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090：“隐身大盗”奇案
本文转载自公安法月刊《啄木鸟》2014年4期
文：佚 名
一、神秘盗案
这条位于苏州市区南侧的巷子显得有些另类。首先是名称，姑苏城里的园林，大街，寺庙、巷子通常都带着点儿古味或者书卷气，唯独这条巷子名唤“无毒巷”，什么古味，书卷气一概全无。其次是巷子的宽度。江南的巷子，在北方叫作胡同，不过二者有所区别：北方的胡同比较宽，比如北京的胡同，如果放到上海，绝对可以算是一条马路，叫“巷子”或者“弄堂”是委屈它了。可是这条无毒巷，却跟江南通常的巷子不同，整个儿就是一条北方胡同。
无毒巷不算长，不足百米，巷子内也跟苏州其他巷子有所不同。一般的苏州巷子里，有的是清一色居民住户，有的夹杂些小铺子，住户大多是平房或者二层小楼，式样简易，造得也粗糙，一家一户挤着排在一处，显得很是逼仄。而这无毒巷里有空地，有店铺，居民住户大多是中式庭院，不管是平房还是楼房，都有飞檐翘角，各自都有一个面积不大但很精致的花园。住在这种院落中的住户，一般都是有着一份体面工作的白领。
此时正是小满与芒种两个节令的中间阶段，黄梅雨在江南的上空酝酿，天气已经呈现出黄梅雨季时冷时热、时阴时晴的特征。这天是1950年5月31日，夜晚，气温虽不到三十摄氏度，但因为空气湿度高，所以使人觉得颇为闷热，无毒巷的家家户户都敞开着窗子过夜。此起彼伏的鼾声中，有三户人家正在不知不觉中迎来一个使他们终生难忘的早晨。
这三户居民，其住所门牌分别是35号、36号和38号。我们先从35号说起。该户共有四人，两对夫妇。老郁原是经营煤炭生意的资本家，新中国成立后关了煤炭行与老伴儿汪翠兰一起在无毒巷家中过一份平安日子；他们的儿子郁炬是苏州火车站的工程师，儿媳赵慧君是医院的药剂师，小夫妻有一个四岁的女儿，最近披无锡的外公外婆领去住几天。郁家的房子是一幢二层小楼房，卧室在二楼，老两口住东头，郁炬、赵慧君住西头。昨晚，也就是5月31日晚，郁，赵夫妇熄灯前，把各自佩戴的项链、手表摘下后放在卧室内的梳妆台上。可是今天早上起床时，他们发现手表还在，项链却不翼而飞了！
小两口自是大吃一惊，寻思难道昨晚有窃贼光顾了？于是，一个去检查卧室房门，一个去察看窗台上是否有脚印。查看一圈下来，房门上的锁完好无损，窗台上也没有脚印。郁炬，赵慧君两人对此进行了分析：两条项链不见是事实，但是否是窃贼偷窃目前还不好下结论，因为他们卧室房门上的锁向来是不扣保险销的，而钥匙除了他们夫妇各掌管一把之外，公公婆婆手里还有一把。从理论上来说，公公婆婆也是有可能进来的。不过，夫妇俩都认为公公婆婆不会半夜三更潜入他们卧室，所以，应该是窃贼进来过了。
正说着，房门被敲响了。敲门的是婆婆汪翠兰，她神色慌张地告诉儿子儿媳，她昨晚睡前摘下放在床头柜上的项链不见了！正说着，老郁也来了，说他已经去楼下检查过了，院门，楼门都完好无损，底楼的窗户也都关得好好的，没有被人撬开过的痕迹。郁炬去父母房间检查了窗台，也没有发现任何痕迹。
一家四口正惊疑不定，忽然听见屋外人声喧哗，隐约听得有人在说“贼骨头”什么的，于是就出去察看。一看更加吃惊，竟然有两个警察推着自行车站在门外！
这就要说到郁家对门的36号住户了，那是一幢平房，但建造得十分精致，前后都有花园，而且还比较大。那里住着一对中年夫妇，男的姓陈，是当时苏州城里颇有些名气的留德骨科医生；其妻姓张，家庭妇女，全职太太。两人生有一对龙凤胎，三岁时不幸染上脑膜炎，双双夭折，之后再未生育。这陈医生家昨晚也因觉得闷热而开了窗户过夜，不过，他们只把卧室的一扇窗户开了一半，用活动搭钩撑住了。今天早晨两人起床后发现，昨晚临睡前摘下的项链，戒指却不翼而飞了！他们也检查了院门、屋门和卧室房门，均没有损坏的痕迹。像陈医生这样的骨科专家，家里是装了电话的，于是他二话不说立刻往苏州市公安局南区分局拨打电话报案。
当时公安局还没到上班时间，南区分局值班室接到电话后，指派值班刑警项一琰，诸志仁前往无毒巷勘查。项、诸抵达无毒巷后，还没进36号，已被一居民当道拦住，说他家也遭了窃！
拦刑警的是38号的居民老苗，这是一个四十余岁的男子，无业，独居在38号内的一套小巧精致的花园洋房。老苗是无毒巷中经常被人议论，被人羡慕的对象，他的祖父、父亲全是当官的，祖父做过清朝的四品兵备道——这个职级相当于如今的省军区少将司令员，父亲也是武将，在军阀孙传芳的部队当过少将旅长。老苗是姨太太所生，一直和其母待在苏州。抗战时其母病故后，他就独自生活。他从来没有打过一天工，也没有当过一天老板，可是却过着比隔壁骨科专家还滋润的生活。其经济来源是什么呢？遗产。少将旅长分给他们母子的遗产有苏州城里的三套花园洋房、两家商店和半家工厂。因此，他不但住洋房，还有私家汽车。可是，他却一直是独身。据说他怕财产落到别人的口袋里，所以不考虑结婚，只结交上档次的女性，目前来往的林林总总有七八个之多。
这老苗昨晚遭受的损失是无毒巷三户遭窃居民中最为严重的：不翼而飞的项链是白金镶钻的，仅那颗钻石就有两克拉！
项一琰、诸志仁交换了意见，决定进行勘查。这二位警官，一个四十多岁，一个二十出头。四十多岁的项一琰是个有着二十四年警龄的老刑警，虚岁二十一的诸志仁是刑警队伍中的新兵。那时候刑事勘查还很落后，分局一级还没有负责刑技的专门人员，都是出警的刑警自己勘查的，无非是寻觅脚印、指纹和包括案犯头发在内的现场遗留物，以及对作案手段的判断。针对这三起案件，就是寻找入室盗窃的途径和痕迹。项一琰带着诸志仁一边讲解一边勘查，所花的时间比较长。待到最后勘查完35号郁家时，已将近八点半了。
两个刑警头天值了一夜班，还没吃早饭，此时肚子已经“咕咕”作响了，活儿却还没干完—一勘查完现场，还得跟三户失主分别谈话，谈话内容既要作为案情分析时的参考，又要写入勘查报告中，所以半点儿马虎不得。待全部工作结束返回分局时，已经是九点多了。
他们幸好在返回途中吃了碗面条，因为一回到分局，他们就被主管治安的刘大忠副局长唤去，刑警队队长关秀杰也在那里。两位领导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后，说这是入室盗窃案，案值还不小，由于案情离奇，估计会引起一定程度的社会反响，所以，这三起系列盗窃案必须抓紧时间破获，而且就由老项和小诸来负责。
那时候治安形势严峻，刑事案件频发，其中不乏凶杀、纵火、爆炸、投毒、持枪抢劫这样的恶性案件，而警力却是十分有限，因此，这么一起案件也就只派了两个刑警去侦查。项一琰、诸志仁对此也理解，自无二话，还觉得有点儿自豪，任务重，说明领导认为咱不弱嘛！
项一琰，诸志仁接受了这样一个任务，当然也不好意思像平时那样值完夜班就回家睡觉了。不过，他们还是悄悄找个角落眯了一个多钟头，因为要等市局技术科的现场痕迹鉴定结论。打过盹后，二人去食堂吃了午饭，此时去市局取文件的机要员捎回了鉴定报告。项、诸两人看了看，开始琢磨案情，但就勘查现场所获取的情况，这三起案子还真不大好琢磨—一
第一，无毒巷35，36、38号三户失主的失窃现场均在卧室，但除主人以外没有发现其他人的脚印，指纹，以及任何遗留物。
第二，失窃现场的所有门都关闭着，门锁的钥匙都掌握在主人手中，没有一把曾经外流过。
第三，这三户失主的住宅虽然临衔，但都有院墙，有的墙头上有爬山虎，有的光溜溜的什么都没有，不管哪种墙头，勘查后均未发现有人攀爬留下的痕迹。而项、诸二人现场测试，即使使用长长的梯子，也无法做到攀爬后不留任何痕迹。
第四，三户人家共有四个卧室失窃，每个失窃卧室的窗户部打开着，若说案犯是从打开的窗子潜入室内的，可36号陈、张夫妇卧室的窗户仅仅开了一条半尺多宽的缝隙，技术鉴定表明活动插销上的指纹是女主人昨晚临睡前打开窗户时所留，这就是说案犯没有动过插销便打开窗户。可是，这条不过半尺宽的缝隙显然是无法过人的，而且窗台上没有脚印，窗外墙壁上亦无攀爬痕迹，所以，案犯应该不是从窗户进入的。
这样，对于案犯是如何进入现场的就不人好下定论。项一琰。诸志仁对着现场勘查时画的草图，以及三户失主的谈话记录，一家家对照着分析，最后发现这三户人家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晚上卧室门锁没有扣上保险销的习惯。据此，项一琰、诸志仁就有理由认为案犯是利用失主熟睡的机会，用某种与钥匙有相同功能的工具打开这三户人家的锁具后，潜入室内行窃，作案后离开现场时，又消除了入室的痕迹。
于是，两位刑警就定下了侦查措施：一是对赃物进行布控。二是围绕开锁技艺进行调查。
当时苏州市区的面积比现在要小得多，不过也有东、南。西、北、中五个区，这已经相当于有些省的省会城市了。况且，以苏州的商业繁荣程度来说，商家店铺肯定很多，光是与布控本案赃物有关的金店银楼，旧货商行和银行就有百来家之多。项一琰。诸志仁采取的布控方式是：凡是有电话的商行店铺一律通过电话通知布控，反正所有失窃的赃物都是有制造商家的铭记的，电话里可以交代清楚。没有电话的，就只好一家家跑了。
这时，关于无毒巷三户人家蹊跷失窃首饰的传闻已经在苏州城里不胫而走，苏州市公安局领导打电话给南区分局要求重视该案的侦破工作。分局领导知道项一琰是有摩托车驾照的，就批准他和诸志仁动用摩托车，这样，他们的工作进度就加快了不少。可是，纵然如此，还是晚了一步。当天下午四点多，当他们驾驶摩托车来到北寺塔附近的“盛德昌银楼”时，老板金某听了布控要求，拿出了一条项链蜕：“这条项链是半小时前人家来卖给敝号的，跟你们所说的一件赃物很像，是上海‘裘天宝’的产品，重量也是一模一样的——三钱七分五。”
二刑警暗吃一惊：“是吗？！”
二、发现赃物
这条黄金项链经无毒巷36号失主辨认，确认是其被窃赃物。那么，这条项链是何人前来出售的呢？
“盛德昌银楼”金老板让店员拿出登记册，只见上面写着：出售凭证，户口簿；地址，阊门织娘巷39号；户主俞清亮。那个经手店员说，前来出售这条项链的是个二十来岁的男青年，穿一阵白衬衫，剪着一个平头。
摩托车急驶阊门，到织娘巷那里一闻，确实有这么一户人家。不过，据户主俞清亮说，他家去年9月下旬遭窃，家中一应贵重细软全部被偷，连户口簿也被偷掉了，现在家里的这本户口簿还是事后补领的。刑警翻了翻，户口簿的首页上确实盖着“补领”的印章。于是问户主这个案子后来破了没有。户主说我们发现后立刻向派出所报案了，可是一直到现在也没有破呀。
二刑警又前往派出所，得知情况属实，那个盗窃案因为案值比较大，派出所当时就上报了西区分局，分局刑警队指派刑警侦查过，未能破获。项一琰、诸志仁问明当时负责承办该案的刑警名叫郑思之，便打电话到西区分局，巧得很，老郑正好值班。了解下来得知，他接手这个案子后，与同事小丁花费了许多心思，包括赃物布控、线人，蹲守等手段都使用过，可是一点儿蛛丝马迹也没有查到。一个月后，由于有其他案子要查，领导就让把这个案子先挂起来。
