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086：江城涉外盗窃案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3年12期
文：东方明
一、法国寻梦者遭窃
对于法国公民帕斯卡尔来说，武汉市江汉区中山大道上的“远东饭店”是经常萦绕于他梦境中的圣地，因为那是他出生的地方。
1967年春，全国各地正轰轰烈烈大搞“文化大革命”时，“远东饭店”已被红卫兵改名为“东方红百货商店”，但武汉人还是习惯于称其“六渡桥百货大楼”。这幢建筑地处武汉市江汉区最热闹的地段——六渡桥之首，系一栋钢筋水泥结构的五层楼房。
这栋楼最早的主人是来自广东的一个名叫王崇佑的煤矿商人，他看中了这个地段，决定在这里办一家旅社。于是斥资买地造屋，于1920年建成，独资经营，取名“东安旅社”。做煤炭生意是王崇佑的拿手好戏，可是于经营旅馆却是外行，为此，他就得找人帮忙解决这个问题。他结识了“中南旅社”的职员李树堂，由李介绍，请了一个名叫王相亭的人当了“东安旅社”的经理，负责经营该旅社，李树堂则是襄理，协助王经理管理。一切准备就绪，就向警察局申领营业执照。可能是关系没有打点到位，警察局卡了一下，没有及时发下执照。王相亭不以为然，擅自决定先开张营业再说。这家旅社装修豪华、房间舒适、交通方便，一开张就被公认为当时武汉三镇一流的大旅社，生意一时甚是兴隆。不久，武汉市警察局七分局局长王以然以该旅社未领执照即开张营业为借口，对“东安旅社”罚款大洋一万元。王崇佑经此挫折，元气大伤，遂将该旅社转租给一个名叫余大宏的人经营。余大宏接手后，把“东安旅社”改名为“远东饭店”。
1930年，一个巴黎颇有名气的牙科医生携怀孕的妻子前来中国旅游。当时，这位孕妇已怀孕将近七个月，她和丈夫计划在中国逗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返回巴黎待产。5月2日，这对夫妇在上海游览五天后坐了两天轮船来到武汉，下榻于“远东饭店”。当晚，发生了没有料到的一幕。可能是由于长途旅行过多地消耗了体力，导致孕妇身体虚弱，结果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忽然一阵腹痛，然后就把婴儿给生下来了。
这个婴儿就是帕斯卡尔。当时，牙医老爸立刻作出反应，从随身携带的急救箱里取出医用剪刀，匆匆用酒精消毒后剪断了脐带，止血，并对胎儿脐部进行了消毒、包扎处置。然后，再让饭店方面打电话叫来救护车，把母子俩送往汉口租界的外国医院。由于处置得当，母子平安，帕斯卡尔就这样有惊无险地来到了人间。只不过，他原定的出生地是巴黎，现在呢，阴错阳差地出生在中国武汉了。
十八岁时，帕斯卡尔的父母把当年的情况告诉了他。从此，中国武汉就成为镌刻在他心中的纪念碑。帕斯卡尔大学毕业后，在造船厂工作，是一名船舶工程师。他一直想去一趟中国武汉，去自己的出生地“远东饭店”看看，拍摄照片，留作永久性的纪念。可是，这趟用如今的眼光看来并不算犯难的旅行却迟迟无法成行，不是经济问题，也不是健康原因，而是因为法国尚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这一天终于等到了。1964年1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不过，对于帕斯卡尔这样一个普通法国公民来说，他想以一个平民旅行者的身份来中国做一次自由行，还是很难办到的。障碍不在法国，而在中国。这时是1966年初，中国的政治气候已经非常严峻。尽管帕斯卡尔通过努力获得了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私人代表富尔先生的帮助，拿着富尔先生的亲笔介绍信，连同自己写的一封申请函，一并送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国大使馆，但这封信的结果用中国话来形容，就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直到一年后，帕斯卡尔的这封被他认为已经石沉大海的申请函忽然从海底浮了上来，他终于得到了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电话通知，说经中国外交部研究，决定准许法国公民帕斯卡尔在其认为方便的时候前往中国武汉以及其他他本人愿意前往而又在中国政府允许范围内的城市旅行，他可以获得三个月的签证。帕斯卡尔接到这个通知后，自是兴高采烈，考虑到夜长梦多，他决定迅速办理签证。
这样，帕斯卡尔就在1967年3月1日离开巴黎，搭乘法国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往香港，再从香港前往广州，从广州乘坐火车抵达武汉。
那时还没有什么互联网，而西方报纸对于中国一应情况的介绍也极其稀少，所以，帕斯卡尔无法得知当年武汉的“远东饭店”如今是否还在。在广州开往武汉的列车上，他曾把自己特地编写的一本中法文字对照的打印手册上关于这个问题的内容展示给列车员看，列车员可能反特故事片看多了，见他是个高鼻子外国人，吓得连连摇手，然后就请出了乘警。乘警看了手册的内容，不过这是广州铁路局的列车，所以他也不知道武汉的情况。好在乘警还算热情，给帕斯卡尔找了个看上去像是知识分子的来自武汉的老头儿，那老头儿用英语告诉他，您要打听的“远东饭店”还在，不过1950年已由武汉市百货公司接管，1959年从武汉市百货公司划出，改名为“六渡桥百货大楼”，归武汉市江汉区商业局管辖。1966年10月，这家商店改名为“东方红百货商店”。
那老头儿的英语还算流利，帕斯卡尔的英语水平也不错，不过他被这一连串的陌生词汇绕得头昏脑涨，好半天才弄清楚原来是这么回事。这样，帕斯卡尔抵达武汉后就不得不打消了下榻于“远东饭店”的念头，让出租车司机把他载到了汉口的一家涉外宾馆“红卫饭店”。这天，是1967年3月6日。
次日中午，帕斯卡尔前往江汉区中山大道，找到了原“远东饭店”、现在的“东方红百货商店”。他在商店外面转来转去拍照，使路人以为青天白日撞到了外国特务，很快就有戴着袖章的造反派前来查问，由于语言不通，直接就把帕斯卡尔送到派出所去了。派出所的民警也在造反，不过对于这种事情还是要管一管的，于是查看了护照以及帕斯卡尔自编的那本打印手册，再加上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为方便帕斯卡尔在中国的旅行所出具的证明文书，也就了然了。不过，民警告诫他最好不要拍照，以免造成误会。
帕斯卡尔经此一吓，照相的念头只好放弃了。离开派出所后，他还是前往那幢建筑物，步入店堂，慢慢地转悠着，停留了足有一个小时。准备离开时，他忽然想起应该购买一些有纪念性质的东西带回法国。帕斯卡尔首先选中了手帕，当时的手帕不但颇具中国特色，而且带有强烈的“文化大革命”色彩，帕斯卡尔觉得买一些回去送给亲朋好友肯定会大受欢迎的。他在手帕柜台前驻步，要求营业员根据柜台里陈列的所有样品每样给他拿一打。营业员按照他的要求把上百条手帕放到柜台上，让他一一过目。然后，拿来纸箱往里面装，又用绳子捆扎好。
接下来帕斯卡尔该付钱了，他伸手到脚边去取刚才从肩膀上摘下后就放在地上的双肩背包，却摸了个空，一看，不禁倏然变色——他的背包已经不翼而飞了！
帕斯卡尔用法语惊呼一声，随即转身四下扫视，他所看到的是周围的中国顾客投来的或好奇或茫然的眼光。然后，帕斯卡尔开始在商场里到处乱找，边找边用英语叫嚷着“我的包”，当然没有人理会，有的顾客还以为遇到了—个外国疯子。
幸好百货商店的一个已经“靠边站”但还没有被打倒的干部正好从办公区出来，见状上前询问。可是，他说的话帕斯卡尔听不懂，而帕斯卡尔说的英语、法语他也没法儿领会。幸好帕斯卡尔带着那本自编的小册子，赶紧拿出小册子一阵乱翻。他来中国前没有想到自己会遭遇窃贼，所以并未准备这方面的语句，于是就选择了一句“我遇到麻烦了，需要得到您的帮助”给那个干部看。干部看后问手帕柜台的营业员是怎么回事，营业员一说当时的情况，他就猜到是帕斯卡尔的背包被窃了，立刻把帕斯卡尔带到他的办公室，给派出所打电话报案。
派出所先前已经跟帕斯卡尔打过交道了，此刻接到电话立刻就说他们知道有这么一个法国人，问是不是这个法国人不听我们的劝告又拍照片了？待到听说帕斯卡尔的背包在购物时被窃，那民警就傻眼了，说了声“等等”竟然就没了下文。
怎么呢？当时搞“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公检法中检察院、法院已经没有了，公安局还在，三个机构并成一块儿，统统军事管制，对外统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省(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检察院、法院可以不存在，公安局却是必须有的，否则起码的社会秩序都没法儿维持了。所以，派出所也还在，尽管也在造反，而且分成两派，但还是一边造反一边工作。不过，如若接到报案，那就不大好办了，两派谁也不买谁的账，该如何出警如何处置，其中的案情是否涉及派别，这都是需要考虑的。
这种情况如果出现在分局、市局，那倒容易解决，向军管会(分局则是“军管组”)请示就是了。可派出所就不好办了，尤其是这么敏感的涉外失窃案，哪派也不便擅自处置。那个接听电话的民警之所以说声“等等”之后就没了下文，是去向自己一派的头头儿请示去了。头头儿是个老警察，熟悉业务，说这是涉外盗窃案，按照以前的规定，凡是涉外案件都得报告市局外事处，现在也没听说已经废除了这条规定。周总理以前说过，涉外无小事，我们还是小心为妥，向分局军管组报告吧。
江汉分局军管组接到电话后，不敢贸然说应该如何处理这个案子，就向市局军管会报告了。市局军管会的军代表对于公安业务其实并不如何了解，还是向原外事处一位已经“靠边”的胡副处长咨询后才知道以前是怎么处置此类案件的，于是就让江汉分局派辆车去案发现场把那个法国人送到市局来，让他直接向市局报案。
帕斯卡尔被送到市局，接待室里已经坐着两个人——那位副处长老胡和军代表井大杰。老胡精通英语，是被井大杰扯来做翻译的。当下，帕斯卡尔就把一应情况一五一十作了一番陈述。井大杰说这位外宾，你说的情况我已经明白了，可是，我怎么确定你的身份呢？
