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晋以降，无书。唐以后，无诗。清人道，非秦汉文，不读。自读得《报任安书》，若没有鲁迅，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可称作好文章的。
中国有一傲，官家投资并承认一本私人历史著作《史记》。读《史记》，读不出这私，几乎白读。这私在哪儿？《报任安书》一一道来。
《报任安书》，当信写的。写着写着，便不再当信，好像也没法当信写了。
有宋人置疑真伪。大胡子苏轼就是。读其所疑，实在以为，这些人日子过得太好，最大的委屈不过贬职，仍有笋吃，怀里还有皇后娘“为后朝储备人才”的体恤。这样的人生积蓄，旦临司马迁这样的灾难深重，没法想象之余，竟置疑起来。
话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这腔悲愤的深沉，自发出至今，还没见过。而在司马迁的命运前，它自有可以悲愤的幸运。
能够“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之于司马迁，是奢侈。
“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
出狱复职后，则“居则忽忽若有所生，出则不知其所往”。
而这一切，又是自找的。
惨淡却不能面对，淋漓也只得任其。在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之下，司马迁到达了鲜有到达的人生绝境。
司马迁，不是冤案，更不是错案，是铁案。它将司马迁品格中——- 也可谓人类品格中——- 的龌龊，刻在所谓的恥辱柱上。
却正是这般的人品，写下了煌煌《史记》。
《史记》中，尧舜禹的苦难，赢政的早年屈辱，吕不韦的弯弯绕心机，吕后的狠毒，滑稽优秀伶们的卑微求生…. 司马迁写得“凌驾”“俯瞰”，却没有“吃的盐比米多”的自视，而是以更为广阔深重的人生见识，置其以恰当。在这儿，司马迁于无限的卑微中，以没法理解的坚忍，韧韧地抬起头来。
《报任安书》写了委屈，倾诉般的，也公诉般的。希冀理解，同情。其实，它只说出了司马迁的一小半。《史记》，则是司马迁的一大半。司马迁用《史记》写出了在沒有存活理由之下的存活，在根本直不起腰来的地方硬是抬起头来，显示出难以想像的遭遇中诞生的难以企及的坚韧。
二
话说“文笔”。
读《报任安书》，读进去。这是“文章”？这是笔触？
这是一腔血迸，是闷的破门而出，告诉：这不是文章，这里没有文笔，只有命，只有命的苦难。
《报任安书》，是“积厚薄发”，但没有积厚薄发的有意。读其叙述，件件都是不知自言自语了多少遍的“八年了，别提它了！”（语自《智取威虎山》里的老常）；读其论理，都是高常宝听到老爸这句话后的“爹！”般的喷涌；“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风流倜傥之人称焉”“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其义正大，而且安静。自有一重视察人生的清醒，却丝毫不“人生就是那么回事”地玩超脱；“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以稍陵迟，至于鞭箠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心志如此曲折，哪有取舍的选择！更哪有文笔的闲心！…..
心尖和笔尖不分，是为《报任安书》。这事，后代渐忘，却总结出个文笔，写起文章来。
三
《报任安书》，是一己之痛。
《纪念刘和珍君》，是痛他人之痛而及自己之痛。
《报任安书》是信，是不写的写。
《记念刘和珍君》是“我早知道，我有写点东西的必要了”。
《报任安书》由怜己，而悯人，而悲天。
《纪念刘和珍君》则怜人，而愤世，而出离愤怒又不知其所往。
因此，它们写出了这地方世道与人生的惆悵和悲凉。
它们还说了，血写，写不多。墨写，写写就多了。
四
牛马走于这般深厚的灵魂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