这就是说，当时那个案犯并未向布控范围内的那些店家销赃，可能把赃物销给私人，或者销往外地了。而那本户口簿案犯却留了下来，用于这次销赃时使用。项一琰、诸志仁对于这个结果很是失望，却也无可奈何，看看天色已黑，又饿又累，只好下班，待明天再作计议。
当晚，年轻刑警诸志仁未能睡好，尽管这两天他只睡了两个小时，可是躺下后只睡了片刻就醒了。他知道这是兴奋所致，他的这份兴奋来自一种责任感。之前，诸志仁也参加过七八起案件的侦查工作，有一起还是凶杀案件，可是，他从来没有这么兴奋过。因为以往他都是跑龙套，虽然每次案情分析会都参加，可是，像他这种新人只有拿着本子听着，记着的份儿，也没有人问他有何见解。这次不同了，一共才两人，老项也对他比较客气，时时处处征求他的意见，从而使他有一种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感觉，于是他一直在考虑应该怎样破案。如此一折腾，这天晚上他也就只睡了三四个小时，次日一大早就醒了，觉得家里待不住似的，就去分局上班了。
诸志仁到分局时六点半。刑警队值班的老王见之大喜，说哎呀小诸你来得正好，快帮个忙，昨晚南园派出所抓了一窝赌徒，好家伙，跳窗逃掉的不算就有十八个。他们审了半夜，刚才打电话来说其中十个是初犯，教育释放，其余八个都是老赌棍，一律拘留，回头审理后再决定是否要逮捕判刑。派出所说一下子押八个人他们人手不够，要求分局刑警队派人过去。这会儿还没上班，分局人手也缺呢，你和老宁他们一起去吧，多一个人总是好的。
那时公安局装备甚差，分局是没有汽车的，一般辖区派出所抓捕的人，都是由警察徒步押解到分局来的。一下子押八个人，那确实需要足够人手。诸志仁当下自无二话，立刻和治安科老宁他们一起去了南园派出所。那时候也真是寒碜，汽车没有倒也罢了。手铐也缺，一下子还凑不齐八副，于是干脆全部用麻绳绑了押解。诸志仁给一个老家伙上绑时，忽然听见旁边有个人叫着“轻点儿轻点儿”，他下意识转脸去看，发现那是一个理着平头的小伙子，心里不禁一动：难道这小子就是昨天下午去“盛德昌银楼”销赃的主儿？也是个平头，不过衣服不对，那人是白衬衫，这家伙穿的是玄色无领衫。脑子灵活乃是当刑警的基本素质，诸志仁当下不管三七二十—懵了再说，冲小伙子微微一笑，点点头：“哎！你怎么不穿白衬衫了？”
小伙子以为诸志仁认识他，当下也来不及想什么，下意识接口道：“昨晚洗澡后换下了。”
诸志仁心里便有了数，不过当时他没说什么，生怕押解途中弄点儿事儿出来就麻烦了。
到了分局，项一琰已经来上班了。听诸志仁一说，甚喜，说那我们去提审这小子。讯问下来，这个名叫管正衷的主儿果然是去年9月下旬参与盗窃阊门俞家的三个案犯中的一个，也正是他昨天下午去“盛德昌银楼”出售了那条黄金项链。不过，管正衷说那条项链并非是从无毒巷入室盗窃的，而是他在“松鹤楼”吃饭时从一个食客那里扒窃所得。
昨天中午，管正衷携女友蒋美萍前往观前街“松鹤楼”吃饭，吃完饭下楼时，看见走在前头的一个男子脖颈上戴着这条项链，不禁一怔：这么租，真货假货？看那男子似是喝多了酒，下楼梯脚步明显不稳。管正衷是拜过师的扒手出身，参与入室盗窃俞宅不过是受人之邀，临时客串，他平时的经济来源都是靠扒窃所得。当下，他是心痒手也痒，几乎是不假思索就伸手了。借着“关心”那男子，嘴里说着“这位先生小心”，就在伸出左手搀扶一把的同时，右手已经摘下了那条项链。
女友蒋美萍知道管正衷是扒手，见之不恼不惊反倒窃喜，出了门就伸手索要那根项链。管正衷说这种项链是男人戴的，你一个姑娘家戴着像什么样子，传出去。说是我管某相赠，只怕还会惹人哂笑。这样吧，我把这条项链卖了，用那钱再另外给你买一条新的。蒋美萍听了觉得有道理，就催着他立马行动。管正衷说卖首饰要凭户口簿，我得回家去拿。于是就叫了辆三轮车回家，把俞家的那本户口簿拿了，去银楼把项链卖掉了。他之所以有这份底气，是因为上次盗窃俞家的赃物，他们是拿到上海卖掉的，这本户口簿没用上，他料定还会有用，就留下了。
项一琰。诸志仁讯问过管正衷后，随即去把蒋美萍抓来，一问，跟管正衷说的一模一样。拘留蒋美萍后，项，诸又去管家搜查，没有发现其他赃物。于是，可以认定管正衷跟无毒巷盗窃案没有关系。
项一琰、诸志仁意外破获了织娘巷俞宅盗案、“松鹤楼”扒窃案（那个醉酒男子未报案）。受到了领导的表扬。可是，无毒巷盗案却断了线头。管正衷行窃时只盯着项链，根本没看清那男子长得什么模样，连年龄也说不上来。蒋美萍说她记得那人的左眉上方有一颗绿豆大的红痣，也就仅此而已，于进一步的追查并无太大帮助。当天下午，项、诸二人去了“松鹤楼”，可是这家名菜馆的生意实在太好了，来来往往的顾客甚多，问遍了所有店员，都对那个独自前来饮酒的男子没有印象。
6月2日中午，项一琰获得线报称吴县葑塘有一个绰号“一眨眼”的家伙是个开锁高手，新中国成立前曾在上海滩作过案子，而且还不止一起，最近返回吴县老家定居，没有种田，但日子过得蛮滋润。项一琰跟诸志仁一通气，决定前往了解一下。
当时的葑塘，是吴县下面的一个乡。项一琰、诸志仁去乡政府找了公安特派员小洪，一说“一眨眼”，对方说有这个人。这人名叫印坤，三十岁，葑塘人，十六岁去上海学生意，学的是“外国铜匠”（旧时上海滩对钳工的称谓）。印坤比较聪明，几年手艺学下来据说颇有长进，满师后在闸北一家私营工厂谋得了一份保全工饭碗。后来，那家工厂关闭了，印坤为谋生计，就在马路旁摆了个修锁配钥匙兼带修理打火机。手电筒、拉链等的小摊儿，不想一下子竟然就出了名。他受人邀请上门开锁的速度极快，快到什么程度？举个例子，有一户住在公寓大楼三楼的居民把钥匙忘在家里了，请他上门开锁。他骑着自行车前往，到了楼门口问明对方房间号，迈步上楼。主人想看看这个锁匠是怎么开锁的，尾随其后。但等到主人赶到三楼自己家门口时，房门已经打开了！
上海滩黑道中人听说印坤这等了得，于是就登门拜访，给他送礼，请他喝洒。他的孩子过周岁，还来了一群人，二话不说送红包，送完红包就走，生日面也不吃——免得给主人添麻烦。如此，这种朋友不交也得交了。当然，印坤交上这种朋友后，等于一只脚迈进了监狱大门。人家量材录用，看中的是他那份开锁技艺。印坤初时不肯出山，于是人家再送礼，不收也得收。收了礼还不肯出山，那就对不起了，人家笑吟吟地丢下一句话，“六小时内必须去某某地方，否则动你儿子没商量”，说罢扬长而去！印坤知道对方说得出就做得出，只好去指定的地方见面。然后，就跟着人家开锁作案去了。
几起盗窃案一犯，道上就给印坤起了个绰号叫作“一眨眼”——意思就是他在一眨眼的工夫里就可以把锁打开。这当然是言过其实的，但他开锁的神速是肯定的。
印坤就这样跟着黑道朋友混了两三年，最后终于失风落网，进了监袱。国民党法院判了他五年徒刑，大牢坐到第四年，上海解放了。人民政府甄别在押犯人时，给他减掉了半年徒刑。1950年春节后，印坤刑满释放。释放前，监狱方面告诉他，你的妻子在你入狱后不久就带着孩子改嫁别人了，对方是国民党海军部队的一个工匠，去年5月全家跟着国民党逃到台湾去了。所以，你出狱后不能留在上海了，得回江苏吴县葑塘老家去，我们给你发路费。
印坤就这样回到了老家。像他这样在上海滩都被黑道赐予浑号的角色，回乡后当然不必种田。他在老家那三间草房里还没坐稳，已经有人来请他去干机修匠了。之后，苏州城里来的人络绎不绝，铁路，内河航运，汽车站，各种工厂。医院，反正只要需要钳工修理活儿的都来请他去工作，一律称他“上海师傅”。印坤后来几经比较，去了离葑塘比较近的一家轧米厂当了一名机修工，人家给他开了行业内最高的薪水。
那么，印坤是否重蹈覆辙作过案子呢？这个，公安特派员小洪就不清楚了。不过，两位刑警跟他交换了意见，认为可以好好查一查。于是他们就去了印坤供职的那家轧米厂，了解他前天晚上是否在上班。厂方的回答是：印坤上的是机动班，就是说平时机器正常运转的话，他是不必去厂里的，一旦机器出了故障普通工匠没法儿修复时，就请他这个高级技工出马了。5月31日晚上，印坤没上班，也没跟厂里说他是否外出，按照惯例，这就说明他在家。
三位刑警就去向印坤的邻居调查，几个邻居说法不一，有说他那天晚上在家的，也有说不在家的。如此，就只好找其本人询问了。印坤说他前天晚上不在家，而在厂里。原来，印坤是在跟几个住在厂里的车问工人赌博。刑警随即又返回轧米厂找那几个工人核实，无误！
印坤没有作案时间，这条原以为大有搞头的线索，就这样变成了一个肥皂泡。
三、“隐身大盗”
无毒巷盗案发生的第四天——6月3日，项一琰、诸志仁又去了一趟现场，走访了整整一天，想从巷内居民那里查摸到些许蛛丝马迹。可是，他们白辛苦了一场，什么线索也没摸着。
当天晚上，苏州市北区齐门路发生了与5月31日晚上无毒巷如出一辙的奇怪盗窃案，也是三起，失主当晚也是开着窗户休息的，并将项链放在了床头柜或者梳妆台上。
【信笔由墨】齐门路，南起“跨塘桥”，北至姑苏八门之一的齐门，因以得名。据《吴门表隐》卷十一，齐门路故称“古七井里”，因路旁有古井七口而名。
6月4日上午，苏州市公安局北区分局接到报案后，派出刑警许健南、耿淡前往现场勘查。这两名刑警都是二十三岁的小伙子，山东人，原是“三野”军人，许健南是侦察排长，耿淡是班长，随着部队渡江后一路东进，解放苏州时负伤住院，伤好后正好地方上扩充公安队伍，而他们原先所在的部队这时已经开拔去了福建，于是就进了公安局，披分派往北区分局当了刑謦。分局刑警队领导派他们出警时，先问二位是否看过6月2日市局发下来的《敌情通报》。见他们点头，又问：“那天的《敌情通报》上刊登的南区无毒巷一晚上发生三起蹊跷盗窃案的内容你们还记得吧？昨晚，本区齐门路也发生了类似的盗窃案，现派你们二位前往勘查，回来后马上报告勘查情况。这个案件不管案值多少，都得迅速上报市局。”
许健南、耿淡勘查现场的结果，跟无毒巷现场情况如出一辙，只有一点不同，这个不同点对于这起盗窃系列案的最后成功侦破具有重要意义：三户居民中有两户没有安装门锁，而是老式的木头门闩，每天晚上临睡前都是上闩的，而且门闩上都装着插销，上了闩就推上插销，外面的人根本没法儿打开。另一户是安装了门锁的，同时也有插销，每天临睡前必把锁具的保险扣上，插销推上。所以，窃贼也是没法儿从门户进入他家的。
许健南，耿淡回到分局时已是中午，把勘查现场的情况向刑警队领导作了简单汇报，领导通知他们：“这个案子已经报告市局，市局认为跟南区5月31日发生的那三起盗窃案是由一个或同一伙案犯所为，所以决定串案并侦，由两个区的分局各指派两名刑警组成一个联合专案组。我区决定派你们两个参加专案组。刚才报告市局了，市局决定由许健南同志担任专案组组长，专案组驻地设在南区分局，他们已经准备了一间办公室，你们这就过去吧。”
许健南、耿淡随即去南区分局跟项一琰、诸志仁会合。四人见面后立刻坐下来分析案情，鉴于北区发生的那三起案件的门锁情况，一致认为可以排除案犯采用开锁手段潜入现场的可能。这样，大家就觉得难以推测了。案犯从门户潜入现场的可能已经排除，那么就是利用开启着的窗户进行作案的。从理论上来说，这种作案方式可以是案犯进入现场盗窃，也可以是不进入现场就在窗外进行作案。未进入现场作案的方式就是在窗外用前端系拴某种特制钩子的竹竿伸入室内钩窃赃物，这种作案手法在黑道上称为“钓鱼”。