帕斯卡尔一听就傻眼了，他所有的东西，包括护照和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出具的那纸证明全都放在背包里，现在一并失窃，那就没法儿证明自己的国籍和身份了。幸好有老胡在场，“文革”前他在公安外事工作中也曾碰到过类似情况，于是就跟帕斯卡尔聊了聊，很快就为帕斯卡尔找到了两个可以证明其法国国籍以及来武汉事由的地方：一个是他下榻的汉口涉外宾馆“红卫饭店”，另一个就是六渡桥派出所。饭店方面昨天已经为帕斯卡尔作了住宿登记，那当然是记下了护照号码的，派出所则检查过帕斯卡尔的护照以及中国驻法使馆出具的证明，这两处都是可以为帕斯卡尔作证的。
老胡便向井大杰作了说明。后者说国籍、身份、事由是确认了，但这是涉外案件，我们只怕还得弄一个书面证明吧？老胡说那当然，这是办涉外案件的规矩，这个不难，已经有了护照号码，一会儿向省厅军管会报告后让省厅和北京联系，法国驻华使馆会立刻给他补发护照。井大杰又问这个案子应该怎么处置。老胡说按照以前的规定，这种涉外刑案不管是大是小，只要符合立案标准，都应该由市局立案侦查。
井大杰于是就去向军管会领导请示，领导指示均按老胡说的办，立即组建专案组着手侦办该案，井大杰以军代表名义担任专案组组长，老胡当顾问，专案组成员由他们两人决定。
二、一个流窜盗窃团伙
军代表井大杰出面组建的“3·7”涉外盗窃案专案组颇具“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色，这个专案组在一个名称下竟然有两套班子——
一套是由六个警察、一位军人组成的，六个警察除了老胡外，另外五个分别是金邦睦、洪维鑫、印昭仪、西门璋、李睨墨。这五人具有两个共同点：一都是老刑警。二都是够资格参加造反派，但却没有参加，而只是在旁边作壁上观的所谓“逍遥派”。用后来人的眼光看，不能不佩服他们在大势下所显示出的那份淡定和勇气。一位军人就是井大杰，他被抽调到武汉市公安局以军代表身份参加军管前，是部队的现役副营长。这个专案组是正牌货，在市公安局有办公室，只不过没有挂牌子。
另外还有一个三十人的“山寨”专案组，那是井大杰以武汉市公检法军管会的名义从全市各大造反派组织抽调的“造反战士”。这支队伍成分复杂，有工人、大中专院校的学生、财贸系统的职员，甚至还有卫生战线的医务人员，不过，论年龄都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男女，用当时对年轻造反派的统称则一律可以称作——革命小将。
组建这个“山寨”专案组的主意是井大杰智慧的产物，因为他想起那句“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名言，寻思眼下的局势越来越混乱，要想在混乱中搞侦查而且要搞成功，那就得掌握一支由混乱人员组成的队伍，所以就有了这个协助侦查的工作班子。“山寨”专案组是没有正规办公室的，井大杰让老胡给他们在市公安局附近找了一处资本家的住所，那个资本家在去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时因为喊错了一句口号遭到批斗，担心被逮捕判刑，干脆跳长江一了百了。他死后，其家属被赶到荆州老家乡下去种田了，房子被公安局贴上了封条。现在，老胡征得井组长同意，让“山寨”专案组把封条撕掉，内部打扫一下，就作为他们的办公室兼宿舍。
“山寨”专案组的小将头脑活络，敢想敢做。他们入驻之后，随即就有人把斜对面那家血防站的木牌摘下扛了过来，让学美术的同伴用油漆把原来的名称涂掉，晒干后，在上面写上了漂亮的仿宋体“武汉市公安局第二专案组”，往门口一挂，使随后过来看望大家的井大杰目瞪口呆！
井大杰作了一番讲话，介绍了案情，说一会儿大家打扫完了一起开个会，然后分工开始调查。由于军管会领导有话在先，不能让“山寨”人马进公安局内部办公，所以井大杰的这个案情分析会就只好在“第二专案组”这边开了。两支队伍加起来有近四十人。幸好，“第二专案组”驻地那幢两层楼房的底楼有个大客厅，这么多人还待得下，于是就在底楼开会。事先老胡建议，说是对付这种案子动作要快，所以这个会不必多费口舌，直接分派活儿就是，万万不可让这班小将发言讨论，否则，讨论就变成了辩论，打起来也难说。所以，井大杰上来领着大家手捧“红宝书”念了几段“最高指示”后，即对侦查工作作了布置——
一是布控，抽调八人分别到全市各区的旧货商店，凡是有法国产“鹰”牌男式旅行背包、“雷登”牌太阳眼镜、“火炬”牌牛皮钱包及照相机、望远镜、钢笔等赃物出售的，要求商店方面一律连人带物扣下。如果已经出售，那就把销赃人出售东西时留下的证件记录抄下来，交专案组追查。
二是蹲守，因为估计案犯还要作案，所以抽调十六人到汉口、武昌火车站以及长江客运码头等此类案件的高发地点，指望能够当场抓现行。
三是抽调四人在全市各大商店和热闹地段化装巡查。
四是调阅报案记录，这是剩下几位同志的活儿了。
据对各分局、派出所自3月1日以来报往市局的与“3·7”涉外盗窃案作案手法一致的案子进行统计，一共已经发生了九起盗窃案。可是，这九起案件没有一起引起重视的，全都被撂在一旁，既不立案，也不布控，只是上报市局。现在呢，要把这九起案件的报案原始记录都给翻出来，进行比较分析，以图从中发现案犯的作案规律，以便开展下一步的侦查工作。
井大杰布置完毕，也不问“明白了没有”，免得有人纠缠，一声“散会”，就让大家按照分工分头行动去了。
井大杰和老胡，一个是军代表、专案组长，一个是未曾宣布撤职的市局外事处副处长、专案组顾问，他们都是不必出马直接参加侦查的，况且于刑事侦查皆属外行。不过，这二位待在专案组办公室也没闲着，他们在翻阅本月之前六天的《敌情简报》。所谓《敌情简报》，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大城市公安局的—份十六开打印的册子，由局办公室(最初是办公室的前身秘书科)负责编发，每天—份。《敌情简报》记载的是本局管辖区内二十四小时里发生的政治、刑事、治安案件，以及重大交通事故、社会事件和舆情。这种册子印数很少，全局各个业务科室发一份，上有编号，当日发下，隔天收回。这种做法多年来已经成为惯例，“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未中断。现在，井大杰和老胡就是拿着从局办调取的自3月1日至6日的《敌情简报》，查看与“3·7”涉外盗窃案相同的那九起案件的简单记录。
这九起案件分别发生于汉口火车站、武昌火车站、汉口长江客运码头、公园、百货大楼等地，案犯的作案手段跟“3·7”涉外盗窃案几无差异，都是趁受害人购票、购物或者照相注意力分散时下手作案，时间极短。井大杰和老胡由此考虑到，这有可能是一个犯罪团伙在作案。从案发地点来看，都是外地旅客光顾之处，所以案犯可能是外地来武汉流窜作案的犯罪分子。老胡说如果真是流窜犯罪团伙，那这个案子侦查起来就头痛了。案犯作案后很可能已经离开武汉，到哪儿去找？除非那个犯罪分子倒运，在外地作案被抓，交代出曾在武汉这边做过这么一起案子。即便如此，那个法国人失窃的物品肯定也追不回来了。
这样议论着，两人就对能否破获这起案件不大乐观。不过，当晚七点多钟传来的一个消息使井大杰、老胡振奋起来——专案人员李睨墨和“第二专案组”的“山寨”便衣许晴天、费珉在汉口火车站拿下了一个“捉兔子”的案犯！
“捉兔子”是黑道切口，其意就是“3·7”涉外盗窃案的作案手法。道上那班弟兄有时也不乏幽默感，他们把人们放在脚边的行李包视为兔子，而他们自己就是“猎人”，盗窃行李包就是“捉兔子”。李睨墨和许、费二小将在汉口火车站候车室拿下的这个主儿，就是在“捉兔子”过程中失手，被李睨墨三人逮个正着。
公安侦查案件是有管辖范围的，比如汉口火车站，按照当时的规定应该是广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公安处管辖的。而汉口火车站那里还有一个武汉市公安局汉口分局下辖的汉口站派出所，群众通常会认为该所也是管汉口火车站的。其实不然，汉口站派出所跟广铁武汉铁路公安处是有分工的，双方按照案子发生的位置来明确管辖责任，以车站门前广场边界为界线，凡是在广场以内发生的，均由广铁武汉公安处管辖。广场以外发生的，则由汉口分局汉口站派出所管辖。那么，李睨墨三人是在汉口站候车室下手拿人的，是否超越了管辖范围呢？答日：是的。不过，因为这是一起涉外盗窃案，专案组之前已由老胡出面跟铁路公安处方面通过气，双方协调下来，铁路公安同意武汉警方去汉口、武昌火车站开展侦查，包括现场捉拿可能与涉外盗窃案相关的现行犯罪分子。
当下，李睨墨三人就把那个“捉兔子”的案犯押送到“第二专案组”进行讯问。许晴天、费珉都是红卫兵，自去年夏天开始造反以来已经打惯了人，当下便解下腰间的军用皮带意欲抽打案犯，被李睨墨阻止。李睨墨是武汉一解放就参加公安工作的老刑警，中共党员，政策性很强，说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破案，还是抓紧时间讯问案情要紧。一番盘问下来，得知如下情况——
案犯名叫王联聪，二十五岁，河南洛阳人氏，十三岁那年因斗殴伤人被送少年教养一年。一年期满离开少教所时，王联聪的个头儿没有长高多少，可肚子里的“学问”比进去时大得多了。因为他在少教所结交了几个因盗窃、诈骗进来的少年犯，从他们那里听到了一些如何作案的“经验”。对于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来说，具有“初学三年，天下去得”的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于是王联聪就开始混迹社会，浪荡江湖。在之后数年里，他多次作案成功，也曾数次失手折进局子，少教、劳教、判刑都挨上了，还有过从派出所、分局、劳教队、劳改农场成功脱逃的经历。
二十岁生日那天，王联聪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遭遇了一个意外。他所服刑的农场管教科忽然召见他，宣布把他释放。当时他还有七个余月的刑期，怎么就提前释放了呢？原来他有个舅舅是解放军班长，在中印边境战争中英勇牺牲。王联聪的外公外婆早已去世，舅舅是由其姐姐即王联聪的妈妈抚养大的，所以王母就享受了革命烈属待遇。当地政府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说想去农场看看正在服刑的儿子。那时候劳改队属于公安系统，民政部门跟公安局一联系，公安局领导听说是这么一回事儿，就让查一下这个王联聪犯了什么事儿、判了多少年。听说是因偷窃判了三年六个月的刑期，还有七个多月就可获释，便跟法院通融了一下，把那小子给放了出来。
回到洛阳，政府还给王联聪安排了一份工作，让他去粮站当杂勤工。王联聪当时倒是想改邪归正，也确实好好干了一阵儿。可是，他的同事对他另眼看待，老是冷嘲热讽，他受不了这份气，于是就自动离职，重新流窜作案。此间他也曾被关过几次，但因犯的事儿小，没有被判刑。到了“文化大革命”，王联聪这样的流窜犯日子就好过多了，他们三五成群结为团伙，怀揣偷得的红卫兵袖章、革命大串连证明，到处流窜作案，一时间折腾得不亦乐乎。
