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仓促出笼的简化字
文字总是逐渐演变的，汉字从甲骨文到几十年前的“繁体字”也经历了不断的演变。文字的演变，大多是比较缓慢的。
中国文字，也就是现在的“繁体字”，字数之多，其中很多字笔画之繁，的确不利于教育的普及。所以无论从字数还是从笔划上来说，都到了非简化不可的时候。民国时期搞过的简化字，后来又被废弃，本应是对搞文字简化的人一个警钟：那就是文字改革必须慎之又慎。但中共不吃这一套，在政府成立还没几年，百废待举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响应主席的号召匆忙发起简化字运动，其结果可想而知。
之所以匆忙推出简化字方案，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为了证明比前朝政府更有效益：因为中华民国时期的简化字夭折了，而笔划的繁杂的确给书写带来不便，民间对简化字的呼声一直不断。二、减少汉字的数量，用一个字代替原来同音非同义的几个字，为毛泽东的“汉字拼音化”铺路。
1956年仓促推出的简化字方案，缺乏系统性、逻辑性，有些笔划多的字没有简化，有些简化得面貌全非。同时也缺乏想像力，比如“又”字用的过滥。
五、从“又”字的过滥使用说起
在简化字中，被滥用得最多的是“又”字。汉（漢）、难（難）、劝（勸）、观（觀）、鸡（雞、鶏）、圣（聖）、戏（戲）、树（樹）、对（對）、仅（僅）、邓（鄧），等等，又字几乎成了万金油。“又”可以字来代替漢、難的偏旁，或者勸、觀的偏旁。但不应该两者兼顾，因为前者发an音，后者发uan音，而且两者兼顾会造成漢、灌同字的问题。所以，就造成了勸、觀被简，灌、罐不简的尴尬状况。
简化字中这种半生不熟的例子还有很多。專既被简化成专，團却莫名其妙地揉成了团。陸字笔划不多，也不难写，却被缩成了陆（陆和击有何关联？），而和睦依然。過，原本是一边形音（呙），一边表意（走之），却毫无理由被简成过。而其它与呙相关的字，蜗、涡、窝、锅等等，只是把相应的部份简了一划，换成呙。
雨字头的字，就只简化了两个：云和电（也许再加一个灵字）。电也就罢了，因为现在的常有的电不再与雨有关，而云（这里说的是原意，而不是比喻或引申）依然还是雨的源头。一个系列里就简化那么一两个字，破坏了文字的系统性。
这样在一个系列里的字，有些简，有些不简的还有不少其它例子。比如，鄰、磷、麟、鳞等。鄰与林同音（lin），却被简成了邻（令字发ling），这不仅破坏了整体性，也造成发音上的混乱。简化破坏了形音的，还有其它例子，比如灯（燈）、彻（徹）等。顺便一提的是，这些字以我们那里的方言发音，倒是没有问题。但既然要推行“普通话”，并普及拼音，简化字就应当以普通话的发音为准。
尸作为字头本来是身体的意思：屎，从身体出来的米；尿，从身体出来的水；屄，身体上的洞穴；……。死了的身体“死+尸”才是屍体。
当然，最荒唐的简化字是“听”。“聽”居然是用口！
六、简得好的字
简化字是文字界的人士多年努力的结果，有些简化字已在民间流行多年。民国时期颁布了324个简化字，绝大多数被采用。令人惊讶的是，滥用的又字，除了树、对、仅、邓，其它的都在324个简化字里，听字也在里面！难怪被收回。当然，新的简化字方案走得更远，上面的第二段至第五段提到的字，基本上都不包括在324个字之内。
简得很好的字，也就是易认易写。简化得最好的当推众字，三人成众。双字一目了然，阴阳当然也是佼佼者。园，远，用简单易写的元代替同音字袁，是非常明智的选择。类似的例子有糧（粮）、鐘（钟）。台字象形，也不错；笔字有竹子有毛，正是毛笔的描述。態成态，易于辨认。“两”字虽然只减少了一笔，看起来更形象，写起来更方便，并且避免了和雨字可能产生的混淆。
