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人提起鲁迅，不禁想起一路走过的那段时光。一路，在这里取谐音双关，既指我曾乘坐过的1路公交车，也指自己青年时的一段顽劣期。
在乌鲁木齐，最能展现这座城市风貌的公交车就是1路车，像一条时光的小河，流过了乌鲁木齐有代表性的大段风土人情，绝对的多样化、多元化。
那是还实行着公交车月票制的日子，每月换一张票，不管坐多少次、多长距离，车费都含在月票里了。有时候闲得无聊，或是有些莫名的情绪，便趁人少的时段就近上一趟车，不管它把我带到哪里，就一直坐到终点，然后再坐回来。坐得最多的便是1路车，从三屯碑到医学院，距离不长不短。通常，在起点站时空空荡荡，过了几站人渐渐多起来，熙熙攘攘一大段，然后归于平静，到终点时又只剩几个人，有时甚至就我一个，乘客人数起伏的曲线就像从山谷爬上一段平顶的山包，再下到另一边的山谷，而车外街上的热闹程度也随着变化。那些人影攒动的街头、五颜六色的招牌、此起彼伏的叫卖声或歌曲声，有时上心地注意一会儿，有时则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有时还能专心地读几页书，全凭心境。不用操心该去干什么，也不担心会错过站，一路上什么都可以想，也可以大脑空空的什么都不想，虽然一直坐在座位上，却如此自由自在：车厢内真是个闹中取静的好地方。
一晃就快过去三十年了，1路线上的那些站点，不用查，依旧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而没有我的这些年间，这条路线在时光的河中继续新添着印记。从三屯碑站开始，这趟车这样走过——
三屯碑（起点站）：
旁边是三屯碑水库，可以游泳，带一个水上乐园，巨大的摩天轮远远就能看见。园内绿树草坪，有湖、有山、有亭、有廊，及各类儿童游乐设施，大人孩子都喜欢。
新疆大学：
是新疆排名最高的学府，前身为新疆都督杨增新于1924年创办的省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后来改名为新疆学院，到1960年正式定名新疆大学，林基路、茅盾、赵丹、包尔汗、赛福鼎都先后在这个校园里任职。除了这些名人，还有许许多多甘愿为这里献出青春的学者。而这所春天有花、秋天有落叶的校园也容纳过大批在内地、沿海地区遭排挤、受批斗的知识分子。新疆，海纳百川，也因之受益。
三医院：
最早是国民党“迪化中央医院”，新中国成立后命名为“新疆省第三人民医院”，之后与苏联红新月医院、红十字医院合并，改称“友谊医院”，但民间一直叫“三医院”。
延安路：
这一截路是个大坡，爬坡很费劲，民歌之父王洛宾就住在附近，他不肯坐官车，每天骑车沿着坡爬上爬下，练就一副好身板。
在胜利路二巷路口有栋黄色的俄式小二楼，是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旁边不远是曾经的英国、美国领事馆所在地。一百多年前，这一带洋行林立，是由俄、英、德等地的商人相继开设的，还有一座东正教堂。
隔着胜利路，与延安路交接的领馆巷总长区区300米，又窄又短，却地位非凡，街北曾为苏联驻新疆总领事馆驻地，后改为文化厅。如今，街上各类小吃飘香，让这条洋气的小巷又接上了地气。
二道桥：