这次，王联聪纠集了六个同伙，先从洛阳流窜到郑州，再从郑州到了武汉，凭着途中扒得的一份西安造反派的外调介绍信，下榻于湖北省政府招待所。今天上午几个人一齐出动，分头作案。王联聪运气有点儿背，上午四处晃荡，虽然觅得目标，却苦无下手机会。下午两点多钟他回过招待所，听同一房间的扒手常礼余说，另一同伙宋鹏刚才回来过一趟，夸耀说“提了只肥兔”，为防意外，先藏在外面，回头拿回来。那玩意儿是上了密码锁的，他曾鼓捣过，没打开，晚上大伙儿一起“攻关”，不信对付不了！
李睨墨听了王联聪的这番供词，心里便是一动：帕斯卡尔失窃的那个背包正是使用密码锁的！于是就追问宋鹏是否说过他偷窃的那件赃物是箱子还是包。王联聪却摇头不知。
李睨墨向专案组长井大杰汇报了这一情况，井大杰顿时来了劲儿，说别就是那个姓宋的小子冲法国佬下的手，我们赶紧出动，先把宋鹏那伙儿人逮住了再说！
老胡在一旁听着也是跃跃欲试，李睨墨毕竟是老刑警，建议说这会儿我们还是先别下手，因为据王联聪交代，他们一伙儿连他一共有七个人，现在王落网了，还剩下六个。他们白天都是外出作案的，作案不是上班，没有一个固定的下班时间，因此不可能在差不多的时间同时返回招待所。如果我们车啊人啊的一窝蜂赶过去，可能会惊动了他们，就没法儿一网打尽了。井大杰听着觉得不无道理，便问那该怎么干。李睨墨说以前我们刑队办这种团伙案子通常是先派便衣过去，在目标下榻的地方蹲守，待他们全部回窝了再收网，那就一个也逃不掉了。井大杰说这法子管用，就照老李说的办！一事不烦二主，这蹲守的活儿就归你老李负责了。
三、人犯脱逃
当天晚上九点多，专案组全体刑警连同那三十名小将一齐出动，把下榻于省招待所的宋鹏等六个河南籍流窜盗窃案犯悉数拿下，当场搜得人民币、粮票、布票、手表、照相机、半导体收音机、钢笔、钱包、拎包等赃款赃物，可是，独独没有发现王联聪所说的那个使用密码锁的箱包。
于是，宋鹏就成了专案组讯问的重点对象。专案组这几名刑警中，有一个资深刑警叫印昭仪，原是搞预审的，从1951年参加公安工作起就在预审部门干，一直到1963年才奉命调到刑侦部门。老胡跟井大杰一说他的经历，井大杰马上点名让印昭仪负责对付宋鹏，要求今晚必须拿下。印昭仪暗忖这怎么能说拿下就拿下？那小子坚决不松口怎么办？但军代表下了令，他也只能表示一定加倍努力，争取尽快获得口供。
然后，印昭仪就开始工作。不过，他的做法令井大杰大为不解。按说应该立刻提审宋鹏，可老印提审是提审了，讯问的却是其他五个案犯，审得倒很快，一个个走马灯似的进进出出。印昭仪这是干吗呢？原来他先要弄清楚一点，这个宋鹏在其他案犯面前到底说没说过他“捉了只肥兔”这样的话。了解下来，连同王联聪在内的四个案犯都听宋鹏说过这话，可是，宋鹏没有说他把捉到的那只“肥兔”藏到哪里去了，只说晚上拿回来，大家一起琢磨怎样打开那把密码锁。印昭仪由此证实王联聪关于宋鹏作案的口供并非虚构，这才提审宋鹏。
之前，印昭仪曾暗暗观察过宋鹏，从外形看，这家伙似乎不大好对付。这是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小伙子，稍瘦，相貌无甚特点，眼珠子却挺有神，换在守法良民脸上，那就称得上“目光炯炯”了。印昭仪估计这小子可能练过武术，后来这一点果然得到了证实。宋鹏的相貌和神态都比较适宜干“捉兔子”这一行。怎么说呢？他的长相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那种平头百姓，闭着眼睛在大街上转一圈，随便伸手捞一个都是差不多的相貌。跟人说话极有亲和力，未语先笑——是那种一见如故的让人迅速产生信任感的笑，语调低沉柔和，略带磁性。如此，他作案时就容易跟人接触并迅速获得信任，从而使受害人丧失警惕性，作案后拔腿开溜，钻进街头人群就好比鱼入大海，即使一张大网撒下去，在捞起的无数鱼中也难以辨别。印昭仪根据多年搞预审的经验，知道这种家伙很难对付，而且预审员一不小心还会让他给绕进去。不过，再难对付也得试一试。试下来的结果是：这家伙是僵山芋、母猪肉，烧不酥、煮不透、熬不烂。
印昭仪向井大杰一汇报，井大杰就恼了，说好吧，他既然是僵山芋、母猪肉，那我就让他试试砧板、石磨的厉害。
井大杰所谓的“砧板、石磨”，就是“第二专案组”。他要把宋鹏交给那些小将，不必跟他们交代什么，他们也知道用什么样的手段对付宋鹏——他们也只会这种手段。老胡毕竟是当副处长的，政策性强，听井大杰这么一嘀咕，担心造反派把人打死了，可又不敢开口劝阻，军代表得罪不起啊！于是就想了个法子，去跟“第二专案组”打招呼，让他们讯问宋鹏时要多加注意，“革命行动”要有轻重，目的是取得口供，不是要让人犯吃苦头。
这话如果是从其他刑警嘴里说出来的，估计“第二专案组”不会买账。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所犯罪行够得上逮捕的，矛盾性质就发生了根本转化，由人民内部矛盾变成了敌我矛盾。像今天抓获的王联聪、宋鹏等七名案犯，个个都够逮捕判刑，所以全部是敌人。而根据其时刚出炉不久的《公安六条》(即1967年1月13日中发【67】19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中第四条的规定：“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中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王联聪、宋鹏这几个都是够条件“依法严办”的对象。而当时的“依法”概念是颇为模糊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还要过十四年才颁布，执法者的“依法”没有依据。所以，王、宋等七个家伙若是交到“第二专案组”手里，不死也得掉一层皮。在当时，这属于正常的革命行为，谁如果试图劝阻，那就是站到敌人的立场上去了，“第二专案组”不但不会接受劝阻，还会连这人一并实行专政。
不过，老胡此刻的身份不同，他是专案组的顾问，组长井大杰跟前的红人，在“第二专案组”那班“山寨”货的意识中，他说出的话，肯定是跟井大杰商量过的。因此，他们不敢不听。没料到，这一听，竟然出了差错——宋鹏趁机脱逃了。
“第二专案组”那帮子见军代表把宋鹏交给他们讯问，个个雀跃，寻思一是正好过一把打人瘾，二是把宋鹏审下后该是立了一功，没准儿军代表就会往上面打个报告把他们留在公安局长期办案，成为每月可领一份薪饷的正式的公安战士。不过，跟着老胡就来关照不要让人犯吃苦头，他们就有点儿扫兴。老胡的话还是要听的，他们就商量应该如何拿下宋鹏的口供，最后决定先跟这小子好好谈一谈，但愿他识时务，把赃物下落说个明白，如果执迷不悟，那就再想别的办法。老胡不让打，那就不打，绑柱子上浇几盆冷水总可以吧？
对于宋鹏来说，先前正宗刑警、预审高手跟他谈也没谈出啥结果来，现在换了这班“山寨”货，那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于是，小将们也不跟他啰唆了，冷水伺候。这三月天的夜晚，往身上浇几盆冷水放一旁晾着，看你小子受得了受不了！于是就喝令宋鹏把外套脱下来。宋鹏战战兢兢照办，刚解开纽扣，他提出了一个要求——上厕所。
“第二专案组”的办公地是一座独立的小院落。走进大门，是一个三四十平方米的院子，穿过院子是一幢两层小楼。小楼的楼下楼上都有厕所，底楼是女厕所，二楼是男厕所。两个红卫兵押着宋鹏去了二楼，进了厕所。那二位经验不足，随即退出，待在门口守着。宋鹏见状，当即扑向后面的窗口。那二位见势不对，以为他要跳楼自杀，急忙冲上去，可是只来得及揪住宋鹏外套的一角。这当儿，宋鹏就显出他那不凡的身手来了，反手打翻一个，另一个揪住外套一角的挨了一下竟然还死死不肯松手，他干脆把外套一脱，蹿上窗台，纵身跳出窗外。小楼后面是一条巷子，宋鹏落地后竟然连个趔趄也没打，左右一瞟，拔腿就逃。待到那班“山寨”货咋咋呼呼从大门奔出去，绕到后面巷子里查看时，早已踪影全无了！
宋鹏这一逃，从此就再无消息。不过，对于专案组来说，万幸的是，他们竟然因此找到了宋鹏坚不吐口的那件赃物。
人逃掉后，“第二专案组”这帮子目瞪口呆，一筹莫展。正互相指责推卸责任时，老胡来了。老胡是担心这边几位按捺不住，对宋鹏大打出手，所以才过来看看的。听说宋鹏竟然逃掉了，不由得苦笑：“小将们，我对你们简直无话可说！”
一干小将围着老胡问应该怎样追捕逃犯，他们准备连夜行动，哪怕跑遍全城也要把宋鹏这厮给抓回来。老胡看着他们，寻思抓获了的人犯交到你们手里还给逃跑了，逃跑了的还敢指望让你们抓回来？当然，革命小将得罪不起，他想是这样想，说是不会说的，于是道：“我给你们推荐一位特别擅长追逃的老刑警，你们可以向他请教，也许能找到逃犯的线索。”
专案组的刑警都是老胡推荐给井大杰的，他当然都很熟悉，其中一个名叫洪维鑫的刑警“文革”前是武汉市公安局的“追逃能手”，报纸、电台都曾报道过他的追逃事迹。“文革”开始后，造反派说他是“黑标兵”，他干脆交了一纸长病假证明单在家长期休息，当起了“逍遥派”，这次还是老胡到他家去请其出山的。当下，老胡就打了个电话把洪维鑫叫来，对他说了说宋鹏脱逃之事，说革命小将们要向你学习，请教应该如何把这个逃犯抓回来。
洪维鑫连说“不敢”，然后说麻烦你们领我看看宋鹏脱逃的现场。小将们寻思人都已经逃了，还有什么值得看的？可毕竟人是从自己手里跑的，底气就不太足，竟然没有一个敢反驳老刑警的。于是，就领老洪去查看了二楼的厕所。这一看，洪维鑫就发现了宋鹏那件脱逃时被扯落的外套。
洪维鑫把外套拿起来，不无遗憾地告诉小将们，如果在以前，宋鹏现在应该已经归案了！怎么呢？以前局里有警犬队，发生这种情况，立刻牵两条警犬过来，让它们闻闻这件衣服，嗅息寻迹，宋鹏这种主儿应该逃不了。正说着，忽然“嗯”了一声，原来洪维鑫一边说一边摸着宋鹏的衣服，发现后摆下边的贴边缝里有一狭长的硬物。抽出一看，是一块汉口客运码头的行李寄存牌。
洪维鑫说这小子不肯交代盗窃的东西藏哪里了，原来寄存到客运码头的行李房去了。好啊，先把追逃的事儿往旁边搁一搁，我们去一趟汉口码头，把那件赃物取出来吧。
井大杰立刻通知公安局小车班派一辆中吉普载着洪维鑫和两个小将前往汉口码头追赃。
洪维鑫三人到码头行李房顺利取出了宋鹏寄存的行李。这是一个箱子不像箱子包包不像包包的奇怪物件，长两尺，高一尺，厚八寸，正面是厚厚的防水帆布，背面是整张牛皮，四个侧面则一半是牛皮一半是帆布，上方的牛皮和帆布交界处装着黄铜拉链，还扣着一把铜质密码锁。这物件可以叫箱子，也可以称旅行包，里面装的不知何物，拎上去沉甸甸的，摸摸硬邦邦的，用绳子捆扎得很整齐。洪维鑫判断是书籍，但他没有开口。不过，他已经断定这件赃物肯定不是法国人帕斯卡尔被窃的那个包了了，人家报案时说得很清楚，是—个双肩登山背囊，为防警察弄不清楚，他甚至还画了一张草图。