新造简体字，代替繁体字，是简化繁体字的好办法。新造的字可以在所有的相关字中作统一的替换，而成为简化字，从繁体学简体，只要知道了替换的部份，就认识了所有相关的字。断成断，继变继，是好的简化。基于同样的理由，偏旁的简化，金、言、食、丝等等，都是好的举措。“几”字原来只用于“茶几”，在所有发“几”音的复合字中，都用“幾”。用“几”代“幾”，可以在相关字中作替换，是简化字的成功例子。
七、汉字改革的方向
汉字需要改革，这是共识。汉语字母化，或拼音化是当初汉语改革委员会的初衷。他们试图通过普及拼音，同时减少汉字的数量，从一字多义向一音多义过渡，最后达到拼音化的目的。现在，还有人在汉字拼音化方面作努力，像吴叔平的华拼。依我看来，汉语拼音化是行不通的。一、拼音化完全隔断了文化的传承，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就只靠考古专家来诠译，并逐渐（随着文字考古专家的减少）成为垃圾。二、汉字的诸多阅读优势将完全失去，日本至今还保留汉字也为此提供了一面镜子。《玫瑰坝》的作者谢宝瑜先生，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汉语和汉语书写符号》，对此作了比较令人信服的分析。
现在有了电脑的输入，笔划的多少虽然已经没有几十年前完全靠书写时那么重要，但也还是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我有一个标准，如果普通的印刷品，或者通常屏幕上文字，不能清晰地显示所有的笔划，这个字就必须简化。这不是说能清楚显示的就不应当简化。在“謝寶瑜的《玫瑰壩》”这7个字里，寶和壩（包括霸），就必须简化（在现在通用的简化字里，寶已被简成宝，壩成坝，但霸依然称霸）。有些结构过长的字，比如鹰、蠢，应当简化。鹰字应当简为上应下鸟，蠢字可以考虑简为春+虫。
并字（或借字）一直是争议的话题。同音不同义的字，是否可以合并？如果可以，原则是什么？有些分得过细的字，会增加学习和记忆的困难。比如，家“雞”和野“鶏”（右边分别为佳字和鸟字）、动物油（月+由）和植物油（即现在通用的油），很少有人知道它们曾经有不同的字。遊和游的合并，也是合理的，它们意义相近（游动），有相同的部首。为了简化而借字，要特别小心。上面所举的以“几”代“幾”是成功的例子。以“才”（能）代替“纔”（仅），似乎不错，但还有引起歧义的可能。比如“他才能好”，可以是他得了病，要通过某种治疗，他才能好（才会好）；也有可能是他有才能。后和後好像不相干，也会引起歧义：简体的后宫到底是后宫（皇后的住所）还是後宫（嫔妃的聚居地）？
汉字改革的方向在哪里？当我思考这个问题时，我就想到俄国的科学家和语言学家罗蒙诺索夫。他对克服当时俄语的混杂现象、创造统一的规范语言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国人，尤其是在近几十年来，总是把文科理科分得很清楚。以前，经济是文科，被注入数学后才有现代的经济学。“语言”学看上去是文科的，但进行语言的改革，必须有严谨的逻辑才行。罗蒙诺索夫的语言改革也说明了这一点。汉字的改革，必须考虑到汉字本身的特点：单字（日月山水，相对于复合字而言）和复合字。单字应该尽力保持原面目，少数笔划过于繁杂的可以考虑简化，比如龍字简化为龙字（从草书）。
复合字，则应当强化形声+表意，有些字甚至可以参考一些方言而改变其发音。文字的字义不应当随便改变，因为文字主要是为了书写和阅读的。英语的发音从英国到美国就有不同（有些字的拼法也有变化），（美国）英语本身的发音也在变化。比如often从??-f?n成为??f-t?n，越来越多的人把chicago发成ch?-?kä-gō。汉字本身在各地方言中的发音本来就千变万化，还有在日、韩等外国语言的发音。汉字的改革，不应当只以北方的方言为基准，而应当综合考虑其组成和发音，适当地照顾古诗的押韵，逐渐淘汰“不规则”的发音，使汉语成为易学易读的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