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我并不是这样认识。那时我拥护“正义的战争”，我还认为我的生命是属于国家的，而不是属于我自己的。那时我和我的战友们真诚地相信，我们是在为保卫新生的祖国而战，我们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场正义战争中献身是应该甚至是光荣的。我们根本不知道美国并不打算侵略中国，也不知道我们实际上是在帮助吞并韩国、帮助斯大林去保留北朝鲜那个桥头堡而流血牺牲。整个朝鲜战争夺去了数十万中华儿女的生命。
现在回顾起来，人的生命在战争中真是连只蚂蚁都不如。我因之认为：懂得珍惜和尊重人的生命、尽力去避免战争，应该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首要标志！
志愿军授旗(图源：VCG)
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国经历了极为惨烈的朝鲜战争。我作为志愿军的一员投入了那场战争。尽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朝鲜战争的一些场景依然清晰地刻印在我的记忆深处。
首先是战争的死亡惨相。我在山间小道夜行军中，见过月光下溪沟里朝鲜老人的尸体，腹部已经破裂，肠子漂浮在水上；我在一个空无一人的村子里看见过被几只野猫围着脑袋啃肉的女尸，她的眼睛鼻子都只剩下了空洞，太可怕了!
更多的死亡是发生在我的身边。有三位战友的牺牲令我永远无法忘却。一位是被美军的凝固汽油弹活活烧死的。那个事件发生在我们入朝后第三天。
那天夜晚下着小雨，我们在一条公路上急行军，先是美军侦察机沿公路投放照明弹，然后是他们的F84战斗机俯冲扫射。我急忙隐藏进公路边的树丛里，附近有一个机炮连的战友紧紧拽着一头驮炮筒的骡子完全暴露在照明弹惨白的光照中。我看见从飞来的美军战斗机机腹下射出一个橘红色的火球，随即变成一条蜿蜒而下熊熊燃烧着的火蛇扑向驮炮的骡子。
那位战友拉住骡子想往前方躲避，但已经全身着火的骡子狂叫着挣脱缰绳冲下公路倒毙在河滩上。我们那位被骡子绊倒在地的战友，陷入了凝固汽油的大火里。大家不顾一切围上去却被满地炙热的火焰所阻挡，我们只能蹲在地上呼叫哭喊，最后眼睁睁地看着一个鲜活的人变成一具焦黑的猴子般佝偻着的骨架!
另一位战友是在北汉江淹死的。1951年的5月24日凌晨，我们180师奉命抢渡北汉江，力争在敌人的包围圈合拢之前冲出重围。我们赶到江边，只见江水波涛汹涌，部队分三路攀着三条铁丝在齐胸深的湍急水流里渡河，到处是炮弹炸起的水柱，炮声和人喊马嘶声乱成一团。过河时我的前面是一副抬着伤员的担架，右侧是一个战士拉着一匹骡子，骡子尾巴上还拽着一位小个子女战士。就在只有十来米远即可抵达对岸时，一发炮弹在我附近爆炸了。浑浊血污的江水向我兜头喷淋而下，等我使劲摇头吐出脏水睁开眼睛，发现走在我前面的担架没了，我身边的骡子倒在河里挣扎着，牵它的战士也不见了，只有那个女战士还在我身后随波浪浮动着。我急忙转身去抓她，可我抓住的只是她那顶浮在水面上的棉军帽。她人已经被无情的江水冲走了，永远地冲走了!
第三位战友是被自己人踩死的。就在抢渡北汉江后第二天，我们不顾一切蜂拥着冲向北面一个名叫鹰峰的山地，那是我们生之希望的所在地。我们强忍着极度的疲劳和饥饿，沿着一条山脊梁急走，美军的远程榴弹炮不时轰过来造成伤亡，但只要炮弹的尖声嘶鸣没有正对着我们，就决不停止前进。我们正在昏昏沉沉地跟着队伍奔走着，突然听到炮弹的嘶鸣正对着我们来了，我反应极快地俯卧下去又顺势翻滚进旁边的弹坑里，我发现弹坑里已经有人，而自己正压在他的身上，我听到了他的微弱呻吟，立即挺身站立起来。这时一些战友都在往弹坑里跳。我大喊：“别下来，底下有伤员!”可我的喊声完全被强烈的爆炸声所掩盖，没能止住大家继续挤进弹坑里来。等炮轰停止，大家发现脚底下不对劲时，已经来不及了!我们痛哭着往弹坑里扔了不少树枝，把那位气绝身亡的不知名战友掩盖起来，又抹着眼泪去追赶队伍!
在那场战争中，我也见到过敌军的尸体。在我们千里行军快抵达“三八线”时，我们进入宿营地后，发现不远处有一座美军帐篷，便相约去看看有无美军留下的罐头食品之类的军用物资。去后看到帐篷里空无一物，但见帐篷后面的树林里有一堆用毛毯盖着的东西。一个小宣传队员高兴地跑过去揭开毛毯，却立即扔下毯子一面往回跑，一面大喊：“死人!死人!”我带着大家走过去，揭开毛毯，底下排列着8具美军尸体，白人、黑人，甚至还有一个黄种人。那些僵尸在阴暗的树影之下显得十分恐怖。
现在回顾起来，人的生命在战争中真是连只蚂蚁都不如。我因之认为：懂得珍惜和尊重人的生命、尽力去避免战争，应该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首要标志!