刑警于是就从卷宗中拿出现场草图，对案犯是否采用“钓鱼”方式作案进行分析，发现这六起案件中有四起并不具备“钓鱼”作案的条件——失主所放被窃项链的位置与窗口外面可供案犯实施“钓照”的位置明显不对称，所以，“钓照”作案的可能性也被排除。
那么，剩下的就是案犯入室作案了。可是，无毒巷36号失主卧室的窗子只开了半尺多宽的一条缝，才这么点儿距离，案犯是如何通过的呢？
刑警还注意到这六起案件现场的一个共同点：不管案犯是否进入现场作案，有一点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是案犯在窗户外面必有攀爬的痕迹。可是，这六起案件现场的窗户外根本没有攀爬过的痕迹。
专案组组长许健南说：“这个案子我怎么越分析越觉得迷糊了，案犯不从门也不从窗进入卧室，那么他是什么人呢？难道是会隐身术的妖怪？或者是能以肉身穿过墙壁的茅山道士？我就不信邪，非得把这个案子破了，把案犯揪到光天化日之下让大家看看是一个什么货色！”
四位刑警讨论下来，决定前往南，北两区的现场去走访群众，指望能够获得哪怕微乎其微的线索。
6月5日，前往北区现场走访的许健南、耿淡获得了两个信息。
一个信息是与一户失主相邻的朱姓居民反映的。6月3日晚上，他在睡梦中似乎听见自己卧房的隔壁传出几下轻微的异响，但他没有在意，因为这儿天他为了给儿子准备婚房，正在重新粉刷隔壁房间，室内所有的东西部腾空了，所以他根本不必担心有窃贼光顾，只要不进入他睡觉的这个房问就是了。
另一个信息是，齐门路有个姓田的小伙子，在东吴大学烧锅炉，三班倒。6月3日那天，小田轮到上下午三点到晚上十一点的中班。下班后他和工友在外面大排档喝酒，回家已是凌晨两点左右。他在离失窃现场大约二三十米远的空地上，看到一株大银杏树下停着一辆自行车，有个人正在整理什么东西。当时，小田有些醉意，但神志还算清醒，寻思深更半夜这主儿征鼓捣些啥，别是偷东西的。于是，就想走过去看看。他刚挪步，那人就骑上车离开了。借着路灯，他看见那辆自行车后面的书包架上没装东西，车把上倒是桂着一个蓝布包袱，看上去分量挺轻的，因为那个包袱随着自行车行进而晃动。小田判断肯定是不值钱的东西，所以他也就没了查问的兴趣。
刑警让小田画一画那物件的形状，小田不擅画画，划拉了好几张白纸才勉强画成形。刑警对着草图结合着询问，弄清楚那是一个圆锥形的包袱，高约一尺二三，直径也在尺余，从底部往上尺余处形成一个尖顶状。
刑警又问小田：“那人是怎么一副模样？”小田说：“这我可说不上来，因为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在树下，那里没有灯光，我看过去只是一个人影。后来他骑车离开时，我又只盯着那挂在车把上的物件看，根本没注意看他人长什么样儿。反正就是一个中高个子的男子，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衬衣，裤于好像是黑色的。”
许健南、耿淡回到专案组驻地跟项一琰、诸志仁一说，项一琰一拍大腿恍然大悟道：“明白啦，那是个鸟笼！看来，偷东西的是鸟，是一只驯化过、会偷窃的鸟！”
项一琰这么一说，其余三人皆以为然。这情况跟居民老朱听见的隔壁房间的异响也相吻合——那只贼鸟曾飞进过那个空房间，结果无功而返。而案情分析时大家感到迷惑的情形也就可以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了。
这天晚上，南区棋盘街上一户居民家出现的情况，对白天刑警的发现有了一个确凿的印证。棋盘街91号户主老张在区税务局工作，这天凌晨两时许，多年来一直进入不了深度睡眠状态的老张在逃迷糊糊中听见房间里似有鸟儿扑崩翅膀的声音，他以为乃是在做梦，没有在意，稍后又听见了一声，于是就醒了。他一动，把妻子也惊醒了，问“什么事”，老张二话不说伸手就扳下了床头的电灯开关，灯亮的同时，他看见一只鸟儿从敞开的窗口飞了出去。夫妻俩自是吃惊，起身走到窗口察看，可哪里还看得见鸟儿的影子。老张家每年夏天都是开着窗户睡觉的，从未有过鸟儿入室之事，所以就更加感到奇怪。夫妻俩正议论时，忽然听见外面传来口哨声，于是就怀疑这只鸟儿并非无主野鸟，而是有主人的家鸟，那口哨声就是主人召唤的信号。那么，一只家养的鸟儿，深更半夜被放飞到人家屋里来，这是想干什么呢？老张联想起附近无毒巷离奇的失窃案，心里便有了几分明白，寻思着估计就是这只鸟儿所做的勾当了，好一只贼鸟！
次日，老张照常去税务局上班。待到中午休息时，他悄然去了趟棋盘街派出所报告了昨晚的见闻。5月31日发生盗窃案的无毒巷就在棋盘街派出所的管辖范围，当下，派出所自是重视，随即向分局打电话报告了此事。然后，这一消息就反馈到了专案组。
出于慎重，许健南立刻让项一琰驾车前往派出所，把老张接到分局，当面听其陈述情况。听完后，又跟老张去他家里察看了内外现场。
许健南在老张家卧室里待着，和主人一起听耿淡、项一琰、诸志仁三人征外面移动着位置吹口哨，最后确定了昨晚那个疑似案犯所在的位置。随后又对与该位置相邻的两户居民进行了调查，其中一位六十多岁的王老头儿说他昨晚听到过屋前有人吹口哨，不过没有在意，未爬起来察看。口哨响过后片刻，有金属碰撞的声响。王老头儿是摆了二十年修车摊的修车工。一听那声音就知是自行车链条和链板相碰撞的声响，于是断定那个吹口哨的人是骑着自行车来的。
老张和王老头儿所提供的情况跟前—天刑警了解到的信息显然完全匹配。因此，专案组认定所谓的“隐身大盗”，就是那个指使一只受过驯化的鸟儿作案的人。
分局领导听专案组长许健南汇报了侦查工作进展情况后，自是高兴，奖励了他们两条香烟。领导走后，专案组刑警抽着香烟，对接下来的侦查方向进行研究，认为那只行窃的贼鸟肯定是那个吹口哨的家伙驯化出来的，所以，在查贼鸟还是查贼人这两个选择上，决定还是先从查贼人着手。
驯化野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说不定还有什么“祖传技艺”之说。驯化后的鸟儿，即使不唆使其行窃，也可以作为生财工具，不说如古代那样进皇宫大内给皇亲国戚搞汇报演出那样大出风头之举，就是加入杂耍班子表演鸟技也可以混一口饭吃，或者单独走江湖，在街头叼叼扑克牌，算算命也会有进项。再不行，也可以带着鸟儿去公园、城头免费表演，然后办班向养鸟人传授驯鸟技术也可以混个肚儿圆。上述的几条驯鸟人的生财之道，其实也是刑警查摸案犯的几个口子。专案组决定分头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调查。
之后三天，四个刑警马不停蹄从早到晚分头走访公园、城头，茶馆的养鸟人，以及在苏州演出的杂耍班子、街头艺人，不管人家是否有驯鸟节目，都去打听，因为这些走江湖的艺人互相之间消息比较灵通，没准儿熟识的人就是驯鸟高手呢！可是，三天跑下来，好运没有撞上。
6月10日，无毒巷盗案发生的第十一天，是个下雨天，许健南说上午就不出去了，大家开个会，再聊聊案情。四人刚刚在办公室坐下，就接到分局门卫室的电话，说有人求见负责无毒巷盗案的同志。许健南于是就去门口，一看来人，不禁感到意外，吃惊地问：“你怎么……回来啦？”
之所以要在“怎么”后面打个嗝顿，是有原因的：来人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这个姑娘的名字我们已经听说过了——蒋美萍！
蒋美萍不是与其抓千男友管正衷一起被拿下了吗？怎么放出来了？又怎么跑到分局来求见专案组长呢？这话得从蒋美萍的父母说起。蒋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是教师，母亲在银行工作。蒋美萍被公安局拿下后，家里接到通知让给她送生活用品。其母当时就哭了，正哭着，老公下班回家，问是怎么回事，蒋母只知道女儿被抓了，但因那时抓人是不通知家属的，公安局只是让家属给蒋美萍送生活用品，所以蒋母也说不上来女儿为何披抓。于是，其父就去派出所问女儿被捕的原因。派出所也不清楚，往分局刑警队打电话问了才知道。蒋父回去跟妻子一说，这位银行职员脑子里忽然灵光一闪，记起好像听说过怀孕妇女是可以保释的，就跟丈夫说她知道女儿已经跟人家好上了，可能还怀孕了。蒋父便动用他的学生关系，又是医院又是公安好一番周旋。分局领导指派一名女警去看守所问了蒋美萍本人，得知其确实有怀孕迹象，又让看守员押着蒋美萍去医院作了检查，果然已经怀孕。因此，分局就允许家属把蒋美萍保释回家了。
蒋美萍回家后，心里觉得似乎有些冤，就去找律师咨询。律师说按照法律规定，你也好，你那男友也好，都应该受到法律制裁，公安局并未错抓你。蒋美萍又问那现在公安局把我放了，以后还会来抓我吗？律师说你迭是保释，案子还没处理，到处理案子时如果认为你要承担法律责任，还是要你承担的，除非你有立功表现。
二十岁的蒋美萍阅世尚浅，就异想天开想把那天在“松鹤楼”遇到的食客找到，以求立功赎罪。这个念头想想是可以的，真要实施的话其难度可能不比攀登喜马拉雅山低。可是，蒋美萍却要尝试一下。于是，她就天天跑“松鹤楼”，午市夜市一趟不落下，去了就先楼上楼下转一圈，然后守在门口，盯着每一个入内用餐的男子辨认。前面说过，蒋美萍和其男友当时并未留意到那人的面容，蒋只记得那人眉上有一颗红痣。可是，她坚信只要那人出现，她就可以认出来。
就在昨天傍晚，她发现了那个男子，这回她看清了其面容。那是个三十多岁的白净脸，很好认，右眉上方有一颗绿豆大的红痣。他进了松鹤楼，就在底楼店堂坐下要了一碗面，吃完后起身离开了。蒋美萍抑制住内心的激动，悄然尾随，一直跟到三条横街外的卧仙巷，看他悠悠走入巷予，在巷口还跟人点头打招呼，驻步说了两句话。于是断定这人是住在这条巷子里的居民。回家后，蒋美萍跟父母说了这事，父母让她今天上午来分局报告。
四位刑警闻报皆大喜，决定立刻去卧仙巷查访此人。卧仙巷属于苏州市公安局中区分局观前街派出所管辖，刑警便先去派出所。户籍警李振刚听刑警一说卧仙巷的红痣男子，马上说这个人我知道，叫柳国华，是个单身汉，做木材生意，跟几个朋友开了家木材行，听说经营得还不错。刑警问这个柳国华养不养鸟，李振刚说好像养吧。刑警说“好像”不算数，我们要的是”肯定”，于是让小李去叫来两个居委会干部，他们应该知道。
居委会主任、治保委员双双来到派出所。面对着刑警的询问，那个姓丁的主任最有发言权，因为他跟柳国华是邻居。丁主任说柳国华喜欢养鸟，也养了几笼鸟，每天早上都用自行车带着乌笼去公园遛鸟。
刑警接着询问：“5月31日、6月3日两个晚上，柳国华是否在家？”
丁主任说：“这个倒不清楚，因为柳国华做生意，晚上有时回来得比较晚，甚至通宵不归。”
刑警决定传讯柳国华。丁主任说他上午遛过鸟后出去了，去了哪里不知道。刑警只好去丁主任家里喝茶等候，一直等到下午四点多方才见他回家，就将其带到派出所。