光绪年间，这一带连同旁边的延安路一起被划为沙俄的贸易区。那时，曾经有条小河在这里流过，俄国人在河上修了一座小木桥，也就是二道桥，桥边就成了一个洋货市场。清末民初，洋货市场逐渐放开限制，越来越多的南北疆各地商贩聚集过来，逐渐把这里变成了民间贸易集市，延续至今。小时候去过的团结剧场就在路口，以前与二道桥商场、二道桥市场（二道桥巴扎）三足鼎立，每天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热闹极了。
由于车多、人多、路窄，政府在十字路口修建了地下过街通道，但后来证明属于失策，应该修过街天桥的。在地下，没有警察，老有人被抢、被砍甚至被杀，没过多久这么个大工程就成了摆设，除了给在下边贩毒、行凶之人遮风挡雨，没人再敢走下那道台阶，这就使路面比以前更加拥挤不堪，行人跟车辆也更互不相让。后来，打造国际大巴扎与步行街分散了一部分行人与车辆，更有环城高架桥腾空而过，跟桥下的人、车都两相无碍，交通总算舒缓了一些。
曾经离这儿不远的“吐鲁番清真寺”被挪到了国际大巴扎广场边上，改名为“二道桥清真寺”。广场中央是80米高的观光塔，采用新疆传统的土坯黄色，图案设计仿照吐鲁番的苏公塔，成为乌鲁木齐新的地标。此外还有一座道具桥，供人们拍照、追忆那座让二道桥得名的小桥。
如今的二道桥一带，呈现着浓浓的伊斯兰传统风格。国际大巴扎里，除了令人目不暇接的商品与好玩搞笑的叫卖声，葡萄干的标签也展示着新疆人特有的风趣：那些又大又甜的特级品种，标着“葡萄干爷爷的爷爷”“葡萄干奶奶的奶奶”，诙谐又形象，如同平常日子里平常的新疆风情。
山西巷：
这一带早期是哈萨克人同清军买卖马匹的市场，北边是清政府最早设立的迪化屯城。这里聚集着山西骆驼客与陕西、甘肃、青海来的回民，所以这一片有好几个回族寺。曾经名噪一时的热比娅大厦就在路口，现在仍然是热闹的民族用品市场。
稍往西是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一所自治区重点扶持的大型医院。我初中毕业那年因动手术在那里住过近两个月，那位和蔼、慈祥的锡伯族主治医生穆大夫谨慎心细，手术很成功，我得以继续活蹦乱跳。这样一个救死扶伤之地，2009年“七五”期间被暴徒闯进，医生护士竟也伤亡惨重、不能自保。之后，大批西医们为了保命转而投奔离这儿三站地远的自治区中医医院，结果中医医院名声大振。这是西医之不幸，还是中医之幸？
南门：
这是清朝时新迪化城的南端，以城门为界限，城里是满清政府安排的汉人区，与城门外的旧迪化屯城共称为“汉城”，以别于西北边以满族为主的巩宁城“满城”。可惜，城门、城墙都在20世纪50年代大改建时消失了踪影。著名的汗腾格里清真寺就在路边，一楼与地下层对外开放卖百货，都是各类民族用品以及中亚、中东各国的物件，尤其是苏联解体后，这里的东西更加琳琅满目，总有些新奇的宝贝。旁边的中国银行是当年母亲陪我换外币的地方。
这一站，儿时每年也就只去几次，却充满了童年的回忆。设计恢宏的地标性建筑南门剧场曾经被用作大会堂，门口立着民族乐、舞雕像，里边走廊的墙上有浮雕，总令我目不转睛地看得出神，把这里当作艺术的殿堂。后面是体育馆，有比赛时很热闹；另一侧的新华书店一直都人来人往，是乌鲁木齐书店的代名词。附近还有开学前必须光顾的文化用品商店，记得有一次买到一个长颈鹿造型的转笔刀，头和尾巴都能动，好玩极了，令我们宝贝了很久。前几年回去时，惊奇地看到外甥在用同样的转笔刀削铅笔，不禁笑了：难道这个喜好也遗传？不错，既是好东西，就让它成为经典永流传。
人民广场：
