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是我姐夫在他退休后把从前的一些经历从记忆中抽出来，展现当年生活的若干素描。）
九，精神的迷茫
还有比物质缺乏更析磨人的是精神的失落与迷惘。这是一个疯狂的年代，政治无限拔高、泛化，凡事上纲上线，得势者的颐指气使与无权者的诚惶诚恐，无时无处不在，充斥社会，人人自危。这种危机就常常发生在身边，让你随时都感受到压力与窒息。
有一个全国知名的案例就发生在那里。1971年3月，白沙县牙叉农场医士官明华因公开反对林彪，遭到渗无人道的迫害，被判处死刑。因她始终不服，临枪决前，怕她呼喊口号，特用一节竹筒塞进她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此案在1979年1月得以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
官明华，1934年出生于广东始兴一个地主家庭。1949年，她15岁就离家，参加土改宣传。1952年从广州市第二医士学校毕业后，报名参加海南农垦建设。先后在儋县木排农场，白沙的龙江农场从事医务工作。1961年调到牙叉农场医院当医士。据反映，她在医院工作期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多次被评为先进医务工作者。但出身不好却害苦了她，每有运动，就会首先成为审查对象。被枪决时才37岁。尽管后来得以平反，但此事却残酷地招示了，个人的命运在历史的洪流面前简直是不堪一击，留下的只有怜惜与悲怆。
白沙农场有个广州知青，1968年，16岁的她便到了那里，白净，怯儒，总像是害怕着什么。一件新衣服，总要打上几块补丁才穿，只要能还能补的衣服，她永远会把它补下去的。一个铝锅，她用来煮饭、洗衣，甚至洗澡。她这样的行为叫人无法理解，她本人的解释就是说为了避免别人说她资产阶级思想。那时，总是有不断的举国欢腾的大好日子，在这些大好日子里.，她还是穿着补了又补的破衣服。于是，被认为是跟大好形势唱反调，是对现实不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于是被打成革命。可憐这女孩后来疯了，待到知识青年大返城，孤独的、疯了的她却朝野山奔去。她不再理会，也不懂得什么叫做平反，什么叫做回城，至今仍在南渡江畔五指山上过着野人般的生活。
还有，也是在七十年代，位于邦溪的大嶺农场的一位广州知青，仅仅因一句错话﹙或者只能说是不该说的话﹚，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直至1979年才得以平反。
那时，几乎每晚都集中在公社开会，搞运动，有时在开会中途，会议主持人一声断喝，把xx人抓起来！xx人就会从会场中被带走关押起来。
这些都是当年发生在周围的事。试想，在这样的气围下，心情可以轻松舒畅吗？尽管每天都有早请示，晚汇报，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吃饭前先念语录，但思想真可以一统起来吗？目睹的是荒诞与疯狂，精神只会是更陷入迷惘与失落，在诚惶诚恐中度过每一天。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是当年的样板戏之一，还是江青亲自抓的，里面有一段较为抒情的音乐画面“万泉河水清又清…”。有一次，卫生院的朱医生与曾医生晚上到河边洗澡，带上的小收音机正播出这段音乐，刚好被公社的一个干部听到，认为是在听黄色音乐，不得了，准备惩处，后经再三解释才放手。这可算是无知与偏见的典型。听不出《红色娘子军》的音乐，是谓无知，骨子里总认为这些知识分子臭老九是资产阶级，是谓偏见。无知与偏见自然离真理更远，在那个时代更催生出很多扭曲的事件来。
大量的知识青年，要到广阔天地去，据说仅海南岛便来了10多万，在人生的黄金时段，中断学业，失去提高的机会，浑浑噩噩，蹉蹉岁月。刚刚结业的院校毕业生，得接受再教育，甫走出校门，便下到最底层，没有继续深造的环境与指导，不少还学非所用，糊里糊涂或闲闲荡荡便一天。我们从县委组织部开出到公社的介绍信，无不例外的都有“边劳动，边工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这样的一段话。读书无用风行全社会，大人物直说，书读得越多越蠢，知识不是力量，知识成了讽刺，越有知识越遭社会所不容。
