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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再一次尝试，我还以为寻找姐姐的进程会永远止步不前。
一个月前，，是如何在1994年春节返校后意外失踪，以及近28年来，我和家人苦苦追寻却至今无果的经历。那时我想，只要多一个人看到，就会多一份希望。
也正是如此，一个月以来，我收到了许多热心网友提供的线索和帮助。西安警方也重新采集了我和家人的血样，并和线索中几位疑似姐姐的女子进行了DNA比对。可惜的是，至今依旧没有新的突破。
无论如何，我都要在此感谢所有人的关注，是你们给了我继续寻找下去的希望和勇气。然而，我也看见了线索中，那些和姐姐疑似女子的悲惨命运：她们精神失常，无名无姓，一辈子生活在自己无法融入的环境之中。她们试图逃离，但都以失败告终。
我无法想象姐姐也生活在这样无止境的痛苦之中，所以我不会放弃寻找姐姐，我也绝不愿放弃帮助她们。因为我们都是女人，都是彼此的姐妹。所以无论如何，我都希望她们美好又脆弱的生命也能被更多人看见。
1. “疯子”
七年前，为了完成父母的遗愿，我辞去工作，去往西安继续寻找已然失踪了二十个年头的姐姐。
或许是因为年代久远，我没能找到更多有价值的线索，在寻亲的路上四处碰壁。正当我以为已经山穷水尽之际，意外通过一位网友提供的线索，让我认识了那位生活在安徽亳州涡阳的陌生女子。
根据那位网友的描述，这位女子是一名大学生，讲话有四川口音，在20多年前的寒假返校途中，被人贩子拐卖去了安徽涡阳的一个村庄。并且她还被迫服用了某些药物，从此变得神智不清，成了当地村民口中的“疯子”。
安徽涡阳被拐女子
从照片来看，这位女子的眉眼和嘴唇，也有些像我的姐姐。因此，这位无论长相还是身份特征都和我姐姐有些相似的陌生女子，成了我全部的希望。
可惜的是，通过公安机关的调查和比对，我们的DNA采样结果并不匹配。唯一的线索，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断了。
希望破灭之后，我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沉浸在悲伤中积郁成疾。虽然从一开始我就告诉自己，即使她不是我姐姐，我都要救她出去。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压力，让我无法兑现诺言，不得不回到广州住院疗养。
没能拯救这位陌生女子，一直是我心中的遗憾。尤其是在上个月，我从安徽涡阳警方处得知这名女子已经去世，更是让我感到羞愧和自责。这时我开始意识到，我不仅是在为自己寻找姐姐，也是在为那些被拐女性寻找重生的希望。
在之后的寻亲路上，我遇到了许多疑似姐姐的被拐女子，除了通过人像和DNA比对，我还坚定地希望她们也能得到救助和保护。即使暂时难以寻找到她们的家人，至少也要离开原有环境，确保她们得到当地民政和妇联的救助。
像安徽涡阳这位女子一样，许多疑似姐姐的线索都有着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精神失常，或者说都是“疯子”。
比如一个月前，2月23日下午，西安碑林警方突然联系到我，表示有一位生活在北京的女子和我的姐姐高度相似。根据警方的描述，她和我姐姐年龄相当，都是大学生，并且从照片来看也有些许相似。
随后，西安警方还重新采集了我的血样，还去往四川天全老家采集了我大姐和二哥的血样，以及父母的故衣。那时我们都激动不已，以为事情终于会有所进展。
等到2月28日警方打来电话，告知我们的DNA比对结果并不匹配，也已经找到了那位女子的父母。
还有其他网友提供的线索，在陕西神木的万镇申家里村，有一位疑似姐姐的女子。她和那位安徽涡阳的女子一样，因为人贩子的拐卖，从此陷入了精神失常的状态。但警方后续调查发现，这位女子的DNA比对结果和我姐姐不匹配，案件目前仍在调查阶段。
2.“无名氏”