但是60年前，我并不是这样认识。那时我拥护“正义的战争”，我还认为我的生命是属于国家的，而不是属于我自己的。那时我和我的战友们真诚地相信，我们是在为保卫新生的祖国而战，我们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场正义战争中献身是应该甚至是光荣的。我们根本不知道美国并不打算侵略中国，也不知道我们实际上是在帮助吞并韩国、帮助斯大林去保留北朝鲜那个桥头堡而流血牺牲。整个朝鲜战争夺去了数十万中华儿女的生命。
然而朝鲜战争给参战者造成的灾难中，还有比死亡更加悲惨的。一类是那场战争造成的成千上万的肉体上的重伤残者。他们不仅不能享有正常人的幸福生活，还要终生忍受伤残之痛，确实是生不如死。还有一类是精神上的重伤残者，他们参加战争的可怕后果是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与做人的尊严，不仅在生活上遭受种种虐待尤其在心灵上遭受长期折磨，也是生不如死!我和我的2.2万多名志愿军被俘难友就属于后者。
我是1951年5月27日被美军俘虏的。那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但是，我想回顾的不是我个人被俘的经历。我要回顾的是：朝鲜战争中为何有两万多名志愿军指战员被俘，而我们这些曾经在战场上同生共死的战友被俘后又为什么发生了一场惨烈的内斗与分裂，以至于7000人回了大陆、1.4万人去了台湾，最后大家又怎么都陷入了生不如死的悲惨命运。
中美两国对抗的朝鲜战争是一场实力非常悬殊的战争。当时，中国是一个久经战乱、满目疮痍、亟待重建的国家，而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我们在入朝之前曾被告知美国是只纸老虎，战无不胜的解放军一定能战胜美国少爷兵!
志愿军在前三次战役确实打过胜仗，我志愿军秘密跨过鸭绿江后，彭德怀指挥五倍于美军的部队，通过山间小道，插入敌后，分割包围，突然袭击，打败了麦克阿瑟，连汉城都占领了!
但在第四次战役期间，麦克阿瑟被撤职，李奇微担任联合国军统帅。美国增强了兵力，特别加强了空军，完全掌握了从鸭绿江到最前线的制空权。而我们中国部队因为战线太长，补给困难，打得非常艰苦，放弃了汉城，向“三八线”节节败退。此时，美国提出了停战谈判建议，这次轮到了毛泽东被胜利冲昏头脑，听不进彭德怀的休战请求，听从了斯大林和金日成的怂恿，拒绝美方建议。坚持要再打一个大胜仗，才坐下来和谈。
于是，包括我们60军在内的第三兵团共十余万人被从国内紧急调往“三八线”投入第五次战役。我们60军尽管是昼伏夜出，15天赶了1500里，仍然在美军空袭中遭受了严重损失。全军运输弹药粮食的上百辆汽车，数百匹骡马所剩无几，非战斗减员达到五分之一!
1951年4月下旬，我们三兵团作为生力军在中线发动了进攻，我们带上够一个星期用的粮食、弹药，仍然采用“插入切断、分割包围”的战术，迅速深入敌后，吃掉一股敌人，再迅速撤回原来阵地。我180师取得了一些小胜利，其中包括我们538团歼灭了美军一个坦克连。
5月16日，我军在中线再次发动攻击，180师作为先头部队直插敌后，带头踩进了李奇微预设的陷阱。原来李奇微使用了“磁性战术”，让联合国军且战且退，并扔出几个“钓饵”诱我深入。等待我们的粮食弹药消耗大半之后，立即在东西两面同时发起强大攻势，并以美军的机械化主力部队迅速从中线两侧推进，实施对我军中线部队的合围。其行动之坚决，火力之猛烈，迫使志愿军全线溃退。
我180师奉命留在北汉江南岸负责断后，还要掩护全兵团上千名伤员的转移。到了5月24日，即发起进攻后第八天、我们已经粮尽弹缺之后，才抢渡北汉江后撤，25日美军完成了对180师的合围。
我们在25日、26日两天进行的突围战斗极为惨烈，师长只得下令各自为战、分散突围。从5月27日开始，除少数侥幸逃出包围圈外，大多数陆续落入敌手，当了俘虏。此役，180师1.2万人，伤亡4000余人，被俘4000余人，仅有3000多人存留(其中还包括原本留守后方的医院、兵站及伤员千余人)。