有一次下村医疗归来，正值黄昏，夕照余晖洒在荒原上，四野无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倍感寂寞苍凉，大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感觉，顿生惆怅。想到流落于此，举目无亲，此后还要面临着扎根安家，生儿育女，度日终老等问题，一生就得在此陌生之地度过，如何想得通，理得顺？脑海一片混乱。没有方向的人生是迷茫的，理想与现实的強烈冲击，精神上的困顿、失落无时不在缠绕着我们这批人。
不甘于命运，却难于改变命运，于是有人便挺而走险，督卒，即偷渡港澳。那时，督卒成风，从陆路、水路、趴火车过去的都有，广东有不少年青人就走上这条路。偷渡即叛逃，是很大的罪，若被抓到，便要坐牢遣返，一辈子洗刷不清。偷渡风险极高，没有一定的胆色，是不会走出这一步的。梁医生有个同学，广州医学院毕业，分在澹县白马井，曾来过白沙探梁，高大威猛，体格魁梧，绰号三斗六，可见食量大，体格好。在分配来的第二年便人间蒸发了，其实是偷渡去了香港，据说后来在外面干得不错。
七十年代末以后，开放改革，政策开始宽松，符合条件者便可以申请移居海外，我们班有七7人到了香港，1人去了加拿大，合占全班的1/4人，他们都是正正规规过境的，不必偷偷摸摸去督卒了，与当年的偷渡者真不可同日而语。
十，学习的大好机会
文革时期，虽然物质生活贫乏，思想纷乱迷茫，但并不缺少信仰，不缺少爱心，守得住道德底线，求知上进还佔主流，不少人珍惜时光，把握好这段时间用于学习。
那时，农村还没有电视，一个月也轮不上放一次电影，没什么娱乐节目，更没有社交活动，唯一富余的是时间。白天上班，来的病人不多，处理完了，便回宿舍守候，时间也可以自已支配。晚上的时间，多数人是用来打扑克、下棋，或就是围坐聊天。对这些我均不感兴趣，晩上的时间便都用于读书学习。对我说来，学习也许只是习惯，不问原因，也不问结果，只是习惯改不了。那时还没有电网供电，公社配有一台小发电机，晚上7～10时发电，但故障多多，三日打鱼，二日晒网，并且电压不稳，发出电来也是昏黄的灯光，闪闪烁烁，故晚上照明基本是用煤油灯。人人均备有一两盞煤油灯，我用的是长灯管那种，颇为光亮，比起那些孤灯如豆的小油灯要胜出许多。我的宿舍位于公社边上，外面是荒野，再远一点是村莊，白天已够寂静了，更何况晚上！记曾写过一首诗︰“静夜四无隣，荒村狗吠频。孤灯相映处，天涯沦落人。”写的就是当时的境况。这样的境况，安静无比，若心能静下来，确实是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
在那几年里，我主要读了下面几方面书籍：
一类是医学类书籍。这与所学专业有关。由于文化大革命，1966年下半年始停课造反，耽误了不少课程，后来糊里糊塗也就毕业了，专业上有多少斤两，自已十分清楚。现在好了，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认认真真复习所学的各门科目，特别是现代医学的各门课程，如《诊断学基础》、《药理学》、《内科学》等。所学的这些书一直留存至今，里面用红蓝铅笔划得密麻麻的，可见当时确实是花了不少功夫。俗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年所下的功夫为日后的业务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1973年调返，先在中医科，第二年便入编内科从事中西医结合工作，很快便独立值班，主管一组病人，主持急诊编班，80年代赴省人民医院及中山一院进修，主攻肾病专业，此后坚持用中西两法诊疗疾病，基本得心应手。我的优势明显在于业务专长，诸如升职、得奖、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从住院医师至主任医师，从普通职工到医院院长，不是靠拉关系“跑” 出来的，很大程度就来自于业务能力与社会影响。但名望也是一把双刃剑，既博得了荣誉与掌声，也引出了嫉妒与诬陷，并带来了厄运与屈辱，而最终拯救我的还是靠这专业技术。厄运之后，一切归零，我成了名符其实的三无人员。如何生存是个问题，一切得从头再来，只能自救，凭自已的双手养活自已。这时我更深深体会到技术之可贵，真正感受到知识就是力量。我当正副院长16年，幸好从政其间，并不忘乎所以，从未放松业务，正是这业务救了我，是普普通通的病人们救了我。在声名狼藉，遭人侧目的情况下，硬是通过医疗服务，逐惭再次树立起威望，从而走出困境。而这业务水平，离不在海南当年的读书学习。有说，天道酬勤，真是至理名言。
