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叱诧风云、名震寰宇的人物，本人的兴趣由来已久。25年前，在长子出生前异常焦躁的日子里，自己在院外书店偶尔看到了一本书，名曰“破屋春秋 – 陈独秀一家人”，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没想到，这本书一直跟了我25年。如今儿子已长大成人，自己也流落异邦，但这本书却一直跟着我。闲时拿来翻一翻，里面的情节仍然感人、催人泪下。陈独秀很难写，今天只是介绍一下他那个较为“平庸”的三公子 – 陈松年。
之所以称陈三公子为中国头号“红二代”，是因为他的父亲是中国“红”的源头，不论这个拥有9000多万成员的世界第一大党的党史如何写，都绕不过这个人；陈三公子同父同母的两个哥哥 – 陈大公子和陈二公子早就牺牲，兄弟二人本身也是红一代，而且在中共红一代中的座次不低，尤其陈大公子，排名与周总理接近。
虽说“血浓于水”，但陈三公子 – 陈松年先生与他的父亲陈独秀、大哥陈延年、二哥陈乔年相比，脾气秉性相距甚远，如果不是出生于这样家庭的话，他就是一位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小人物，在人群中无任何辨识特征。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小人物，由于他家庭的原因，一生跌宕起伏，活得战战兢兢、小心翼翼，毫无红二代的自豪感。
陈松年（1910年 - 1990年），陈独秀的第三子，与哥哥延年、乔年为一母所生。 他一生经历太多太多的苦难和不幸。刚出生父母离异，17岁时哥哥延年被害，次年二哥乔年又遇害。解放后又因父亲的身份而受牵连，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过上了平凡的安顿日子。
苦难童年
当他1910年出生在安庆时，父亲已离开安庆与他的小姨也是后来的继母高君曼生活在一起，多年来很少回老家。幼时的松年一直和母亲生活在安庆老家，与父亲见面的机会很少。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父亲被国民党关进南京的监狱中，他去探监，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见到自己想念多年的父亲。当他看到父亲那一副样子时，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表面上对子女严酷，内心却十分疼爱儿子的父亲却叫他不要哭，并告诉儿子流泪是一种没有出息的表现，男子汉就要经得起挫折啊！
少年时期
陈松年没有像他的两个哥哥那么幸运，去上海、北京读书，甚至出国留学。早些年仅在大学读过书，还没有毕业就辍学了。然而松年和他的两个哥哥一样，也能吃苦，再加之家学的渊源，自学了不少古典东西，也很有文学修养。
陈松年3岁时的一天，他的祖父陈昔凡刚去世，灵柩还停在家中，恰好安徽都督袁世凯的亲信倪嗣冲奉袁世凯之命派手下打手追捕陈独秀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还声明要斩草除根。这一批打手突然来到陈独秀家中，没有抓到人便抄了他的家，抢走了陈家珍藏的一批字画，并扬言要抓走陈独秀的几个儿子。此时延年、乔年听说官兵要抓人，便急忙跳墙逃走。而松年年纪小，翻墙时，不慎跌落在邻居家的澡盆里。由于陈家一向乐善好施，待人热情厚道，与邻居关系都很亲密。当陈家有难之时，大家都愿意相助。邻家的一妇女知道官兵在追捕陈家子弟，见松年掉进澡盆后，急忙就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顺势装出要给松年洗澡的样子，就这样松年才没被抓走。为此，官兵却将陈独秀的长兄陈孟吉的儿子陈永年当做陈独秀的儿子抓去了，还让他坐了四年牢。
家庭变故
陈松年17岁那年，大哥延年在上海被害，噩耗传来，真是晴天霹雳。祖母和母亲都哭得晕了过去。这时，哥哥延年的后事，还是松年和姐姐筱秀去处理的。当他们二人来到上海后，国民党当局不但不让他们收尸，连看都不让看他哥一眼。他们二人，只好在哥哥就义的地方烧了几炷香和一点纸，还痛哭了一场。后筱秀由于过度悲伤和劳累，暴亡于上海医院，去世时年仅28岁。
第二年，二哥乔年又在上海被迫害，他的后事又是松年去处理的。那时，国民政府仍然是不让收尸，当他看到倒在血泊中的乔年那种惨烈之状，心中的痛苦确实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青年时期
松年青年时代，可说是灾难频频降落在陈家。在他28岁那年，日本侵略者即将占领安庆之时，他便弄了几只小船将家中的财产全部搬到乡下，藏在陈家的祠堂里，然后准备去找父亲陈独秀。结果日本人还是将祠堂里的财物几乎洗劫一空，只剩下几件破家具，其中还有父亲陈独秀用过的两只罗汉椅和一个立柜。
随后，陈松年夫妇带着祖母谢氏和刚满1岁的大女儿长玮从安庆乘船到武汉，见到了刚刚获释的父亲陈独秀和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继母潘兰珍。然后继续沿江而上，经重庆，最后到达重庆江津。
陈松年一家在和父亲流落江津的日子里，生活十分艰难。全家就靠他们夫妇在江津对岸的德感坝九中教书的微薄薪金维持的生活。在这里陈松年尽力侍奉祖母，陪伴父亲度晚年。