中吉普开回市局后，洪维鑫向井大杰交差。井大杰说虽然可以确定不是那个法国人失窃的东西，但这里面究竟装的什么，我们还是要查清楚，并且要有记录的。井大杰问老胡谁能打开这把密码锁。老胡说据我所知，我们专案组这些人哪个也没这把手艺。井大杰说要么去大街上请个锁匠来？老胡说这么晚了大街上哪里还有锁匠，只有明天了。井大杰围着这件箱不箱包不包的赃物转了两圈，说要么干脆把帆布剪开，说着就要去拿剪刀，却被老胡劝住了。老胡说这法子可能不妥，剪开是容易，可这东西是在汉口码头失窃的，水上公安局肯定有报案记录，根据规定我们这边应该把赃物移交给他们，届时他们一看是用剪刀剪开的，表面上不说，背地里肯定要嘲笑我们这些人没本事。所以我的意思是先不剪，请能人来试试看，能打开密码锁最好。不能的话，明天请锁匠来开。井大杰说就依你，不过，谁能对付得了密码锁呢？老胡说小将中没准儿有这方面的能人，他们中有大学生，学机械的学生就能对付。
很快就来了两个大学生红卫兵，两人鼓捣了十来分钟，就把密码锁打开了。里面是什么呢？全部是小说，上面还盖着沙市第二中学图书馆的印章。洪维鑫由此判断，失主是沙市往长江下游某地旅行的一个学生或者老师，是一个“逍遥派”，这些书是他准备带到这趟旅行的目的地去的。这人没有买到从沙市去目的地城市的直达船票，只能从汉口转船。结果，他在汉口码头逗留时，一不留神让宋鹏窃走了这件行李。
赃物跟“3·7”涉外盗窃案没有关系，专案组也就对逃犯宋鹏没有兴趣了，还得继续努力寻找其他线索。
四、武林高手
“第二专案组”有个来自武汉市供电局中等技术专科学校的红卫兵，名叫张维平。张维平谈了个女朋友叫汪晨，是其同校同班同学，长相不错，人也和善，聪明伶俐，美中不足的是家庭出身不咋样，并非劳动人民，老爸是武汉大学的教授。仅仅是教授倒也没什么，无非是所谓的“臭知识分子”而已，问题是这位汪教授以前还参加过国民党，担任过区党部委员，所以“文革”一开始就被揪了出来。后来造反派有了新的斗争对象，对汪教授这种历史上有点儿小瑕疵的已经不感兴趣了，因此汪教授得以待在家里当“逍遥派”。
法国人帕斯卡尔背包被窃的次日中午，这位汪教授在家闲着没事，到门口去溜达。他家所在的巷子口对面有个修钢笔的摊头，有时也有旧钢笔出售。汪教授三年前曾在这里用买一支普通新钢笔的价钱买到了一支七成新的“派克”金笔，用到去年夏天还蛮好，可惜给革命小将没收了。他一直想再撞到这样的好运，所以每次走出巷子时总要看一下对面那个修笔摊头在不在，在的话必定要去看一看，问一问是否有旧钢笔卖。今天当然也不例外，走过去一看，摊头上摆出的那十几支旧笔中，有一支一看就显得不凡，拿起来细看，竟是一支美国出品的“威迪文”名笔，比三年前买到的那支“派克”笔显得还新一些。于是就问价钱，摊主说这支笔我一小时前刚收进来，便宜点儿卖给你算了，十块钱——不还价！
汪教授二话不说，掏钱就买下了。回到家里，又是试写又是里里外外查看，爱不释手，直到张维平登门。张维平因何登门呢？他是回家取钞票、粮票时路过女友家顺便来看一看的，也有要把自己入选“第二专案组”正在参与侦破盗窃案的消息向女友炫耀一下的意思。
当时包括“第二专案组”在内的所有专案组成员，在市局食堂用餐一律要用现金和粮票换饭票、菜票，而张维平昨天接到通知匆匆忙忙前往市局报到，身上有点儿零钱，粮票却没有，昨晚的晚饭、今天的早中两餐都是向别人借的饭菜票，于是下午瞅个空子跟头头儿打了声招呼回家去取。，
不过，张维平没有取成，因为他连家也没顾得上回。他去汪家时，汪教授自然要把那支新购得的“威迪文”给准女婿看一看的。张维平不识钢笔，技校生也不谙英文，把这支世界名笔拿在手里，除了感觉比寻常钢笔沉一些外，也无甚特异之处。他礼节性地夸赞了几句，刚要还给汪教授时，汪教授开口了，说这支钢笔乃是美国著名文具公司桑福德的著名产品，1919年，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用这个品牌的钢笔签署了《凡尔赛和约》，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就是与“派克”、“万宝龙”同列为世界三大名笔的“威迪文”钢笔……汪教授还要往下发挥，忽然发现张维平的神情不对头，瞪大了眼睛惊奇地盯着自己。刚要问准女婿这是怎么了，张维平说伯父您知道吗，我参与调查的“3·7”涉外盗窃案中有一件赃物就是一支“威迪文”钢笔！
汪教授顿时大惊。他知道以此刻的政治状况，如果让人扣上一个“收赃物”的罪名，那就得吃不了兜着走，进牛棚只怕已是大大的优待，弄不好坐大牢也并非没有可能！
张维平告诉汪教授，“3·7”涉外盗窃案是市公安局报往省厅、报往北京的案件，根据周总理“外交无小事”的指示精神，当然必须侦破，目前专案组已经有三十七人了，由此可以看出军管会对于破案的决心之大。专案组已经对全市的钟表店、旧货店进行布控，估计下一步对街头巷尾这种没有执照的修理钟表、钢笔的摊头肯定也要走访。只要一走访，这件事就包不牢，那个修钢笔的摊主是知道您住在这巷子里的，他一说，公安查到您老还不是易如反掌？
汪教授知道张维平这番话绝对不是虚言，当下紧张得连连点头，嘴里嗫嚅着不知说什么才好。这时，在旁边的女儿汪晨开口了，说维平那你看应该怎么办比较妥当？张维平说我看还是争取主动，立刻跟我去专案组反映情况，保证没事。不过，这支钢笔肯定是要给没收了。汪教授松了一口气，说只要没啥事儿，一支钢笔实在算不上什么。
果然如张维平所料，组长井大杰闻报喜出望外，亲自出来接待汪教授，握着老教授的手表扬他觉悟高。汪教授老实，说我不敢向军代表隐瞒，我以前历史有点儿问题。井大杰说我们的政策是对于立功者的过去既往不咎，我们还会把你的表现发函通报给武汉大学，让造反派对你有一个了解，以后不至于为难你。
汪教授没事了，那个修钢笔的摊主却倒了霉，立刻被“第二专案组”连人带摊一并弄了过来。幸亏他是三代工人出身——那个时代最讲究出身，所以侥幸逃过一顿杀威棒，还给了个小板凳让他坐着接受刑警的讯问。其实也没几个问题，只要他说清楚这支钢笔是怎么来的就行了。摊主说是今天上午一个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小青年拿到他摊头上卖掉的，他给了对方一张五元钞票。
刑警当然要追问那小青年的外貌，戴的袖章上面除了印着“红卫兵”三个大字，另外表明其所在学校、组织的小字写的是什么。摊主说那小青年也就不过二十岁上下，个头儿不高。至于袖章上的小字，他没有留意。
专案组于是就派出了十几个人去其设摊头的那条马路上访查，可是，一个下午折腾下来，访查了数百人，谁也没法儿提供专案组要查摸的情况。
当天晚上，井大杰接受顾问老胡的建议，让“第二专案组”的小将们休息，刑警们则开了一个案情分析会。会上，有刑警提出，案犯会不会是武汉本地人？讨论下来，认为没有理由排除这种可能性，于是决定以市局名义向各分局、派出所下达指示，收集武汉本市与“3·7”涉外盗窃案作案手法相同的前科人员的相关信息。
第三天下午两点多，米市街派出所传来一条信息，该所管段里有一个女青年有一架八成新的135照相机，是外国货。专案组立刻指派刑警西门璋、洪维鑫和两个小将前往米市街派出所了解情况。
这个女青年名叫宋韵兰，二十二岁，工人出身，父亲是码头装卸工，母亲是菜场营业员。其本人自小对读书很是头痛，小学、初中一共留过三次级，前年读到初中二年级时无论父母怎么打骂也坚决不肯去上学了。父母拿她没办法，只好算了。可是，总待在家里也不是个法子。父母叫她去街道申请安排工作，街道干部了解其情况后说，你是读到初二自己辍学的，不是初中毕业中考落第。现在就业岗位有限，应该优先考虑初、高中毕业生，若是给你安排了工作，以后大家都读到初二甚至初一就辍学了，等到年满十八岁后来要求安排工作，那我们该怎么办？
宋韵兰被打了回票，于是就另寻门路跟人学裁缝。师傅是个黄陂人，据说手艺还不错，也肯教宋韵兰，可宋韵兰却学得不大起劲。去年夏天，宋韵兰由姑娘变成了少妇，肚里带着四个来月的胎儿回到了武汉家里。把胎儿打掉后，宋韵兰索性破罐子破摔，什么也不做了，就在社会上搭识男人，谁带她吃喝玩乐她就跟谁上床。这时候“文革”已经开始，派出所的民警自己也在造反，没空儿去管这类事儿，就任由她折腾。不过，关于她的种种劣迹，派出所也是知道一些的。
宋韵兰有一架八成新的照相机的消息，是群众向民警反映的。民警根据描述，判断宋韵兰持有的是一架外国生产的135照相机，具体哪个国家生产的就不清楚了。
向民警反映这个情况的是宋韵兰家的邻居，一个退休老头儿。据他说，昨天傍晚他在附近溜达时，看见宋韵兰和一个二十六七岁的男青年逛马路，两人挨靠在一起，宋韵兰的肩上挂着一架小巧精致的照相机，一看就是洋货。当时他没在意。今天上午看见宋韵兰拿着这架照相机给邻家小孩儿拍照，旁边有人问这照相机是谁的，她答称是“人家送给我的”。
刑警决定传唤宋韵兰。派户籍警前往执行，好久也没回音，一直等到派出所快下班时，户籍警才把宋韵兰带来了，那架照相机还挂在宋韵兰的肩上。刑警首先要看的就是照相机，可是因为不识洋文，根本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生产的什么品牌的玩意儿。问那两个小将跟班，却都是中学红卫兵，学的是俄文，看着照相机上的洋文只是摇头。这时，户籍警说管段里有个老人以前在广州海关做过职员。于是就把老人请来，一看照相机，说是法国梅曼公司1959年推出的梅曼500C型。
刑警西门璋一听，马上给老胡去电，一核对帕斯卡尔的报案记录，他被窃的正是这款型号的照相机。于是，也就不跟宋韵兰啰唆了，将其“请”上车直接拉到市局。
还是由预审高手印昭仪出场。此刻的宋韵兰花容失色、珠泪盈盈，反反复复念叨着“我是工人成分”。印昭仪说姑娘你别害怕，只要如实回答问题，弄清情况就可以让你回家了。接着就把昨天汪教授上交那支钢笔的情况说了说。宋韵兰听着深受鼓舞，告诉刑警说这架照相机其实不是她的，而是她的男友谷坚强借给她玩的。
她与谷坚强是一个星期前在“红光饮食店”吃热干面时认识的。当时她在排队，轮到她时却发现没带粮票，又急又窘，谷坚强正好在她后面，就代她付了。认识之后，看过一场电影——“战斗电影院”下午一点钟的那场，散场后想起这天家里没人，就请他去坐坐。然后，两人就发生了关系。昨天傍晚她和谷坚强见面，谷坚强拿出这架照相机给她看。宋韵兰以前跟人瞎混时玩过照相机，什么120、135拿到手里都能摆弄几下，当下就爱不释手。谷坚强说你喜欢就拿去玩吧，玩够了再还给我，还随手掏出五元钞票给她，说是买胶卷和冲印照片的费用。
这架照相机当即被送到帕斯卡尔面前，请他辨认。帕斯卡尔一看就激动地大叫，说这就是我丢失的那架照相机啊！中国警察，太神啦！