二类是文学类书籍。我对文学感兴趣，喜欢读这方面的书籍。可惜文革时期，这些书，或为四旧，或为毒草，大多被禁止了。但鲁迅著作是革命的，于是成了我读得最多书，凡是找得到的鲁迅著作我都读了，包括日记与书信，还摘录了一本笔记本语录。此外，读得最多的还有古典文学著作，诸如唐诗、宋词、历代古文、几大名著等。有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同理，文学书读多了，于潜然黙化中也提高了写作水平，为日后撰写科技论文及编写医学专著打下了基础。
三类是学习外语的书籍。我在学期间学的是俄语，实用性有限，后来中苏交恶，就更无应用价值了。那时，有的是时间，脑袋记忆也好，还是想学一门外语，想到日语中还有不少汉字，可以自学掌握，成功率较高，于是找来学习课本，自学起日语来。学习还算比较认真，手上的课本、语法书都反复阅读了。没太多的书籍，就利用日文版《毛泽东选集》对照阅读，厚厚的一本选集，反复多次阅读，对提高日语水平果然有很大帮助，此后借助字典，基本可以阅读日文书刊。后来的医院有几份日文医学杂志，看的人不多，我则始终是忠实的读者。
想起五指山岁月的读书机会，我总怀有感激之情。我一向认为，社会的主流总是要向上的，进步的，真善美终归会战胜假恶丑。正邪之争，正气始终要压倒邪气。读书无用可以盛行于一时，却不可能盛行于永远。黄山古黟有对楹联曰：“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必读书。”提倡读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读书无用只是一股歪风，文革结束后，逐惭便拔乱返正过来。
十一，同是天涯沦落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正值文化大革命的火红时期，学校一概停课闹革命，后来又声势浩大地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运动是毛泽东同志直接发起的，他在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编者按：“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于是，全国几千万人从城里涌向农村，仅海南岛就来了十几万。一时间，给这些穷乡僻野送来了许多新人，年青，活跃，朝气蓬勃，一派清新热烈之气。光雅有一个龙江农场的分队，驻有许多广州知青，进青松公社的公路也在此分叉，于是，这里便很自然的成了这批人交往的一个平台。我们常常在此相聚，相同的命运使我们走到了一起，自然投机，倍感亲切，相见甚欢，真正体会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之情感。
梁医生，广州医学院毕业，出身于广州梁氏名门望族，父母均为政府官员，划为走资派，于是他有幸到此偏远山区锻炼来了。改革开放后他到了澳门，成为一位声誉很高的儿科专家。
朱医生，中山医学院毕业，父亲是著名的传染病学教授，文革中是反动学术权威，他则属臭老九的子女，于是被分配到这疟疾高发区来了。后来调回广州，他也成了一位传染病学专家。
艾医生，中山医学院毕业，湖南籍，出身不好，属可以教育好子女，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理所当然。他不敢奢望调离，于是便在当地生儿育女，准备一辈子就此扎根过日子。所幸所娶之妻为广州知青，知青有政策可以回城，于是他也就夫妻双双回到了广州，如今享受着天伦之乐。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上苍关了一副门，又必定为他打开另一扇窗。
吴医生与小钟，前者毕业于湛江医学院，后者毕业于广州工人医院卫校，同时期分配到靑松卫生院，日久生情，喜结连理，后双双调回广州。
彭医生，毕业于广州中医学院，分配在七坊卫生院，后调回中医学院仼内科教授，亦成为一代名医。
小谢与小罗，两者均毕业于广州卫校，一个从事检验，一个从事护理。小罗为中山医著名药理教授之女。后两人得以调入暨大医学院。
胡医生与小徐，胡医生毕业于海南卫校，小徐毕业于广州市二医卫校，比我早几个月分配到邦溪卫生院，两者是在卫生院相识相爱的，后来依政策调回了广州。
