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车难题”的角度说说徐州八孩妈事件

 

来到了台北，我有了更多的时间了解徐州八孩妈事件的来龙去脉。这几天，在文学城里，我看了众多博主的相关文章，也看到了八孩妈的视频，我越看越生气、越看越愤慨、越觉得自己的脖子上仿佛也拴着一条铁链，令我窒息！特别是当读到一年花掉政府开支3000万的徐州妇联组织在面对惨无人道的铁链女事件，仅用了“再见”两个绝情的字的时候，我更是怒不可遏！

 

以前我在国内当妇产科医生的时候，做过一些妇幼保健工作，跟市里郊区县的一些搞计划生育和妇联工作的人打过交道，那时的计划生育抓得很严，我亲眼目睹过她们为了达到“伟大”目的，不择手段，做出一些缺乏人性的事情。所以，我对徐州妇联的这种冷漠无情的态度并不感到意外。

 

徐州八孩妈事件被公认触犯了法律，是人间的恶，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今天，我也发发声，从另外的角度来说说徐州八孩妈事件非人性的思想根源，说说为什么现代文明社会还有如此不文明的现象发生？

 

前两天，我看了一个网名叫“草垛”制作的视频，里面就徐州八孩妈事件给人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和厘清的观念，而这个观念就是“电车难题”（Trolley Problem ）。

 

什么是“电车难题”？据百度介绍，“电车难题”是伦理学领域最为知名的思想实验之一，其基本的内容是：一个疯子把五个无辜的人绑在电车轨道上，一辆失控的电车朝他们驶来，很快就要压到他们。然而，所幸的是，你可以拉一个拉杆让电车转换到另外一条轨道上，可是，那个疯子在另外那条轨道上也绑了一个人。思考的问题来了，你是否应该拉拉杆？如果你拉了拉杆，电车换了轨道，救了五个人，另外一个人必死无疑；如果你不拉，五个人就会死。

 

“电车难题”最早是由英国女哲学家菲利帕· 福特（Philipa Foot ）于1967年提出来的，是用来批评伦理哲学中的功利主义。功利主义者认为，应该选择拉拉杆，拯救五个人只杀死一个人。但是，批判功利主义者认为，你一旦拉了拉杆，你就选择了不道德行为，你要为另外轨道上的那个人的死承担责任。

 

 

后来，美国哲学家朱迪斯· 贾维斯· 汤姆逊在这个基础上另外提出了一个相关场景：这次失控的电车正在一条没有岔道口的轨道上向五个人冲去，除非你采取行动，否则他们必死无疑。这时，你站在一座桥上，旁边是一个魁梧的大汉，假如你把他推下桥，落在轨道上，他的体重足以使电车减速并在撞到五个人之前停下来。问题来了，假如你有机会和力气把这个人推下桥，你应该这么做吗？

 

 

我们再来假设，医院里有五个人等待着器官移植，一个人心坏了，一个人肺坏了，一个人脾坏了，一个人肝坏了，一个人肾坏了。这时，一个健康的人经过，医生说：“小伙子，你身体健康啊，过来一下，请你捐出你的器官来拯救五个人，牺牲你一个，幸福五家人。” 大家觉得这样合理吗？

 

徐州八孩妈被拐卖到董家的拐卖妇女问题是摆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典型的“电车难题”，是要不要牺牲少数人来拯救多数人的问题；是要不要把少数人当成工具，去实现社会最大目的的问题。遗憾的是，在这个“电车难题”面前，中国一位知名作家却给出这样的命题：“这个人贩子…在法律角度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他不买媳妇，他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 我相信大作家的话是实话，也是许许多多像疯县这样贫困地区的真实写照。但我要说的是，这位大作家的话正是表现了极端的功利主义观念：人类的伟大目的是要让社会多数人获得最大的幸福，为了拯救更多的多数，必要时，我们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把少数人当成工具，牺牲少数人的利益，甚至摧残少数人的心身。拐卖妇女和买卖婚姻之所以能在社会上存在，并持续发展，像毒瘤一样切割了又长，正是由于我们的政府和社会允许了这种功利主义的滋长，而默认了恶的发生。正如“草垛”在视频里所说，我们一旦把人当做一种工具就开启了灾难的大门。人类很多悲剧的产生就是忽略了少数人的权利！

 

我们再也不能把拐卖妇女这一“电车难题”看着是思想实验，它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不管有多少人需要拯救，我们都不能伤害一个无辜的人。

 

我非常认同“草垛”的观点，如果这个村庄的建设和物质文明是建立在买卖婚姻和拐卖妇女之上，那么，这样的村庄消失了又能怎样？

 

当然，徐州八孩妈事件并不是孤立的事件，徐州这样一个人口贩卖的重灾区也不能仅仅归究于单纯的功利主义，这里面还有文明与愚昧的极力较量，有贪婪与自私、官僚与腐败的温床。

 

徐州八孩妈事件发酵到现在，终于看到了江苏省政府组织了调查组进行专案调查，公权力机关的介入似乎让人们看到了一丝希望。昨天，热门博主麦姐发文质疑，江苏省政府的调查组真的能当得了包青天吗？为此，我是疑信参半，最后如何，咱就拭目以待吧！

 

愿文明的大地不再有“八孩妈”、“九孩妈”、“十孩妈”的事件发生！

 

2/19 写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