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迹多年之“恶心事”又死灰复燃

近来两个久违的字 “举报” 又回到了国内人们的视线，看看近来的两个案例，12月14日，上海东方电影学院教师宋庚一在课堂上质疑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人数而被学生举报。青岛一大学教师在微博的言论被指“亲日”，遭小粉红举报后，被停职调查。此类行为过去一年在中国遍地开花，举报有奖，举报/告密升职，政府为维护铁桶一般的社会体制鼓励激励社会角落的形形色色之人投身入于此。

“举报”两字听起来多少有点不雅，“环球时报” 的胡叼盘就美其名曰为“吹哨人”，如此两字变三字，听起来确实感觉不同，但也让人糊涂，到底彼此区别何在？不得已咱查了一下：告密或揭发是向上司或有关部门举发别人的秘密；吹哨人是将信息披露给组织或政府内部的其他人以引起注意并解决问题。如此看来两者意义完全不同，比如两年前中国武汉疫情爆发前，眼科医生李文亮在自己微信与同行交流，认为出现SARS提醒同行注意保护。 因而成为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中率先向外界披露疫情的医疗人员之一，而被称为“疫情吹哨人”。只不过当地政府愚钝没当回事，还以维稳为借口教训了李文亮一番。现在想来胡叼盘之流，混淆视听，无异于为告密举报推波助澜。

看到国内近年举报的一幕一幕让海外的我们内心为之一颤,  会禁不住想起过去文革举报者横行的岁月。当然以咱的年纪那个年代没有太多的经历，知道更多的是来自父母一辈人的日常谈吐.....昨天这个贴大字报，今天又被揭发出身不好立即被打倒，某某言语暗含对文革不满情绪或用老毛小红本语录垫台灯....诸如此类被举报到领导，等待的结果不言而喻，不是另类使用就是被批斗打倒，若不小心戴上“反革命”的帽子还会坐牢枪毙。一个黑暗的时代，造就了人为了活命就不得不投机，告密举报就成为了一种常态。

文革中大人各个自危，行事言语小心谨慎，如此不堪也影响波及到中小学校。印象中咱写过大字报，决心书，革命诗歌（非诗非歌的口水玩意），参加过批林批孔，追随黄帅反师道尊严，热热闹闹，忙忙碌碌，一切都与该学的知识无关，但自觉是正确之正确，被严重洗脑：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就是忙忙碌碌参加斗争。

有年不知什么运动引发了揭发坏人坏事的浪潮，学校老师不甘落后，让学生每人匿名揭发班上同学做的“坏事”,   大家绞尽脑汁，纷纷举案，打架，迟到，拿个同学铅笔橡皮，不参加集体活动，放学不搞卫生，不一而足。之后老师会找被举报的同学进行教育批评，咱不幸首当其冲被老师点名叫到办公室，当时一头雾水，“革命”够努力，怎么还被点炮。老师严肃地说，有同学举报说咱给同桌的女生写纸条涉及男女朋友一事，听此真蒙了，写没写过？或许写过数学答案之类的？ 那会根本不喑男女一事，何来如此情色之为，定有嫉妒咱与“班花”同位之小人下做之举。老师见我迷茫，也估计咱做不出什么出格之事，批评几句，最后留有余地般嘱咐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之后，咱写纸条给同桌一事由此一传十十传百，内容也被编排的“不堪入目”,  成为学校及大院周围的花边，搞得咱尴尬多年....

如此绝迹多年之龌蹉“恶心事”又死灰复燃，令人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