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决定辽东战场部署和形势变化的,不是前方军情,而是朝堂之上看不见的刀光剑影。
中朝有党,边臣何以自立哉!
三、万里云间戍,立马宁远关
袁崇焕单骑巡视辽东,回到京城,放言:“予我军马钱粮,我一人足守此”。
要知道,辽东事务,上面有辽东经略、巡抚、山海总兵、蓟辽总督,就是在兵部,除了兵部尚书,还有左右侍郎,各司郎中、员外郎,当时袁崇焕不过一个小小的主事,六品官员,说这样的大话,照常理是不会有好果子的。
但是,袁崇焕的豪气赢得了新任兵部尚书孙承宗的赞赏与认可。而孙承宗可以说是袁崇焕一生中最重要的贵人。
孙承宗是东林党的少壮派,在东林点将录里被封绰号“地短星出林龙”,万历三十二年进士第二名(榜眼),在翰林院任职十多年。万历四十七年,有幸成为皇太子朱常洛的老师,深得朱常洛的信任。朱常洛继位后,孙承宗就荣升了帝师。朱常洛命丧红丸后,孙承宗又担任明熹宗朱由校的老师。
因此,天启初年,凭借着两朝帝师的地位,孙承宗就成了东林党在政治权力中心的风云人物。
天启二年,广宁之战后,大明辽西土地尽失,熊廷弼和王化贞革职听勘。东林党人方震孺上疏举荐孙承宗为兵部尚书。明熹宗欲留孙承宗在身边,不想他离开讲席,但辽东又委实乏人可用。最后谕令孙承宗“授兵部尚书,即日到任,不得例辞,仍旧供事经筵,凡有重大机宐,许其面奏请。”这样,孙承宗先是馆阁大拜,而后又身兼兵枢要职,可谓出为将、入为相,权倾一时。
孙承宗到兵部,立即严肃法纪,重用武将,选用精敏有为之材,募练精兵十万。袁崇焕赶上了东林用人之际,因此,才几个月就被破格提拔,由职方司主事升为佥事,正六品升为正五品,负责助守山海关。
袁崇焕到山海关之后,立刻就与辽东经略王在晋发生了矛盾。
王在晋并非东林党人,而是齐楚浙党,而蓟辽总督王象乾也是齐楚浙党。
明史中说王象乾“实无他才,惟啖以财物相羁縻,冀得以老解职而已”,对王象乾进行丑化。实际并非如此。为何?
王象乾是1546年出生,天启二年也就是1622年,他已经76岁高龄了,明朝官员的退休年龄是70岁,他怎么还会“冀得以老解职”呢?而且明熹宗实录第23卷明确记载:天启二年六月,“蓟辽总督王象乾引疾请告不允”。已经称病要告老还乡了,是皇上不允,哪里来的“冀以老解职而已”呢?这其实是《明史》的故意误导和偏向东林党人的一种说法。
清朝编写的《明史》很多地方并不可信,尤其是涉及晚明人物的评价。换个角度看,清朝的文字狱是最为残酷暴虐的,尤其是明史,严格禁止私人编写,官修《明史》又在庄廷鑨明史案等一系列文字狱之后,其对明末人物的评价甚至史实都是很值得怀疑的。
王象乾出身新城王氏世家,是名门望族。祖父王重光是嘉靖二十年进士,官至户部员外郎,父亲王之垣也是进士,官至户部左侍郎,赠尚书、太师,两个叔叔也是进士,分别是浙江按察使和开封府知府,到了王象乾这一代,包括他在内,堂兄弟八人皆是进士,都在朝中或地方任官。可以想象,王象乾身后是多么庞大的一个家族。
王象乾自万历三十六年起就总督蓟辽,治军有方,威震九边。若是没有功绩和能力,朝廷何以会执意启用一个76岁的老人? 而且到了崇祯元年(1628年),83岁的王象乾还被启用为宣大总督,屡次加封少傅、少师、太子太师,以这样地位和官职,在《明史》中竟然没有列传。而主修明史的张廷玉的二大爷张秉文,不过是山东左布政使,明史也有列传。可见,清朝所修的《明史》很可能是故意回避这个人,回避不了的地方就横加污蔑。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有个小故事叫《王司马》,写的就是王象乾,因为王象乾的号就是霁宇:
这个小故事写得很诙谐,说王象乾耍假大刀,芦苇草席三戏蛮夷,卧司马吓跪北人,看起来很有抗日神剧的味道。虽然故事未必真实,但蒲松龄的故事往往有其来源,至少反映了民间对他的基本评价。王象乾绝非昏聩之人、泛泛之辈,而是很有本事的镇边功臣,素有威望。
王在晋也是如此。很多后来的著作都把王在晋说成是无能之辈,其实未必如此。
早在朝廷议论熊廷弼一案时,户科王继昌就提出:“廷弼挂众议者三。以谩骂为气魄,将帅不为用,不能成功一。始初不能用辽人,客兵蹂躏辽地,辽人离心,不能成功二。动天下兵,靡财浩费,所过驿骚,叛者淫劫,不能成功三。”所谓将帅不为用,讲的是熊廷弼和王化贞,经抚不和。所谓不能用辽人,讲的和后来袁崇焕提出的“用辽人守辽土”是一样的,这也说明袁崇焕的观点并不新鲜。所谓动天下兵,耗费巨大,说的是当时从各地调兵守辽东费用高昂。据统计,平均调一个兵要花费25金,而且“至辽而可用者,十不得二三”。
当时,朝廷内部基本都接受治辽方略应当“以守为攻,筑城以守”,这也是熊廷弼一贯主张并最早实施的策略。但怎么守?在哪里筑城守?不同派系的人主张并不一致。
袁崇焕和王在晋的矛盾就在于在哪里筑城守。
王在晋主张守山海关。他对形势的分析是:“东事离披,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捐弃全辽,则无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缩之于山海,此后再无一步可退。”
王象乾也认为:得广宁,不能守也,获罪滋大。不如重关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
王象乾和王在晋主张退守山海关,主要是基于辽西走廊这个狭长地带,守的代价过于高昂,获益却极少。
按孙承宗的做法,募练精兵十万,平均每个士兵年费30两银子,一年的兵饷就需至少300万两。如果算上军粮米豆武器军马盔甲战车器械辎重。一年至少400万白银起。
但明朝的财政收入是很低的,根本不足以常年支撑这么大的消耗。
张居正改革初年,明朝一年财政收入大概只有200万两,东林党拼命反对矿税,实际上明朝的商业税也是非常低的,有人统计,矿税从万历二十四年到万历四十四年,20年时间所征收的矿税和商税,加在一起也就是一千多万两,平均每年不过50多万两。而正是这笔税收大大缓解了朝廷的财政危机。
天启初年,东林党全面执政,废了矿税,但当家方知材米贵,不到一年光辽饷就花了200多万两银子。内阁首辅叶向高感慨:神宗皇帝当年大力征收矿税,我们都大力反对,觉得天下的财富都是皇帝的,还收那么多银子干嘛?这几年辽东用兵,才知道辽东战争就是财政的无底洞。
但孙承宗和袁崇焕都认为,要收复辽东,防守就要前置,以山海关为后盾、宁远为中坚、锦州为先锋,构筑一条“关宁锦防线”,修筑宁远等城池堡垒,拓地以守。
但是,这条防线最大的问题就是花费太大,不算军饷,都要花500万两,加上军饷,一年要800万两银子。而且这道防线的最大缺点是,清军一旦绕道,所谓“固若金汤”的防线就成了摆设。
而王在晋主张退守山海关,在山海关外的八里铺筑长约三十里的边城,靠着高山高龄、重关天险,只需现有的4万精兵即可。王在晋的意见是,当今之计,“不在募兵,而在训练实在之兵;不在添将,而在选择有用之将”。
袁崇焕说服不了王在晋,就直接上书给内阁首辅叶向高。叶向高也拿不定主意,于是交给孙承宗定夺。
孙承宗亲赴辽东,与王在晋沟通。两人的对话是历史上经典的一幕。但在不同史料中的记载却完全不同。
明史记载:
臣时执偏见谓经臣议诚然,独是八里为两城,而旧城之坑壕空营当在三里之外,而新城之守卒法当四万。则四万之退步跟将及之,而一不戒,将城下之备尽为我设,北山南水既无旁出,而贼方拥此四万于旧城之下,开关延之不可,闭关谢之不可。将城上之备,又为我设,而城中惊溃无问也。经臣曰:于山建山寨三,以为退守计,而三道关俱可入。盖法云,置之死地而生。经臣言边兵善走也,即杀不能止,况大势散,谁复为杀者。故为两城以固其心,而实置之死以励其必死之气,臣遂无以应。”
首先,孙承宗奏疏原文的“自己无以应”到了明史里成了王在晋“无以难”。
其次,王在晋的辩驳被删的一干二净,王在晋的理由是:边兵善走。善走就是经常逃跑,一旦逃跑,杀人也拦不住,况且打了败仗,哪里还有人去杀这些逃兵?所以,筑两城就是置之死地而激励将士的必死之气。
这场争论谁对谁错,已经不重要,历史已成定局。但至少王在晋的方案并非全然没有道理,他的观点是“必有复全辽之力量,而后可复广宁,必有灭奴之力量,而后可复全辽。不然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不可不虑”。
所以,在孙承宗和袁崇焕一个劲儿要募兵征兵时,王在晋却是在搞裁军,淘汰冗兵冗员,仅天启二年六月,一次就报请汰兵9171人,裁革冗员200多人,还有家丁杂流,总计一年可以省下四十万两白银的开支。
结果是,孙承宗回京后趁着给皇上讲课之时面奏一本,说王在晋不足任,说他“笔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意思是虽然王在晋折子写的不错,也挺能说,但是他没有雄心抱负不大气。的确,像王在晋这种天天算小账的,确实显得不够沉雄博大。
很快,王在晋就被调任南京兵部尚书。一个闲差。
实际上,王在晋被拿掉是东林党与齐楚浙党缠斗几十年的必然结果。双方恩怨已深,东林党全面执政,必然逐步清洗打压齐楚浙党人。历朝历代的党争发展到一定程度,结局必然是只问派系,不问是非。辽东作为当时政局的核心议题,不可能由不信任的人来主导。孙承宗主动要求出关巡边,就是要么把王在晋拉倒自己这一边,要么就把他踢开。
所以史书记载两人谈了几天几夜,恐怕也未必尽是军事布防。
同一封奏折里,孙承宗还评论了其他辽东官员,说王象乾是“有大臣之概,而晓畅夷情,即眼以老昏而精神尚自矍铄”,这其实是隐约点出了他身体的硬伤。说袁崇焕是“英发有担当,臣取其志,尚欲炼其气”,说辽东巡抚阎鸣泰是“沉雄博大有之,端谨精详亦有之”。然而实际上阎鸣泰怎样呢?一年多后就被撤掉了,到了魏忠贤掌权时,此人攀附魏忠贤,为魏修生祠达七处,拍马屁的话让人听了为之乍舌。崇祯初,附阉党逆案,遣戍死。
自此,孙承宗以辽东经略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而自请兼任:“臣愿以本官,赴山海督师。如辽人可用,决不敢以众疑而概弃辽人;西虏可抚,决不以众信而遂凭西虏。”
同时,上奏请调一批亲信随行,鹿善继和王则古管兵马钱粮,杜应芳和孙元化管军器火药筑城,袁崇焕和万有孚分别任宁前兵备佥事和广宁道佥事。孙承宗一并还奏请发帑50万两白银,为抚赏之用,发30万两白银,为练兵之用。上悉从之。
而此前,王在晋上报的方案,在山海关外八里铺一带修筑30余里长城,共上报经费90万两,而朝廷只发了20万两。
初到辽东,袁崇焕实际上担当了东林党打压齐楚浙党的先锋角色。他与王在晋的冲突,恰恰最后成为,东林党全面控制辽东局势的一个突破口。这当然离不开东林党人在朝中的后援支持。
王在晋辞职一个月后,蓟辽总督王象乾也找了个理由请辞乞罢,但明熹宗没有批准,而是宽慰勉励他继续干下去。
四、关山万重,谁之荣光?