但是，在第五次战役中遭受损失的远不止180师。李奇微除了重兵合围180师之外，也对东西两线仓皇后撤的各个中国部队实施“插入切断，分割包围”，其结果是将志愿军战俘的总数，从第五次战役之前的4000人猛增至战役之后的2万人。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遭受重大损失的中国军队表示同意举行停战谈判。1951年7月10日，参战双方在开城来凤庄开始了停战谈判，1953年7月27日双方在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议。在这两年中，双方边谈边打，打打谈谈。志愿军战俘又增加了2000人，使得朝鲜战争志愿军战俘总数达到2.2万人。
朝鲜战争中，北朝鲜军战俘多达12万人，远远超过了志愿军战俘，但北朝鲜军战俘的命运却比志愿军战俘好得多。首先是在朝鲜战俘营里没有中国战俘营那种大规模内斗与分裂；更重要的是他们归国后受到的待遇比我们强得多。
中国战俘营里的大规模内斗，表面上看是要去台湾的战俘跟要回大陆的战俘的对立。而实质上是反共战俘和亲共战俘的对立，最后演变成了一场战俘营里的国共内战。可是志愿军都是共产党的部队，怎么会出现国共之争？
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共部队只有几十万人，而当国共内战结束时，国军只剩下几十万人撤往台湾，解放军却增加为数百万人。消失的国军哪里去了？多数被解放军吸收了!我们180师入朝时，从班排干部到战士，大部分是太原战役的“解放战士”和成都战役中95军与黄埔军校的反水投共官兵。新参军的只有少数知识青年。入朝参战其他部队的组成情况跟我们相差无几。
然而，在2万多志愿军战俘中，从战场主动投敌进来的，为数并不多，绝大多数还是由于伤、残、病、饿丧失战斗力被俘的。如果从政治上对中国战俘进行深入考察，在众多原本是国军的战俘中，确实有不少人在被俘之前思想感情上就不认同共产主义，有些人因为在“打土豪分田地”时期或国共内战时期家里曾经有人受难，而在心里隐藏着对共产党的仇恨。这些人到了战俘营脱离中共的统治后，自然用不着再隐瞒自己的政治倾向。他们自然也是中国战俘营里拒绝遣返回大陆的最坚决的战俘。
问题出现在停战谈判开始后，美国发现有中国战俘坚决不愿回大陆，乃提出了“根据战俘自愿进行遣返”的原则，究竟何去何从？这是大家在战败被俘之后面临的又一次关键的命运抉择!这次是关系到能否保留住我们自己做人的尊严和回家跟亲人团聚这些基本人权的抉择!但是要回家就得选择共产党，要去台湾就必然选择国民党!历史的安排就是如此。于是，去台湾还是回大陆之争，变成了国共之争，既然事关每个战俘的终生抉择，全体中国战俘就都卷入了那场激烈的战俘营里的国共内战。
1952年4月6日，美军管理当局宣布：全体中国战俘将于4月8日起接受“遣返志愿甄别”。那场国共内战便面临最后决战。结果是1.4万人去了台湾，只有7000人回归大陆。
60年后回顾这个历史事件，对于我们这些朝鲜战争的受害者竟然还得去吞下国共两党几十年积累的历史恩怨的苦果，我真是感到极其无奈和沉痛!
朝鲜战争结束后，那场战争对我们命运的捉弄并未结束。我们这些拼命要回国的7000人，回来后却被看成怕死鬼、变节者、甚至是从敌方投诚回来的敌伪人员。连我这个曾经被美军判为“刑事犯”与“战犯”、曾经被囚禁在巨济岛最高监狱和战犯营场的坚持回国志愿军战俘总代表，归来后竟然也会被共产党定性为“变节者”，受到开除党籍、军籍的严厉处分。
给我定的两条主要罪名是“有武器不抵抗被俘”和“为敌服务”。我在突围时紧握手榴弹带着七个小宣传队员往沟口跑，遭到交叉火力阻击，一个队员中弹身亡，我们跳进山边水沟里隐蔽。天亮时，美军坦克进沟，后面跟着步兵。我叫大家趴下，正要将手榴弹奋力扔向敌人时，手臂被身边的小队员抱住了。他哭喊着：“您千万别扔呀，扔了我们都得死呀!”这些小宣传队员都是我从成都带出来的，看着他们那充满惊恐无助的神色，我心软了，便带着他们往山上跑，而我们最终都没能逃脱被俘的厄运!这就犯下了“有武器不抵抗”之罪。
我的另一桩“为敌服务”罪行，指的是我当翻译之事。在被押往前方战俘收容站途中，一位难友捂着肚子往山根树丛里跑，押送我们的美军对他大叫：“Stop，or you will be killed!”(站住，你想找死呐!)然后朝天开枪了。我急忙对那位大个子士兵喊：“Don’t shoot，he is getting dysentery!”(别开枪，他正在拉痢疾!)
