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其他民族，中国自古修史。洋洋二十四史加之后的清史将整个华夏用文字形式留给了后人。“以史为鉴”暂且不论正确与否，历史贵在留住曾经的事实，《史记》被称为“无韵之离骚”足见其文学造诣，后史虽读来枯燥却接近真实。古史的春秋诸子百家的登场，奠定了秦的大统和两千余年的封建体制的延续。近代明末利玛窦来华传教二十八年，开启了西方文明的融入直到“走向共和”。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再回眸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规范的近代史，笔者认为还缺客观和存有值得研究的疑点。从建史思想看，上下遵循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的同时，前苏联斯大林时代编撰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也深受影响。一九五五年，国内掀起一股对近代史的踊跃讨论，作为领袖毛泽东主席的个人观点为近代史定下了基调。笔者在此不证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能否解释通从秦统一六国到清末隆裕太后让出统治权之间所有事件，就马克思历史唯物观的“人类五种社会形态”来划中国史就划不下去，欧洲有过马克思论述的奴隶社会而中国上古就找不到。郭沫若先生曾主张将“春秋”归为奴隶社会，“战国”开始是封建社会之观点很明确得不到史料和文物的立证。更进一步讲，“五种社会形态”里没有“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那么中国目前说论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与其将它放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不如更像“后资本主义社会”，即“国家资本主义社会”。
我们用二十一世纪人的眼光来看马克思唯物史观这一人类最后古典哲学理论尚有非“与时俱进”之处，怎能对自家的近代史似袖手旁观而随意搁置，这是当代史学界缺乏应有的使命感和担当之具体表现。当然，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部分观点还是有参考价值的，恩科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中提到：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简单归纳就是人类有了社会存在才能形成社会意识。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已经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从属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尤其是可预见的新冠病毒之后的人类社会，西方的资本积累和民主体制呈现大楼崩塌之势，面对战争，饥饿，和“地球严重暖化”问题，急需要一个崭新的哲学思想来整合，当前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说，仅仅停留在口号似的形式而没有实质意义。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时间划分，笔者提出以下异议。按照当前中国教科书的标准，中国近代史是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开始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近代史的结束日期，以前有划到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成立，也有划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爆发，理由是“五四”开始有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土壤。后两者的划分是有道理的，如果以中国执政党角度看，第一种划分更站得住脚。笔者的异议在于近代史的开始划分。一八四零年，中国处于满清道光时期，道光在位近三十年，一八四零年前是二十年，一八四零年后有九年。为什么一个王朝前部分留在古代史，尾巴漏在近代史？后人其实更看重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的开始，关于鸦片战争的解读，后文阐述，一九三九年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延用苏共列宁的观点，鸦片战争后，中国有封建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形态。《南京条约》的签署将香港割让给了英国。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半殖民半封建”的提法，如果“半殖民”的另一半是“半封建”的话，这两个词的概念首先不是一类的。殖民的对面是独立，封建的对面，按上述提到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应是奴隶，资本或者是共产。当时香港被割让，整个中国还属于道光王朝的统治形态，也就是除了香港，中国还是封建社会。即《南京条约》后，中国的社会形态应是“半殖民地封建社会”。笔者这里要追加两点，从秦始皇到宣统，中国的社会形态是封建社会这一观点是引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定义的，按照西方普世历史观，海外历史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在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就已经废除封建制，土地始终没有私人所有直到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那么被中国大陆史学界认为的封建社会，在海外学者来看应该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笔者认为，这两个观点将在长时期很难统一，除非中国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第二就是香港问题，如果香港被割让标志着中国进入半殖民地社会的话，那么一九四九年后的香港是什么性质？也就是中国共产党能不能接受直到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才结束中国半殖民社会形态？一九四五年《波斯坦公告》里中国从战败国日本手里收回台湾时，为什么不向站在一起战胜国位子的英国讨回香港？有没有人开口问过？这里就不深入探讨下去。
关于鸦片战争，整个事件的具体情况这里不再详叙。我们始终有个观念就是，鸦片战争的爆发，强暴的英国轰开了我们的国门，让中国吃上鸦片这样的毒品而沦丧。要讲清楚当时中国人何时开始抽鸦片，首先要追溯到康熙和雍正年代，当时康熙帝发现江南大部分曾经是稻米丰收的地带变成了缺稻米的地区，查下来是当地利用大片土地在种植收益更好的烟草，不爱吸烟的康熙帝就下旨禁止当地种植烟草和烟草买卖。于是乎从明末荷兰人出口到台湾的烟草里混入的鸦片慢慢在大陆蔓延，雍正帝允许抽烟合法化的同时，却于一七二九年颁布了第一个惩治贩卖鸦片命令。但雍正帝不是从鸦片有损身体角度颁布禁令，而是认为吸食鸦片的享乐主义风气泛滥，买卖鸦片需要沟通外洋，会危及社会稳定。从十八世纪末开始，“鸦片文化”已在中国大陆完全盛行，主要标志是中国人发明了抽鸦片的各类工具和抽法，同时鸦片走私源源不断，抬高了鸦片的价格，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当时中英贸易中，英国用清朝规定的白银作为货币而亏损厉害情况下，鼓励商人想尽办法将印度种植的廉价鸦片向中国进口来平衡贸易赤字，直到道光时代鸦片战争前夕。一八三八年三月，道光帝颁布《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里最主要原因是通过禁止鸦片贸易来阻止严重的白银外流，而不是鸦片有害健康。笔者认为，鸦片战争的性质还是因为贸易纠纷达到不能靠谈判解决而导致战争的。其次，鸦片战争以后的清王朝因为战争失败而签署的所有条约，被近代史定性为“不平等条约”的提法，也存在疑点，既然已经坐下来谈判和同意签字，没有平等不平等的提法，因为一方是战败国，在签署的条约里获得公平的利益是不可能的。举例，一九四五年的日本在《波斯坦公告》签字投降，接受当时美军对其全面军管和驻军的事实，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里从没提到那是“不平等条约”。以上分析，我们从中性客观来看鸦片战争，是发生在道光年间的重大事件，有没有必要将其提升到近代史的开端是存疑的。至于近代史怎么划分，秦晖教授在他为国学定性时说过，“国学是西方文明进入中国之前的文史哲的统合学问”，关于西方文明何时进入中国，已故朱维铮教授认为明万历十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开始在中国传教是西方文明影响中国的开始，他本人也主张这个时间点应该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由于朱维铮教授主治的《中国经学史》和他的历史观点都不被中国国内史学界重视，所以近代史的划分，在中国政府和史学界从没有出现过讨论的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