许健南出面跟柳国华聊下来，得知对方已经有二十年养鸟历史，在这一带养鸟爱好者里颇有点儿名气，目前饲养的四笼鸟有两种：太阳鸟和相思鸟。此时，专案组刑警根本还弄不清楚什么鸟最适合驯化成夜间行窃的贼鸟，只以为所有鸟都能驯化，就想当然地认为这人身上有疑点。刑警问他5月31日。6月3日晚上他在干什么，还有，6月1日的午饭他是在哪里吃的？上述情况，是否有人证明？
柳国华扳着手指头回忆下来，说5月31日、6月3日晚上他都在自己家里睡觉，他是单身汉，也没有相好，所以没有人可以为其作证！至于6月1日午饭，那倒是有人作证的，是他的几个生意上的朋友，那天他们在相门新开的“荣昌酒馆”吃的午饭。“荣昌酒馆”是他朋友万金连的连襟开的，按照规矩，万金连要去吃顿饭捧捧场，于是就叫上了包括柳国华在内的七八个朋友。
刑警先把柳国华留在观前衡派出所，然后按照柳提供的万金连等一起吃饭的人的姓名地址，分头前往调查，还顺带要去一趟“荣昌酒馆”问一下老板。
调查进行到傍晚，各方情况了解下来，表明柳国华所言不虚，于是认定那个蒋美萍是认错了对象。
专案组研究下来，认为基本可以排除柳国华的作案疑点，决定放其回去，但是，关照他如若要离开苏州去外地的话，必须向派出所报告并获准。
四、两条线索
这天晚上，苏州市内又发生了四起明显是“隐身大盗”所为的盗窃案，两起发生在中区，两起发生在东区。这样，专案组就扩大到了八名刑警，组长仍由许健南担任。
次日，专案组闻知苏州全市各区都有群众在议论。“隐身大盗”，一时搞得人心惶惶，都说晚上睡觉不敢开窗了。这时，已经进入6月中旬，江南6月的晚上紧闭窗户睡觉，这会是什么滋味？这下，尽管领导没有说什么，专案组各位警官的心理压力还是成倍地加大了。
专案组开了一天会，对案情重新进行了分析，认为在目前没有其他线索的情况下，还是以查驯化贼鸟的人作为本系列案件的侦查突破口为宜。大家把侦查工作细化，认为有必要弄清楚那只被案犯用来盗窃的贼鸟是哪一类鸟。向苏南行署一打听，得知正好有来自北京的几位动物学家在苏州考察太湖鸟类生存状态，目前在东山。于是，许健南、项一琰两人便前往拜访。
动物学家林教授听他们介绍了情况后，说这很容易作出梳理，因为你们所说的那些盗窃案都是在夜间发生的，所以只有鸟类中具有夜视能力并擅长进行夜间活动的鸟类适合被驯化成作案的贼鸟。另外，贼鸟是通过飞行潜入有人睡觉的卧室进行作案的，所以，这就不是寻常的具有夜视能力的鸟类，只有一种鸟符合被驯化成贼鸟的条件，那就是——猫头鹰。
许健南，项一琰一听，瞠目结舌，稍停，许健南倒抽一口冷气，吐出三个字来：“夜猫子！”
林教授听许健南说话是北方口音，点头道：“对！就是北方通常称为‘夜猫子’的那种鸟类。”
项一琰提出了质疑：“猫头鹰那么大，可是据我们调查时获得的线索，有人目睹案犯带到现场的那个鸟笼也就不过尺余高，那装得下一只猫头鹰吗？”
林教授就给二人进行了这方面的科学普及。猫头鹰是对所有鸮形目鸟类的一种俗称，属于鸮形目的鸟全世界一其有一百三十余种，体形大小不一，大者如雕鸮的体长可达九十厘米，小者如东方角鸮的体长不过二十厘米，也就鸽子那么大。鸮形目鸟类特别适合夜间活动，—是因为它们的瞳孔很大，从而使光线易于入眼，视网膜中的视杆细胞非常丰富，却不含视锥细胞，以至眼内不像一般鸟类那样呈圆球状，而是呈圆柱状，这种特殊结构使它们对弱光具有良好的敏感性，在漆黑的夜晚能见度要比人高出一百倍以上；二是猫头鹰的暗色羽毛非常柔软，翅膀羽毛上有天鹅绒般密生的羽绒，因而飞行时所产生的声波频率小于一千赫，对于包括人类在内的一般哺乳动物来说，耳朵的听觉是无法感觉到那么低的频率的。三是猫头鹰的听觉神经出奇地发达，比如体重只有三百克的仓鸮就有九万五千个听觉神经细胞，而寻常鸟类比如乌鸦，体重超过仓鸮一倍以上的也不过两万七千个听觉神经细胞。因此，猫头鹰是所有鸟类中最适合夜间活动的一种，而且，猫头鹰聪明，易于驯化，完全可以被身怀驯鸟技艺，而心怀邪念之徒驯化成贼鸟。
林教授的这番科普，使许健南，项一琰两人大开眼界。巧的是，当天午夜，北区寺塔街又发生了一起贼鸟入室行窃案件，不过未遂，而且，那只贼鸟肯定被吓了一跳，因为它在企图飞进二楼一户居民的窗子时，翅膀无意间触动了窗台上的捕鼠夹，虽然它闪避得快，还是被夹下了一片羽毛。
次日，专案组刑警再次赶到东山，拿着这片羽毛请林教授鉴定。林教授一眼就认出就是他所说的体长不过二十厘米的东方角鸮身上的羽毛。
至此，专案组终于确定了贼鸟的种类。林教授主动提出随刑警一起去苏州市图书馆找出东方角鸮的图片，刑警翻拍下来后，冲印了二十张，专案组刑警每人都放了一张在身上，以便随时查访。
接下来，就是查摸身怀驯鸟技艺的对象了。刑謦打听下来，得知这类人属于“稀有品种”，存在于杂技班子或者走江湖的街头艺人中。苏州当地没有杂技班，都是外地江湖班子偶尔来演出一段时间，今年上半年还没来过。街头江湖艺人倒是时不时有人跑码头抵达，全市各区随处游走演出，那时没有城管干涉，国家对此也没有“演出证”一说，所以是不管的。具有驯鸟技艺的人应该来自于这两个方面，也就是说应该是外来案犯。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苏州本地人作案的可能性，因为作案者有可能以前曾在杂技班子待过或者跟江湖艺人混过，学会了驯鸟技艺，返回苏州后驯出贼鸟作案。
此时，项一琰提出了一个调查建议：根据专家的鉴定结论，行窃的贼鸟应是猫头鹰中体型最小的东方角鹦，从图片看来，其形状跟寻常老百姓见到的猫头鹰是一样的，这是一个非常容易识别的特征。那么，驯化这种东方角鹦的家伙，在其驯化过程中肯定会被其他驯鸟爱好者看见过或者听说过，盯着这个方向去调查，可以将调查范围大大缩小，只要能打听到有谁驯过猫头鹰就行了。大家认为项一琰的这个建议靠谱，于是决定次日一早就分头去各公园，寺庙和街心绿化地查访。
6月12日，大家分头行动，刑警小盛征拙政园向一位遛鸟的中年男子打听到一个相关信息：苏州以前曾有人驯过猫头鹰，是应与其熟识的杂耍班子的班主朋友之求驯的，那只猫头鹰就被驯得能够飞到观众席中叼取放在帽子顶上的指定物品，还能把表演者给它的文字道具粘贴到墙壁上，形成一幅替人祝寿的文字，令人喷喷称奇。那个能驯化猫头鹰的人，听说是住在木渎镇上的，姓丁，如果现在还活着的话，应该将近八十高龄了。
当天下午，小盛，老章受派前徒苏州西郊二十余喂太湖之滨的木渎古镇访查丁老头儿。两人去镇派出所一打听，得知镇上确实有一丁姓老头儿，今年虚岁八十挂零，身体状况还行，至于他是否会驯鸟，那就不清楚了。刑警在派出所民警小张的陪同下前往丁宅拜访老爷子。问起东方角鸮，他摇头说没听说过，又说猫头鹰——最小的那种，只有半尺多长的，他马上说知道，然后就说起他的驯鸟经历。原来，丁老头儿是北方人，老家直隶保定府，祖上三代都是清宫特定的驯鸟专业户，由内务府指定驯什么鸟并按月发给薪饷。到了他父亲那里，驯的一只鸟在给大内表演时误啄了一位格格。在宫里当太监的同乡当即捎出话来报信儿。丁老头儿的父亲知道那是要掉脑袋的事儿，立马收拾东西带着全家往江南逃，逃到苏州落下脚，靠驯鸟卖艺为生。到了丁老头儿这里，他学了木匠，开了家家具铺子。当然，祖传的驯鸟技艺并没有丢，只不过肯定不如父亲。而他有三个女儿，没有儿子，所以根据祖宗的规矩，这门技艺到他手里就该结束了，这是天意。丁老头儿说他能驯几十种鸟，大到金雕，小至麻雀，至于猫头鹰他只驯过一只。父亲没有传下过驯猫头鹰的技艺，估计祖上也没人驯过，因为他家这门技艺是为皇家服务的，猫头鹰属于不吉利的鸟类，肯定是会受到排斥的。不过，他曾应一位经营杂耍班子的好友要求，驯过一只最小号的猫头鹰，那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刑警问丁老头儿他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丁老头儿说此人名叫粟振峰，原先是住在上海虹口密勒路培德里的，已经多年没来往了，那人比他小十来岁，现在还在不在世就不清楚了。
刑警又向老爷予请教：“猫头鹰的寿命通常是多少年？”
老爷子说：“这个我可不清楚，因为祖上没有驯过猫头鹰，也就没传下来关于猫头鹰寿限的说法。”
不过，这个问题专案组可以向林教授请教。林教授说根据书本上的说法，猫头鹰的寿命是在二十年至七十年之间，但也曾听说过有活到八十年以上的。这就是说，不能排除丁老头儿替粟振峰驯的那只东方角鹦还活得好好的而且能够入室行窃的可能。
专案组于是决定派员去上海调粟振峰驯和那只会表演的猫头鹰的下落。
刑警项一琰、老袁、小韩三人奉命赴沪调查。密勒路原属公共租界，后来收回租界后改为峨眉路。刑警到培德里一打听，确有粟振峰其人，不过已经中风卧床六七个年头了。刑警登门一看，老人虽然卧床，不过思维还算可以，也能正常说话，就是听力有些问题，不过把说话音量加大些也就能对付下来了。
据粟振峰说，他确实请苏州木渎镇上的丁老爷子帮忙驯过一只猫头鹰。当时他带着一个二十多人的杂耍班子，在江南地区跑码头演出。那只猫头鹰为这个草台班子增色不少，可惜后来在浙江嘉兴演出时，有天晚上那只猫头鹰给野猫吃了。本来，他还想去苏州请丁老爷子再给他驯一只的，可是这当儿抗战胜利了，班子里的艺人都要返回家乡另谋出路了，也就作罢。
粟振峰的这条线索就这样断了。
专案组只好另觅侦查方向，大家议来议去，认为还是得把寻找那只贼鸟作为侦破系列盗案的突破口。组长许健南下令，从明天开始，大家分头跑派出所，收集所有跟鸟儿有关的线索。
这样，从6月15日歼始，全组刑警马不停蹄分头跑了三天，下到派出所甚至居委会了解跟鸟儿相关的线索。到了第三天下午，刑警诸志仁获得的一条线索引起了大家的重视一一
据西区金阊派出所户籍警小郑说，其管辖区内的珍珠坊最近发生了一桩挺有趣的事儿。珍珠坊是一条狭长的弄堂，住着百十户居民，其中一家是军人。这家的男主人老杨是解放军营长，山东人。老杨是1940年在山东老家参加八路军的，当时他已经娶妻成家，有一个两岁的儿子。他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了十余年，奇迹般地没死也没负过什么大伤，战功倒是立了几次，堪称“福将”。苏州解放后，他所在的部队驻留苏州，他的妻子马翠娟接到丈夫的信后，带着儿子来了苏州。按照当时的规定，老杨及其家属可以享受供给制，部队就出面给他在驻地附近的珍珠坊租了房子，一家人在分离十年多后，终于团聚了。
老杨的儿子杨小山虚岁十二，在读小学三年级。这个年龄段正是男孩儿最调皮的时候，他喜欢玩弹弓，一天到晚从不离身，上学下学路上拎在手里，吃饭睡觉放在碗旁枕边，只有上课时不敢拿出来，藏在书包里。可想而知，这种年龄段的弹弓爱好者肯定闯了不少祸，他家有一个月光赔偿人家的玻璃就有二十多块。杨小山击碎的玻璃当然以误射居多，他更多的是打鸟，由于人小劲儿还不大，所以也就只能打打麻雀之类的小鸟儿。五天前，杨小山有了进步，他用弹弓打中了一只大鸟，用的是尖角石块，所以有点儿杀伤力，击中了目标的翅膀