于是，刑警就对这个名叫谷坚强的家伙产生了兴趣，可是，宋韵兰既不知道他的工作单位(或者是否有工作单位)，也不清楚他住在哪里，只能肯定他是武汉本地人。刑警问宋韵兰平时怎么和谷坚强联系。宋韵兰说—般都是上次见面时约好。刑警说这就好，上次是昨晚见的面吧？分手时他约你下次几时见面？宋韵兰答称，谷坚强昨晚没有说，只关照我这几天待在家里不要出去，他会设法通知我。
刑警判断，这小子是尝到了甜头，准备趁宋韵兰一人在家时重温旧梦。于是决定去宋韵兰家蹲守。按照“文革”时的习惯，这就不劳刑警费心了，交给“第二专案组”的小将就成。老胡出面向“第二专案组”交代了这项使命，抽调六名身强力壮的前往宋家设伏，等谷坚强出现时将其活捉。老胡一再强调要活捉，他知道这些小将痛殴落水狗有瘾，对那些落到他们手里的专政对象不动手心里就痒痒。
“第二专案组”接到通知自是踊跃，纷纷争着要参加这项行动，连女生也跃跃欲试。不过，这毕竟是抓人，不是玩闹，最后选定了六个健壮的小伙儿，三个是青工，两个是学生，一个是去年刚去省中医院报到的推拿科医士。老胡想想不放心，又指派刑警西门璋一起过去，反复叮嘱必须注意人犯安全，别好不容易候着了，却把人给打死打残了。
西门璋是专案组刑警中年龄最小的，不过也已经三十三岁。他十六岁参加志愿军，因为身手灵活，当了侦察兵。战争是残酷的，和西门璋同一批参战的侦察兵到两年后回国时只剩下一半不到了，西门璋算是侥幸的，不但留住了性命，也没缺胳膊少腿，只少了一根指头，那是跟南朝鲜士兵肉搏时受的伤。为此，他还立了功，受了奖，并拥有“荣誉军人”的光荣称号。回到武汉后，西门璋被分配到公安局，顺理成章地干起了刑警。本来，如果给他压压重担子的话，没准儿他就能有个一官半职了，可是领导的意识中西门璋精于擒拿格斗，就分派他去逮人。逮人的活儿有点儿吃力不讨好，逮住了是应该做好的本职工作，逮不着那就是失职了。因此，西门璋一口气干了十多年，啥也没捞着，甚至入党申请书还在支书抽屉里搁着呢。他心里难免有想法，“文革”开始后干脆啥都不问，成了“逍遥派”。这次被抽调到专案组，老胡知道他的长项，于是安排他带着几个小将去抓人。
没想到，这个专案组派出的最强阵容，这一去却遭遇了意外，不但没逮住谷坚强，反而损兵折将，有两位竟然还进了医院！
专案组之前的判断是准确的，谷坚强上次跟宋韵兰分手时没约下次见面的时间，是为了趁宋家只有宋韵兰一人时来个突然到访，好把她往床上扯。次日，3月10日下午，宋家只有宋韵兰一人在家，谷坚强果然前往。巧的是，蹲守的七人中能够对付得了他的前志愿军侦察兵西门璋去外面上厕所了，那六个小伙子虽然个个身强力壮，若让他们去干重体力活儿，那肯定不在话下，可是，打架不是纯粹的体力支出，所以他们根本不是谷坚强的对手。
那么，谷坚强又是什么人呢？竟然能够以一敌六，全身而退？原来，他是一名武林高手，曾进过省武术集训队，获得过一些比赛的名次——这是稍后才查清的。这天，谷坚强到宋家时，并没想到因为宋韵兰带着那架照相机招摇过市，已经被警方盯上了。他推开虚掩着的房门，看见宋韵兰正在厨房里大扫除，便随手把门一掩，跟宋韵兰打招呼。屋里埋伏着的四个小将二话不说，立刻从角落里窜出来，吆喝着“不许动”，扑上前想将其控制住。谷坚强二话不说，挥拳便打，眨眼间便打倒两个。另外两个顿时愣住了，原地驻步呆呆地看着谷坚强。那个年代，别说什么中国武术散打王锦标赛、拳击赛，就是武打片、武打书也是绝迹的，青年人还真没见过这般身手的高人。谷坚强见那二位没敢上前，也不再纠缠，这当儿当然也不贪图美色了，逃命要紧，于是转身就逃。
这时，另外两个埋伏在对面邻居家里的小将听见宋家有动静，闻声出击，正好在门口跟谷坚强撞个正着，谷坚强下意识地一拳一脚就让他们躺下了。等到西门璋上完厕所回来时，哪里还见得到谷坚强的踪影！
不过，尽管蹲守失利，还是有意外收获。西门璋听小将们一说现场情形，看了那几个挨了打的小将的伤情(有两人稍后住院治疗)，头脑里就浮现出十个月前他受命追捕的一个案犯来——
1966年初，武汉市发生数起拦路抢劫案，案情千篇一律，都是风高月黑之夜，马路上的单身行人遭到歹徒袭击，案犯身手不凡，不管是否反抗，都是一招就把人放倒，抢了钱包就逃。这主儿铆得很准，都是盯上正好发工资的那天，夜班工人下班时兜儿里一个月辛勤劳动所得被他悉数劫去，不剩分文。不过也正因为有规律，刑警侦查时也就有了法子，最后终于确认抢劫犯系原省武术集训队队员郭国伟。
由于郭国伟身手不凡，武汉市公安局就组织了—个抓捕小组，西门璋因为也属于身手不凡之列，所以被领导点名调进该小组。抓捕组折腾了三个月，连郭国伟的影子也没见着。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领导挨大字报批判，没心思抓工作了，抓捕组也就撤销了。西门璋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因为当“逍遥派”，在一旁冷眼旁观，心平气和，还有空闲回忆往事，所以脑子里就时不时浮现出郭国伟这个人来。
当下西门璋就问宋韵兰，你说的那个谷坚强长得怎生模样？宋韵兰一说，西门璋马上断定：就是郭国伟这厮！
五、大盗落网
专案组长井大杰闻讯大喜，说这就好办了。这时，正好在一旁的老刑警金邦睦开口了，说这个叫郭国伟的家伙我也知道，我那时在刑警队搞情报，曾经奉命收集过他的相关情况。据我所知，郭国伟以前作的案子是清一色的抢劫案，而且全是拦路抢劫。我为什么要强调拦路抢劫呢？因为我们这些搞刑事侦查的，大多知道抢劫犯罪的一个规律，这些案犯一旦染上抢劫恶习，那么在财产型犯罪方面来说，通常不会再去作其他类型的案子，什么盗窃、诈骗之类，他们都不屑一顾。为什么呢？因为盗窃、诈骗没有抢劫“爽快”，所耗费的精力、时间远比抢劫作案多得多。因此，大凡抢劫犯通常都不愿意也不耐烦改行去搞盗窃。如果现在认定这个姓郭的家伙就是对那个法国人下手的案犯的话，好像不符合抢劫犯罪分子转型的规律啊！
金邦睦这么一说，老胡也表示赞同。井大杰问西门璋的看法，西门璋也表示认同。井大杰说，现在我们还不能确认郭国伟一定是对那个法国佬下手的人，不过，如果通过追查赃物能够把他捉拿归案，就能查清他这架照相机是哪里来的，这就离破案近了一步嘛。大璋、老金，既然你俩以前跟郭国伟打过交道，那这次追捕他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两个去办了，需要多少人、什么交通工具、多少经费尽管开口，我给你们想办法。
西门璋和金邦睦商量了一下，说这个郭国伟拳脚功夫厉害，得给我俩配备手枪(“文革”时公安民警通常是不佩枪的，执行任务需要时才可临时领取，用毕归还)，至于人手，倒不一定很多，但至少也得七八个，就抽小将吧，六个男的，再要两个女的，化装跟踪时也许用得着。交通工具肯定不能少，能不能给我们中吉普、小卡车各一辆，另外再配备摩托车一辆、自行车两辆。此外，还需要一些现金以及粮票之类。井大杰自是一口答应。
次日，3月11日，追捕工作正式拉开序幕。郭国伟其人的基本材料，西门璋和金邦睦因为之前办过此人的案子都有印象，知道其家住在武昌区棋盘街，于是过去找派出所打听。那年头人们没有东迁西搬或者在一个城市有数处住所的条件，所以郭家还在原址。两人问了户籍警老周，得知郭国伟自去年仲春抢劫案发至今，一直逃在外面。去年底今年初那段时间，老周接到群众报告说郭国伟回过两趟家，没有过夜，待了不久就走了。派出所向分局汇报此事，可是分局警察已经分成两大派，忙着造反，对郭国伟没有兴趣，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之后，郭国伟可能听到这个风声，又回过几次家，据说还过了夜。老周坦率地说，这家伙功夫了得，一个人根本没法儿对付，既然分局、市局都不管，那我又何必折腾呢？而且我上有老下有小，万一郭国伟狗急跳墙怎么办？
金邦睦、西门璋表示理解，说这次也不麻烦你，你不必出面，暗地查摸情况报给我们就成。老周连连点头表示“没有问题”。
老周还是很得力的，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查到了郭国伟可能的落脚处。据郭国伟的一个还在读小学的外甥说，他舅舅平时住在武昌县纸坊镇的一个朋友家，有一辆摩托车，来去市区很方便。
追捕组于是决定去武昌县访查。武昌县古称江夏县，民国元年改称武昌县，新中国成立后该县的归属颇费折腾：先隶属于大冶专区，1952年划归孝感专区，1959年划归武汉市，1961年复归孝感专区，1965年开始隶属于咸宁专区，1975年复归武汉市，如今是武汉市江夏区。此案发生的时候，武昌县属于咸宁专区管辖。为防止发生意外，井大杰特地以市局军管会的名义跟咸宁专区公安处军管组进行了沟通，由咸宁公安处军管组向武昌县公安局军管组下达了协助武汉抓捕组查缉郭国伟的命令。
郭国伟藏匿的纸坊镇是武昌县县政府所在地，武昌县公安局就在镇上。当下，金邦睦、西门璋跟武昌县公安局联系好以后，就驾驶一辆中吉普，带了一男一女两个小将前往纸坊镇，径直来到县公安局。县局那里，军管组曹组长已经等着他们了，旁边还坐着被打电话召来的派出所的两个头儿。金邦睦、西门璋介绍了情况，说现在要做的就是秘密调查目标藏匿在哪里，我们所获得的情报说这家伙藏匿于纸坊镇的一个朋友那里，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线索，所以还是要靠你们这帮土地神查摸一下。郭国伟具有比较强的反侦查意识以及超乎常人的脱逃能力，所以查摸的时候一定要严格注意保密，不能打草惊蛇让他再次逃了。
武昌县局方面说纸坊镇就这么大，总共三四万人口，要查这样一个外来人料想不成问题。他们还真是说到做到，当天晚上就有消息报来，说已经查着了郭国伟的藏身之处，在镇北口外何二锁的废窑那里住着呢。
金邦睦问何二锁是什么人。答称是个农民，家庭出身还是贫农，不过表现一般。他本人平时不大参加生产队劳动，喜欢扛着支火药枪或者鱼叉、丝网什么的，要么打猎，要么捕鱼捉鸟。他这样做是生产队许可的，因为他跟生产队约定每月向队里交纳三十元钞票，生产队给他记工分，年底按全劳力给他分红，平时给他粮食。他在村里有住房，但为了打猎方便，一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住在废窑里，那口废窑也是生产队的。至于何二锁结交了一些什么朋友，这个县局方面就不清楚了。不过，根据何二锁所从事职业的自由程度以及其很可能具备的江湖气来估断，他跟逃犯郭国伟结识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