从天启二年到天启五年,孙承宗主事辽东,袁崇焕在孙承宗手下经营宁远城。
这几年时间,辽东局势平稳,基本上没有打仗。这倒不并不是因为孙承宗和袁崇焕有多厉害,而是努尔哈赤打下辽阳和沈阳后,先是于1621年定都辽阳,后又在距辽阳城八里处修建一座新城,名为“东京城”,1622年又将都城迁往东京城。到了1625年,又决定迁都沈阳。对努尔哈赤而言,这段时间是一个休整期,主要的心思和精力在巩固已经占领的地盘,同时试图收服东边的朝鲜和西边的蒙古,以及巩固自己的后方。
说起后金定都,当时,辽阳是辽东最大的城市,自战国时期,辽阳就是辽东郡的首府所在地,辽金两代均在此建设了都城,在明朝,辽阳也是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是由于后金在攻占辽沈之后,对汉族人民采取了残酷的施政手段,当地百姓经常组织起来对后金发起各种形式的反抗。有历史记载,一天之内就发生过22人往井里投毒的事件。所以,内部平定更为迫在眉睫。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毛文龙的牵制。
毛文龙是浙江人,父亲毛伟弃商从儒,母亲沈氏是杭州望族,舅舅沈光祚是杭州名宦,万历乙末科进士,历任开封府推官、山东布政使、顺天府府尹等职。从籍贯上推断,沈光祚很可能是浙党,万历后期,浙党领袖是内阁首辅沈一贯。当时,李成梁是辽东总兵,李成梁主掌辽事共30余年。万历十九年,李成梁曾被言官弹劾,是沈一贯力荐,才得以在万历二十九年复起辽东。李成梁在辽东势力既广且深,子侄遍据要职,大小将官一半以上都是李成梁的家奴或幕客,以至当时“辽广之人,知有李大爷,而不知有他人”。毛文龙就是在舅舅沈光祚的推荐下,到了李成梁的帐下,开始了在辽东的军事生涯。所以,从根源上,毛文龙应属浙党一脉。
但是,毛文龙在李成梁时代一直没有得到重用,因为他“不肯妄杀一人,妄报一功”。到了熊廷弼经略辽东时,毛文龙才以战功升为都司,袁应泰时期,又以造办火药有功,加游击衔。后金攻打辽阳、沈阳时,毛文龙的家属100多人被后金杀害。所以,毛文龙与后金是家仇国恨集于一身。天启元年,毛文龙取得镇江大捷,这里的镇江是指今天辽宁的丹东,震动全辽,朝廷破格升毛文龙为副总兵。当时的兵部左侍郎王在晋评论说:“自清、撫失陷以來,費千百萬金錢,萃十數萬兵力,不能擒其一賊。此一捷也,真為空谷之音,聞之而喜可知也。”
毛文龙开镇东江,对辽东局势影响很大,等于在后金政权的背后钉了一个钉子,使得努尔哈赤不敢轻易长驱,因此被誉为“海外长城”。
例如,天启三年,在探知努尔哈赤有攻明意图后,毛文龙从镇江一路进击,搞的后金境内狼烟四起,不得不放弃南下企图。
天启三年到天启五年,毛文龙先后收复金州、旅顺、复州、永宁,一度直捣后金老巢赫图阿拉,取得牛毛寨大捷等战役的胜利,明熹宗也曾赞扬毛文龙;“使奴狼顾而不敢西向,惟尔是赖!”