李医生，毕业于湛江医学院，也是比我早几个月分配到邦溪卫生院，后来在邦溪农场找了一位广州知青作对象，七十年代末调回了老家河源。
还有不少，不一一列举了。
农场知青中有来自广雅、广州一中等一大批小青年男女，碰在一起，叽哩咕噜，均以广州话交流，令你真不知身在何处。
那时候，人才往下走，仅一个3000人的光雅公社，其卫生院，单是医生就有中山医本科毕业的3人，广州中医学院本科毕业的1人，汕头医专毕业的1人，海南医专毕业的2人，还有其他一些，可谓人才济济。
我们这批人，原先都互不相识，是共同的命运使我们走到了一起。特殊时期，特殊环境，患难之交，情真意切，艰苦岁月里所建立起来的情谊真可谓是刻骨铭心。1978年10月，世纪伟人邓小平，站出来说了一句公道话：“我们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同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上山下乡运动到此宣告结束，我们这批人也就陆续得以返城。
岁月如梭，四十多年一晃而过，我们当中，大学毕业的已年过古稀，中学毕业的亦已年过六旬，但往事並不如烟，非旦不会淡忘、泯灭，有些反而历久弥新，更加深厚牢固。尽管当年是那样地艰苦，有些事情是那样地荒唐、扭曲，但我们却从中了解了国情，体察了民生，并在“炼狱” 中锻炼了体魄意志，积累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那段岁月是不堪回首，但当年的那段记忆却怎么也挥之不去，难以忘怀。正是这段情谊长久地维系着我们，至今仍不断地在緬怀，当年我们在那里付出了青春的五指山岁月。
十二，老革命林桃森
老革命林桃森，1927年生于儋州，纯正的海南本土干部。13岁参加革命，入伍琼崖纵队，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刚成立时，任白沙县团委书记、县委常委，随后任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曾是全广东省县委书记中最年轻的一位。文化革命期间被关押数年。打倒四人帮后，重返政壇，出任海南行政区组织部副部长，随后任海南行政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
1968年我们到白沙时，他正在关押中。
夫人李法静原为白沙县人民医院助产士，关押审查几年后带着帽子，亦被逐出县医院，下放至光雅卫生院做工友，毎天的任务是挑水，搞清洁卫生。其时儿女四人，最大的10岁上下，最小的才2岁，就这样拖儿带女一并来到卫生院。政治的界限很重要，周围的人被告知，不得靠近她们。一个女人，孤立无援，带着四个小孩，其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当时，她的小女儿出麻疹不畅，不吃不喝，高热，神志迷糊，呻吟不己，李法静抱着火炭一样的孩子，几天未睡，无人替换，但她从不叫苦，不叹息，有时还低声吟唱歌曲，令人敬佩。我们这些刚分配来，与当地的政治人事无任何关连，十分同情她的遭遇，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明里我们亦不敢较多地接触她们一家，暗地却都给以一些关照，尤其是嬴得小孩的欢心，在备受岐视的现实中，至少也给这些小孩心灵上带来些小温暖，体会到世界并不都尽是冷酷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这些同是天涯沦落人，坦诚相处，互相关怀，彼此融洽相处，如同家人。孩子长大成家立业后，仍与我们保持亲切的关系，显然与这段不寻常的经历有关。
李法静是个坚強的人，生性开朗乐观，在逆境中仍十分平静，从未见她吐过苦楚，发过怨言。刚解放，她才18岁，从卫校毕业，便背井离乡，从山东济南分配过来，扎根海岛，在最最偏远的少数民族山区，奉献青春，这一扎便是数十年，在艰苦的生活中经受了各种锻炼，真正做到了无怨无悔。她一生中，波折不断，所蒙受的苦难、冷遇、岐视是少有的，其心理的承受能力也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