依县局方面的意思，应该连夜出动人马前往废窑把郭国伟拿下，免得夜长梦多。而金邦睦、西门璋则坚决反对，西门璋说你们可能低估郭国伟了，他那胆量和身手，别说黑夜了，就是大白天用枪对着他，只怕他也敢负隅顽抗。所以，晚上肯定是不能下手的，必须等到天亮，人要去得多些。至于今晚，只能多派些人在废窑通往外界的各条路口设立暗哨，如果发现目标逃跑，可以开枪，不过只能打伤，不能打死，我们要抓活口。
次日清晨五点多，郭国伟终于落网了。诚如金邦睦、西门璋所料，这家伙被几支枪逼在废窑里了，竟然还打倒两名警察逃跑。幸亏西门璋已有准备，占据着废窑顶上的制高点，见状果断开枪。他那侦察兵的功底还在，只一枪就击中了郭国伟的右小腿，七八名民警一拥而上给郭国伟铐上了手铐。
何二锁自然按窝藏罪论处一并拿下。警方搜查废窑，发现了郭国伟的小型旅行皮箱和一辆自行车，自行车是民国时留下的陈年旧货，箱子里有八百元钞票、一百多斤粮票和手表、半导体收音机等，一看就知道都是赃物。
郭国伟被送往医院治疗后，直接押到了武汉市公安局看守所。专案组长井大杰、顾问老胡闻讯立刻叫上预审高手印昭仪前往看守所提审。验明正身后，不问别的，单问给宋韵兰的那架照相机是从哪里来的。郭国伟供述是他抢劫所获，随同相机一起抢得的另有一支钢笔，他不写字，留着也没用，五元钱卖给—个修笔摊头了。
老胡恍然：“这么说来，你就是那个‘红卫兵’了？”
郭国伟点头承认。
井大杰知道郭国伟这次被擒，必死无疑，也就不想为难他，用平和的语气对郭说：“我们是调查一起涉外盗窃案的专案人员，其他案子我们不管，你把抢劫照相机、钢笔的情况详细交代清楚就是了。”
郭国伟倒也痛快，毫无保留地交代了作案经过——
3月7日傍晚，郭国伟的房东何二锁出去捕鱼了，通常要过了半夜才会回来，郭国伟闲着无事，就骑了辆自行车到市区转悠。他这种转悠，不一定是为了作案，但是，如果撞到合适的作案对象，那他肯定要下手的。这天，郭国伟就碰到了这样一个对象。
那是在武昌区复兴北街的一所中学附近，这时天已经黑了，昏黄的路灯光照着空寂的马路。这一带白天也比较冷僻，晚上路人就更少了。郭国伟慢慢往前蹬着自行车，迎面碰上了一个二十来岁、个头不高的黑瘦青年，引起郭国伟注意的是对方肩上挎着的那个军用挎包。那是“文革”期间到处可见的最普通的军用挎包，郭国伟那双掂量惯了别人包包的眼睛一下子就发现那挎包看上去沉甸甸的，便知里面必定放着什么贵重物件，没准儿是一包钞票也说不定——这不是郭国伟想钱想疯了，而是当时的现状，一些资本家生怕抄家把黄金、钞票抄掉，就搞转移，那时全国各地都有这方面的事例。
于是，郭国伟就决定下手。他已经跟对方擦肩而过，当下就把自行车掉了个头，往回骑了二十多米，行至目标身侧，骤然出手一把攥住了对方的细脖子。郭国伟那只手是什么力道，不过用了五分劲，对方就发出了近乎哀嚎的叫声。
“叫什么叫？把包给我！”
对方乖乖地交出了军用挎包，郭国伟往自行车龙头上一挂，吹了声口哨，扬长而去。背后传来那黑瘦青年的骂声。郭国伟大恼，他自打去年春天开始抢劫犯罪以来，作案上百起，很少伤人，更别说取人性命，这倒并非他心存慈悲，而是因为多数受害人都服服帖帖，乖乖交出财物，这就没有伤人的必要。当然，他知道受害人肚子里不定把他连同祖宗十八代骂了多少遍，这也可以理解。现在，这小子竟敢开口咒骂，那看来还真要给其一点儿教训了！不过，郭国伟最终还是没有动手，因为他听见前面马路拐弯处传来路人说话的声音，听上去还是一群人，他就骑着自行车溜了。
这个军用挎包里装了些什么东西呢？郭国伟说看上去沉甸甸的，就是因为装了那架他送给宋韵兰的照相机，此外，还有那支钢笔和一些传单。
照相机和钢笔已经在专案组手里，那么，传单和军用挎包呢？
郭国伟说，传单对他没有用，他都扔了，军用挎包给何二锁看中了，就给了他。
侦查员觉得那个黑瘦青年十分可疑，寻思没准儿就是冲帕斯卡尔下手的那个家伙，于是就盯着郭国伟追问此人的种种细节。可是，郭国伟是抢劫犯，作案时他没必要盯着受害人打量，也毋须留意并记牢人家的特征，所以，其他就说不上来了。在印昭仪的启发性追问下，总算不大肯定地回忆起对方骂他的那句“他妈拉个巴子”好像带着东北口音。
刑警对从何二锁处搜获的那个军用挎包进行了检查。这是部队里发的每个战士都有的那种最普通的草绿色帆布挎包，盖子上绣着五个红色毛体字：为人民服务。在包的内袋里还有一行用墨水写的小字：太原十九中赵丰裕。
结束对郭国伟的讯问后，刑警当即拨打武昌公安分局的电话，询问3月7日之后几天里是否接到过复兴北街一带发生拦路抢劫案的报案。武昌分局查阅报案记录后，答称没有接到这方面的报案。
专案组随即举行案情分析会，对郭国伟的口供进行分析，基本认定其真实性。这样，郭国伟就跟“3·7”涉外盗窃案无关了，他身上的嫌疑已经转移到军用挎包的主人、太原市第十九中学的赵丰裕身上去了。大家一致认为赵丰裕可疑，因为如果照相机、钢笔是他像汪教授那样从某处廉价买得的，那么他在遭劫后应该立刻向公安局报案，可是，他并未报案，这说明挎包里的照相机、钢笔来路不正，有很大可能是他在“东方红百货商店”“捉兔子”所得。
专案组长井大杰当即下令，立刻与太原市公安局联系，请他们协助查明太原十九中的赵丰裕目前的下落。
六、错疑
太原警方很给力，也就不过个把小时就有了回复：太原市第十九中学确有赵丰裕其人，是初三年级的一名男生，自1966年12月下旬离开太原外出革命大串连后，至今未归。警方从其家人处得知，昨天他们刚收到一封赵丰裕寄自武汉的信，说他已串连到武汉，马上就要回家了。
专案组对此结果感到比较满意，因为看来这个赵丰裕目前应该还在武汉。赵丰裕是以学生身份参加免费吃住行的革命大串连的，所以他每到一地只能住在当地设于部分大中院校的接待站。这样，查访此人的活儿交给“第二专案组”的小将们去办就成。井大杰指派刑警李睨墨、金邦睦负责这项任务，让两人去跟小将们商量如何连夜行动。
“第二专案组”的那班小将正为他们未能充分发挥作用而感到无聊，有的甚至已经准备打报告向公安局告辞了，说还是回学校或者原单位去参加“文化大革命”来得痛快。现在，李睨墨、金邦睦于午夜突然过去把他们从床上叫起来，说要执行一桩紧急任务，自是非常兴奋，七嘴八舌争着问执行什么任务。刑警说我们先开个会吧，需要向大家请教一下，请你们出出主意。
全国大中学生革命大串连于1966年初秋开始，到年底时中央发现情况不对，铁路运输、各地物资供应都因大串连出现了程度不同的问题，有些地方还因大串连集中了过多的大中学生发生了传染病。于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在1967年1月、2月连续发出通知，在列举了一些地方发生的问题后，提出目前暂时停止革命大串连，待春暖花开后再恢复。其实这是缓兵之计，因为一下子说不让串连了，恐怕红卫兵要闹起来。中央文件发挥了很大作用，全国大串连之风基本刹住了，不过各大城市还有一些大中学生没有理会中央文件，继续进行免费旅游。因此，各地的串连接待站还没有全部关闭，仍有一部分在继续接待那些不听中央招呼的免费旅游者。这方面的情况，刑警是不清楚的，而小将们则对哪个学校还开着接待站继续接待串连者的情况了如指掌。刑警把任务道明后，请小将们提供情况，好作分工安排。
大家纷纷发言，最后一汇总，当时全市还有十七所大中学校的接待站仍开放着。这样，就可以断定太原十九中的赵丰裕肯定在这十七个接待站中的某一个里待着。刑警就把“第二专案组”的小将分了分工，算算人数还不够，又请示井大杰把其他刑警调来，每人发了两个面包、一瓶汽水作为夜宵，立刻出发分赴各接待站查访赵丰裕的下落。
3月12日凌晨三点多，正在汉口区鲁迅中学革命大串连接待站里沉沉大睡的赵丰裕被人从睡梦中唤醒，刑警下令给他铐上手铐，押上一辆小吉普直奔市局。
讯问的活儿还是交给印昭仪。印昭仪一出场就觉得不对，看赵丰裕那双眼睛，哪里像是一个“捉兔子”的主儿？恐怕是逮错人了！
果然，问下来的结果，证实印昭仪的第一感觉是准确的。
据赵丰裕说，那个军用挎包是其在部队当连长的表哥送给他的，这次出来串连就带上了。他和几个同学是3月4日从长沙到武汉的，被武汉接待站安排到鲁迅中学住宿。第二天晚上，他的挎包就丢失了。这天是学校澡堂的开放日，晚饭后，赵丰裕和两个同学去洗澡，宿舍里还有另外三个没去洗澡的同学，赵丰裕委托他们代为留意一下挎包。不料，那三个同学只顾聊天，竟然没发现有歹徒溜进他们住宿的教室，致使赵丰裕和他们自己的挎包、外套里的钱包等不翼而飞。
赵丰裕的挎包里有以下物品：《毛主席语录》一本，毛主席像章七枚，记录着革命大串连内容的日记本一册，钢笔、圆珠笔各一支，以及一路上收集的各地造反派组织印发的传单和小报二十来份。这点儿损失与被窃钱包的同学相比，还算不了什么。当时，赵丰裕和同学立刻向住宿学校的接待站报告此事，接待站随即报了警。一会儿来了两个民警，问了问情况，看了看现场，还作了简单的记录，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印昭仪问赵丰裕是否记得在失窃前现场曾出现过一个二十来岁、肤色比较黑、个子瘦小的青年。赵丰裕说这个可不清楚，至少我没留意过。赵丰裕被带来后，他的那几个同学不知赵发生了什么情况，也跟着来了市局，这会儿正在门口等赵的消息。于是印昭仪就让去两个人向他们了解一下。问下来的结果，他们都说没有留意过有什么人进过他们住宿的教室。
刑警顺便还向赵丰裕的同学了解了7日晚上郭国伟对那个操着东北口音骂“他妈拉个巴子”的青年实施抢劫的时段赵丰裕在干什么，几名同学回忆说，他们3月4日来武汉后，不管白天黑夜，赵丰裕都没有离开他们去别处单独活动过。
专案组认为赵丰裕与“3·7”涉外盗窃案应当无涉，于是，决定立刻释放。那时候抓错了人也没有什么国家赔偿，放出去就是了。不过，专案组长井大杰比较厚道，而老胡是外事民警，做事一向注重政治影响，所以两人商量下来，还是做了点儿补偿：通知公安局食堂给包括赵丰裕在内的那几位太原学生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夜宵，吃过后，又赠送了面包、汽水各一箱，以及毛主席像章、盖有军管会印章的《毛主席语录》，并派车把他们送回鲁迅中学。
七、再次作案
随同赵丰裕等人去鲁迅中学的，还有“第二专案组”的三名小将，他们受专案组派遣，前往该校接待站查询是否有人见过郭国伟抢劫的那个二十来岁的黑瘦青年。
之前赵丰裕等人在市局食堂吃夜宵的时候，专案组开了一个短会。众刑警认为，从目前掌握的线索来判断，郭国伟抢劫的那个对象很有可能就是“3·7”涉外盗窃案的案犯。这厮可能是东北人，也许是参加大串连的一名大中院校或者技校的学生，利用串连的机会到处作案。他对帕斯卡尔下手后，为转移赃物或者销赃，需要一个符合其串连学生身份的军用挎包(旅行包或者箱子既不方便，也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这类军用挎包他很难在白天作案时弄到手，因为红卫兵或串连学生外出时虽然随身带着挎包，但并不会像帕斯卡尔那样随手放在脚边地上，所以他就需要盗窃一个，而赵丰裕则成了他的下手对象。