清代时的提督府沿用为自治区党委所在地，就在广场边上。广场的另一端是老牌店天山百货大楼，属于名牌总汇店。永远记得1989年5月18日，那个春寒料峭的晚上，天百与周围其他商店以及附近的居民们送来食品与棉大衣、棉被，静坐的学生们免受饥寒之苦，19日清晨撤离时乘坐的正是1路大通道，那种连体式的大长车。
这一站连接附近繁华的大、小十字商业区，集中了一幢幢商贸、金融大厦，从清朝开始就代表着乌鲁木齐的时尚。
北门：
最早的街心花园里有个解放军雕像，后来被移到广场，花园变成宽阔的街道，下面改为热闹的地下商城。车站旁，坐落着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新疆最早的中学，前身为光绪年间成立的博达书院，在新疆名声显赫。几年前，学校把高中部迁到了高新区，现在这里就只剩初中部。旁边是“大众摄影”，橱窗里摆着时光的定格，承载着从黑白到彩色的记忆。斜对面的路口曾经有家肉夹馍、砂锅店，一到中午就爆满，热气腾腾的味道在寒冷的冬天尤其让人想念。
乌鲁木齐唯一的文庙在附近的一条小街上，是全疆仅有的存留完整的文庙建筑，古香古色的朱红木门里掩着个小型博物馆。
教育学院、西大桥两站，各自位于光明路的两端。
这是一条高大上的路，很短，两旁却都是响当当的机构，比如教育学院、建筑设计院、兵团司令部等，市委、市政府大院以前也在这条街的西大桥那端。早些时候，在光明路与新华北路交叉的街心公园醒目地立着一座雕像，造型为两匹白马，一匹仰头嘶鸣、另一匹俯首饮水，源于历史上商客们牵着坐骑在乌鲁木齐河边饮马洗尘。有意思的是，两匹马的尾部都冲着市委、市政府，就有人说怪话，说像牵着羊去给官员们拍马屁，人们听了都偷偷直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反正后来雕像不见了，令我惋惜：雕塑能让一座城市生动起来啊！把马换个方向不就行了？这空荡荡的多么单调无趣。过了些时日，不知哪位大人物与我所见略同，“长桥饮马”中的两匹马又重现了，被移置在西大桥下的河滩路旁，紧靠着已经掩于地下的河，在那里继续饮水或嘶鸣。
河滩路是在乌鲁木齐河的河滩上修的一条大路。河上最早的桥便是修于乾隆时期的西大桥。“西大桥”原先是俗名，官名几经易名没人叫，但俗名一直延续了二百多年，最后变成正式的官名。抗战时期，苏联与欧洲方面的抗日物资从当年仅能过一辆车的石墩木桥上通过，得以运往内地支援国军。后来经过数次重修，西大桥变得宽阔又气派。站在桥上，白雪皑皑的博格达峰毫无遮拦地出现在眼前，定定望去，竟有些发痴：久违的雪山啊，如今在很多地方已被高楼挡得见不到踪影。
桥边是人民公园的正门，老百姓习惯地称这个公园为“西公园”，最早是清朝官员的休憩之地，到北洋政府时，杨增新将其开放为公园，与马路对面不远处的红山相视相望。公园的另一侧是公园街，一条幽僻、温馨的窄巷，谁都没想到，2014年5月22日，会在这条街的早市上发生连环大爆炸。
红山：
山体发红、山形如龙的红山是乌鲁木齐的标志，上面有乾隆时期建的九层镇龙宝塔。当时还建了一组庙群，山下是大佛寺，山顶上则是玉皇庙，供人们祭拜灵山博格达峰，林则徐还曾经在庙里“任狂歌、醉卧红山嘴”，可惜在1933年被夺得新疆大权的盛世才一把火全部烧光，只剩下远在山脚下的山门。20世纪80年代时，人们把这珍贵的山门移到山上，并修了远眺楼，供游客登高赏景。