我就是这样被他们发现会讲英语的。当美军布鲁克斯上尉动员我去他们第八军司令部当翻译官被我婉拒之后，他请求我协助他们管理中国战俘们的生活。我答应了，最后担任了坚持回国战俘营的“对敌总翻译”。这就犯了“为敌服务”之罪。
就这样，我们归国的7000难友，不仅绝大多数党团员被开除党团籍，大多数人的军籍被开除，并且一律受到“终身控制使用”的歧视与惩罚。这就使得我们和我们的亲属在几十年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饱受冲击与迫害。“文革”结束后，我们争取到中央政府宣布给予我们的政治平反，但经济上我们没有获得任何改善，致使多数人仍然陷于贫病交加的困境之中。其中不少难友已经怀着深深的遗恨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我的那些去了台湾的1.4万个难友，受到的政治待遇比我们强，他们绝大多数被编入国军，虽然也有些人受到暗中考察甚至在绿岛坐过牢房，但没有像我们那样全都受到怀疑、歧视和终身控制。而且随着台湾的民主进步他们也享受到了平等的公民权利。他们不少人通过奋斗成长为受人尊敬的教师、作家、医生、律师、企业家等等。我在台湾南投县探视了一位白手起家创办花园式度假村的难友，完全没料到他已成了拥有亿万资产的企业家。
然而，朝鲜战争给他们留下的伤痛也是深重的。1949年撤退到台湾的国军老兵长期承受着离乡背井、骨肉分离之痛，他们不少人回大陆探亲也是有家难归。一位家住辽宁锦州的难友，第一次回乡探亲，他的从未见过面的遗腹子和孙子举着“热烈欢迎某某人”的牌子，在火车站接他。他高兴地给家里添置了电视机、电冰箱、电热水器。临别那天，他的孙子一大早站在床前求他给买辆摩托车。他抱歉地说身上的钱确实不够买车了，明年回来一定给买。在火车站，车启动后，孙子追着他喊：“你当了俘虏、去了台湾，我们为你受了多少罪？你连一辆摩托车都舍不得送我，你算他妈的哪门子爷爷，你别回来了!”这位难友在向我回忆这个经历时泪流满面。
我比我的大多数难友幸运些，我在难友、亲友们的支持下活着熬过了被俘及归国后最艰辛的前30年。在我头上的“变节者”和“右派分子”帽子被摘掉，我的政治名誉与人身自由得到恢复以后，我在众多亲朋好友的关切下，又用了30年时间去追寻、记录我们这个特殊的志愿军战俘群体的苦难历史。最后完成了两部“报告文学”作品：《我的朝鲜战争——一个志愿军战俘的六十年回忆》《孤岛——抗美援朝志愿军战俘在台湾》。前者着重叙述我自己与我的归国难友的经历，后者着重叙述我的去台湾难友们的命运。
过了60年我们再来看那场战俘营斗争，有了不少醒悟。前些日子我在台北跟一些幸存的难友聚会，我们拥抱、我们流泪、我们干杯!大家都感觉到：当年在战俘营里，我们这些同胞兄弟竟然会因为跟我们生命毫不相干的什么主义斗得死去活来，实在是太愚蠢了!擦干泪水大家又说：“现在醒悟了，也不算晚，也不算晚!”其实，现在来看60多年前那场内战又何尝不是一场根本不该发生的骨肉相残的争斗？
同样，朝鲜战争也是一场完全不应该发生的战争。尤其是我不应该上战场去与美国人为敌。我求学的初中、高中都是美国来华兴办的学校；我读的清华大学也是由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兴办的。我应该感恩于我的母校，感恩于美国。何况近百年来，在所有西方国家里，美国对我们中国最好。抗日战争也是美国对我们援助最多。今天中美两国之间似乎矛盾很大，摩擦很多。而究其根源，并非中美两个伟大的民族之间有什么不可调和的冲突，而主要是由于多年来双方在政治制度上的对立造成的。我深信，一旦大陆也像台湾那样走上民主宪政的发展道路，中美关系必将发生根本性转变。中美两国将不只能够和睦共处，还会携手去维护世界和平。
我的一生除了参加过朝鲜战争，还经历过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这些极为惨烈的战争，亲身见证了战争对人类造成的可怕灾难。如今在我们这颗星球上还有不少地方燃烧着熊熊战火，每一天都有无辜的人们在爆炸中死去。但我完全相信人类有智慧、有能力去制服战争这头恶魔，去创造世界的永久和平!
我们高兴地看到，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建立起联合国之后，地球上原来分裂存在的一百多个国家开始形成一个人类大家庭。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正在把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国家的界限正在日益淡化，欧盟的创建与扩大是人类在欧洲实现民族融合的重大进展；而人类所经历的无数次战争的惨痛教训，已经促使和平、民主、自由、平等、正义、博爱等等理念成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普世价值，“和平与发展”正在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与追求，它也是联合国带领人类大家庭共同奋斗的目标。
我的不少战友、亲友对我的这些观点持有不同看法，主要是认为我对于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批判认识得不够深入，因而对中国和人类的未来过于乐观，对世界大同以及永久和平抱有幻想。其实，我们对于中华民族与人类未来的走向都怀着同样强烈的期待，不同的仅在于着眼点。我的信心来自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而不是某个政党，来自我们民族的三千年历史而不只是近百年历史，甚至是来自地球村和整个人类的大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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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战俘归国 高层："问问他，为什么活着回来？"
作者： 二大爷
吴成德为了带着伤员一起走，行动受阻，没有能够顺利突围，只能带着剩下的少数人躲在敌后打游击。14个月后仅剩下3人，最终弹尽粮绝于1952年7月10日被美军俘获。在战俘营中，台湾方面极力争取他，但他坚持回国。归国后吴成德被审查长达2年，最终被开除党籍、军籍，安置在辽宁省盘锦农垦局大洼农场。吴成德后多次申诉，要求老领导接见，陈述冤情，皆未能实现。高层曾有言："问问他，为什么活着回来？"为此吴成德患上轻微精神分裂，言谈举止一度失常。
2万多共军志愿军战俘，只有7000愿意回国，其余大半选择去台湾
1953年，根据志愿军和联合国军达成的协议，双方战俘按照自愿的原则选择去向。被俘的21825名志愿军中，14715名选择去了台湾。选择回国的战俘共三批7110人。这些战俘归国后，仅有极少数得到转业安排工作，其他人一律复员。大部分人被遣返回乡并在档案中注明"控制使用"，有一些因为"特务"罪名被判刑。
1.
