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传媒事件，西方究竟错在哪里
兩個傳媒事件激發我選擇這個題目，一個就是，我非常意外地發現，美國政治學家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關於俄烏戰爭爆發錯在美國的觀點，不僅得到中共媒體的熱捧，且米爾斯海默本人也非常積極地利用中共媒體的平台來批評美國主流媒體，為自己辯解。
另一個，就是我從蕭若元先生的節目中，獲知了當年英國，特別是戴卓爾夫人與鄧小平談判香港回歸的過程，一些剛解密的內幕細節。這兩件事，都涉及到了當前許多人都關心的一個問題，那就是當下全球秩序危機，西方，特別是美國應負甚麼樣的責任，或者說，西方究竟出了甚麼錯？很顯然，這個問題不可能有所謂最正確的答案，甚至不可能有被多數人都接受的答案，但華人對這種問題思考和爭論之廣泛，前所未有，這種在關鍵歷史時刻的共同體驗，對未來的秩序重建，有可能發生非常積極的影響。
米爾斯海默認為，美國和西方之錯在於不懂政治現實主義，不懂追求權力平衡的戰略思維，而是浪費了大量資源在世界推動民主和人權，給自己也給世界帶來了災難；如果美國採取了他主張的聯俄抗中策略，從開始就不給中國快速崛起的機會，世界會太平許多，美國今天的日子也會好過許多。這個邏輯顯然是在為美國謀，但為甚麼沒有成為美國的國策？如果成為國策，有機會成功嗎？更有意思的是，中共為甚麼現在樂見國內聽到這套邏輯？而為甚麼這套邏輯在美國和西方現在沒有了市場？
我的理解是，在解釋地緣政治的學術水平上，米爾斯海默這一套已經競爭不過美國歷史學家科特金（Stephen Kotkin）代表的「新史學」，「新史學」基於對人性和歷史更深入的科學知識，擯棄了政治現實主義的方法論過於依賴的理性人假設，能對更複雜、也更困難的文化問題，尤其是政治文化問題，做出更深刻的分析和闡述，而這正是理解今天的世界危機最需要的。在政治上，當普京和習近平這一對獨裁者的思維和行為，不僅早已超越了大國博弈的理性，且越來越危及文明的基本底線的時候，他的那一套邏輯不僅不現實，而且成為普京和習近平對美國和西方進行「認知戰」的資源。
我從新史學獲得一個重要啟示就是，當今大國衝突的核心是美中衝突，而美中衝突有一個不可忽視的政治文化維度，米爾斯海默想迴避這個難題，令他的理論很難自圓其說。比如說，為甚麼普京寧可毀掉俄國，也要孤注一擲，與俄國百姓並不喜歡的習近平勾結，對烏克蘭發動全面戰爭？為甚麼習近平也不惜毀掉中國的繁榮，一定要毀掉香港和台灣的自由？這種明顯的自殺傾向，是無法用大國博弈的邏輯來解釋的。
西方領導人，比如戴卓爾夫人，在和鄧小平打交道的過程中，親身感受到了東方帝國的這種可怕性格，卻難以理解，更不知如何應對。這是西方面對中國挑戰必然不順利，必然要發生各種誤判，必然會犯錯誤的認知根源。因此，米爾斯海默認為，西方若抑制中國發展，世界就一定會更安定，也是一個很難說服人的邏輯。一個又大又窮的中國，就不會給世界添亂了嗎？
因此，我同意科特金的觀點，西方低估了自己的潛力，高估了中俄坐大的可能。我要補充的就是，西方還有一個大錯，就是低估了中俄這種陸權帝國自毀，對世界也是一種嚴重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