车站所在的转盘路口处是老店红山商场，其实已经因重组并购换了店名，但我懒得去记现用名，反正说红山商场人人都听得懂。斜对面的红山邮局位于扬子江路上，建于50年代，正门的圆柱与两侧墙体上刻着精美的雕花，彰显出它的地位。我出国后，母亲几次抱着要邮寄的箱子走进这里，然后我就在大洋彼岸算着日子等待。
西北路：
很多趟公交车都汇集在这里设站点，站台比较拥挤。1997年2月25日，四颗定时炸弹分别在不同方位的四辆公交车上同时爆炸，可谓惊天动地，当时正值下班高峰期刚开始，死伤惨重，其中一辆就在这个车站上。
如果在这换乘17路车，就可以到达现在的农业大学，当年的满城。站旁的超市是乌鲁木齐最早的超级市场，刚开张那段时间，谁去了那里都兴奋，似乎找到了顾客是上帝的感觉。对面的“麦趣儿”蛋糕店一登场便傲视当时的糕点市场，老板本是山东人，年少时一路乞讨逃到新疆活了下来，改革开放后办起蛋糕店，渐渐地竟办成了集团公司。在路口另一边、西虹路的高架桥旁，有每天都排着长龙的“阿不拉的馕”，老远就能闻到馕香。
明园：
最早是清朝发配至新疆的大员明亮的私家园林，风景秀丽，后来慢慢地变成民间的果园，有很多桃树，在民国时又被盛世才的岳父带兵霸占为己有，之后遭到毁坏。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带连同周围的一大片地归石油与有色金属部门所有，而分别隶属于它们的两所学校，一所是石油学院，在对面的车站旁；另一所是工学院，校园在靠后面一点的阿勒泰路上。这两所学校培育出来的学生都是实干者。工学院的旁边是自治区博物馆，里面有保存完整、连头发丝都还清晰的楼兰姑娘。
从20世纪30年代的盛世才时代起，明园一带修建起很多俄式建筑，有大批苏联专家住在这里。中苏交恶后，这里被称为“反修园”，到80年代又改回“明园”。我记得那时还纳闷了一阵儿，“反修”的名字怎么叫着叫着就变了，当时还不明白“修”是什么意思。
友好路：
路口的友好商场是这一带的大型综合商场。马路斜对面的御饺阁，我们几个狐朋狗友光顾过好几次，一楼大厅的水饺比较亲民，吃蒸饺则上二楼的雅间才相配。从友好路向西拐到克拉玛依路上，离路口仅几步远有个地矿局的经销店，里边都是货真价实的各种珍宝，不管哪一件，拿起来就爱不释手。
八楼：
昆仑宾馆有八层楼高，人们就叫它八楼，从1961年竣工起，在高度上称霸了乌鲁木齐二十年，之后，它开始低调的奢华，刀郎《2002年的第一场雪》让它再次声名远扬。歌曲里的2路车，从这里左拐上新医路，再右拐到北京路，然后一路北上，开进规划整齐的新市区。
马路对面是人民大会堂与儿童公园。顺着马路走到路口，向右拐到新医路上再走一截，即到新疆师范大学，全疆的各族园丁大多来源于此。学校定名比较晚，但前身却是老资格——1906年就成立的第一师范学校。作为综合性院校，学生的民汉比例与新疆大学一样有硬性规定，都是民族占75%、汉族占25%。
医学院（终点站）：
新校名叫新疆医科大学，带附属医院，代表着新疆医学的最高水平。校园外有一排小吃店，方便师生、医护人员与病人家属，其中的李氏饭馆是川味，名声很响，每天都挤满了食客。还有一家夫妻饺子店也天天满座，味道鲜美，他们擀饺子皮、包饺子的速度让我兴叹莫及。
这一路下来，单程一个小时。那几年里，除了漫无目的地消磨时光，有时坐这趟车还另有一个明确的目的，让我惭愧至今。