吴成德是志愿军第180师原政治部主任，是战俘中官阶最高的。1951年2月，180师入朝参战。仅仅三个月后，在朝鲜北汉江一带被联合国军三个师包围，近5000官兵被俘。
吴成德为了带着伤员一起走，行动受阻，没有能够顺利突围，只能带着剩下的少数人躲在敌后打游击。14个月后仅剩下3人，最终弹尽粮绝于1952年7月10日被美军俘获。在战俘营中，台湾方面极力争取他，但他坚持回国。
归国后吴成德被审查长达2年，最终被开除党籍、军籍，安置在辽宁省盘锦农垦局大洼农场。吴成德后多次申诉，要求老领导接见，陈述冤情，皆未能实现。高层曾有言："问问他，为什么活着回来？"为此吴成德患上轻微精神分裂，言谈举止一度失常。
在农场干了22年后。吴成德才得以携家人于1975年回到老家山西的运城市安家。1982年组织宣布对他平反。他说："我对党组织、对祖国问心无愧，恢复我的级别和待遇是应该的，我的意见，党籍就不必了。"
2.
杨玉华是归国战俘中唯一的女兵，时年仅有16岁。她从小失去母亲，是被外婆养大的。她瞒着外婆悄悄入伍后，在180师当护士。入朝参战不久因为被包围，负伤的杨玉华被搜山的韩军第6师俘获。
杨玉华被俘后，美军将她送到位于釜山的专门关押朝鲜女战俘的收容所，直到1953年8月归国。
回国后杨玉华被审查了将近一年，才得以返回四川内江当了一名老师。文革中，她的丈夫——同样是归国战俘的刘英虎因为"乱搞男女关系"被重判20年，她被逼离婚。因为朝鲜的经历，杨玉华自己也没有躲过冲击，文革中曾被整天挂牌子跪着晒太阳。从此不敢轻言自己的参战经历。
于杨玉华同期的女战俘中，另有63名女战俘选择去了台湾，这批人受到了宋美龄的接见。宋美龄对她们说：你们基本都是农家女儿，要趁年轻抓紧上学，学些知识和本领。后来，这些女战俘大多学习护理和剪裁，在台湾嫁人。
3.
180师539团的战士丁先文，自己是从国民党军队投诚过来的。他的父亲，在抗战中曾是国军中校。无限忠诚的他在战俘营成立了"共青团敌后斗争小组"，号召战友不要去台湾。曾经有一个来劝降的台湾军官对他说，你回想一下，按党章和军法，哪一条规定可以当俘虏……你和父亲还是国军出身，还会要你吗？
他痛哭过后，依然拒绝。
因为这层背景，他的经历更为困苦。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丁先文向组织坦诚了自己被俘的经过，结果被当即定为"隐藏下来的投敌叛国分子"，当做典型批斗。丁先文大哭："我经历九死一生斗争才回到祖国……怎么又揪斗呢?"
丁先文随后被当做"美国特务"，以"叛国投敌"之罪名开除公职，关进监狱。此后漫长的岁月中，他为此先后4次坐牢，狱中度过14年，出狱后又被管制6年……
4.
张泽石是极少数参加了朝鲜战争的知识分子。他1946年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1947年即加入地下党，后来还参加过国共内战。
1951年5月，时任180师宣教干事的张泽石在第五次战役中撤退不及被俘。因为张泽石会英文，他在战俘营中担任战俘总代表与翻译，负责与美军谈判和沟通。当时战俘营中原出身于国、共两军的人对立严重，爆发多次冲突。张泽石曾经带头拼死阻止对方升青天白日旗。为此被美军囚禁在巨济岛最高监狱。
1954年，张泽石与其他俘虏被遣送回中国大陆，审查后被定性为"有武器不抵抗被俘"和"为敌服务"，开除党籍、军籍。反右斗争与文革中也没有逃脱磨难，直到1981年平反。
张泽石此后写了30万字的回忆，反思自己这段经历。同时还采访了很多当年去台湾的战俘，两方的命运对比，让他感慨万千。他在2011年出版的《我的朝鲜战争》中写道："那场战争有那么多疑问一直困惑着我：谁是发动战争的真正罪魁祸首？"他晚年甚至认为"那是一场不该发生的战争"。
5.