其实许多线索都是没头没尾的。有的网友说自己小时候在村子里，见到过一个被拐来的女大学生，怀疑就是失踪的西交大博士于春红。但是她叫什么？她身体状况如何？她具体生活在哪个村子？全说不出来，甚至常常再也联系不上。
所以面对海量的信息，我不得不自己预先审核一遍，等整理出了详细的地址，再转交给警方做进一步的的走访调查。
而这其中让我心头再次一颤的，是一位生活在河南商丘柘城的疑似女子。
根据网友提供的资料，她是“无名氏”，年纪在五十岁左右，和我的姐姐相当。这位女子讲话还有四川口音，大约是2000年左右来到他们村。据当地人说，她是被人从别处捡来的，后来又被村里的一位单身汉留下做了“老婆”。
左为河南柘城女子救助前，右为河南柘城女子救助后
虽然她精神不正常，经常自言自语，或者很生气地大声说话。但在她平静时，经常会说英语，还会在墙上画许多数学和物理符号，写得一手工整的好字，似乎接受过比较好的教育。
在我和当地警方联系后，他们不到两个小时就找到了线索中这位女子。在警方的调查中，这位女子的所作所为更是让我怀疑，这会不会就是我消失多年的姐姐？
根据柘城警方的描述，他们见到这位女子后，花了许多时间和她交流。首先，这位女子一直回避所有问题，只要是谈到西安交通大学或于春红等话题，就态度躲闪，不愿意回答。
无奈，警方只得拿出了一张纸，希望她用笔写下自己的姓名。但出乎意料的是，她在纸上用英文写下了一句“I’m good at maths（我擅长数学）”。而问她能不能写汉字，能不能试着写“于春红”三个字时，她还是不愿意，而是写了个“春夏秋冬”。
其实听到这里，我已经泣不成声了。我想起了姐姐上大学后，为了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经常和朋友、同学用英文沟通，甚至大学同学齐霁还保存了几封当时姐姐寄来的英文信件。我粗略比对了一下，就从她的笔迹中发现了姐姐的影子。
■ 于春红的中文笔迹
她回避问题的情形，也让我想起了姐姐。虽然姐姐是一个内敛的人，但自尊心一直很强。我不由得猜测，或许是她经历了折磨之后，不愿意再回忆那些痛苦的经历，所以在潜意识中才会不断躲避吧？
目前该案件已交由警方调查，而“无名氏”这三个字背后，本身就埋藏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沧桑了。当一个人的身份被剥夺，不得不成为他人的“妻子”，或许再高的文化素养也无法让她们坦然面对无休止的暴力和恐惧。这时，或许“疯了”就是她们保存自己尊严的最后选择了吧。
3.“小红”
除了“无名氏”，在那些疑似我姐姐的线索之中，还有许多代号“小红”的女子。
其中一位“小红”，目前生活在安徽淮南凤台县关店乡向桥村。这也是一位网友提供的线索，在视频中，这位“小红”已经成了一位头发花白、饱经风霜的中老年农家女子。
■ 安徽淮南的疑似姐姐的被拐女子“小红”
“小红”的精神状况也不好。视频中别人问她是哪里人，她一会儿说自己是上海人，一会儿又成了广州人和福建人。问她父母或家人的名字，她却只是重复着说“上课了，上课了，已经四点钟了”。
并且，这位“小红”经常会跟着村里的广播唱歌，唱《十五的月亮》或者是《望星空》。而我的姐姐在高中时，就经常和发小一起去县里的文化馆弹吉他唱歌，唱的也正好是这两首歌。
在评论区中，许多网友都猜测她在被拐卖之前，很有可能是老师或学生。根据长相，许多网友都说她长得像我姐姐，一直向我提供她的线索。
随后，我联系了淮南警方，他们也迅速找到这位“小红”并做了DNA采样和比对，但鉴定结果显示她并不是我姐姐。目前当地警方也开始尽力帮助她寻找自己的家人。
其实，这一个月来我一直密切关注着这些线索，情绪也因此大起大伏，一会儿激动，一会儿失望，更多的则是悲伤和无助。先是我的眼睛承受不住了，本就患有青光眼，时好时坏，最近又长期看着电脑和手机屏幕，而变得又涩又朦。加上心脏的不适和内心的疲惫，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支撑多久。毕竟没人知道还需要经过多少次尝试，才能成功找到我姐姐。
