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随笔 《仰止孔子之克己复礼篇》 上


         

                仰止孔子,景行行止。格物致知,致中中和。泱泱华夏,唯子独尊。悠悠我思,天下至诚。    
         

                说到儒家思想务必要分清楚,孔子以前的“周公老儒”,孔子和孟子的“孔孟儒家思想”和秦以后至明清的为帝王统治服务的“儒术”这三种。复旦已故朱维铮教授将第三种称为“学随术变”的儒家思想,笔者认为还没资格称它是什么儒家,它本质就是一个“术”,朱教授的“学随术变”观点里,对“学”的定义是客观地探求和总结未知领域。对“术”的定义是为附和帝王或者统治阶级的统治策略而以本学问加以诠释获得话语权和理论统治。今天我们所了解的儒家思想,几乎都是第三种被人为地诠释而破绽百出导致现代人为它唾弃,汉代董仲舒开创“今学”至班固写入“三纲五常”,都靠帝王威权将其强制性掺入文人思想。南宋朱熹自以为读透儒家经典,对儒家思想做了规范性总结,完成了《四书章句集注》这一被后人称为儒家理学名著。一三一三年,元仁宗发布诏令定“四书集注”为科举考试的定本。明洪武二年(一三六九年),科举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考题出处。至清一九零五年废除科举为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一直是统治阶级的官方意识话语权,通过科举形式凌驾文人思想,指望中举的读书人必须熟读,不得另加解释。俗话说谎话说千遍也变真话,何况说了六百年。欧洲文化有过一次“文艺复兴”,其本质就是“复古”,无论“古”对今天有没有用,至少有了反思和比较。中国秦以后所谓的“儒家思想”从未有过什么反思和比较。
         

                  直至清代,确有学子对《四书章句集注》提出质疑,浙江萧山的毛奇龄少时聪颖过人,十三岁应试明朝童子科,康熙年间获博学鸿儒二等,入翰林。他专编《四书改错》,为“倒朱第一人”,他曾放豪言“元明以来无学人,学人之绝斯三百年矣。”这三百来年学问人都死光了。毛奇龄先生对朱的《四书章句集注》罗列出错误竟达451条。错的也太离谱了,这里摘选他《四书改错》里痛批的一段,一吐为快。
               “四书无一不错:……然且日读四书,日读四书注,而就其注义作八比,又无一不错。人错,天类错,地类错,物类错,官师错,朝庙错,邑里错,宫室错,器用错,衣服错,饮食错,井田错,学校错,郊社错,禘尝错,丧祭错,礼乐错,刑政错,典制错,故事错,记述错,章节错,句读错,引书错,据书错,改经错,改注错,添补经文错,自造典礼错,小诂大诂错,抄变词例错,贬抑圣门错,真所谓聚九州四海之铁铸不成此错矣!”
       

                   面对《四书改错》,笔者对毛先生敬佩无疑,正如欧洲哲学思想由“柏拉图对话录”为源点。孔孟思想必须以《论语》《孟子》为源点,而不是后来的各类“术”。现代人对儒家的刻板印象是:重视群体和谐而忽略个体差异,讲究人情面子而忘了真诚坦荡,最后沦为不讲道理的三纲五常,在困难面前懦弱温顺,尤其到了清末民初国家民族遭受侵略瓜分之“两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下,当然遭受国人痛骂。像这样的儒家难免让人望而生其厌。但这是儒家的真正内涵吗?这是孔子立说的原始精神吗?
         

                    其次,现代人生在西方文化主导及全球文化交融交锋的大趋势下,变得既丰富又复杂。正如当代大学者秦晖教授曾经说过“今天的中国,除了西方民主没有引进以外,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融入中国的?”我们身处其中,容易觉得盲目而茫然。许多学者以“后现代主义”一词为其标的,意思是没有任何观点可以免于受质疑及被否定,由此形成价值中立或“只问事实不问价值”的现象。这种接近虚无主义的态度,正是人类心灵的最大挑战。针对这种处境,孔子思想能够提出什么解药?如果经由深入研究,发现真正儒家学说可以救治人类的时代之疾,那将不仅是我们中国人之幸运,也是全人类之幸运。
         

                    在这几年的“新冠抗疫”中之所以能在华夏大地将“清零政策”推行下去,和中国人固有性格不无关系。在分析中国人的性格时,会发现“群体”的作用远大于“个体”。这也许是个客观事实,但是如果回溯于儒家的起源,向孔子请教的话,就会察觉原来孔子的观念是兼顾群体与个体,并且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动态平衡的。孔子主张“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认为实践人生理想的主动力量在于人。他心目中的人是不分阶级、族群与贫富差异的,所以在得悉家中马厩失火时,他的当下反应是“曰:伤人乎?不问马。”,解释很简单,“人伤着没有?”而没问马怎样。”要知道即便是到了汉代,马的贵重远过于养马工人,何况在春秋时代。孔子是这样地重视人命,这是秦以后以法家思想施政的几千年帝王所能比拟的吗?因此推崇孔子为人文主义者,说他具有深刻的人道情怀,乃是合宜的判断。而后人往往对孔子所说的“人”倾向于一个集体概念,譬如他的核心观念是“仁”,被后人解读为“从人从二”,也就是不离人我之间的互动,这是对“仁”的过度解读。我们还可以在孔子其他对话中注意到他对道德行为的主体是个人的论述。
       

                也许某学者会站出来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孔子已经把个体叫“己”,把集体叫“人”,还有什么可以分辨的?但是,同样孔子也有一句至今常被人引用的名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一个普通人的志向要胜过三军统帅。在道德修行上更是如此,孔子说:“譬如用土堆山,就差一筐土就完成时停下来,那是我自己要停下来的;譬如在平地上堆山,虽然只倒下一筐土而坚持不懈地继续,那是我自己要做的,要做要止全在于“我”的选择。”《论语,子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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