所以,正是有毛文龙的牵制,孙承宗和袁崇焕才能够三年无战事,一心只筑城。
现在有很多人把修筑宁远城的功劳全记在袁崇焕一人身上,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实际上宁远筑城,技术上的功臣是孙元化,主持修建者是祖大寿。
孙元化是徐光启的弟子,后来两人也是儿女亲家。徐光启是中国西学第一人,也是所谓“圣教三柱石”之首。在明朝中后期,天主教和西方文明通过澳门传入内地,特别是利玛窦在京城上层游走,影响了一大批明朝高官。连内阁首辅沈一贯、李之藻也都是天主教徒,叶向高也深受影响。孙元化跟随徐光启加入天主教。当时,天主教已经在明朝形成了一个以宗教为核心的关系网。比如两次赴澳门采购西洋火炮的张焘和孙学诗,都是通过徐光启的关系交织在一起。张焘和孙学诗都是“圣教三柱石”之一李之藻的学生,协助孙元化筑城的韩云、韩霖也都是徐光启的学生。而孙承宗、袁崇焕、甚至叶向高也均与徐光启关系密切。
1622年,徐光启被急召入京,孙元化也随之进入京城,先是上疏《防守京城揭》和《防边关揭》,大力推销西洋筑城术和火炮守城术。后来又参加科举考试,但不幸落第。好在徐光启把他直接推荐给孙承宗,授以经略衙门赞画军需一职,孙元化得以进入兵部。孙承宗原来打算请他做幕僚,但孙元化执意前往前线。
孙元化其实是徐光启军事变革思想的执行者。
在萨尔浒战役后,徐光启就提出要使用欧洲更为先进的筑城方法,打造“万年敌台”,将旧制敌台改造为“三角三层空心式样”,内置大炮,就是防御上所谓的“棱堡式防御体系”,即“意大利式要塞(trace italienne)”。同为天主教徒的李之藻也提出“制胜务须西铳疏”,主张从澳门调集西铳和铳师,传习炮术。
明朝军队对火器的使用并不陌生,据说戚继光之所以所向无敌,就是因为手下有一支训练有素的火枪兵。孙元化所接触的西学军事知识更为先进,他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叫《西法神机》。
袁崇焕筑城宁远,技术上主要得益于孙元化。孙元化虽然在开始时意气风发,但很快就与孙承宗意见不合。他主张辽东布防应“先修实备,后勤远略”,但孙承宗却“专征布置广远”。因此,孙元化不久后离开孙承宗,回到兵部,负责引进西方火器,并监督训练。
后来,在袁崇焕成名之战宁远大捷中,发挥威力的正是按孙元化的办法布置的十一门大炮,其中威力最强的,就是李之藻派张焘从澳门第一次购买的四门大炮之一。天启六年,此炮还因功被封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实际上,天启三年李之藻上“以夷攻夷”之策,令张焘第二次从澳门购买了25门大炮,并招募了葡萄牙士兵随行。但由于李之藻随后在斗争中被免职,朝廷找了个借口,又把这些西洋炮师送回澳门去了。
孙承宗经略辽东,数年间,趁着后金无暇南下,陆陆续续在辽西走廊修建了较为完整“关宁锦防线”。但是,另一方面,孙承宗花的钱实在太多了,又看不到战功,朝中受东林党排挤的人,以及一些政治相对独立的官员,便开始上疏。
天启三年七月,工科给事中方有度上疏称:
方有度还是东林党一员,但看到辽东这么个花钱法,也知道不是长久之计。
天启三年九月,刑科给事中解学龙上疏言:
所谓豊财,非求财而益之,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国家各边军有定制,饷有定额,即如辽东一镇,旧额兵九万四千有奇,岁饷不过四十馀万,今关门之兵亦止十馀万耳,而月饷乃至二十二万二千三百有奇,关內月粮已议至一两八钱,递至宁前则又量增,而蓟密新募之兵月粮亦倍于旧...旧兵饷薄而新兵饷厚,故旧兵亦逃而窜入于新兵之内,甚至新兵日增而旧额如故,...议者曰军饷不维当汰兵以就饷,与其汰兵不如汰将,各边将原有定额,...若合天下而讲求之,亦有可得而言者。高皇帝时天下文官五千四百有奇,军职二万八千有奇。神宗朝文官增至一万六千馀矣,军职增至八万一千馀矣。今日又不知增几倍,不闻所以安天下定太平者,较高皇帝时何若?