在和安徽警方联系后，她安慰我说：“你放心，如果你姐姐被拐卖到安徽，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出来”。那时我才意识到我不是在孤军奋战，始终都有人和我站在一起。
3月16日，又有网友给我发来了疑似姐姐的线索。这名女子也叫“小洪”，生活在广西来宾武宣县桐岭镇，是她的孩子将信息发布在了宝贝回家网站上，帮助自己的母亲寻找失散的亲人。
■ 左为宝贝回家寻亲页面中的刘江洪，右为视频截图中的刘江洪
根据“小洪”孩子发布的寻亲资料显示，她全名刘江洪，但这并非她的原名，而是因为无名无姓不方便才后来取的。她们的母亲大约在2000年6月左右，被拐卖至武宣县，由他们的父亲带回了家。
那时，“小洪”的精神状态已经不正常了，经常会撕衣服。并且，她讲话也有四川口音，普通话说得很好，还会讲英语。不仅会唱七十、八十年代的流行音乐，还会唱《世上只有妈妈好》。每次问她想不想爸爸妈妈，她眼里常含泪水，想要说话却像被什么遏制住一样。
当然也有不少网友说，这位“小洪”长得像我姐姐。但我乍一看似乎有些相似，但细细琢磨又好像不是。其实过去了这么多年，姐姐在我的记忆中，又清晰又模糊，清晰地定格在了她失踪前的样子。
4.“宝贝”
3月12日那天，我看到新闻，寻子26年的杨素慧在去世5年后，终于通过DNA比对寻找到了自己的儿子，却没想到两个人本就是微信好友，但他们最终还是遗憾错过了相认的机会。
我突然想到，在2016年5月，我还曾专门去往广州的复大肿瘤医院，看望过已经是肺癌晚期的杨大姐。
■ 图中黑衣为于志华
2015年，我从西安寻亲失败回到广州，身体几乎垮了。在医院经过多次手术和长期休养后，才慢慢恢复了活力。多亏了《广州日报》的记者牵线搭桥，我认识了当地的宝贝回家志愿团队，开始试着从社群中汲取一些寻亲的经验和力量。
杨素慧大姐是在宝贝回家团队中无人不晓，几乎是一个传奇。1991年，她4岁的儿子徐剑锋在广州市区走失，自此她开始了二十多年的寻子之路。2014年，杨大姐确诊为肺癌中期，但她没有停止寻找儿子，反而是和病痛上演了一出生死时速。直到2016年，也正是我们去往医院探望她并集资手术费时，她已经卧床无法起身了。
我还记得那段和大家都在一起的日子。之前，每次想到姐姐我都会无比心痛，只能一人消化这份苦楚。但和团队里的大家在一起时，似乎自己就没有那么孤独了。大家互相帮忙，寻找并核对线索，交流寻亲经验。我还力所能及地参加一些志愿活动，为他人提供一些帮助。
我还记得，当时有一位寻找孩子的母亲，她的孩子三岁时就不慎走失了。而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这位母亲苦苦寻找了十几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当时，许多伙伴为了寻找亲人，有的离婚，有的家庭分崩离析，有的则是从小有富余变成了家徒四壁。
当时正巧有北京卫视《生命缘》节目组的拍摄，于是每个人身上都挂着巨大的海报，写满了亲人的信息和照片。他们只是为了摄像机能分给他一个镜头，抓住能寻找到亲人的任何一点儿可能。
我还记得杨大姐在病房中和我们说：“找人一定要顾好自己的身体，你们大家千万不要和我一样，一定要以我为戒，好吗？”
然而没撑过第二年，杨大姐就抱憾离世了。我后来才知道，杨大姐的儿子很早就觉得两个人长相有些相似，但仔细比对后又似乎不像，就彼此排除了，也没有做DNA比对。
都说造化弄人，这又何尝不是上天开的一个残酷的玩笑？
岁月变迁给人带来的容貌改变，也一直影响着判断，所以我在对比照片时，也经常会陷入“有些像又有些不像”的矛盾之中。
或许杨大姐最后教给我的，恐怕就是为了最大程度避免人像判断带来的误差，最保险的办法还是做DNA采样对比。
后记
根据最新的进展，警方已经采集了河南柘城和广西武宣两位疑似姐姐的女子血样，准备进行DNA信息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