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如何对待民间遍地饿殍的
近代，“蒋介石统治大陆的20余年间，国家山河破碎，精英们胡闹，而大灾频繁不断，水利失修，农业产出奇低。广大的农民濒于饥饿死亡的边缘，终岁劳作而不得一饱的记载在文献中俯拾皆是，不胜枚举，而因饥饿而死的农民可谓数不胜数。1920年，山西等省因旱灾而死亡人数尚不过50万人，而到了1929～1931年间，陕西因干旱死者达250万人，山西120万人，山东150万人，甘肃竟达350万人，四川更达到600万人；受饿者贵州300万人，湖南700万人，山东500万人，山西400万人，甘肃250万人，江苏800万人，广东1200万人。到了1934年间，长江中下游流域因灾死亡600万人。1937年，蒋介石扒开黄河大堤淹死下游河南、安徽89万人。到1942年，仅河南一省由于干旱和蝗灾而死亡的人数即达300万。而到了解放前夕的1946～1947年间，仅广东、广西和湖南3省，又有1750万农民被饿死。”
民国时期除战争原因以外的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大致估计如下：1912年人口已达4.43亿，1949年人口5.4亿，此38年间因战争死亡的人口据统计约6千万人，平均每年死亡160万人左右。在人口的自然增长方面，这38年间当不低于每年1000万人，因为1950年代每年增长约1300万，而民国期间的生育率大于建国初期。这样，民国期间除去战争原因，每年净增长的人口当不下于840万人，1912年到1949年的38年间就是3.2亿人。也就是说，除去战争死亡，如果不存在非正常死亡的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我国总人口应不低于7.6亿人，但是实际上只达到了5.4亿，也就是说，民国38年间，除去战争原因，估计有2亿以上人口非正常死亡，死亡的原因是恶劣的生活条件。”
曾在当时四川省政府任职的甘典夔回忆：为赈灾，省政府好不容易向银行借入131万元，又由民政厅筹款10万元，共140余万元。区区赈款，如按灾区120余县平均分配，每县仅一万元；如按受灾人口三千余万人平均分配，每人仅能得四分钱。更可恶的是，一些办赈人员丧尽天良从救命钱中揩油，如蓬溪县公安局长陶子国竟吞食赈款一万多元。灾情如此惨烈，军阀当权的省政府，仍严征课税，驻军拉夫征丁。国民党中央政府对四川省灾情更是漠然。1936年6月15日《西南评论》记载：蒋介石来川招待官绅时，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灾区照下来的人吃人的照片交给蒋，蒋看后放在袋内，此后便无下文。当时还传闻：某地军阀驻军一声令下，操场周围机关枪开火，集中火力，把一千多闹事抢粮的饥民一扫而光。
一时间，各种救灾“验方”、“神药”纷纷问世，可惜都是纸上谈兵。病急乱投医，各地纷纷崇尚迷信，“拜神祈雨”。各路神仙妖人也纷纷出道，怪闻不绝，令人真假莫辨。然而这一切活动都不灵验，钟磬锣鼓、香烟缭绕中，人越死越多。又据说：宜宾专员冷寅东，认为吃白泥巴观音土可疗饥救荒，请某大学鉴定。上海科学家回信称：白泥含有人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吃百斤可获热能三百卡云云。可是各地灾民吃了这种“有科学根据的”白泥巴，排不出大便，腹胀如鼓，匍匐呻吟，胀得喊爹喊娘，死亡者难计其数。可见，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根本没有把人民的安危放在眼里，记在心上。只能靠拜神弄鬼救灾的年代，无依无靠的老百姓确实只有依靠看不见摸不着的老天爷了！ 这场大饥荒从1936年熬到1937年，几场雨后才逐步缓解。到了7月7日，抗日战争正式爆发，一年多后四川提供大量人力、财力和粮食，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 《遍地饿殍》 。
“想起来，四二年，叫人心酸；吃的苦，受的罪，实在难言。”这是最迟在20世纪60年代笔者家乡中原一带还广泛流传的一句河南坠子曲词。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
据河南籍作家刘震云披露（见他的历史报告作品《温故1942》），在他的家乡河南省延津县，上岁数老人提起1942年，仍然不堪回首。“飞蚂蚱那一年，一个村饿死几十口。”“别提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坏得很！”刘震云的二姥娘、三姥娘都做了流民，二姥爷、三妗子都饿死在路上。姥姥同村的郭有运，逃难中因卖小女儿为老母亲看病，与老婆大打一场。老娘最终还是病死了。大女儿害天花死在洛阳教会的慈善院。扒火车去潼关，儿子掉到车轮下被轧死。等到陕西，全家六口只剩老婆和他，给人家放羊。不久老婆又被人拐跑，下落不明。郭有运命大，至今健在。回忆起往事，他说：“早知道一家人这个下场，哪用逃难啊，在家等死一家人死在一起也比这强。”
据当时重庆《大公报》驻河南战地记者张高峰报道，在如此大面积受灾和饿死人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向河南征集的实物税和军粮任务数额一点也没减少。陈布雷说，蒋介石根本不信河南有灾，说省政府虚报灾情。河南省主席的灾情报告里有“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字样，蒋介石大骂这是“谎报滥调”，见得太多了，严令河南的实物征集数额不能缓免。 当时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谢伟思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增加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其实包括地方政府的征税，通过省政府征收的全国性的实物土地税，还有形形色色、无法估计的军事方面的需求。