辽饷压垮财政,朝廷只能往下摊派,而地方官员雁过拔毛,故民益困苦。天启三年十月,查勘兵饷的钦差勘奏原登莱巡抚陶朗先,贪污饷银40万余两。朝廷的摊派成了地方官员发财的机会,往往是“半饱士腹、半落奸囊”。
天启四年秋,东林党与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斗争已趋白热化。工部郎中万燝,因为批魏忠贤“尽窃大权,生杀予夺,在其掌握,致内廷外朝,只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被廷杖100下,活活打死。御史林汝翥、中书舍人汪文言亦遭廷杖、削籍。七月,叶向高引退回籍,临走前给皇上辞疏一本:
藎臣之事君也,不以身之去而忘社稷之憂。明主之待臣也,亦不以人之愚而忽葑菲之採。昔有至逆旅者,懷其一飯,既去猶為之灑掃庭戶以謝主人。況臣受恩三朝,至隆至渥,無可養酬,今歸伏田里,遠隔天顏,永無杼忠之路,所有犬馬下情,能默默不一吐於君父之前哉?然亦不敢多言,煩稱以瀆聖聽,惟將其最要最切必不容於者言之。
皇上一身,天地祖宗臣民之所系屬也,其關系何如?養身之道,莫善於寡欲。寡欲則心志清明,筋骸強固,非但延年,亦可廣嗣。故昔聖人著訓:少之時戒之在色。皇上春秋鼎盛,情竇方開,邇日天顏,似微清減寡欲之義,萬不可不留神也。
君臣之分,雖尊卑隔絕,然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君為腹心,臣為手足,一體相關,無分彼此。皇上御極以來,待大小臣工,恩禮可謂厚矣。近因陳奏煩多,致干聖怒雷霆屢震,駕帖頻傳,以數十年不行之廷杖,三見於旬日之間。萬燝已亡,林汝翥汪文言亦將就斃,雖言者不無過激,而論以君臣一體之大義,所傷多矣,長此不已,將至上下相猜,政事阻格,奸雄夷狄聞之且複生心。昔符堅欲攻晉,其臣諫沮曰:晉雖僻處江南,然君臣輯睦,尚未可圖。故內釁不生,則外釁不足患也。臣願皇上當多難之日,深懷一體之念,委任大臣、優容言者,廷杖之事,萬萬不可再行。其以前譴謫王紀、文震孟等盡賜召還,而群臣亦仰體聖意。若有論奏平實婉明,勿以忠愛之心而過為激昂之說,勿以藩籬之見而輕開禍釁之門。
至於內廷近侍,朝夕左右,中間固有調護勤勞,朝廷所不及知,然但未挽回聖心,力行善事,一時雖不見亮,久當自明。即人不能明,天地鬼神亦當明之。歷觀漢唐以至國朝,中官之邪正善惡,昭然清史,並未嘗漏卻一人。如必至憤激作快意,彼此紛拏終至決裂,而愈亂無以解於悠悠之口矣。此臣所忠告於內外之諸臣也。自古禍亂之生,多起於凶歲,民既窮無聊,非為盜賊不足救死。綠林之嘯,聚黃巾之橫行,皆此類也。今歲江南洪水,為災數十年所僅見,國家財賦之區,盡化馮夷之窟,山東地方複苦荒旱,瘡痍未起,溝壑又填,此非破常格勞來拊循,必無以安民心,而弭禍亂。臣備員綸扉,見東南之民最苦織造,地方官時時爭論,當此災傷之極,必複陳請,誠得早沛綸音,擇其可緩者,暫停一二年,亦收拾人心之一道也。國家財力半竭於邊疆,往臣在政府,封疆無儆計,臣猶蹙額攢眉國用莫措,然尚有兵工太僕寺可借,其後各藏俱空,專靠內帑,即臣在事三年,所請帑金至六七百萬,今內帑亦窮矣。而東西之役未休,額餉日加,竭天下以奉一隅,猶苦不足。臣不知戶部何以支吾,廷臣亦遂恬然,不複談及。臣恐事窮勢極,有不止於脫巾鼓噪而已者。皇上為社稷計,與中外諸臣為皇上計,萬不可不急圖也。