在人们看来，陈独秀一生少“儿女情长”。而此时的陈独秀，大概是人到晚年特别怕寂寞，非常喜欢和儿子、儿媳及孙子们在一起说说笑笑。正是陈松年一家的到来，给父亲陈独秀平添了不少的欢乐。就这样陈松年一家在这里陪伴父亲直到他老人家去世。陈松年是一个孝子，他既孝敬父亲，也很尊重后母潘兰珍。除了自己直呼潘兰珍为母亲外，他的子女在他的教育下，也很尊重潘兰珍，平时都亲热地叫她二奶奶。
在江津，陈松年的祖母谢氏去世了，紧接着父亲陈独秀1942年又在江津去世。由于战乱，松年只好把两位老人，暂时安葬在那里，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陈松年到处求人，才托福建一位心地善良的木材商将祖母和父亲的灵柩用木排装上，沿江而下运回安庆。在搬运父灵柩时，松年怕国民党见到“陈独秀”三字后生变，就在父亲棺木上写上了父亲科举时使用的名字“陈乾生”，安葬在集贤关附近的深林中。所幸陈松年那时没有为父亲立碑，才使陈独秀的墓躲过“文革”浩劫。
晚年时期
解放前，陈松年经历了太多的不幸，解放后又因父亲复杂的身份的和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也遭遇了不少困难。他先是执教小学自然课，1951年经民政部门介绍，进了安庆市开始筹建的窑厂，负责筹建的具体工作。
当“三反五反”及打“老虎”的风暴袭来时，陈松年被打成“老虎”，成了贪污犯。后来迫于形势，不得不“招认”，被迫认下贪污款项。为了在限期内退赔赃款，只得把北京箭杆胡同那座曾是“新青年”杂志的房子卖了。鉴于他认罪态度较好及家世原因，得到宽大处理。从此他不再沾钱，只当一名技术管理员。70年代，安庆市又筹建第二砖瓦厂，陈松年又被调去当生产管理员，只到1980年退休。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上级有关部门经复查，认为当年系逼供性质，陈松年的贪污行为证据不充分，给予平反，又将退赔的款项如数退还。后他被选为安庆市政协常委，任安庆市文史馆馆员、安徽省馆员。
陈松年与妻子一生有一男三女，他们夫妻俩虽然互相尽力支持着这个家庭，但家境仍然很困难。面对这种困难的环境，大女儿陈长玮和二女儿陈长玙读完高中后提出不上大学，出来做工，帮助家庭摆脱困难。而陈松年夫妻俩却坚决要求儿女们上大学，以保住陈家世代书香门第的家风。妻子对两个女儿说：“我就是勒紧裤带，不吃不穿也要供你们上大学。”她说到做到，为了儿女们上大学，她自己曾走出家门去窑场抬土，修铁路，糊火柴盒，同时还挑起家务重担。后来，由于妻子的去世，陈家生活更为困难。
1958年2月20日，毛泽东视察安庆时，从当时的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那里得知陈松年的生活困难，考虑到陈独秀为中国革命作出过贡献的历史，毛泽东叮嘱当地政府对他给予每月30元的生活补贴。当时物价低，30元前确实很值钱，帮助陈家解决了很大困难。后来陈的四个儿女中，有3个上了大学，这30元钱的接济功不可没。
当然除了经济原因外，政治上，陈家也得到了应有的地位。自从1953年毛泽东视察安庆后，历经许多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在安庆的陈家未受过什么大的不公正待遇和迫害。这与毛泽东的关照是密不可分的。
自从父亲陈独秀去世后，陈松年的家中一直悬挂着父亲陈独秀1936年摄于南京老虎桥监狱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父亲留了一撮胡须，目光炯炯，英气袭人；旁边是他的生母，父亲的原配夫人高晓岚的相片。高晓岚面容清秀端正，梳着老式发髻，穿着女式西装。就这样，陈松年每天陪伴着双亲的照片。在他看来，父亲的精神给他的人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慰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一个清明节，已是年近7旬老人的陈松年，拄着拐杖，步行10余里来到父亲的墓前，祭扫他的亡灵。以后几乎每年都要来一次，直到他1990年追随父亲而去。
家庭成员
窦珩光，陈松年的妻子。窦家为安徽霍丘的名门望族，陈、窦两家为世交。陈独秀父亲陈象五曾在窦家执教，窦家几个儿子曾经在其教导下，先后考中秀才、状元。
陈长琦，陈松年的长子，也即陈独秀的长孙，1947年出生，任合肥工业大学机械学院院长，党总支书记，教授，中国真空学会理事。在世人看来，陈长琦无论是外表和性格都酷似其祖父，是一位眼界开阔，专业基础深厚的学者与行政领导干部。
陈长玮，陈松年的长女，大学毕业后在一所钢铁设计院工作，曾任工程师。因工作努力，积劳成疾，1984年病故。
陈长玙，陈松年的次女。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军工厂工作，为高级工程师。
陈长璞，陈松年的幼女，因文革没有上大学，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后招工回城，进安庆图书馆工作，经过自己的努力，任安庆市文物管理局副局长，也是研究祖父陈独秀的一方权威。
长璞此人颇有其祖父遗风，胆大包天。1981年5月，她瞒着父亲，自作主张，给党中央写信，大胆地提出修建祖父陈独秀墓地的问题。后来邓小平亲自批示：“陈独秀墓作为文物单位保护，请安徽省考虑，可否从地方财政中拨款修墓，并望报中央”。如今陈独秀墓地，已成为安庆当地的旅游名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