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父亲去世了,终年87岁。母亲的悼词,言简意赅地总结了他的一生:出身于贫农家庭,9岁时成为孤儿,18岁加入人民解放军,入党提干,以后转业担任国企领导20余年,爱党爱国,尊老爱幼,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好人......
我爱父亲吗?这要看怎么定义爱!我心中的爱,应该是发生在男女之间的那种一见钟情的感觉,鼻子嗅到了芬芳,耳边的风声变成了歌声,一种甜蜜的感觉弥漫在心间.....这是一种脑子里神经递质的化学反应,强烈而温暖。除了相爱的男女,这种化学反应也会发生在别的情况,看到聪萌的小孩,特别是自己的小孩;见到久违的朋友;幼时躺在妈妈的怀里;依偎在外婆怀里听她讲故事....
但父亲,没有给我这种温暖的感觉。在很多女孩的文章中,总有父爱如山的描述,朱自清的“背影”,描写的也是一个任劳任怨的父亲的影子。但我记不得父亲有什么很感人地关怀我的细节,他给我的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的强大!
小学里,有次来了位凶悍的家长,为他的女儿受到了学校的不公正待遇找说法。说着说着,争吵转化为暴力,小学不大,大家都出来看,只见那位家长,把企图镇压的小学里最厉害的体育老师摁倒在地。校长不得不哀求那位家长,有话好好说!
但两边说不到一块,据说是老师说了他女儿几句,让他女儿气得几天睡不着觉。家长要求将老师开除,否则每天到学校来闹。这肯定不好办,如果碰到现在,可以报警,但那时,户籍警不管这些事,也没有120报警电话。学校里乱成一锅粥,这时,这位家长扬言,他是某玻璃制品厂的人员,如果让他高兴了,以后学校里的玻璃(那时是紧俏产品)由他包了。
他说的这个厂,就是我爸爸当领导的单位。我的班主任让我赶快去把爸爸叫来,当我爸爸出现的时候,那位凶悍的家长,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变得奴颜婢膝。爸爸不动声色地说了几句话,这件事就解决了。这下子,我在学校的地位瞬间提高了很多,连校长对我也客客气气的。我心里也别提多自豪了,觉得能有这样一个爸爸太棒了。泄气的时候,我会对自己说,你是某某某的儿子,这件事怎么难得倒你?父亲是我幼时的英雄!
那个时代的父母,不会和子女讲自己的历史。我们那时被灌输的旧社会,是个黑暗的人吃人的社会。父亲常常提起党的恩情,说像他那样的放牛娃,孤儿,如果不是共产党,怎么会这样出息。64那会儿,我有很强的反党情绪,父亲竟然拿棍子打我,说我忘了党的恩情,就不是他的儿子!
我顶了一句,你九岁成了孤儿,到当兵的18岁之间还有十年,是党养你的?说到这话时,父亲脸色凝重了,也不那么理直气壮了。
父亲确实在9岁时成了孤儿,以后的日子里,是村里的地主把他养大的。这是从父亲和乡亲聊天时,我偷听到的。后来,那位地主在镇反时,被农会腰斩了,地主在死前,看到我父亲,向他求救,父亲说到这里,眼里也充满了泪水。这颠覆了我被灌输的,地主都是坏人的印象。
但就是到了新社会,也不是个个穷人都翻了身。父亲参军的时候已经是解放后,也没参加过什么战争。就我在军队的经验来看,混的好也是需要背景的。但孤儿从军的父亲,肯定没有背景,他入伍时,还不识字,既没有文化,也没有背景,居然能混到提干,以后转业又到大厂担任有实权的领导,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而20余年屹立不倒,这个穷小子是怎么做到的?
父亲有时说起他的英勇往事,我听来听去,再加上自己的推理,大致勾画出他的成长经历。到了部队后,父亲意识到,必须在部队出人头地,否则就是回去当一辈子农民。要出人头地,必须入党,如何能入党呢,靠表现!
表现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特长!有人文化好,就去写文章;有人体力好,成为军事标兵;有人听话,被领导视为亲信;有人爱告状,成了领导的耳朵......而且,表现好,如果不出色,不抓眼球,也是然并卵。父亲和很多农村出身的士兵一样,各种方法都使尽了,快三年也没起色,义务兵的服役期快到,马上就要退役了,党也没入,功也没立。
这时,机遇来了。部队号召开展种地竞赛,可能是为了因应当时的经济困难,很多地方都饿死人了,军队食品供应也出了问题,因此部队把自建农业当一个大事来抓。农村出身的父亲抓住了机遇,他知道怎么种瓜,选择了一块原来是厕所的地,精心培植他的大冬瓜。他知道,这场竞赛的目的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新闻价值,所以把大多数的瓜都摘了,只留一个大瓜。通常的冬瓜只有20来斤重,他的瓜长到快200斤。部队的领导喜出望外,宣传股的干事把父亲吹上了天,他上了报,出了名,入了党,立了功,提了干。完全是机遇吗?不是的,是机遇找到了有准备的人!
