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到底是怎样回城的？
——如何评价1978年云南知青闹事（2016年10月03日）
一篇文章在网上、在微信几年来不断流传，标题是《知青是怎样回城的，什么原因才回城的。很多很多的知青是不知道的！》（下文称“《原因》”）。
纵观文章内容，如果按照《原因》标题，上山下乡运动终止，知青回城的原因，就成了云南知青闹事，国家做出退让。稍有脑子的都会问：是这样的吗？
网上搜索的结果，《原因》标题是后来篡改的。原文标题为《揭秘：1978年云南知青集体大返城事件爆发前后》。本是就事论事，说的就是云南知青大返城的事情。署名王心文，发表在2010年08月11日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网上查到，在大约四年以后的2014年6月17日，“凯迪社区”网站的“猫眼看人”页面上，转貼来自2010-08-31凤凰网资讯的这篇正文时，转贴者以自己对文章内容的曲解，在上面添加了一句“知青是怎样回城的，什么原因才回城的。很多很多的知青是不知道的！”把原本云南知青的返城事情去掉了云南的范围，故意搞成似乎就是全国知青回城的原因。并将这句话当中的“知青是怎样回城的，什么原因才回城的”当作了转帖的标题：
此后的转载，也都如同跟屁虫一样，用《原因》的标题鼓吹起了云南知青闹事的意义。
同年，这篇文章在《华盛顿邮报》刊出时更是以讹传讹，居然把原标题完全舍弃，把《原因》标题当作了主标题：
这就明确地把这篇文章的内容曲解成了“原因”，在网上就是这样流传起来，而且至今没有看到不同意见。难道我们“思考的一代”就这么徒有虚名？
这篇文章的蓝本是九十年代网上流传的反映云南知青闹事的报告文学，邓贤的《中国知青梦》，这是作者1992年5月于成都写成，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不知道王心文和邓贤是什么关系。可是我们看到，王的文章中大量引用的是邓文中的内容，连关键人物的化名“鲁田”都原封不动地搬来。
众所周知，云南知青闹事只不过是农垦知青回城高潮的一个导火索，这是没有问题的。无论邓文还是王文，也都是抱的同样观点和态度。云南农垦知青在全部农垦知青中并不占最重要地位，而全部农垦知青在知青中也不过占20％左右的比例。将云南知青的闹事和返城，误作全国知青返城的原因，则是转贴者们在按照自己的曲解，不断地在误导着读者，误导着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甚至也误导了一些至今不会独立思考的知青。
不用问，国家有足够的能力处理各种闹事。云南事件不久以后发生的新疆阿克苏事件，同样是知青，同样是闹回城，同样是请愿、绝食，不同的就是结果——不能成功。云南事件的罢工总指挥丁惠民，以后多次闹事，也再无成功的后例。云南知青闹事的成功，根本原因在上山下乡无法继续下去的大趋势。
那么对这次事件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呢？是的，云南知青齐刷刷跪下一大片，很震撼，很可怜，但也很可耻！不好意思！作为一个老三届插队知青，我不得不这么讲。天下知青是一家，他们的处境很值得同情，他们的诉求也有很多合理的地方。但他们的做法、他们的部分口号仍然值得商榷。没有原则地赞同，甚至对卑躬屈膝下跪也要当作“原因”表示“感谢”，实在是大可不必。
以上照片，都是来自《原因》标题下的各种转贴。转贴者用这样的方式添油加醋地误导着读者，似乎靠着这些知青卑躬屈膝，才达到了“帝心恻隐知人弊”的效果。难道这样的举动真的就那么“功不可没”？
丑态百出的集体下跪绝对不可能是知青回城的原因！什么样的“鲁田大恸”都不可能成为事件的转折点。其实在王心文的文章当中，也包含着这段往往不能引起注意的内容：
鲁田也听说了，最近北京流传着邓小平一句不无幽默的话：“我们花了300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
这，才是云南事件发展的真正转折点之所在！要没有老邓的意思，他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副部长，不过是个不能决定重大政策的政府普通工作人员，决不可能“电线杆子插鸡毛”随便松口，要求上级中央答应知青回城的诉求。
那么到底知青回城的原因在哪里？我们不难进一步想到：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这本是自打五十年代有知青那天起就存在的，但对知青回城毫无作用——上山下乡不但还在继续，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广泛。只有文革“大乱”以后，上山下乡出现了大规模集体插队这个“新生事物”，从而引出的第三个“不满意”——“农民不满意”，才是真正让上山下乡不能继续下去的关键原因。
有关知青运动停止原因的问题，老忠在其他文章中的分析可供参考，在此不多赘述。这里只是要强调：云南知青闹事，并非标题所标榜的，具有那么重大的历史意义。
《原因》文中提到，全国的知青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插队落户，另一类便是支边的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上山下乡有两大模式：兵团（含农场）和插队。文革前基本上都是农场和兵团，后来则以插队为主。在人数比例上，插队大约占了80％左右。尽管新一届的国家领导人被插队知青占了主要位置，但插队知青的话语权仍然远远不如兵团知青。个中原因不是本文要谈的。
一般的概念上，插队知青不能像兵团知青那样衣食无忧，没有国家提供的后勤保障，更没有带薪的节假日，但管理上比较松懈——“不端你的碗，不受你的管”，相对有些“自由”。这种“自由”来自本质上的待业（即失业，绝非真正“自由”）。而兵团的“不自由”则来自体制内的约束和本质上的就业。
《原因》文中披露，云南知青最最反对、最最敏感的，恰恰就是成为“农场职工”。他们的口号之一就是：“还我知青”。我们同样看到，很多插队知青在填写自己身份的表格中用的是“新牧民”“新农民”，以“接受再教育”为耻，以“工农兵”为荣，宁愿忽略“知青”的称谓。这是两类知青在理念上的重大区别！
《原因》文中还披露，所谓管得严，某些方面在云南兵团反而放得宽：“就在这样简陋不堪的屋里，每间同时住着两对甚至更多的男女知青，他们大多属于未婚同居，有的人孩子都有两三岁了……”如此提前的“性解放”，这在当初那个年代还能算“管得严”？山西夏县插队的北京知青，男女两恋人均为老三届高中生，1969年早就满了婚嫁年龄，但申请到公社却以“知青”为由拒发结婚证。日后因被迫“非法同居”还曾经被行政拘留。
在云南兵团，连国家法律都在放宽贯彻执行，又如何能说“管得太严”？难怪直至今日，云南兵团知青除了丁惠民偶有动作外，基本上是低调行事。也算得上“知耻近乎勇”。
希望转贴者能使用文章的原标题，不要再以蓄意修改的《原因》标题继续误导读者。应该更加清楚地认识云南知青1978年事件，不是什么《原因》，只是一个导火索，并非标题所标榜的重大意义。通过这篇文章内容，我们对这个事件更应该给予一个更加客观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