鲜为人知的是，美军战俘中，也有留在中国的。
朝鲜战争结束，先后有21名被俘美军和１名英军战俘拒绝遣返回国，选择在中国居住，但喧嚣过后，最终只有一名叫做温纳瑞斯(James Geogre Veneris)的战俘一直留在了中国。
温纳瑞斯来自宾西法尼亚州匹兹堡，在战俘营中被特别优待，在志愿军普通士兵供给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作为战俘的他每天都能吃上鲜面包、鸡蛋和肉。来到中国后，温纳瑞斯被授予"国际和平战士"称号，后入读中国人民大学，此后定居山东济南，在山东大学教授英语。在文革中他一度遭到冲击，但在高层的保护下得以幸免。他先后三次结婚，育有４子２女。
晚年温纳瑞斯积极要求入党，但未能如愿，直到2004年去世。
6.
1980年，74号文件《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终于发出，为大部分归国战俘恢复党籍，给予平反，落实政策。
成都籍的老兵李正文、李正华两兄弟当年一同参战，一同被俘，又一同回国。回国不久，无法忍受批斗的兄弟俩一度躲进岷江原始森林，过着野人一般的生活。1982年落实平反政策的时候，当地武装部的两位干部想请李正文写份自传，作为宣传材料。要求李正文去武装部一趟。
李正文当时并不在家。回家得知消息，以为新一轮运动已经开始，当夜悬梁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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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四千余志愿军战俘 被俘、投降、还是起义？
作者： 穆正新
中共当局所宣传的朝鲜战争历史中有很多说法经不起历史考验。比如：
--美帝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中苏官方文件已经证明是中朝苏长期密谋共同策划并发起了朝鲜战争。
--美帝要侵略中国。当时被中国媒体炒得很凶，但毛泽东的一些电文证明中共高层自己都不相信美国会侵略中国。
--美帝在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已有1999年俄罗斯方面透露出的资料证实此为谎言。
--布莱德利关于“在错误时间错误地点同错误敌人打错误战争”的言论是对志愿军认输。只要读读布莱德利当时在国会的发言原文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可笑的是朝鲜也用这段话去证明人民军的神勇。
关于志愿军战俘事件的宣传，也充斥大量的不实之词。完全可以和以上几个谎言相提并论，构成中共关于朝鲜战争的N大谎言之一。
朝鲜战争中，联合国军俘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两万一千余人。其中有一万四千二百三十四人以“毋宁死”的坚决态度拒绝返回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历经周折磨难最后去了台湾。他们占全体志愿军战俘的三分之二。
反共志愿军战俘们抗拒遣返的行动，尤其是他们在战俘们中所占的大比例，不但令中朝共产党在全世界面前脸面尽失。对世界共产阵营来说也是一次严重的挫败。中共当局对这些反共战俘们的恼怒仇恨心情可想而知。因此中共的宣传部门编造一些谎言去丑化反共战俘们，就不足为奇了。关于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战俘的资料，中共当局、美国、和台湾方面都有不少。中共当局在这个问题的说法和美国台湾方面的资料差距有如天壤。我们只有把各方面资料对照起来看时，才能得到比较全面的印象。
一、志愿军战俘的被俘过程。
中共方面出版的资料大多称志愿军官兵是在“弹尽粮绝”、“失去联系”、或者“身负重伤”等等的情况下被俘的。几乎一字不提那些主动投降的情况。
事实上，这种情况下被俘（Captured）的只占一小部分。而大部分志愿军战俘是自愿投降(Surrendered)的，其中还有相当多的人是蓄意投降，是一种长久企盼的逃亡活动。1951年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运筹学研究室（OPERATIONS REARCHE OFFICE）受美军远东司令部委托进行题为“北韩与中共士兵对韩战态度”的研究。他们在1951年八到九月之间在釜山、巨济岛的中朝战俘营中对1100余志愿军战俘进行访谈或问卷调查。其中关于被俘/投降的问卷得到988份有效答卷，被访者认为自己属于“被俘”的有264份，占26.7%。而认为自己属于“投降”的有724份，占73.3%。在更多的场合下，反共的战俘们认为自己不是“投降”，而是“起义”。台湾的媒体一律称他们为“反共义士”。当时联合国军心理战主管，美军上校肯尼斯 汉森在他的书中也用反共义士（anti-communist heroes）称呼他们。书的名字就是“铁丝网后的义士”（Heroes Behind Barbed Wire）
