被忘却吗？这是不可以的，我觉得。”
王友琴：篡改历史意味着有人想制造什么样的将来
有评论人士认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在许多方面追随或模仿毛泽东，导致文革沉渣再度泛起，社会上出现了鼓励学生举报老师或“不得妄议”等与文革中 “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似曾相识的那种荒唐现象。
2016年7月26日，胡德华在炎黄春秋杂志社驱赶侵占该社的官方人员。（网友提供）
美国之音记者问王友琴：“现在是不是有一些方面跟文革可以去类比了？对人、对社会的一些冲击或者伤害，比方说对知识分子发表言论的这些人，对律师，学校里学生举报老师，然后就是根据言论来治罪。最近又发生了对企业家的所谓共同富裕，让他们把财产拿出来。赵薇也被封杀了，演艺界人士现在也噤若寒蝉。还有提过上山下乡是什么社会的进步之类的，炎黄春秋这样一个写真实历史的杂志也被封杀。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
北京文革博物馆展示一幅描绘刘少奇临死时刻的画作（1998年11月23日））
王友琴回答说：“我觉得我们应该认识到，写历史不是只关于历史。就是有些人他们在控制怎么写历史。你把历史改写了，也就知道这些人想要制造一个什么样的将来。如果你觉得文革时一个探索，而不是一个罪恶。如果你觉得打死卞仲耘校长是不值得一提的一件小事，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还会要做这样的事呢？我们还会重复这样的不讲法律、反人类的残忍的做法？我觉得这是应该特别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啊，你可以去看我的书里写到过，刘少奇当时是国家主席，这个国家的第二号人物。他被秘密逮捕和囚禁。他都已经瘫痪了，据说还绑在床上。这是一种虐杀呀！这对任何人都不可以能做的事嘛。这些事情我觉得应该辩论清楚。因为我们的将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当然普通人现在可能你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但是你可以争取有，你要知道你要的是什么样子的（将来）。你认为这样的做法是对的吗？所以，这是我要说的。这一本书里写的659个人全部都得到了平反。但是这本书，有很多盗版本，在北京和外地都有，当然现在盗版本也都不可能了。这个书放到网页上传，然后也经常遭到禁止。像关雅琴这样一个18岁的小服务员在卞仲耘被打死的三个星期以后被打死，也不准说，这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我们应该起来抗争。这不是写历史的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的道德原则和我们的理想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官方对文革的定性近年来出现多次反复。从八十年代的历史问题决议对文革作出的否定修改为“艰辛探索”，最近又改成“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
文革定性又被改写
8月26日，新华社发表的中宣部一篇长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中，“文化大革命”被注释为：“简称文革，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中国进行的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广大群众参与并卷入其中，被林彪、江青集团利用，给中国共产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
与早期的官方定性相比，新的定义直接点名由毛泽东发动，而非含糊地以“领导人”代之。而林彪、江青集团，不再称“反革命”集团。同时，加上了“广大群众参与并卷入其中”这个颇为意味深长的短语。
这篇被称为“文献的冗长文章被认为是为今年晚些时候召开的中共19届六中全会将要推出的第三个历史问题决议铺垫、定调。
习近平执政以后，无论是在文革的问题上，还是在共产党建政以来发生的历次运动上，习近平是否对这些历史进行过深刻的反省呢？
1964年10月8日，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国领导人观看《红色娘子军》，并与演员合影。后来的文革中，有大字报批判主要演员白淑湘说，毛主席和刘少奇接见演员时，别人喊毛主席万岁，而白淑湘喊刘主席万岁
王友琴说：“我没有听到过他的直接的言谈。但是 从那个教科书的修改这件事情上，我觉得看见一个不好的趋向，所以你看一下，在现在我们有的这个钞票上在1990年版100元钞票上，是有毛刘朱周4个人的头像，在2000年就改成一个人了，因为在当时大家还记得啊，还有刘少奇呀，还有周恩来啊，还有朱德呀，特别是刘少奇是文革中间被害死的，那应该把他放在照片上。可是后来历史就被演化了，就不需要了，就变成从4个人人像变成了一个。这就是一个倾向。但是，我觉得也会有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做法的。这就是看我们大家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大家的努力是什么？我自己觉得，第一我们要尊重事实，事实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就是要写事实的嘛。第二就是我们也要有一个的道德观念。就是说人血不是水啊，人不是可以被用来做工具做什么，就随意杀害的。”
近期，北京当局连出重拳猛击意识形态、教育、文艺、工商、金融等领域，进行 “运动式”整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看来执意打破干满两届交权的这个党内沿袭二十多年的不成文规矩，谋求继续连任。
上周，一篇题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的网文罕见地获得新华网、人民网等中共党媒和数十家官方媒体转载，轰动整个中国舆论场，引起不少网民热议和毛粉、左派人士追捧。众多评论人士把最初发表在微信公众号的这篇署名李光满的文章视为发动“二次文革”的一个明确信号。
这篇来势汹汹、盛赞“血性回归”的革命大字报式文章，在获得各大官媒高调转载几天后后突然失声，并由经常在敏感话题上传递官方意图的喉舌环球时报胡锡进出面批驳予以否定。
上述这些宣传口径摇摆不定、进退失据的异常情况被一些分析人士解读为与中共高层意见分歧和内部权斗加剧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