刑警分析，这厮既然是学生或者冒充学生外出的串连者，那么他很有可能就下榻在鲁迅中学接待站。因为据“第二专案组”的小将所提供的目前全市接待站的分布情况来看，全市尚保留着的接待站中，汉口区只有两个，鲁迅中学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武汉市东风中学，距鲁迅中学比较远，而且晚上还没有公交车，而其他十五个接待站在外区，那就更远了。按照常情来推断，案犯如果下榻在其他接待站，就不可能为了偷窃一个挎包大老远跑到鲁迅中学接待站去下手。鉴于上述分析，专案组决定派人前往鲁迅中学，把3月4日以来下榻于该校接待站的串连者名单全部抄录下来。
在“第二专案组”的三位小将抄录下来的名单中，3月4日以来下榻于鲁迅中学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串连者共三百六十六名，其中三十一人来自东北三省，这三十一人中男生有十九人。专案组刑警认为，“3·7”涉外盗窃案的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就在这十九人中间。组长井大杰说，到这节骨眼儿上了，咱们得全体出动，都去鲁迅中学吧！
3月13日凌晨三时，刑警抵达鲁迅中学后，先把之前小将们做过的工作复核了一遍，确认名单没有抄错，然后就把名单中尚未离开武汉还在进行免费旅游的五名男生从睡梦中唤醒，集中到接待站办公室里，由井大杰和两名刑警跟他们谈话，了解他们是否对那个被认为是疑犯的黑瘦青年有印象。其他刑警则由老胡带领着向接待站工作人员(都是本校红卫兵)了解情况，重点是给那十九名东北三省串连男生办理过登记手续或者有过其他接触的人。
这两路刑警的工作都有收获。可能由于疑犯的个体特征过于明显，被访问的五名东北男生和十多位接待站工作人员中有一半以上都还记得确实有过这样一个串连人员。于是，疑犯的登记资料就被挑选出来了——
张昌永，男，二十二岁，朝鲜族，吉林省吉林市东方中学高二学生，家庭成分工人。1967年3月2日来武汉，3月11日离开，当时，他从接待站领取了一张返回吉林的火车票。这是一趟从武昌车站始发开往长春的直快列车，发车时间是当天晚上十点五十一分。当时的火车速度慢，而且沿途铁路交通并不能保证畅通无阻，因此此刻这家伙应该还在途中。
那么，张昌永会不会中途下车，到另一个城市去串连呢？刑警问了接待站工作人员，得到的回答是：全国各地的大串连接待站都在落实中央关于暂时停止全国革命大串连的文件精神，根据国务院下达给各省并要求传达至全国每个革命大串连接待站的电话通知的规定，从1967年3月1日起，各地接待站在为串连学生安排返程交通工具时，只能预订直接返回其学校所在地的车票、船票。交通部门在提供车票、船票时，须在票面上加盖“本票直达终点站，中途下车(下船)无效”的印章。接待站须在领取返程票的学生的证件上加盖“已领取返程票”的印章，以防止学生在返程途中违反中央规定继续串连。因此，张昌永应该不会在中途下车，否则，不论他在哪个城市下车，当地接待站都会拒绝安排其食宿和返程车票。
如此，张昌永就应该还在那趟开往长春的列车上。井大杰说老胡你赶紧往北京铁道部挂电话。老胡说这件事的整个过程要有凭证放入本案卷宗的，打电话的话，就没有凭证可以留下，以后如果复查案件，恐怕就说不清楚，所以还是得拍发加急电报。一切要按照程序进行，由经办刑警起草电文，交专案组长签批，由两名刑警携往邮电局发出，然后在那份有专案组长签批的电文底稿上签名，连同邮电局的发票一起存档。井大杰听得直吐舌头，说没想到办这样一件事儿还得费这么些周折。那就办吧，李睨墨、金邦睦，你俩作为经办人办理此事。
其时铁道部也在搞“文化大革命”，不过对于这种涉外案子还是必须积极一把的。这份急电发出后也就不过六个小时，到上午十一点，专案组就收到了这趟列车的乘警从锦州车站拍发的加急回电，称经对全列车旅客逐个进行核查，并未发现有符合疑犯特征的人。
专案组刑警大失所望。这时大伙儿都已经睡了一上午，精神恢复了，劲头也来了，当下也顾不上吃饭，先讨论案情吧。一番七嘴八舌后，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对于疑犯身份的认定依据是其在接待站登记时留下的学生证上的记载，这个记载是否属实呢？如果他这个学生证是偷来的呢？这个观点获得了大伙儿的认同，于是井大杰就对李睨墨、金邦睦说，还是你二位辛苦一下，去邮电局给吉林方面发个加急电报请求协查。
没想到，在等候吉林方面回电的时候，又发生了一起与“3·7”涉外盗窃案如出一辙的案子——
这起案件的受害人是一对来自湖南湘潭的老年夫妇，丈夫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新四军老战士，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从地级市公安局长的位置上离休。妻子也是老革命，资历比丈夫还老一点儿，她是“卢沟桥事变”发生前参加的中共地下党，用后来组织部门的标准来说，她属于红军干部，也已经离休。
这次，老夫妇俩是出门旅游的，最终目的地是上海，他们打算和那里的几个老战友聚聚，也有几分庆贺自己及时离开了工作岗位，逃脱了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批斗的厄运的意思。老两口在武汉玩了几天，这天下午到了汉口码头，准备乘江汉轮前往上海。中午，他们是在码头附近的一家小饭馆用的午餐，老汉平时喜欢喝二两，出门在外也不例外，点了几个菜后就喝了一瓶二两半装的烧酒。饭后，老两口就去了码头，不料在候船室一不留神竟把行李给丢失了！
当时老汉要去上厕所，跟妻子说了一声，招呼她注意行李。妻子平素有点儿大大咧咧，正戴着副老花镜在看报纸，答应是答应了，却没往心里去。结果，直到老汉上了厕所，又去小卖部买了一盒烟返回时才发现放在脚边的那口小皮箱不见了。
那是一口老式牛皮箱子，不大，也就二尺来长一尺来宽，不过很结实，上面有两道兜底的皮带，装满东西后系上，即使摔几下也没关系。皮箱里装的是什么呢？老两口尽管经济条件不错，不过说起来也有点儿心痛——照相机、现金、准备送人的礼品，包括丝绸料子、怀表、名烟、名酒、名茶，所有的损失加起来总价值在六七百元人民币左右——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笔颇为惊人的钱款了。
老汉到底是做过公安局长的，马上断定是刚才曾在他们旁边转悠的那小子偷的，立刻在候船室内外寻找，这个过程中遇见了正在巡视码头的派出所民警，一说，民警就和他一起寻找，却哪里还见那小子的影子？
于是，就正式报案。前公安局长对小偷外貌特征的描述，恰与“3·7”涉外盗窃案疑犯特征相符！因为之前专案组曾以市局的名义向各分局、派出所下达过相关情况通报，汉口客运码头派出所接到报案后，立刻给专案组打电话通报了情况。
专案组这边还没作出反应，吉林方面的回电来了，告知专案组经向东方中学和街道、派出所了解，该校确有张昌永其人。张于1966年10月下旬离开吉林市前往外地进行革命大串连，刚到长春时，他那矿工老爸因事故受伤。矿上急电长春市人民委员会(即市政府)要求找到张昌永告知情况，让张速回吉林市。长春市人委连夜找到了下榻在接待站的张昌永，张昌永得知父亲受伤，立刻赶回吉林市。他在长春火车站候车时，所携带的背包被窃，当时即向长春车站派出所报了警，可是至今没有任何消息。张昌永被窃的背包里有钞票、粮票若干，还有学生证和其他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张昌永是独子，返回吉林市家中后，就去医院陪伴老爸。一个月后，老爸伤势好转，回家休养。张昌永打算继续外出串连，可他的学生证被窃，去学校补，学校一片混乱，校长、支书都已靠边站，正为是否会被关进牛棚而日夜担心，校长室成为学生造反兵团的司令办公室，学校公章早就不知下落，哪里还补得上学生证？张昌永只好就此作罢，直到现在还窝在当地一步也没离开过。上述情况，有东方中学、街道、派出所分别出具的证明，吉林警方将挂号寄给武汉这边存档留作证据。
专案组刑警于是断定那个在长春火车站候车室下手盗窃张昌永的家伙，就是“3·7”涉外盗窃案的案犯，很可能也是今天在汉口码头冲湖南来的那对老革命夫妇下手的主儿，他是利用窃得的吉林市东方中学学生张昌永的学生证冒充串连学生投宿于串连接待站的。
那么，这个一度被专案组误认为名叫“张昌永”的家伙在汉口码头盗窃了老革命夫妇的那口小皮箱后又去了哪里呢？专案组认为这主儿可能依旧利用那张学生证投宿于本市的某个接待站。尽管之前他已经凭那张学生证冒名领取了返回吉林市的火车票，学生证上也已经盖上了领票章印，按规定是没有接待站为他提供食宿了，但他可以利用另一项规定来解决这个问题——把车票交给另外一个接待站，谎称因什么什么原因还需要在武汉耽搁几天，所以把车票退回，接待站就会安排其食宿，并替他登记改日返回家乡的火车票。这项规定，相当于铁路部门的车票改签。凭此人的狡猾，刑警估计他很有可能会利用这条规定。因此，他应该还在武汉的某个接待站里混着。
专案组于是决定全体刑警和小将一齐出动，立即对全市除鲁迅中学之外的另外十六家接待站进行排查，找出那个以吉林市东方中学学生张昌永名义入住的家伙。这一番访查，耗时两个多小时，到晚上七点多钟，各路人马都垂头丧气地返回市局，竟然没有一路查到线索。老胡跟几个刑警商量下来，又跟武汉铁路局专门负责串连学生订票事宜的临时小组进行了沟通，请他们查一下是否有哪个接待站退回过一张3月11日晚十点五十一分从武昌开往长春的车票。临时小组查阅记录后，说他们出过这张票，是鲁迅中学接待站预订的，可是没有退回。
这就奇怪了，那趟列车上没有符合疑犯特征的乘客，武汉这边的接待站也没有冒充串连学生的家伙登记入住，那么他去了哪里呢？难道这家伙已经用那张车票离开了武汉，但中途在其他城市下了车，所以那趟车上的乘警没有查到他？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今天下午汉口客运码头上冲那对湖南老夫妇下手的案犯又是谁呢？失主之一、那位前公安局长对疑犯外貌特征的描述可是跟郭国伟所说的那个作案对象非常相似呀！
这个问题，专案组刑警当时没有琢磨出来。组长井大杰也很无奈，却又无法可想，看看时间已经过八点了，说大伙儿忙到这会儿，连晚饭也没吃，辛苦了，先去食堂吃饭，吃了饭好好睡一觉再说。
吃饭的时候，刑警李睨墨忽有所悟，想到了一种可能性……
八、案犯竟是韩国人
李睨墨想到的这种可能性是，疑犯会不会另外还偷窃过其他外出串连的学生，现在使用的是其他学生的学生证？