三代以來,天子親衛之兵,皆列於禁城之外。唐雖使內臣為神策,然其所領猶外兵也。自遼左失事,九重戒心,乃擇中官之健者為兵,逐日訓練,銃炮之聲,徹於外廷。古稱軍容不入國,況宮廷之內,肘腋之間,豈宜有此?臣知在今日,必無可慮,而在他日,實有隱憂。皇上既許謁陵,後罷之臣何敢複言?但謁陵之期,遠近未卜,宜權時,免其操閱,候聖駕展禮時,再行演習,未為晚也。以上數款,雖人所共知,而實則國家精神命脈、治亂安危之大幾畢系於此。臣自度衰老,力不能為,恐負誤國之罪,不得已而去。不忍不言,所望皇上自愛其身,又與群臣通為一身,群臣亦皆以皇上為身,宮府內外以及四海九州疾痛痾癢,無不相通,關節脈理,隨處周流,天下事乃可為耳。西南酋終不能大肆,督臣才自足仗東事,則關內外防禦俱已備飭,奴必不敢深入,而毛文龍又牽制其後,亦是一奇此。輔臣孫承宗拮據料理之力,可謂勞苦功高。臣書生也,莫效一籌,私心所憂,內甚於外,故敢陳其愚慮如此。
从这封奏疏来看,叶向高主要还是劝诫天启帝要善待文臣,避免内廷宦官与外朝文臣的恶斗,内忧大于外患,同时指出明朝财政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但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所提的许多建议,恰恰是天启帝的意愿是相悖的。
同时,朝中也有人参劾孙承宗部下马世龙贪污军饷。对此,孙承宗在奏折中说:臣愿用袁崇焕刘诏之殚力瘁心以急公,不愿用腰缠十万之逋臣闭门诵经之孱瞻;臣愿用博大强毅之马世龙、少年英锐之尤世禄王世钦,不愿用孰愞通脱之奸猾。
应当说,孙承宗启用的将领,绝大多数是有为之人,像尤世禄、马世龙、王世钦都是一流战将,袁崇焕、孙元化、茅元仪、鹿善继也都是后来为大明立下卓著功勋的人。但是,在朝廷大局发生极大变动之下,孙承宗面临的形势已经急转直下,十分危急。
继叶向高之后,天启四年十月,左都御史高攀龙罢,吏部尚书赵南星乞休,许之,大学士韩爌乞休,许之,一大批东林党人被革职削籍。
所以,天启五年正月,孙承宗亦乞骸骨归,但明熹宗依然温旨慰留。但这一时期,据《明熹宗实录》所载,出现了大量的官员调动。
孙承宗不是没有看到危险,他在一份奏折中说:每念臣入阁有七人,而去者故者六人矣。其在地方则三总督、十巡抚、二十余道臣,相继以去矣。感叹自己是“冒以病身为天下塞责”。但对他的感叹,明熹宗并没有正面回应,而是批复:知卿已出视事,朕心嘉悦,还须振起精神,鼓舞将士,矢图恢复,早奏成功。
这其实是在催他打仗了。
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孙承宗力荐的山海总兵马世龙发起柳河之役,误信情报,损兵折将,造成溃败,死伤四百多人。
柳河之役让明熹宗极为不满,浙党和阉党也找到了最好的借口,不仅攻击马世龙,也将矛头指向孙承宗。不久,孙承宗亦去职,代替孙承宗的是军中朝中口碑甚佳的高第。明熹宗亲赐蟒衣玉带,令其以兵部尚书经略蓟辽。
孙承宗的去职也是东林党政治斗争失败的必然。袁崇焕看到东林党人频遭贬斥迫害,义愤填膺,恨不得自己也名列《东林点将录》的名单之中。他写了一首诗,叫《东林党人榜中无名书此志感》:
忍将一网尽清流,不绝根株总不休。
巧造祸胎偏点将,欲凭毒手取封侯。
曾知道学宜常讲,早识机关动隐忧。
愧我榜中无姓氏,流芳不得共千秋。
这首诗足以说明袁崇焕与东林党的关系。
高第上任后,全盘否定孙承宗的策略,而采用王在晋以守山海关为主的战略,下令将孙承宗调到关外的主力,调回山海关。
这样一来,宁远城就成为一座孤城,暴露在后金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