一些政府军高级军官把部队的余粮高价卖给灾民，大发横财。来自西安、郑州的奸商，地方政府的小官吏、低级军官，一些仍然囤积粮食的地主，拼命以罪恶的低价收买土地。 1943年2月1日，重庆《大公报》刊发张高峰6000字的报道《豫灾实录》。2日，《大公报》刊发主笔王芸生根据这篇实录激情写作的新闻述评《看重庆，念中原》。当晚，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派人送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通知，勒令《大公报》停刊3天（3、4、5日），以示惩戒。这时，正逢《大公报》获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颁的荣誉奖章，王芸生本拟亲去领奖。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张道藩通知王芸生：“蒋委员长要我通知你，你去美国的访问被取消了。” 中原几百万人民的生死存亡就这样成为新闻媒体的盲区。
在此背景下，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挺身而出，踏上了河南这片灾难深重的千里赤地。“白修德从美国大使馆的一位年轻外交官那儿得知，河南320万农民正濒临饿死。这位外交官私下里让白修德看了一些河南传教士描写这场大灾难情形的信件。
中国记者都不敢前去采访，因为指责政府即使不让他们丢掉脑袋，也会让他们丢掉饭碗。”
1943年2月，白修德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自重庆飞抵宝鸡，乘陇海线到西安，过潼关进入河南。两位记者坐着手摇巡道车自潼关来到洛阳。在洛阳，白修德“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
然而在郑州，他们受到国民党政府最热情的款待，吃上了最好的筵席。河南省政府宴请他们的菜单如下：莲子羹、胡椒辣子鸡、栗子炖牛肉、豆腐、鱼、炸春卷、热馒头、米饭、两道汤，外加3个撒满白糖的馅饼。在人食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的时候，白修德说这是他“吃过的最好的宴席之一”。
“当白修德归结出虽然大自然制造了这次饥荒，但是致使百姓大量死亡的是国民党政府时，他的恐惧感很快发展成愤慨。军队和政府官员无视这次灾荒，仍然征收繁重的谷物税；尽管中国其他地方都有剩余物质，但并没有任何东西被及时运往河南，去制止这场灾难。因此，由于失算、忽视和冷漠，估计有二三百万的农民被活活饿死。” 白修德的愤怒无以言表。
在由郑州返回重庆途径的第一个电报局，洛阳电报局，白修德义愤难平，向《时代》周刊本部匆促发稿。按照惯例，国民党中宣部要例行检查。凑巧的是，这份电报竟躲过国民党严密的新闻检查，顺利发到纽约。 1943年3月，白氏的报道出现在《时代》周刊上，欧美舆论顿时大哗。时值宋美龄“在美国各地进行奢侈的筹资旅行”，看到白修德的报道，她十分恼火，要求《时代》周刊的发行人亨利•卢斯解职白修德。卢斯非常愤怒，你宋美龄算哪根葱？你以为这是中国？“我只会因此更加器重他！”
回到重庆，白修德将沿途所见通过美国陆军情报机构报告给史迪威将军、美国驻华使馆和中国国民政府的国防部长，并拜会了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四川省政府主席和宋庆龄，“竭尽全力为河南人民寻求帮助。对于任何一个愿意听他讲话的人，白修德都会倾吐他对中国受灾农民悲惨命运的深切愤慨”。
他毫无不掩饰他对国民党政府的憎恶，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说：“我开始让每一个我认识的人愤怒起来。” “白修德意识到自命为河南农民的救助者超越了职业范围，可是他不能平息自己的愤怒。他苦苦要求美国大使馆的官员给予帮助。‘必须采取一些措施’，他在给孙夫人的信中，诚恳地请求她在她的妹夫蒋总司令面前说说情。他还恳求中国国防部长和立法机构的首脑给河南提供救济物质。
很明显，由于他指责政府官员的腐败恶化了河南的饥荒，被刺痛的有关领导在重庆反咬一口，说白修德是一名共产党员。‘我的上帝，我还来不及反应，全城人就把我视为敌人。’在一封写给《时代》周刊编辑的信中，白修德解释他如何地‘怒不可遏’，以及又怎样地无可奈何，‘我知道，这不是我制造自由的民意或者单枪匹马主张自由报道的地方。不过，我得做些事情。’”
白修德通过宋庆龄，请求面见蒋介石。起初宋庆龄说：蒋介石在长时间单调的外出视察后非常疲惫，需要休息几天。白修德说：此事关系到几百万的生命，一刻也不能耽搁。他建议宋向蒋介石报告情况时，要像他白修德向宋庆龄报告时那样坦率无畏。宋庆龄说：那就必然有人被杀头。白修德说：如果说一定要有人头落地，也不要畏缩。否则，河南的情况就不会有所改变。
白修德花了五天的工夫软磨硬泡，终于得以走进蒋介石的办公室。“当白修德向他高谈阔论时，他手抚下巴，不流露丝毫感情。”“我让他看了一些作品，并告诉他他的政府是如何的腐败。”“蒋不时咕哝几句，但随即就试图否定白修德的观点。”“起初，他不相信野狗从沙堆中掏死尸的报道。”蒋说：白修德先生，人吃人的事在中国是不可能的！白修德说：我亲眼看见狗吃人！蒋说：这是不可能的！白修德将呆在接待室里的福尔曼叫进来，将他们拍摄到的灾区照片，几只野狗正站在扒出来的尸体上，摊在蒋介石的面前。白修德看见委员长的两膝微微哆嗦起来，一种神经性的痉挛。 于是一些人头开始落地。第一颗人头不是别人，正是洛阳电报局的发报员，因为是他“泄露机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