林桃森在职时，于上世纪70年代末，曾两次到过湛江，一次是代表海南区党委慰问在湛江休养的革命老人潘云波，一次是去广西前线慰问部队经过这里，两次我都陪伴过他。1992年10月，我所在的医院组团到海南农垦医院考察，在海口只逗留一天，当天晚上我到他家看望过他。那时，他因汽车事件蒙冤，已双目失明，瘫痪在床，不能起坐，得以保外就医在家，但精神尚好，乐观开朗，见到我很是高兴，还十分记挂当年我们这批到白沙工作过的大中专毕业生。我在他床前倾谈大约1个小时才离开，想不到这竟是永别，此后我未到过海南，4年后他也离开了人世。
林桃森命途多舛。少年即随姑母参加革命，文革期间，他是县里最大的走资派，关押数年，饱受折磨，其他的虐待不说，手骨折了，不给治疗，以至手臂弯曲变形，更恶劣的是经常被迫交替进出于黑房与烈日之下，不准闭眼，如此反复不断，后来他的眼晴果真坏了，视力严重下降。解除监护后多方治疗也无法恢复。后又因卷入海南“汽车事件” ，1986年被无辜判决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下来后，将近60岁的林桃森被关进监狱，林不服，在狱中不停地写申诉状。由于眼睛坏了，有时就由他口述，让同监犯人代写。后来他又因视刀差，在狱中摔倒，骨折，不能动弹，下肢肌肉萎缩，才得以保外就医。从保外就医到去世，林桃森在家里仍是不断地写申诉状。
海南建省后的第一任省委书许士杰说：“如果这种案子不平反，就谈不上改革开放！”
当时任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兼公署主任的雷宇说：“这件事本来就是假的，这个案件本来就是站不住的！”他还说：“在他的有生之年，应该把问题弄清楚，还事件本来面目。”
然而，令人痛惜的是，林桃森的生命始终没法延续到平反的那天。
去世前不久，他在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病床上写信给中共海南省委，对省委对他个人问题的关心和在病危期间给予的照顾表示感谢。他写道：
“我在世的日子不多了。回顾我的一生和自小从事革命的历程，我认为我对党的事业是忠诚的，尽力的，没有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对此，我问心无愧，深感宽慰。
党是伟大的，实事求是的。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我的复查结论和历届省委为解决我的问题所做的努力，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坚信，我的问题总有一天是会得到公正解决的。遗憾的是，我生前不能盼到这一天了。我去世后最大的心愿是：冀盼这一天早日到来！”
1996年11月1日，林桃森在儋州老家去世，终年70岁。临终之前，他还断断续续交待家人，要继续为他申诉，如果平反后要替他补交党费。
2004年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指令海南省高院对此案进行复查并依法处理。省高级法院再审认为，原判在林桃森投机倒把罪的认定上证据不足，不能认定林桃森有投机倒把罪。
2004年2月26日下午，省高院在林桃森家中依法正式宣判：林桃森无罪。林桃森的妻子李法静接受了丈夫的无罪宣判。
李法静说：“我们一直坚信会有这么一天。他在世的时候，他也坚信。他去世了，我们也没有放弃。我就是怕有生之年，像他一样，看不到这个结论了。这次终于看到了。”
而这一等，足足等了18年，林桃森已作古，李法静也已是72岁的老人。
回顾林桃森的一生，不禁令人唏嘘。一个十多岁便加入共产党，真正是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人，就如琼崖纵队孤悬海外，红旗不倒一样，坐过日本侵略者的监狱，也坐过国民党的牢房，没有被打倒，没有被毁灭；想不到却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在自己的组织里，在文革中被关押，在改革开放后入狱，最终在服刑中含冤离世。
一宗“本来就是假的” ，“本来就是站不住的” 的冤案，历时18年反复申诉，却始终未能在当事人生前给予纠正。我们天天在讲实事求是，可是这些冤假错案却不时发生，并且，前车之覆也未能成为教训，想来令人黯然。由此，不能不令人反思，相对于时刻不忘強调的革命性、阶级性，是否人性、人性关怀也应有所顾及呢？
2014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