60年代初,部队的待遇大减。50年代学苏联搞正规化的时候,排级干部就有100多元的工资(相当于现在年薪百万),军衔上是真的金丝。国家经济困难,正规化又回归革命化,父亲觉得还不如到地方工作,但他一个孤儿,最可能转业到边疆。于是,他需要找一个家。
经人介绍,父亲认识了我妈妈。我妈除了长得不高,其他条件还是蛮硬核的,她的父亲是1937年的共党干部,时任海军高级军官,她有杭州户口,高中优等生(当时高中可以谈恋爱),很有希望考上大学。我妈对我爸也很有好感,他高大帅气,穿着军装更显威武。在转业时,我妈还给部队写了一封信,确认了他们的关系。父亲如愿转业到杭州,担任当时还是一个几十人的小厂的厂长,以后这个厂扩大了规模,他也相应升职了。
父亲虽然“势利”,但关键时刻还是很重情谊的。我妈因为考大学政审外调,搞出了件大事:原来我外公,在一年前的“对党讲真话”运动中,交代了他在参加革命前曾经当过伪警察(其实是国民政府的警察),这下被一撸到底,但外公没和家里讲,只说到外地工作一段时间,其实是被下放到农村劳动了。这真是晴天霹雳,我妈从红色公主一夜沦为坏分子子女,不但大学没得读,婚姻也有问题了。父亲的单位已经找他谈话,根据政策,父亲作为党员干部,是不能和坏分子子女结婚的,否则可能失去党籍和干部身份。
但父亲选择了继续和我妈结婚,这在当时是要承受很大的压力的。据说,结婚后,父亲就准备被下放到农村去了,但那时的政治波诡云橘,1964年左右又出现了一个柔和期,温和派占了上风,以后惩罚之事也不了了之了。
文革是对那个时代人的一个考验。父亲应该也有一个成长期,据说在开始时,他被单位的造反派吊起来打,一个平时很要好的朋友,冷不丁拿起一根自来水管朝他腰上猛击。父亲当场倒地,大小便失禁,好在脊髓没断,以后又恢复过来了。
在这场革命中,父亲成长起来,文革十年,他始终在领导岗位上。文革后,他也没受冲击,反而成了反对四人帮的榜样。但他的政治敏锐度还是很高的,文革后有人让他去作控诉文革的报告,他坚决不去,说,老毛还在天安门上,怎么能去控诉他?
文革时我很小,但也领教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有天,父亲回来后,把我叫去,问我是否在毛主席的相片上打叉,我矢口否认,也确实没有,而且在父亲所说的时间地点,我都有不在场的证据。父亲明白了,是政敌利用家属来整他。那时,如果这件事坐实,我可能要被当众打死,父母可能也活不成了!
父亲进行了凶猛的反击。那个政敌,是我们的邻居,小孩还是我很好的发小,被整得家破人亡,男主人被捕,以后在牢中死了,女主人疯了。我不知道父亲用了什么手段,也无法用道德评判他,文革就是这样一个你死我活的丛林社会,在那个时代,你只有比人更狠,才能生存下来!
很多文革的受害者,也同时是加害者,只是斗败了的坏人,据说那个被吹得道德高尚的翻译家傅雷,就是先揭发人,然后被报复整死。这件事,我无法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看问题的,对方是首先以整死我们一家为目的发动进攻的,我父亲只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而且如果他不反击,可能就没有我了。 我父亲是在行使一个父亲和家长的责任,保护自己的家人,也保护他自己,他的行为是无可指责的!
但我相信,父亲不是那种无情的党棍,是那种有人性的,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把枪口抬高半寸的人。他给我讲过一件事,在大饥荒时,他在部队农场巡视,忽然听到猪叫声,就举枪去查看,见几个饥肠辘辘的农民在偷猪。他当时完全可以开枪击毙那些人,但他没有,而是躲在暗处,鸣枪示警,让那些人跑了。
父亲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在那个时代,总体上他算是一个成功者。到了改革开放时代,他开始落伍了,而我对他,也从崇拜,转而变成鄙夷了。父亲很不习惯失去了儿子的崇拜,为了他的自尊,还是要耍耍他的威风。有一件事,让他受了很大的打击。那时有了电视,他一直告诫家人,小心电视爆炸,电视里是高压,所以大家看电视必须远远的。终于有一天,我忍无可忍,说电视是真空管,是负压,只会朝里面缩,而不会往外爆。父亲大怒,拿起能打的东西往我身上砸。但有天,一位懂电的朋友到我家玩,父亲问起这事,那人的回答和我一样。父亲非常感概,把头耷拉下来,以后,有什么他不明白的事,他会没好气地说,问问我们家的知识分子!
可能20岁以后,我就不复对父亲的崇拜了,到了西方,全面地接受了自由主义思想和反共理念,更和父亲格格不入了。但随着生活的展开,有挫折,有职场的争斗,有和子女的冲突,我慢慢开始理解父亲,也理解了人要历史地看待人和事物的道理。
在我们这个时代,混的好的通常道路,是读好书,进入一家好的大学,毕业后找到好的工作,这也是找到一个好的配偶的前提条件。然后在工作中,抓住机遇,或晋升或跳槽,争取名利双受,此为事业成功。管理好家庭,不要搞砸了,教育好子女。现代人大多数能活得很久,退休后还有几十年的漫长时间,那时已经没有了事业,子女就是你的荣耀了。前半辈子事业成功,后半辈子看子女成就,一生也就可以了。
我父亲那个时代,靠读书不是可行的道路。他出生抓了一手烂牌,但紧紧抓住当兵这个机遇,靠自己不懈的追求,终于阶级升级,又通过斗争,在那个残酷的年代生存下来并得到发展,也为子女创造了一个上升的条件。当晚年时,他会满足于自己远远高于农村的发小,和部队里战友的事业成就,以及自己虽然没有读过小学,但有一个读了中国大学,在北美担任高级科学家的儿子,和在北美读了博士,担任专科医生的孙子和孙媳妇。父亲的一生,应该感到满足,含笑于九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