根。遗憾的是，那只大鸟并未掉落下来，只是在空中斜斜地挣扎了几下，就奋力扑扇着翅膀飞走了。杨小山带着遗憾回家后，铺开作业本子一边做一边还在总结经验，寻思当时如果马上再补射一颗“子弹”，兴许就能把那只大鸟打下来了。
杨小山正这么想着的时候，门外就像骤然开启了一只高音喇叭一样地响起了一个尖锐的女人嗓音，吼叫般地喊着小山母亲的名字问：“你家儿子在家吗？”
杨小山在母亲作出反应之前已经蹿出门口：“找我有什么事？”
站在杨小山面前的是一个三十岁出头的肥胖女子，个头足有一米六八，堪称人高马大。杨小山觉得这女人有点儿面熟，转念一想，有时上学下学路上经常看见她在马路上转来转去，要么跟人高嗓大调拉家常，要么和摊贩拉拉扯扯吵架。那么，她现在来找杨小山干吗呢？杨小山等着她开口，哪知胖女人抬手就朝他脸上横扫过来！幸亏杨小山天生机灵，来苏州后又跟着侦察兵出身的老爸练武，身子一闪就避让过了。这时，小山的妈妈马翠娟挡住了还想动手的胖女人，问她：“你有什么事，怎么二话不说动手就打孩子？”
对方这才气势汹汹说明原委。原来杨小山刚才放学路上用弹弓打伤的那只大鸟是她养的家鸟，现在她是来兴师问罪的。马翠娟便问儿子是否有此事，杨小山承认他用弹弓射了一只大鸟，可是那只大鸟是在空中飞的，又不是待在人家窗口门前的，他根本不知道那是家鸟。马翠娟说：“不管怎么说是你打伤了人家养的鸟儿，你得认错。”杨小山无奈，向胖女人道了歉。然后，马翠娟对胖女人说：“我家孩子调皮，打伤了你家的鸟儿，是我们家长教育得不够，我们愿意赔偿。”说着，掏出一张一万元的纸币（旧版人民币，折合新版人民币一元）递给胖女人。对方收下了，却不依不饶地让杨小山把弹弓交出来，免得以后再闯祸。弹弓对于杨小山来说，相当于战士的枪，他宁愿交出书包也不愿意交出弹弓。可是，马翠娟也逼着他交出来。杨小山只好交出弹弓，胖女人刚离开，他就心痛得哇哇大哭起来。
一会儿，杨营长下班回家，见儿子没像平时那祥迎上来跟他亲热，便知道必有情由，问下来是这么一回事，不禁笑了，说没关系，明天我让炊事班小王叔叔再给你做一个就是了，不过，以后你不能再鲁莽，别动不动就乱打了。你喜欢打野鸟，以后我带你上太湖边上打个够。
这件事如果就这样过去了，可能还不一定会给户籍警小郑知道。
问题在于第二天此事又上演了续集。次日，杨小山放学回家，一路上还在想着他昨天那把被胖阿姨没收去的弹弓。他走到珍珠坊口时，却见那胖阿姨竟站在那里等他！杨小山吓了一跳，那胖女人看见杨小山。却露出一脸的笑容，满脸的肥肉都笑得打了摺儿，声音也像浸过蜜似的，她说：“小朋友啊，昨天阿姨不该发那么大的火，阿姨不知道你家是军属，你爸爸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是为老百姓出生入死淌汗流血的英雄啊！这种英雄，阿姨敬佩都来不及，怎么可能计较你那点儿小事呢？”
胖女人一边说着，一边把弹弓拿出来还给杨小山，另外还给了他两本全新的连环画和一把糖果。杨小山把东西拿回家去，交给母亲。马翠娟一看，连环画里夹着昨天她给胖女人的那张一万元纸币。
杨营长回家听妻子说了此事，马上说：“东西不能收，赔偿是应该的，你去把连环画，糖果和钞票都还给人家。跟对方说明，‘损坏东西要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解放军的纪律，我不能违反纪律。”
马翠娟不知道那胖女人住在哪里，更不清楚她姓什么叫什么，说要么明天我去巷子口转悠转悠，如果撞到她上街买菜什么的就还给她。杨营长说：“不行，这种事儿必须立刻去办！要不，你去找居委会干部代为办理也可以。”
马翠娟就去找居委会主任，把前后情况说了说，留下了东西和钞票。居委会主任立刻去了胖女人家，交还了东西和钱。第二天，正好小郑下去捡查“三防”（当时大力提倡的“防火防盗防特”的简称）。闲聊时听说了此事，觉得这件事似乎有点儿异样，不过具体又说不出异样征哪里。因为派出所还不清楚是贼鸟作案，所以跟鸟儿也联系不起来。直到今天专案组专门来了解跟鸟儿相关的线索，小郑就说了这件事。
诸志仁当时听了没有说什么，但他心里对此是有警觉的，于是就在当晚的专案组碰头会上把这件事说了，这使专案组全体成员都眼前一亮。
片刻，专案组长许缝南问：“你说那小孩儿用弹弓打伤了秋伯瑛（那个胖女人的名字）的一只什么大鸟？”
诸志仁说：“什么鸟没有说，当事人杨小山和他妈妈，还有户籍警小郑都不清楚。我估计可能是因为杨小山之前打的鸟儿都是麻雀，这次打的鸟儿比麻雀大了许多，所以他就有了‘大鸟’的说法。”
许健南说：“杨小山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儿，他的弹弓也好，力量也好，肯定都是微不足道的，不足以对老鹰之类的真正的大鸟构成威胁，所以，估计被他打伤的那只鸟儿不会很大，这似乎跟林教授所说的东方角鸮的大小相符。加上第二天秋伯瑛对杨小山的反常之举，我们一定得好好查一查。明天上班后，诸志仁、老章和我一起去珍珠坊跑一趟，把情况查查清楚。”
五、灰斑鸠之疑
6月18曰，“隐身大盗”系列案首起盗窃案发生的第十九天，许健南，诸志仁，老章三刑警前往珍珠坊居委会调查胖女人秋伯瑛的情况。
秋伯瑛，三十一岁，昆山人氏，据说娘家是在昆山县城玉山镇开箍桶店的，十七岁时从昆山嫁至苏州珍珠坊关家。其丈夫关满堂是家中独子，比秋伯瑛大七岁，初中毕业后在太湖水关工作。关满堂是个比较有心计的人，1937年11月苏州披日军占领后，经甄别，他被准予留在水关为日伪政权效力，于是他怀着对侵略者的一份感激之情，开始刻苦学习日语。两年多学下来，关满堂已经可以比较熟练地运用日语对话和书写材料了。然后，他就在1940年元旦用日文给日军驻苏州部队的最高长官熊本少将写了一封信，讲述自己是如何对皇军怀着一腔感激之情刻苦学习日语的。熊本少将很欣赏关满堂的这种态度，不但亲自接见了他，而且下令将其从太湖水关调至“清乡指挥部”担任翻译官，授予“皇协军”上尉军衔。
当时的日伪媒体对关满堂进行了宣传。日本国内还准备在赴华拍摄反映“中日亲善”内容的纪录片时特地为其拍摄一部专题片。这个消息在日伪报纸上公布后，国民党方面意识到不能让日本利用关满堂这个典型进行宣传。于是，关满堂的厄运就来了。1940年9月16日中秋节。关满堂携父母和幼子前往太湖游览时，遭到“军统”锄奸行动员的狙杀，一家四口全部丧生，秋伯瑛那天因患病未去，侥幸逃得一劫。男方一家悉数去西天后，苏州这边只留下秋伯瑛一人了。秋的娘家人闻讯赶来，协助其办理了丧事，还对秋伯瑛日后的生活提出了建议——把苏州的房子卖掉后携款回昆山娘家过日子，回头另觅一门亲事再嫁就是。秋伯瑛正要采纳这个建议时，男方家人登门了。说房子可以住，不可以卖，如果一定要卖，把命留下，魂归娘家！那几个大伯小叔不是帮会中人就是“皇协军”，秋伯瑛不敢得罪，自知拗不过他们，就不敢卖了。然后，换上几个妯娌上场了，说住房于是有条件的，只能守孝，不能再嫁。秋伯瑛已经有了前面的妥协，后面的放弃抵抗也是必然的了。
这样，秋伯瑛就未回娘家，也未再婚。不过，抗战胜利后，她那当伪军中队长的大伯被国民政府判刑十年，两个小叔也不像以往那样嚣张了，她也就开始放纵，暗暗结交异性，引至家中留宿，就这样一直混到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秋伯瑛开了一个只有半间门面的鞋店，专售男式布鞋，一面赚钱，一面轧姘头。那时，社会风气虽然已经好转，政府已经对生活作风有问题的男女采取告诚加制裁的措施，但对像秋伯瑛这样的单身女人跟异性的交往还是网开一面的，所以派出所也好，居委会也好，也就对她的这种行为睁只眼闭只眼，不去干涉。
关于秋伯瑛这次跟杨家的纠纷，据居委会主任说，那天她受托前往秋伯瑛家还其连环画，糖果和那一万元钞票时，秋曾对她解释说她之前并不知杨家是军属，后来听说杨小山的父亲是解放军营长，就觉得自己做得过分了，所以决定还小孩儿的弹弓和那一万元钞票，还自己掏钱买了。两本连环画和一些糖果作为补偿，也是向人家道歉的意思。
不过，据另一位居委会干部反映，有群众曾亲耳听见秋伯瑛头天骂骂咧咧去杨家兴师问罪时曾叫嚣过“军官有什么了不起的”。这说明，秋伯瑛次日对居委会主任的说法是有问题的。
刑警对于这个问题并不打算深究，他们最想知晓的是，杨小山所说的被他用弹弓打伤的那只大鸟是一只什么鸟。
这个问题，居委会这边是说不上来的，杨小山也说不上来，只有靠刑警自己登门去查看了。可是，又怕打草惊蛇，不便贸然登门。许健南想了想，问居委会主任：“秋伯瑛养鸟是怎么回事？”对方告诉他，秋伯瑛那汉奸丈夫关满堂家是满族旗人，有养鸟传统，她记得自己小时候就看见关满堂的爷爷大清早肩上架着鹰，手里提着鸟笼子，嘴里吹着口哨去公园遛鸟，有时后面还跟着关满堂他爸。那时，每到傍晚，关家人站在家门口吹着口哨或者发出奇怪的啸声呼唤岛儿归巢乃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当然也影响到关满堂，他也喜欢养鸟。
秋伯瑛嫁来后，跟着公公、婆婆、丈夫养鸟，后来丈夫被杀，她一个人可能觉得闲得慌，也可能是作为对亡夫的一种思念，就把丈夫留下的那几只鸟养在家里，至今已有十来年了。
许健南听着，脑子里就有了一个主意：何不请秋伯瑛的某个小叔子出面去她家看看她养的那只“大鸟”是啥鸟？他跟诸志仁、老章一说，二位都说这丰意不错。
于是，就打听秋伯瑛小叔子的情况。居委会主任说关满堂有一个堂哥两个堂弟，堂哥在抗战胜利后因为是伪军中队长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了十年徒刑，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认定其确为汉奸且有余罪，裁定继续服刑。两个堂弟倒不是汉奸，不过都是帮会人士，一个是青帮弟子，一个是“一贯道”道徒，因都是一般成员，所以人民政府只是把他们叫去予以训诫教育后了事。这二位，一个叫关满福，是内河航运公司的机匠，听说车钳刨焊电样样精通，是公司的技术骨干，因此公司领导也不计较他的历史污点，对他还不错；另一个叫关满廷，是兽医，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办的兽医站工作。至于他们家住何处，就不清楚了。