蓄意投降的情形在志愿军战俘中绝不是罕见的。很多个案里，当事人声称自己在入朝之时就“觉得是个机会”。然后就一直寻找逃跑的时机。联军飞机撒下的传单里有些叫“路条”，比如“李奇微路条”（Ridgway Pass，印有李奇微签名）或者“安全路条”（Safe Conduct Pass，印有范弗里特签名）。这些路条常被一些志愿军官兵捡拾珍藏起来，在见到联军部队时便就举着它们投降。
芝加哥大学社会组织研究中心出版的“战斗与被囚中的群体行为”一书中记录一个李姓军官的回忆说：“被派到朝鲜后我就决定要投降。1951年10月我们击落一架美国飞机。我带着3个战士去搜索，我们找到飞行员后就和他一起跑回了联合国军的阵地”。20军某部排长芦明友借换防之机率领7名士兵故意掉队躲藏起来，天亮后向联合国军投降。他们的投降过程被联合国军印成第8569号中文招降传单，向前来接防的27军劝降。
实际上逃亡过程非常危险，不但身后可能有追杀的子弹，脚下有可能触发地雷，更有可能遭到对面联合国军的射杀。那个在俘虏营中领导着5千余反共战俘，被中共当局称为“蒋帮大特务”的王顺清（在“战斗与被囚中的群体行为”一书中似叫王顺明，WANG TSUN-MING），是志愿军12军31师91团士兵。他在投降时尽管举着“李奇微路条”，仍然被一个高度紧张的GI一枪打在腿上，住了好几天的医院。在战俘营里，战俘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就是自己怎样侥幸逃脱的故事。有如大一学生谈论如何对付高考试题一样津津有味。能够活着走进联军的战俘营，被认为是一大幸事。下图是第二万名志愿军战俘带着喜庆的笑容来到战俘营：谢天谢地，我总算成功了。
自愿投降和蓄意投降的志愿军的比例如此之大，以至于联合国军对志愿军战俘相当信任。在多数情况下几乎不用派人看管他们。因为即使在战场极度混乱的情况下，也鲜有人想逃跑。联合国军的文件中有整列火车的志愿军战俘在没有任何士兵押送的情况下从前线一路后送到大邱的记录。途中无一人逃跑。美军的战俘监管人员回忆说，在那段时间里，共产党战俘们最频繁提出的要求是：发给我们武器，让我们打回老家去。
早有资料说这些反共志愿军战俘以受降或者接受改编的前国民党军官兵为主。这个说法基本是正确的。在“战斗与被囚中的群体行为”一书中有一份统计：在14,325名反共战俘中，9,549人曾在国民党军政部门中工作过，恰好占三分之二。但我们同时应当指出，反共战俘里的另外那三分之一属于“根红苗正”的人数量也不少，达4,776人。而在选择归国的那7,000余志愿军战俘中，属于“根红苗正”的战俘大约是5,000人。这说明，即便是那些属于“根红苗正”志愿军官兵，最终选择反共不归路的也接近一半。
这当然让党感到难堪。为了掩饰这样的尴尬，中共就把这一切归咎于“美蒋特务”的作怪。在中共的宣传中，巨济岛就像个地狱：“美蒋特务”们如同恶魔般地整天折磨虐杀志愿军战俘。不给他们饭吃，不给衣穿，罚做苦工，强迫在他们身上刺字，毒打残害想要回国的人，不少被活活打死，甚至还有打死人后挖取人心肝来吃等令人毛骨耸然的恐怖故事。
不可否认，巨济岛的战俘营里的确发生过多起暴力杀人事件。其中也确有反共战俘杀害亲共战俘的案例。但是总体来说，朝中共产党所组织的“保卫部”、“纠察队”、“人民法庭”等等所干下的屠杀占了这些事件的多数。中共只字不提自己组织所干的大量屠杀罪行，而借这些事件把战俘营描绘成“美蒋特务”的肆意作恶的天下，是完全歪曲了事实真相。
我将在以后的部分里涉及战俘营里的情况。这部分里主要谈谈为什么志愿军中的前国军官兵会那样处心积虑地要逃亡。
显然这个问题涉及到了解放军的俘虏政策。解放军的俘虏政策，从字面上看是好的。其优待俘虏的规定甚至比日内瓦战俘公约的相关条款还早。从志愿军战俘中前国军官兵的叙述看，其中一些条款的执行也是不错的。比如不打骂俘虏，不搜俘虏腰包，给治病治伤等等基本都能做到。但“想回家的，发给路费”一条，则很少兑现。强迫国军俘虏参军或者随军当劳夫的做法非常普遍。