“文化大革命”时各地奉命组建的革命大串连接待站，对于学生身份的检查并不是十分严格，虽然规定要查学生证，可是有的边远贫困地区出来串连的学生并无学生证，因为他们那里的学校不发学生证——学生太穷了，学费都是欠着的，学生证的工本费也就无法支付，更拿不出钞票去拍照片。这类学生外出串连时就凭一纸学校出具的盖章介绍信甚至便条。试想，接待站对拿着这种没有照片的介绍信或者便条来的学生都安排食宿了，对拿着学生证来的学生还会一个个仔细核对？况且，串连学生大多是整车整船蜂拥而来，到目的地下车下船后可以把车站、码头广场站满，负责接待登记的工作人员还不是赶紧把他们分流到各个接待站了事？因此，经常可以看到有身高体壮的男生手里拿着一沓学生证，凭着一身蛮力挤进人群，最后满头大汗地出来时，手里除了原先的那沓学生证，还有一纸分流到哪个学校接待站的通知单，上面是印好的格式固定的文字，如：今有某某某等几名学生前往某某学校接待站，请安排食宿。这种登记方式，疑犯是可以钻空子利用别人的学生证冒名登记入住的。
晚饭后，李睨墨把自己的想法跟大伙儿一说，顿时引起共鸣。于是，别说专案组刑警了，就是“第二专案组”的小将们也休息不成了，井大杰下令：“你们统统给我出去查摸，十六个接待站一一都要跑到，把那龟孙给我找出来，逮回来！”
这个命令下得有些没头没脑，总该对人员分工、交通工具配备有个说法吧，否则让人家怎么行动？好在老胡虽然没侦查过案子，但他是当领导的，熟悉这方面的工作，随即分工安排，哪几个人一个小组，坐哪辆车去哪个接待站，查完后如果没有发现目标，再去哪个接待站，都一五一十交代得清清楚楚。
专案组长井大杰把刑警、小将全部派出去后，和老胡待在办公室里静候佳音。井大杰跟老胡一个星期朝夕相处，已经很熟了，说话也就不全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了，他让老胡估计这次采纳李睨墨的建议搞这么一次行动，是否会有效果。老胡说我对侦查工作是外行，估计不出。井大杰拿出一枚毛主席像章递给老胡：“我送你一个像章，你不管怎么想的，说说吧——我他妈的给上面逼得快崩溃了！”
那时候像章可是珍贵礼物，老胡拿了井大杰的礼物，不好拒绝，想了想说：“凭我的直觉，有可能会有效果——不一定是把窃贼当场逮住，但会是一条实实在在的线索。”
井大杰抽着香烟：“但愿如此！”
这次访查的工作量比较大，直到第二天中午才有回音。去华中师范学院接待站查访的刑警金邦睦打来电话，说发现一个对象似与疑犯特征相符。井大杰大喜，说老胡还真让你说着了！
金邦睦是带了一男一女两个小将前往华中师范学院接待站的，一到那里，他向接待站负责人说了来意，让对方拿出入住登记册叫两个小将查阅，自己则把负责登记入住的那个女大学生红卫兵小郝唤来，请她回忆最近几天里有多少人人住接待站。小郝说最近入住的串连学生越来越少了，这几天总共只有十三人人住，都是需要转车在武汉停留的。
金邦睦又问，这十三个前来人住的串连学生中是否有一个二十来岁、个子不高、皮肤比较黑的？
小郝想了想说，好像有，是大前天晚上过来的，就他一个人，出示的是长沙市第六中学的学生证，照片一看就不是他本人。我还没有开口问他，他就解释说那是在广州接待站登记时人家给搞错了，一沓学生证一起送进去登记的，被安排到医学院接待站。到了医学院，登记完以后，别人把学生证还给他，他看都没看就放起来了。后来准备离开广州向医学院接待站登记车票时才发现搞混了，而那个错拿了他学生证的同学已经去了海南岛，人家接待站也就只好将错就错，给他办了票。不过没有办到从广州直接到长沙的车票，就让他先到武汉再转车。他说他在武昌车站接待处也是这么跟人家说的，人家就让他到这里来住了。他请小郝接着给他办理回长沙的票，说武汉早就耍够了，只想早点儿回家。小郝听对方如此这般从容道来，就给他办理了入住接待站的手续。
金邦睦马上让两个小将找出那个学生的登记资料，也就短短一行：长沙第六中学初三学生刘同孚，汉族，十八岁，家庭成分职员。小郝说，他说他本人叫钱初国，跟刘同孚是同校同届不同班的同学。小郝因为是按照学生证登记的，所以还是写了刘同孚的名字。
金邦睦立刻给专案组打电话，建议马上向长沙方面核实此人的情况。井大杰在电话里说：“先把人给控制了再说！”
钱初国出现在金邦睦面前时，后者还真以为这主儿就是郭国伟所说的那个对象，这人的体貌特征太符合郭国伟的那番描述了！可是，问下来，对方一口湖南话，并无东北口音，检查他的行李，也并无赃物。更重要的是，他所出示的车票可以证明他确实是3月8日晚二十一点四十三分离开广州车站的。当然，这还不能百分之百证明此人就是钱初国，只有他自己说的一个法子才可以证明他所言不谬：钱的父亲供职于湖南省商业厅，是个采购员。而湖南省商业厅在武汉有个办事处，办事处的一个姓庄的科长是他父亲的好友，只要给这位庄科长打个电话就可以确认他的身份。
金邦睦立即开车把他拉过去当面验证，验证的结果是：这个学生确实是钱初国！
井大杰和老胡获知这一消息，还没来得及叹气，电话铃又响了。这回是玩真的了，刑警洪维鑫在武昌反帝中学接待站发现了疑犯的线索，并找到了名酒“白沙液”的空酒瓶和包装盒，而一天前汉口码头那对离休夫妇失窃的物品中就有“白沙液”。
这个疑犯的登记信息是江西九江矿山机械厂技校学生褚兴仁，3月10日晚上，他凭着武昌火车站革命大串连接待站出具的单子入住反帝中学，据反帝中学接待站的工作人员描述，此人特征与疑犯相似。当时，他向接待站提出预订3月15日返回九江的火车票。之后，没有人留意过此人的行踪。13日下午，他出现在接待站，要求领取车票。接待人员告诉他车票通常要在开车前一天中午才能拿到。他回到由教室改成的宿舍，正好有三个当天上午刚入住的山东学生在那里守着一瓶土烧酒拈着花生米边喝边聊，他一看也来了劲，从挎包里拿出一瓶“白沙液”、两个猪肉罐头跟他们凑在一起喝。四人喝到下午三点方才结束，然后，疑犯在他自己那张床铺上睡了一觉，于天黑前离开，当晚没有回去睡觉。那个“白沙液”的酒瓶和包装盒就留在宿舍里。今天下午一点，疑犯去接待站取车票，被告知由于江西境内下大雨，影响火车通行，这趟班次的列车已经取消，几时可以通行，铁路局让等候通知。疑犯骂了声“他妈拉个巴子”，悻悻而去。
专案组随即采取措施，一是把“白沙液”空酒瓶和包装盒拿去请那对还在等候破案结果的失主夫妇辨认。二是把反帝中学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和那三个与疑犯一起喝过酒的山东学生接到市局谈话，了解他们的谈话内容。
三个学生刚到市局，请失主辨认空酒瓶和包装盒的刑警传来了消息：失主在包装盒底部发现了其亲笔书写的准备到上海后赠送的战友的姓名，确认这瓶酒确系失窃物品之一。
井大杰大喜，亲自到场参加跟三个山东学生的谈话。当然，井大杰和老胡一样，到场不过坐坐，话是不说的，那是刑警的活儿。那么，刑警跟三个学生的谈话有没有收获呢？有的，而且事后证明是具有关键意义的收获！
据三个山东学生回忆，疑犯在喝酒时曾再三打听济南的情况，以及他们三人的家庭情况，表示有机会的话准备去济南转转。那三位喝着人家的酒吃着人家的罐头，这当儿自然要客气两句，说你如果去济南的话欢迎到咱们家做客，说着还把家庭住址留给了对方。后来不知怎么聊到了狗肉，疑犯来了劲，说他是朝鲜族人，在老家的时候经常吃狗肉，然后就说了七八种烹饪狗肉的方法，听得那三位垂涎欲滴。
这番话一下子提醒了刑警，疑犯最先是在长春冲吉林市的张昌永下的手，这家伙莫非真是东北甚至就是吉林省的朝鲜族人？于是就问三学生他说的汉语是否流畅，答曰也说不上流畅，好像有点儿结结巴巴，朝鲜话倒是说得挺流利的，还唱了一首朝鲜歌，那是绝对到位。所以，他们确信无疑地认为他真的是朝鲜族人。
送走学生后，专案组立刻举行案情分析会。刑警金邦睦说，武昌区的粮道巷那边是朝鲜族居民聚居的地方，听说有本市户口的就有一千多人，疑犯如若真是朝鲜族人的话，会不会到那里去转悠过甚至交个朋友什么的？大家讨论下来，认为有这种可能。
于是，就形成了捉拿疑犯的思路：一是在武昌反帝中学蹲守。二是去粮道巷那边悄然访查。三是向其他几个接待站发出通知，请他们注意是否有和疑犯特征相似的学生登记入住。
次日，3月15日，疑犯终于落网。他是在去武昌反帝中学接待站打听是否可以取到去江西的火车票时被接待站红卫兵拿下的。
专案组立刻派车把疑犯押解到市局。讯问随即进行，疑犯供出的真实身份，使见多识广的刑警也大吃一惊：这厮竟是韩国国籍！
疑犯的真实姓名叫朴四捷，这年二十一岁，其祖上是朝鲜人，清朝中期来中国东北经商，就在长春定居下来，成了中国的朝鲜族居民。到朴四捷的老爸朴搏虎时，家境败落，只能靠打工谋生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被日寇占领，大约在1936年，朴搏虎被抗联发展为地下情报员。抗战胜利后，朴搏虎不知通过什么手段，占有了一家原由日本商人经营的服装店铺，做起了老板。老板做到1950年初夏，朝鲜战争爆发。不久，有两个男子登门拜访朴搏虎。当时朴四捷不过是个五岁顽童，根本不知道那二位是干什么的，只记得他们来过后没几天，他家的店铺就关门了，父母和两个姐姐开始打点行李。最后，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他们全家在长春消失了。若干天之后，朴搏虎一家已经到了被当时的中国称为“南朝鲜”的韩国，在忠清南道的燕歧郡住了下来，朴搏虎在那里开了一家饭馆。
一直到十年之后朴搏虎病死前，才告知朴四捷其当时的真实身份是潜伏在韩国的朝鲜地下情报员。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应朝鲜方面的要求，把一些类似朴搏虎那样有过地下工作经历的朝鲜族人员调拨给朝鲜情报部门。
朴搏虎作为抗联的秘密情报员为抗战事业效力时，运气很好，从来没有失过风，他得以平安地度过了那段血雨腥风的岁月。可是，到了韩国后，运就转了，还没正式开始搞他以前已经搞熟了的老本行，他就被捕了。然后，也没麻烦韩国的反间谍人员用刑，他就叛变了。朴搏虎叛变后做了些什么，朴四捷就不清楚了。
1961年朴搏虎病死后，十五岁的朴四捷没了父亲的管束，很快就成了当地一群不良少年的头目。然后，被捕、矫治、释放。释放后，朴四捷又重蹈覆辙，在几进几出警察局后，终于被判了重刑。朴四捷不甘长年坐大牢，于是设法越狱，先是逃到朝鲜，后又逃到了中国吉林省。然后，他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机会开始了新的犯罪生涯。
刑警金邦睦对于朴四捷可能前往武昌粮道巷一带去找朝鲜族居民攀老乡的推断是准确的，朴四捷确实在那里结交了一个朋友，他盗窃的赃物全部存放在那里，其中包括法国人帕斯卡尔的物品。
1967年9月，朴四捷被武汉市公检法军管会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