许健南寻思有工作单位就行，就去了内河航运公司，通过组织把关满福叫来，先问了问他是否继承了关家的传统养过鸟，他点头称是，又问他跟嫂子秋伯瑛的关系是否好转了。关满福吃不准刑警找他是什么路数，不过有一点他能判断清楚，事情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因为他的青帮历史问题已经审查清楚也有结论了，其他方面他清楚自己没问题，因此回答得很坦然，说我那嫂子的事我们弟兄俩现在都不过问了，而那房子是老人留下的，她想卖得经过我们同意，否则，买方要去缴印花税就得让税务局卡住。许健南问他关于此事是否跟秋伯瑛通过气，关满福说还没有，正准备几时抽空去说一下，免得她以为妇女翻身了她就可以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了。许健南说：“这正好，我们已经跟你们单位领导说好了，给你半天假，你去珍珠坊走一趟，除了把你那话跟你嫂子说一下外，还帮我们办一桩事儿——看看她都养了些什么鸟儿。”
关满福说：“就这事儿？那还不是小菜一碟？”许健南说：“你得装作不在意的样子顺便看看鸟儿，千万不能惊动她。”
关满福去一趟珍珠坊，了解到秋伯瑛目前养了四只鸽子、一只灰斑鸠，用他那内行眼光看来，“都不是什么好鸟”。
刑警又去问了杨小山，得知他用弹弓打伤的那只鸟不是鸽子，而是另一种鸟，褐色的，体型比鸽子稍大一点儿——那就是灰斑鸠了。
秋伯瑛养的鸟不是东方角鸮，那她的疑点应该排除了。可是，许健南和诸志仁、老章商量下来，总觉得这事儿还没完，那就是跟这个胖女人有来往的姘头中，是否有养岛爱好者呢？如果有，会不会是那个姘头养的贼鸟？
打听下来，秋伯瑛有一个交往多年且情同姐妹的女友叫金艳艳，是医院的护士。据居委会干部介绍，金艳艳每星期都要到秋伯瑛这边来的，有时一待就是半天一天，两人时不时还一起外出购物、吃饭什么的。因此，刑警认为金艳艳应该是知晓秋伯瑛姘头的情况的。
次日，刑警去向金艳艳了解秋伯瑛跟男子交往的情况。金艳艳果然对此了如指掌，扳着手指头一一说来，十个指头部扳完了还只说到1947年。许健南说：“金女士，你的记忆力超人，不过我们想了解的是秋伯瑛最近两个月交往的异性朋友，你就跳几个档吧。”
金艳艳点点头，说：“最近两个月啊，秋伯瑛她就跟一个男人有来往，他叫施静真，是苏州火车站的检票员。”
当天下午，许健南派刑警小盛、小韩前往苏州火车站对施静真悄然进行了外围调查。查下来的结果是：施静真从来没有养过鸟。
这样，秋伯瑛方面的嫌疑就给排除了。
侦查工作走到这一步，专案组众刑警有一种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感觉，连专案组长许睫南都在会上问大家：“这事往下咋整？”
不过有一点大家还是觉得似乎总算可以略松一口气的，那就是接连多日没听说那“隐身大盗”作案的消息了。有几个刑警正在嘀咕，会不会是那操纵贼鸟的案犯在苏州作下多起案件之后，转移去其他城市再动脑筋了？
这天，大家正在议论这件事的时候，门口警卫打进电话来说有个姓林的人来找许健南同志。许健南一听马上就说：“那是林教授来了，我们正好请他进来聊聊。”
来者果然是林教授，他从东山到市区来查阅资料，顺便来专案组驻地看看许健南。刑警就向林教授请教关于贼鸟停止作案的原因，他说估计就是上次你们说的那桩被老鼠夹子夹落羽毛的原因，那只东方角鸮显然吓了一大跳，因而不敢再入室作案了。
破获本案后。刑警就此事特地讯问了案犯，证实林教授的判断是准确的。
刑警又向林教授请教：“您看我们往下应该怎么调查才能获得线索？”
林教授摇头，他对刑事侦查一窍不通，所以无法为专案组支招。不过，他赞同许健南考虑的方案：在盯案犯和盯贼鸟这两种选择中，后者可能容易获得线索，因为这些系列案件的“亮点”是在贼鸟身上，而不是在那个骑自行车的案犯身上。
许健南虽然也是布置一干组员这样去做的，可是他心里总觉得没有底，他知道这不过是一种宏观上的认识，而刑事侦查不但需要宏观认识，更需要微观认识，可是，眼下明显缺乏微观认识的依据。
6月21日，许健南虽然一晚上没有睡好，却比平日醒得还早，他照例走出宿舍，前往附近的公园去晨练。这时，江南地区已经进入了黄梅天，大清早天空就飘洒着雾般的微雨，他没有打伞，沿着街道旁边的屋搪快步走到公园。许健南打了一套拳，又活动了一会儿筋骨后，由于这些日子的天气，练拳的人明显减少，便按照养成的习惯信步前往公园另一侧的游廊，那里是每天早晨遛鸟者的集中点。到了那里，只见廓下一排溜地挂着上百个岛笼，笼里的各种鸟儿发出清脆的叫声，争相啁啾，不绝于耳。许健南背着手，慢慢地在游廊里踱步，一双眼睛盯着每个笼子扫溜，都是平时看熟的鸟儿，并无林教授所说的灰褐色的东方角鹦。
许健南并未失望，这也是意料中的，林教授说过，他从事鸟类研究二十多年来，除了在古藉中阅读到外，这回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人驯化猫头鹰。许健南在游廓里来回踱步，眼睛还是看着一只只鸟笼。他注意列两只并排挂在一起的鸟笼，各装着一只斑鸠，两只鸟儿正在鸟笼中跳跃，发出好听的“唧唧”声，估计是一对异性鸟儿。
这两只斑鸠和秋伯瑛所养的那只灰斑鸠同属鸽形目鸠鸽科的不同品种，是中型偏小的鸟类。眼前的两只斑鸠，上体羽毛褐色，头颈是灰褐色衬底呈葡萄酒色，额部和头顶是蓝灰色，后颈两侧各有一块具蓝灰色羽缘的黑羽，肩部长着红褐色羽缘，下巴和喉部则是粉红颜色，下体是红褐色。许健南看着看着，觉得斑鸠一眼看去虽然不是那么鲜艳漂亮，可是却很耐看，寻思着以后他有闲空了也要养一只斑鸠玩玩。想到这里，他忽然对秋伯瑛养了一只灰斑鸠感到不可思议。那天，关满福从秋伯瑛处回来向许健南汇报时，就嘟哝了一句：“什么鸟不好养，去养一只灰斑鸠！”当时，许健南对斑鸠和灰斑鸠并无概念，昨天向林教授请教后才知道它们是两个品种的斑鸠。现在，许健南仔细看了斑鸠，想象着通体灰褐色的灰斑鸠，就开始寻恩秋伯瑛为什么不养斑鸠而养灰斑鸠呢？
许健南一直到踏进办公室时还在想着这个问题，想来想去总觉得似乎哪里有些反常。待到其他组员都到齐后，他说出了达个疑问，众刑警皆有同感。耿淡想到了一种可能：秋伯瑛的那只灰斑鸠会不会是临时买来应付专案组调查用的，而被杨小山用弹弓打伤的是另一只跟灰斑鸠差不多的“大鸟”。这么一说，老章、小盛都表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许健南听大家这么一说，便有些后悔，那天应该让关满福把灰斑鸩从鸟笼里拿出来察看一下翅膀是否受过伤。转念一想，觉得还可以补救，再麻烦一趟关满福就是了。
于是许健南立刻派一名刑警驾着摩托车去把关满福接到珍珠坊附近，让他拎了两条专案组准备好的活鲫鱼，佯称正好路过给嫂子捎两条鱼来尝尝鲜，目的当然是察看那只灰斑鸠是否受过伤。但是，这个目的没有达到，因为关满福回来复命说那只灰斑鸠已经不在了。他问了秋伯瑛，嫂子答称“逃掉了”。
许健南听到这个消息，马上一个激灵。不对！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他果断下令：“从现在起，秘密监视秋伯瑛！”
六、侦查触角伸向昆山
可是，已经晚了。秋伯瑛在关满福离开后，就锁上家门外出了，不知去了哪里。受命监视的刑警起初还以为是去她那间只有半个门面的鞋店了，可是过去察看发现店门是关着的。以为她是走亲访友去了，可一直到下午四五点钟了还没见她回家，这才引起警觉，使找了部电话向专案组报告此事。
许健南立刻意识到，定是关满福二次登门问那灰斑鸩之事惊动秋伯瑛了！他想了想，决定让派他到珠坊的刑警继续蹲守，另派两名刑警去把那个护士金艳艳传唤到专案组接受讯问。
金艳艳对于自己披传唤感到十分奇怪，一见许健南就提出疑问，说：“同志，你们把我叫到公安局来，是不是怀疑我犯了什么错误啊？”
许缝南点头，说：“是有点儿怀疑，不过不是怀疑你犯了错误，而是犯了罪——包庇罪！”
金艳艳脸色倏变，稍停又恢复正常，强作笑容道：“我听说人民政府最讲道理了，不知你们怀疑我犯了包庇罪有什么证据？”
许健南军人出身，脾气不大和顺，当下就把一副手铐往桌上一拍，警告金艳艳：“你尖牙利嘴的，把你跟秋伯瑛的勾当老老实实交代清楚，按照政策或可算你主动坦白，网开一面放你一条出路，否则……哼，扣上手铐拘留了再说！”
许健南此举纯属瞎蒙，他不过是怀疑金艳艳之前为秋伯瑛作了伪证，隐瞒了那个贼鸟主人与秋伯瑛来往之事，故意推出那个火车站检票员施静真来转移专案组的视线。他之所以这么推断，是因为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解释秋伯瑛养灰斑鸠的原因，而且，他认定秋伯瑛最近肯定另有一个姘头，而金艳艳应该是知晓秋伯瑛的这个秘密的。
金艳艳来列世间三十年还从未经历过这种阵势，哪里撑得住，不过一个回合她就求饶了，表示愿意说实话，请求政府宽大处理。
佥艳艳交代，秋伯瑛最近确实还在跟另外一个男子来往。那个男子姓什么叫什么她不清楚，秋伯瑛也没有对她提起过，不像以前那样每跟一个男子交往都会立刻告诉她。而金艳艳之所以知道，还是因为不久前的一个下午，她去秋伯瑛家，正好撞见那个男子跟秋伯瑛在搂搂抱抱。那男子见有人登门，有点儿尴尬地跟金艳艳打了个招呼，便匆匆告辞。金艳艳于是就对秋伯瑛刮三刮四指责，说秋现在行了嘛，有什么好事儿也不肯向好朋友透露一丁点儿风声了。秋伯瑛只好承认那个男子是她新结交的相好，也就是这几天的事儿。后来，金艳艳再也没看到过那个男子。
据金艳艳说，那个男子大约三十七八岁的样子，中高个子，身材看上去挺结实的，说话是苏南口音，但一听便知并非苏州人。
然后，金艳艳又说到了秋伯瑛清她作伪证之事。6月18日晚上，秋伯瑛突然拎着一个大西瓜去看金艳艳，还给了她一套纪念邮票，说知道她是个集邮爱好者，下午她经过邮局看见正好发行新邮票，就买了一套。金艳艳和秋伯瑛坐在她家的天井里吃瓜纳凉，说些闲话。一会儿，秋伯瑛开口说：“艳艳，我有桩事儿想请你帮个忙。”
金艳艳说：“尽管开口，只要我能帮得上的，一定全力帮你！”秋伯瑛于是说她跟那天她看见的那个男人好上了，想嫁给对方，不过，她之前已经答应嫁给施静真了，一时不便推掉。而且她听说施静真有个亲戚在公安局当头头儿，担心施静真察觉她变心后会通过那个亲戚对她进行报复。秋伯瑛说：“你也知道，我那死了的男人是上过日本人报纸的，跟一般汉奸不同。尽管已经死了，可是如果人家要以此为借口对我进行调查的话，给公安局抓到集训大队去关上半年也不是没有可能啊！所以，如果有人来向你调查关于我跟男人交往的情况，你可以把以前交往的那些说给他们听，不过，说到最近交往的男人，那你一定要说就只有一个——火车站的施静真！”
金艳艳说：“这是小事一桩，我肯定帮忙。”
二人就这样说定了。也就只过了一天，公安局还真的有人找到金艳艳了解这事，她就照秋伯瑛关照的跟刑警说了。
金艳艳把上述情况交代后，说：“同志，我已经坦白清楚了，你们可以放我同家了吗？”
刑警说：“现在还不行，因为我们正在找秋伯瑛——你可能不知道，她自早晨出门后到现在还没回家，你还得待一会儿，说不定一会儿还要问你其他情况，也省得我们跑来跑去找你了。”
这时已是傍晚，专案组决定不等秋伯瑛回家了，叫了个锁匠将其住所的门打开，入内查看，但未有收获。而那只灰斑鸠，确实没有了，原先的鸟笼是空的，