那个时候的我，不知天高地厚，狂妄不驯，以尖酸刻薄为己任，逮谁都要嘲笑挖苦一番，不但身边的人，就连古人也不放过。李白？酒鬼而已，没酒就写不出好诗了吧。杜甫？不是有房住吗，还那么悲情，至于嘛。岳飞？一个愚忠的武将，他傻呀！曹雪芹？没个硬气样，可怜林妹妹所托非人。如此等等，面对中国上下五千年，好像心里时时都装着两个小人在横眉冷对，一个说辉煌灿烂，另一个就一定要说缺乏人性、自由；一个感叹那些诗文惊天地、泣鬼神，另一个就认为再好也跳不出《河殇》中黄土高坡上的尘土飞扬。但对蓝色海洋文明中的《圣经故事》，那两个小人都立场一致地赞不绝口，叹为大智慧、大预言、大作品。高看一眼的还有《坎特伯雷故事集》，那是莎士比亚的师傅呀，巨作！希腊、罗马的神话？鼻祖啊，高山仰止。
那些年间，中国现代文人中我花过大段时间的是鲁迅，却只是欣赏他的犀利与尖刻，正好为我所用：跟人拌嘴时随意拿来一句，不带脏字地就把对方损个气急败坏，我便赢了。就这样，靠着鲁迅，我头上长角、浑身长刺。狐朋狗友们也都开始背鲁迅，于是再接下来的论战，只要一开始便互相知道对方下句会说什么，有时干脆就替对方说出来，还往往异口同声。那是真正的知己知彼！但也就没有悬念，不好玩了。还能找谁斗嘴呢？
忽然想起公交车上的售票员来，她们可都是刀子嘴，很少有没被她们骂过的。于是几个人恶作剧般地抬脚上了人最多的1路车，伺机找碴儿，连讽刺带挖苦地报了以前的“仇”。几次下来，那几位售票员就记住了我们，只要我们一上车，她们就不吱声了。可我们还没闹够呢，没关系，车上有的是厉害的主，我们就接着过嘴瘾。直到1992年春节期间，2路、52路公交车司机与售票员大罢工，抗议恐怖分子接二连三地在公交车上搞爆炸却不见政府有作为。
这个消息让我震惊。爆炸，本来很遥远，不明白怎么就到了身边，而罢工，更是扑面而来地带着股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有的悲愤图存的气息。这才意识到我们这几个长不大的熊孩子有多过分，立刻收敛了许多，将鲁迅束之高阁，也重新面对那五千年。之后再乘公交车，即便遇到售票员说话难听，也尽量去理解她们：冬天冷、夏天热，环境太嘈杂，太多人堵在门口，面对防不胜防的小偷，她们还冒着危险提醒乘客看好自己的物品。很想向她们道歉，可每次话到嘴边又咽回去，直到几年后离开新疆还是没能说出口。
第一次回去是在2007年，特意上了公交车，决心对售票员说声对不起，可一上去就傻了眼：居然无人售票！赶忙问司机，哪趟车有售票员？司机奇怪地看着我说：从2001年开始就没售票员了，全都是自己投币，很方便。呃，售票员们就都下岗了？她们怎么维持生计？心里说不出的滋味，连道歉的机会都没有了......
2011年，随着公交BRT系统逐渐占据路权，1路车彻头彻尾地被改了路线，而原来的路线除BRT之外，还被延长了路径的102路所覆盖。前两年开通的到机场的地铁连接了原1路车从三屯碑到八楼的大段路程，每个站点的打造都风格不一、美轮美奂，沿途，以前那些地下通道，包括曾经不平静的二道桥、热闹的南门与北门地下商城，全都随风而去。刀郎的2路车也让道BRT，永远地留在了歌曲里。
些许失落中，这座熟悉又陌生的城，一路跌跌撞撞、伤痕累累，仍毅然决然地，正在穿过万重山！
2018年，带着孩子逛北京，惊讶地发现公交车上居然还有售票员的身影，于是接下来的两天中，宁可多花时间也要坐公交车，只为凑到售票员旁边，有事没事地说句好话，换得她们脸上浮出笑容——这样，能否稍稍弥补一下那段顽劣的时光？
2021年12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