然而，真正引起前国军官兵们深恶痛绝以至于想方设法逃亡的，是解放军对俘虏的“思想改造政策”。这种改造政策完全摧毁前国军官兵的尊严，令他们十分难以接受。他们多指出，固然在国军里上级打骂下级，军官打骂士兵的现象相当普遍，也知道这是虐待。但这种虐待对于有着浓厚封建等级观念的中国人尚可以接受。而周围的社会也差不多：家长普遍打骂子女，私塾先生对小学生动戒尺，作坊师傅揍徒弟，庄稼把式抽嫩伢子等等。且它通常不涉及政治人格上的歧视，哥们情分，兄弟义气等并不因为打骂而消失。年轻人尤其重视这些情分。封建礼德的影响令中国人实际上很重视尊严（或叫面子）。士可而杀不可辱。但共产党部队里那种思想改造运动恰恰是一个漫长而无止境的受辱过程。首先要求国军官兵有个“认罪”的“好态度”。共军虽然不打骂你，但没完没了地开会要你承认你“有罪”，比打你抽你还难受。你在战斗中杀过共军？你有罪是无疑的，要记下来；没有杀过？你的部队杀过吧？你在这个部队里没错吧？那你也有罪；你拆过老乡的门板吧？那你对人民犯了罪；你上过妓院？这等于强奸过妇女；抢过老乡的鸡吗？几只？在什么地方抢的？所有这些都要一一要记录下来，以后随时可翻出来敲打你。有的还要放进档案，跟随你一辈子。你只要有了好“态度”，变得恭顺了，就算你入伙了。那很多事情就可以不计较了，一笔勾销也不是不可能。你还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修理别人。
这种思想改造，就是要压迫当事人首先放弃自己的尊严，孙子一样地“重新做人”。要你整个地改变世界观。把原来那套为人处世的准则抛弃，换成一套虚假暗算的“革命情怀”。毫不脸红的讲假话，二十多岁的人佯装没有性欲：“工作很忙没时间考虑个人问题”。你要学会政治构陷，打小报告，把寻常的纠纷拉到政治立场上来搞斗争。你要告别传统的良心，信义，孝道等等“封建旧观念”，因为这些感情“一不小心就会被反动派利用”。
当事人要是抗拒这种改造，就要被周围人始终当成异类看待。没人信任你帮助你，重活粗活都让你干，食宿给方面你最糟糕待遇，一开会就把你当靶子。你想要反抗也不是没有法子制你，组织措施多得很。大不了把你上升成典型，开大会斗争批判你的反革命罪行，然后当场宣判死刑立即执行。革命队伍里经常杀个把反革命特务什么的是很正常的。
前面提到的王顺明，原本是胡宗南属下90军61师181团的一个步兵连长。他在成都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获。中共对他们进行了长达13个月的思想教育和劳动改造。从开始的“理论学习”到逐渐升温的提高认识，自我查罪，互相揭发，批判斗争等等连绵不断，终于搞到人人自危，一个接一个灰溜溜地承认自己种种“罪行”。其间还当着他们的面公审枪决了两个前国军营团级军官。公判大会整整开了四天，动员一切知情人前往揭发批判他们。到第四天宣布判决时，台上主持会议的党委干部们提议枪决，然后要求到会的人举手表态。所有党委干部扫视着台下，慢慢地，与会者们一个接一个地抬起了手，然后越举越高。党委领导宣布说：你们经过教育后思想后觉悟有了提高。今天是你们共同举手要求处决这两个坏蛋的。枪决随即进行，每个党员向这两个人开一枪。打完后尸体就留在营地里，随便用一点点土盖上。后来下起了雨，血水一直漫流到近旁王顺明等人的宿舍。有些人无法忍受这样的日子而自杀了。更多人的意志彻底崩溃了。王顺明等则暗暗咬牙立誓，忍辱偷生卧薪尝胆，无论如何要逃出去。1951年1月，他被编入12军31师91团当迫击炮兵。三月份入朝。他仍然被视为不可靠的对象，不给他枪，只背两颗手榴弹和两颗迫击炮弹。后来手榴弹也被取走，让他背四颗迫击炮弹行军。快速行军过程中，出现了掉队开小差现象，而部队竟毙了两个掉队者，还专在他们尸体旁挂盏马灯，贴上“掉队的后果”的告示来警示其他士兵。王顺明得了痢疾非常虚弱，但他咬紧牙关跟上部队。他知道越往前走就越有希望。到了前线，他立刻开始观察地形窥测方向，搜集阅读联军散发的传单。1951年5月20日晚上，机会来了。他奉命和其他2人向前方阵地运炮弹和炒面。他在途中逃脱，向着联军阵地的探照灯方向摸索前进了一段路后就潜伏下来，于次日清晨向联军投降。
应当承认，那一万四千反共志愿军战俘们的行动，并不是一个偶然或者突发的事件。也不是官兵在战场上偷生变节的事件。这是一次长达数年的大规模的逃亡活动。这些活动并非始于战俘营，而开始于志愿军入朝甚至更早一些。是一个较大群体不堪压迫而千方百计挣脱暴政的行动。这种行动和中国人民向港澳偷渡，东欧国家人民向西欧逃亡，古巴人民投奔美国，以及目前北韩人民逃向南韩等等行动的性质是完全一样的。
联合国军方面一开始并不重视反共战俘们的要求。当时联军决策机构更关心落在对方手里战俘，希望能够早日把他们换回来。而几万中朝反共战俘们“鱼死网破”誓死抗争的精神震撼了世界，也唤醒了自由世界的良知。“自由”这个在多数自由世界人民看来平淡无奇的东西是珍贵到值得千万人为之洒血献身的事业。联合国方面的态度日渐明确坚定。直到表示出宁可继续打下去也不准备在这个问题上让步的态度。为保卫约5万反共战俘的基本权利，联合国军队战斗数年，付出十几万伤亡的代价。终于迫使中朝共产当局承认了反共战俘们争取自由的权利。对于这场“十几万伤亡的代价换取5万战俘权利”的作战，有些军事评论家认为“非常不合算”。但我们很少见到当年参战的联合国官兵们有过严重的后悔。自由、人权、尊严等等在共产国家里最不值钱的东西，始终是非奴性社会成员们准备认真捍卫的目标。
志愿军飞行员迫降或跳伞救援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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