当晚，秋伯瑛没有回家。次日上午，专案组派出三路人马，根据金艳艳提供的地址，分别前往昆山秋的娘家以及另外两个在苏州和吴县的亲戚处调查秋伯瑛的下落。
在苏州本地和去吴县调查的陌路刑警并无收获，而去昆山的刑警项一琰、老袁上午打来电话说查到了线索。
项一琰、老袁两人被派往秋伯瑛的娘家昆山县城玉山镇，在派出所民警小李的陪同下前往秋家。秋家是开箍桶店的，在塑料桶、盆尚未问世之前，干这一行的生意一般永远是不温不火、慢慢悠悠地干活儿，从从容容地做买卖，永远别指望发财，也永远不用担心没饭吃。两位刑警登门时，看见秋伯瑛的老爸秋揆雄正坐在门口一张藤椅上喝着茶，微笑地看着两个徒弟在锯木头。刑警递上证件作自我介绍时，他的眼神还是那么从容平和，项一琰便以为多半是扑了空，秋伯瑛没回娘家。
不过，开口谈话时，一说到秋伯瑛，秋老板就点头：“是我女儿，她昨天回来过的，今天上午九点多走啦。”然后，他反问刑警，“您二位找她有什么事啊？”
刑警说：“一言难尽，还是请秋老板先把秋伯瑛回家的情况给我们说一说吧。”
据秋揆雄说，秋伯瑛是昨天下午两点多钟回家的，同行的还有一个比她大几岁的男子，她向父母介绍说这是她的男朋友，她准备跟其结婚。那男子向二老奉上了礼物：火腿、香烟、老酒和布料。这是毛脚女婿上门拜见准岳父岳母的礼数了，秋老板这边自然也不敢怠慢人家，当即置酒买菜准备了一桌还算丰盛的晚餐。当晚，毛脚女婿就宿往秋家。今天上午，秋伯瑛带着男友去街上品尝了昆山著名的奥灶面作为早餐，然后回家跟父母打了个招呼就离开了。
项一琰、老袁问了问那个男子的容貌、体形，得知那人年约三十五六岁，身高大约在一米七左右，不胖不瘦，有着一张狭长的马脸，浓眉大眼，五官长得还算到位，年轻时勉强算得上是个准帅哥。此人说话是苏南口音，不过可以听出不是苏州人。刑警将上述特征跟金艳艳交代的其在秋伯瑛家撞到的那个男子一比较，完全一致！于是断定秋伯瑛带回娘家的这个男友就是她的最新姘头。金艳艳不知道那人姓甚名谁，那么秋家人是否知晓呢？问了问，也不清楚，因为秋伯瑛只向父母介绍说“这是阿兴”不知到底是“兴”呢，还是那个三金“鑫”，这两个字在苏南语音里是一样的读法。
二刑警在门口跟秋老板谈话的时候，秋伯瑛的母亲在一旁纳鞋底，这时插话说那个“阿兴”说话的口音像是太仓人。这不是她最先发现的，是隔壁竹器店的刘老板说的。刘老板就是太仓人，昨天秋伯瑛带着男友登门时，是在店里跟秋老板见的面，说了几句话。当时刘老板正好在自家店门口整理商品，听见那男子说话，后来秋伯瑛母亲出门去买菜经过竹器店时他就对她说：“听口音你家毛脚女婿是太仓人。”
刑警又去问了刘老板，刘老板言之凿凿称那人必是太仓人，而且就是太仓县城城厢镇人氏。
项一琰、老袁商量下来，认为可以通过查临时户口申报来调查那个“阿兴”的姓名，住址等基本信息。按照当时的治安规定，所有从其他户籍地走亲访友的公民如要在当地住宿的，都须由接待人陪同前往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这个规定对于警方调查情况确实有效，不过问题在于必须具备当地居民严格遵守的前提。刑警问秋老板昨天是否给女儿和毛脚女婿上过临时户口，老秋答称没有去报过。刑警问为什么不报？老秋说她是我自己女儿，还需要报临时户口吗？刑警知道跟秋老板没啥说了，以后如果查出来有事的话，让当地派出所找他就是了。
项一琰、老袁商量后，就去邮电局往苏州挂电话向许健南汇报了调查情况，请示是返回苏州呢，还是随即去太仓继续调查。许健南说：“你们直接去太仓调查吧，如果发现那二人，可以直接拘捕，带回苏州再说。”
项一琰、老袁立即动身前往太仓。昆山，太仓两县是挨着的，两县县城有汽车相通。抵达太仓县城城厢镇不过下午三点多，先去了镇派出所，打听是否有人来为一从苏州前来的秋姓女子申报过临时户口。派出所民警翻了翻登记本，予以否定。
项一琰、老袁怀疑这跟秋伯瑛在玉山镇娘家的情况如出一辙，也是接待人懒得跑派出所，当然也有可能是那个“阿兴”故意不让申报，以免泄露行踪。秋伯瑛既然与其一起出逃，那说明她和“阿兴”已经意识到“隐身大盗”案发。这样，二刑警就只好在太仓这边过夜，请当地派出所派员陪同他们查摸“阿兴”的行踪。
次日，项一琰、老袁在派出所警员小周的陪同下，开始走访城厢镇各居委会，请居委会干部帮助了解本镇是否存在或者曾经有过与“阿兴”特征相同的男子，该男子还有一个特点——是个养鸟爱好者。
调查进行了整整一天，全镇七个居委会一一走到，可是，既没有查到“阿兴”，也没有听说本镇出现过一个肥胖的三十来岁的外地女子。
当晚，项、袁去邮电局往苏州打电话，向许健南报告了调查情况。许健南的意见是，好不容易才查摸到这么一条线索，不能轻易放弃，明天直接走访居民继续寻找“阿兴”的下落。
二人离开邮电局回到下榻的小旅馆，刚进房间还没坐下，城厢镇派出所的一个值班民警骑着自行车匆匆赶到旅馆，传达了一个专案组的紧急通知：立刻前往昆山玉山镇，专案组在那里集结！
太仓通往昆山的汽车晚上是停运的，项一琰、老袁只好向太仓县公安局求助。县局便派出全局唯一的一辆三轮摩托车把二人送往昆山。
七、护城河里的女尸
专案组之所以要全部赶到玉山镇，是因为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一个小时前，在昆山玉山镇南门护城河畔纳凉的人们发现河里浮起一具女尸！
当即有人报告了玉山镇派出所和昆山县公安局，派出所值班的一个民警正好是昨天陪同项一琰他们前往秋家调查的小李，他马上下意识地产生了一个联想：别是苏州刑警正在寻找的秋伯瑛被害了？赶到现场时，女尸刚被打捞起来。小李一看女尸那副体形，马上断定十有八九就是秋伯瑛了。县局刑警不知内情，小李正把情况向他们说明时，县局主管治安的副局长赶来了，听了小李的介绍后说那赶紧去把秋家人叫来，清他们辨认死者。
箍桶店老板秋揆雄夫妇在儿子、儿她的陪间下过来一看，一个昏厥，一个号啕。于是，昆山这边立刻向苏州打电话告知此事。专案组组长许健南获悉后，当即下令：全体组员立刻前往昆山办案！
专案组与苏州市公安局的刑技、法医驱车赶到昆山后，随即进行现场勘查并解剖尸体。
法医经解剖鉴定，得出以下结论：秋伯瑛的死亡时间是在昨天晚上七八点钟左右，死亡原因是在酒醉情况下破人用绳索勒死。凶手杀害秋伯瑛后，抛尸河中。
专案组在昆山县局刑警协助下连夜展开了对秋伯瑛凶杀案的侦查。现场勘查并未取得任何线索，因为尸体是在护城河里浮起来的，那显然是随着流水从别处漂来，在漂移的过程中，尸体内脏开始腐烂，因腐烂而产生大量气体，才使尸体渐渐浮出水面。两地刑警集中于县局，对该案情况进行分析，首先是要认定秋伯瑛是在哪里被杀害的。从尸体穿着贴身短裤、无袖汗衫、光脚这几个特征来判断，她是在某个适合暴露隐私的地方被害的，这个地方应该紧靠河边。因为如果在别处的话，凶手要把秋伯瑛那一百七八十斤重的尸体运至河边，必须辅以包扎，捆绑，这样就会在尸体表面留下痕迹。于是，有人认为秋伯瑛可能是在船上被杀后随即破抛入河里昀。这个观点立即被法医否定：死者的双脚后跟部位有明显的皮肤破损痕迹，这是在地面上拖动时留下的。而伤痕处没有发现泥土，仅有少量细碎灰渍，所以应该是在宅内，而不是在船上，也不是在野地里。
许健南想起昨天下午项一琰。老袁电话汇报的情况，秋伯瑛和那男子是上午九点前离开秋家的，之后便不知去向。而从其尸体在护城河城内河段浮起这一点看来，她似乎应该并未离开玉山镇。那么，从上午九点到晚上七八点秋伯瑛披害之间的这十余个小时，两人藏身何处呢？如果说藏身于镇上某个亲朋好友家的话，晚上在人家家里杀人、抛尸，难免是会弄出点儿动静来的，那不要惊动人家了吗？凶手敢吗？
许健南向众刑警提出了这个问题，马上有昆山刑警作出了回答：一是秋伯瑛两人藏身之地正好是本人不在家而把房子给他们暂住的本镇某户居民；二是位于城内的具有临河之便的旅馆客房。二者比较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这么一分析，思路就清晰了。众人说先从旅馆查起吧。
连夜调查旅馆，很快就获得了线索：西门街上的“保富旅馆”昨天曾入住过这么一个体形引人注目的胖妇！
据旅馆的程老板反映，昨天上午八时许，那个胖妇去旅馆说要借个房间，和她一起来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马脸男子，胖妇出示的是其苏州居民的户口簿，上面只有她一个人的名字：秋伯瑛。旅馆给她整记后，她付了两天的租金。午后，两人前来入住了。下午，两人没有出去。傍晚，他们出去吃晚饭，回来时酒气熏人，显然喝过不少白酒了。上午来借房间时，那个男子说要安排一个临河的房间，晚上可以凉快些。这当儿是旅馆业的淡季，当天“保富旅馆”一个旅客也没有，房间随他们挑选。旅馆有三进深，晚上值班的茶房在门口纳凉，所以这对男女回旅馆后在临河房间里无论千干什么事儿茶房都是听不见的。今天上午七点多，那个男子离开了。接班的茶房后来去后面客房察看，那胖妇也不在了，因为两人是付了两天房费的，所以茶房只是把房间给收拾了一下，并没有动他们的简单行李——一个小号旅行包。
经勘查，证实该房间确实是凶杀现场。至于那个小号旅行包，装的是秋伯瑛的儿件衣服和两包糕点。
刑警估计情况是这样的——
那男子显然就是贼鸟的主人。隐身大盗”，之前他把秋伯瑛在苏州珍珠坊的住所作为其落脚点，那只贼鸟也栖身那里。后来，杨营长的儿子杨小山用弹弓打伤贼鸟后，秋伯瑛气急败坏来了番大闹。事后，两人觉得此举不妥，就设法补救，不想反倒弄巧成拙。于是，只得把贼鸟转移，买了一只灰斑鸠作为替代品。指望能在警方调查时蒙混过去。往下的情况诚如他们所预料的，那个久未来往的小叔子关满福竟突然登门来访，他们意识到警方真的已经怀疑上他们了。好在总算以灰斑鸠蒙过去了。哪知过了两天关满福竟然再次登门。这时，那只灰斑鸠已经被秋伯瑛杀了做成一盘下酒菜被两人吃进肚里了。两人对关满福的再次登门深怀恐惧，意识到厄运随时会降临，便仓皇出逃。
逃到昆山后，两人在秋伯瑛娘家住了一夜，很有可能“隐身大盗”就是在这个晚上决定要把秋伯瑛灭口的。他肯定对秋伯瑛有一番欺骗话语，诱得她同意先骗娘家人说要离开昆山去外地了，其实却是在外出吃早餐的时候以秋伯瑛离家出走时带着的户口本前往“保富旅馆”作了住宿登记。“隐身大盗”这一招相当高明，完全出乎前来追捕的刑警的意料。项一琰，老袁两个风尘仆仆从昆山赶到太仓到处查访这个说话带太仓口音的“隐身大盗”时，那主儿却已经把秋伯瑛干掉后抛尸护城河了。
专案组对“隐身大盗’将秋伯瑛灭口之举进行了分析，综合观点如下：第一，秋伯瑛肯定知晓“隐身大盗”的底细，至少知道他是哪里人氏，家庭住址，真实姓名，以及他此番在苏州作案后的潜逃打算，等等。否则，他根本用不着灭口，也不必携秋伯瑛一起潜逃，他自己离开苏州就是了。第二，“隐身大盗”对于将秋伯瑛灭口后自己的安全系数颇为自信，因为他在杀人后把尸体往河里一抛了事，并未用那个被他遗弃的小号旅行包装一包石头等重物拴住尸体使其无法浮起来。这说明他的那些个人信息只有秋伯瑛一入知晓，将秋伯瑛灭口
后，他就笃信自己能够逍遥法外了。
当晚，专案组作出决定：全组暂时留在昆山这边调查“隐身大盗”和披其杀害的秋伯瑛在昆山逗留期间的所有信息。
6月23日、24日两天，专案组刑警接触了包括死者家属秋揆雄夫妇、儿子，儿媳以及跟秋伯瑛有过交谈的邻居、“保富旅馆”茶房等在内的相关人士，另外，还查访到了6月21日上午秋伯瑛和“隐身大盗”吃早餐的那家奥灶面馆、午餐时的点心店和当晚喝酒的那家饭馆，向跑堂打听两人在用餐时谈过些什么话。可是，结果令人遗憾，什么线索也没查到。
当然，专案组也并非一无所获，刑技人员提取到了“隐身大盗”留在“保富旅馆”客房里的多枚指纹，这些指纹后来为破获案件发挥了作用。
6月24日晚，专案组返回苏州。
出了火车站，许健南便让刑謦和刑技人员前往珍珠坊秋伯瑛住所勘查，他自己则去向领导汇报一应情况。领导指示：一查到底，把案情弄个水落石出，抓获案犯，还人民群众一份安宁。
八、凶手伏法
6月25日，专案组开会对侦缉杀人凶手“隐身大盗”进行了分析。
一干刑警总结了“隐身大盗”的特点：一、苏南地区人，说话有比较明显的太仓口音。二，有驯化鸟类的技能，走江湖颇有经验，可能以前从事过杂耍职业；三，从其没有将“保富旅馆”客房里昀指纹擦拭掉这一点来看，应该没有前科。
根据上述特点，专案组决定采取以下步骤侦缉凶手：派员赴太仓查摸。在苏州围绕驯鸟、杂耍这两个特点进行调查；通过苏南行署公安处指令昆山县局进行调查。
当天下午，全组刑警就按照分工外出侦查。许健南把自己分派在苏州市内调查的人员中。按说他可以不必出动，留守专案组驻地，可是，他坐不住，还是出去参加调查了。不过，许健南给自己放了单飞，他独自一人去珍珠坊挨家挨户跟人闲聊，指望能够撞到好运聊出点儿线索来。
当天，各路人马均无收获；次日，还是如此。
第三天。6月27日，许健南遇到了一个稍不留神就会擦身而过的线索。那天早晨，他还是去公园晨练，练完拳后，又去游廊那里看鸟。看完鸟正要离开的时候，听见几个老者正站在一个鸟笼前议论着什么，他便凑上去听。听了片刻，弄清楚他们在议论的并非笼子里的那对相思鸟，而是那个鸟笼。这个鸟笼是红木的，其形状就像一架古朴典雅的宫灯，一看就是上品位的货色。几个老者围观议论的话题是：这么一个鸟笼，竟然只花了两万五千元就买下来了，老贾（指笼子主人）这不是白捡了一个宝贝吗？
许健南听了这个价格也觉得不可思议，于是走近前去看个仔细，一边看一边下意识地估量着鸟笼的形状、尺寸，突然一愣——这不是东吴大学锅炉工小田看到的疑似“隐身大盗”挂在自行车上的那个包袱的形状、尺寸吗？许健南顾不上回分局食堂吃早饭了，退出游廊后就在附近转悠着。一会儿，老贾拎着鸟笼出来，他暗暗尾随，一直跟到老贾家门口。他看老贾把鸟笼挂在屋檐下的钩子上后，才上前亮出证件，说：“大叔，您好，我是公安局的，想向您了解一下您买这个鸟笼的情况……请您放心！我向您保证，这个鸟笼肯定是属于您的，我代表公安局说话，一定算数！”
老贾把许健南让进屋里，两人坐下后，他便说了买得这个鸟笼的经过。那是前天上午，他去附近的花鸟市场转悠，完全是闲逛，因为他并不打算买什么东西。还没进场，看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拎着这个鸟笼站在门口。像是等人，又像是要出售手中的笼子。老贾就走上前去，扫了几眼鸟笼，开口便问这笼子卖多少钱。那少年说卖两万五千元。老贾养鸟也有三十年历史了，不但识鸟，也识鸟笼，当下心里一喜，暗说赶快买下！生怕被人抢在前面得手，他先把笼子拿在手里，一边察看，一边指指旁边的树林说：“我们上那里说话去。”到了林子边上，老贾心里已有主意，说，“你这个笼子我要了，也不还你价钱，不过你得告诉我实话，这鸟笼是不是偷来的？”
那少年听老贾这么一说，急忙否认，说：“我就住在离这里三条横马路的珍珠坊，27号门牌，我姓屠，叫啸山，在明旦小学读六年级，开学就要上初中了。爷爷您如果不信，我领您到家里去问问我父母！”
老贾看他那神情不像是装的，再说他也确实想白捡这份便宜，就掏钱买了下来。老贾因为已经认定这个鸟笼并非赃物，所以也就不必藏着掖着，今天没雨，他一早就拎着这个红木笼子来公园遛鸟，其实还是想向人炫耀一把。
回公安局上班后，分工在苏州市内查访线索的那儿个刑警出现在许健南跟前领受当天的任务。许健南说：“弟兄们，我们可能撞上好运了，今天别处先不必考虑去，咱们去珍珠坊跟一个少年聊聊，聊得好，可能就查摸到线索了。”
一干刑警就去了珍珠坊，找到了屠啸山，不问别的，就问那个卖给老贾的鸟笼是哪里来的。屠啸山说了情由，许健南等人顿时喜出望外——
6月24日大清早，屠啸山去珍珠坊口的那口公用水井打水，公用吊桶上拴着的麻绳断了，水桶掉进了井里。小屠于是就网家拿了根长竹竿，把家里的炉钩拴在顶端，伸进井里钩那吊桶。他俯身井口往下看，由于眼睛不适应光线骤变，看不清楚吊桶在哪个位置，便用竹竿乱捣。江南水乡的地下水位高，水源丰富，因此水井打得都很浅，小屠三两下一捣，感觉竹竿顶的炉钩触碰到了一样物件，就试着钩钩看，结果钩起来这么一个鸟笼，笼子里有两块砖头、一只死鸟。
小屠连笼带鸟拎回家，把死鸟从笼子里倒出来，看那笼子，觉得留着没用，就动了卖掉的念头。他向人打听下来，得知花鸟市场有人收购鸟笼，就拎去卖。他根本不知道价位，随几开了两万五千元，在一个六年级小学生的意识中，这个价格已经蛮不错了。
刑警最关心的是那只死鸟，小屠说他把死鸟埋在自家院子的花坛里，想它腐烂了可以作肥料。死鸟随即即挖了出来，送往东山请林教授鉴定。林教授一眼就认定这是一只东方角鹦！那么，这是不是涉案的那只贼鸟呢？林教授说那只贼鸟前些日子不是披老鼠夹子夹下过一根羽毛吗？这就容易识别了。遂把死鸟两个翅膀上的羽毛都拔下来，分别点数，发现左翅比右翅少了一根。于是，认定这就是涉案的贼鸟。
从贼鸟内脏的腐烂程度来判断，其死亡时间也就不过四天左右，死亡时胃内有尚未消化的食物，这说明并非饿死，而是直接被连笼带鸟扔进水井溺死的。那么，是谁扔的呢？秋伯瑛首先是要被排除的，当时她的尸体已经在昆山县城的护城河里浮起来了。死鸟就扔在珍珠坊口的水井里，这说明扔的人就住在珍珠坊里。扔鸟的人是否就是杀害秋伯瑛的凶手呢？这一点刑警还不敢下结论，但是，这人一定跟“隐身大盗”有关。许健南决定在珍珠坊五十六户住家中逐户排查。
这一查，有一个人进入了警方的视线——秋伯瑛的邻居梅应兴。派出所的户籍卡显示，梅应兴系江苏省嘉定县外冈镇人，三十五岁，是个穿街走巷卖花武糕点的小贩。许健南听居委会主任一说其容貌具有马脸特征后，马上拍饭：“不用再查了，就是此人！”
当时，梅应兴在外面做买卖还没回来，警方为防止走漏风声，立刻分头去街上寻找，半小时后将其当街擒获。
梅应兴落网后供认其确是“隐身大盗”，也是杀害秋伯瑛的凶手。他是嘉定县外冈镇人氏，但童年是在太仓外婆家度过的，因此说话时有太仓口音。梅应兴二十三岁到三十一岁期间，曾在上海“大世界”做过杂役，马戏班驯鸟师，登台演出过小鸟叼扑克牌、做算术之类的节目。抗战胜利后，他所在的马戏班子由于节目陈旧而被“大世界”老板解除演出合同，班子随即解散。梅应兴在二十八岁时娶的妻子是苏州人，所以他就回到苏州谋生。马戏饭碗端不下去了，他就改行制作花式糕点沿街叫卖，收入尚可。这样到了1949年苏州解放前夕，梅应兴迎来了厄运——他的妻子带着与他生的两个儿子跟着一个国民党军官逃跑了。梅应兴一下子变成了单身汉，气得生了一场火病。病好后，他不想再住在原先那处房子里，就退租搬到珍珠坊这边来了。他新租的房子是从旁边一条一米宽的小弄堂出进的，其房门与秋伯瑛住所的后门紧挨着。
梅应兴跟秋伯瑛做了邻居。初时梅应兴很看不起秋伯瑛，因为这个胖妇不时七搭八搭更换男人，形同娼妓。因此，尽管秋伯瑛喜欢养鸟，只要他稍显半手便足可使对方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是，他根本没有想过要跟秋伯瑛苟合。直到有一天，他去上海转悠了一趟。
三个月前，当年代师授技的师兄去世了，梅应兴得去奔丧。师兄留下一只学名东方角鸮的猫头鹰，并留下遗言说赠予梅应兴。这只小猫头鹰是由师兄精心驯化出来的“鸟演员”，曾多次登台表演与观众互动的叼取物品的节目。师兄之所以选择猫头鹰作为“演员”，是因为表演这个节同时全场是要熄灯的，而猫头鹰具有极佳的夜视功能，最适合“主演”这个节日了。梅应兴把这只鸟儿带回家后，闲着没事就和鸟儿玩儿。一天，这只鸟从屋里飞到院子里，被他一声口哨召回，正好让秋伯瑛透过竹篱笆看见，不禁大奇，就主动跟梅应兴接触。
没几天，两人就上床了。而梅应兴那时的生意已经渐渐不佳，他就想到了利用鸟儿盗窃首饰的主意。
梅应兴向秋伯瑛说了这个主意，秋伯瑛竟然大感兴趣，主动拿出自己的项链。戒指让梅应兴训练鸟儿黑夜入室行窃。那只鸟儿原本就是表演此招的，自是一驯就灵。于是，5月31日晚上梅应兴开始作案。头回作案，收获颇丰，他得意扬扬，把赃物中的一条项链自己戴上，还给了秋伯瑛一条，其余的藏匿于家中。梅应兴自戴的那条项链，在6月1日中午去“松鹤楼”午餐时被窃。不过，那个取保候审的蒋小姐记忆错位，他脸上并没有红痣。
按照马戏行业的规矩，“鸟演员”是不能遛的，一遛性子就会变野，再也收不回来。因此，梅应兴从未把鸟带到会园等场所去遛过。尽管如此，他还是考虑到要预防警方万一怀疑到他头上会登门入室搜查，所以他平时是把鸟儿交给秋伯瑛喂养的。为不惹人注目，他还刻意隐瞒和秋伯瑛之间的交往，给外人留下了一个二人“老死不相往来”的印象。反正他是从秋伯瑛住所的后门出入的，根本无人留意到。
那天，梅应兴还在外面做买卖没回家，秋伯瑛在给鸟儿喂食后，把鸟儿放出笼子让其在院子里飞几个圈子，不料却挨了杨小山一弹弓。她心痛至极，忍不住去兴师问罪。梅应兴回家得知情况后，把她责怪了一通。她呢，次日自作聪明采取补救措施，于是弄巧成拙。梅应兴意识到此举可能要坏事，便让秋伯瑛去花鸟市场买了一只灰斑鸠来搪塞。果然，关满富就登门了。原以为已经蒙混过去了，哪知关满富再次登门，梅应兴就断定秋伯瑛已经被警方盯上了。他知道这个女人不可靠，要想逃过这一劫，只有让她永远封口。他也不向她透露什么，哄她去昆山娘家转转，还要她带上户口簿以便销赃。秋伯瑛信以为真，结果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梅应兴在昆山杀害秋伯瑛抛尸护城河后，随即坐车返回苏州住所，照样按部就班过他的日子。那只贼鸟，诚如林教授所估料的，挨了老鼠夹子后吓得再也不敢作案，那就是一只废鸟了，留着反倒是祸根，他就在夜深人静之际连笼子一并处理掉了。原以为沉在井里最后会烂掉，哪知很快就被小屠发现了。当刑警把手铐扣上手腕时，他对此举后悔不已。
1950年10月26日，梅应兴被苏州市军管会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