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间】特刊
教育必须去政治化——
中科大阮耀钟教授对“钱学森之问”的回答
第164 期
【编者按】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这也是许多中国人以及海外华人共同关心的问题。中国科大博士生导师、原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副主任以及《方LZ文集》的主编阮耀钟教授通过自己几十年对教育的思考，给出了他的回答。”
去年4月，我度过了80岁生日。如今，我已是名符其实的“80后”。回首往事，最令我魂牵梦萦的是校园的生活──从小学读到大学毕业，接着又留校教书直至退休，退休后依然住在校园里！这一辈子，我与学校结下了不解之缘，也一辈子经历了新中国的“教育改革”。因此，我很想在有生之年谈谈自己对教育的几点拙见。
一辈子的教育改革
往事历历，我对这辈子经历的“教育改革”依然记忆犹新。1952年，全国高校实行院系调整，全盘学习苏联，理工分家，文理分家，拉开了新中国成立后教育改革的序幕。
读初中时，我学的是英语，髙中和大学改学俄语。念高中时，学的是苏联的米丘林学说，把摩尔根的基因遗传学说斥为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批判摩尔根的基因遗传学说。现在，事实证明，摩尔根的基因遗传学说是对的。
1958年我上大学时，在各行各业搞大跃进的同时、又提出了搞“教育大革命”，明确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求培养党的驯服工具，倡导人们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全国停课闹革命，砸烂了“旧教育”,结束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从1966年至1971年，大学6年不招生。1972年春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这些新生很多只有初中文化程度，有的实际水平只有小学程度，毕业的学生怎么能叫大学生？文化大革命实际是革文化的命，毁了教育，毁了一代人。
教育的目的是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培养人才。
1977年恢复高考，又一次开启了教育大改革。随后，又有1985年的教育体制改革，2000年前后的高校合并、教育产业化……
折腾了半个世纪，直至2007年10月24日，时年91岁的申泮文资深院士仍然在质疑：“教育改革 路在何方”？[1]时至今日，教育的出路，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1964年毛译东提出了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随即有人写出了少儿歌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但是，历史和现实都与它南辕北辙：新中国成立伊始，那些由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培养出来的钱学森们，毅然冲破重重阻力，纷纷回归，报效祖国；而如今，我们共产党自己培养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包括许多高干子女,特别是第一代中央领导干部的子女,本应是天然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却纷纷移民定居美欧日澳等发达国家，去接资本主义的班；更有一批官二代,公司在海外上市,坐拥海外上亿豪华房产和股票,已经变成了资本家;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都不是无产阶级出身,也都不是无产阶级培养的，而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培养的。历史和现实都已经证明,什么培养这样那样接班人，这种提法本身就不科学。我认为，教育工作,无论理工科类还是人文科类,就像科学研究探索真理一样，向学生传授人类共同的科学知识。知识本身并没有什么阶级性，没必要给教育强加什么政治使命。
阮老师与物理系张永德教授（右）合影
第一、科大的“教授治校”比其它学校做得好
科大校友：胡森（右1），阮老师（左一）
当年，给我们上课的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等等都是中科院赫赫有名的大教授。在当年的反右倾、拔黑旗插红旗政治氛围下,校领导相当开明，公开在会议上讲,我们是为你们服务的。从课程设置到教学安排，全听教授的，一切由教授说了算。
在此，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据58级校友黄吉虎回忆，钱学森给科大58级近代力学系讲《火箭技术概论》，期末考试从上午8点30分开始，是开卷考试，可以带讲义和课堂笔记，甚至是做过的作业。考试一共有两道题目，第一道是概念题，占30分，这道题还比较好做，第二道题非常棘手，占70分。考到中午，竟然没有一个人交卷。钱先生一直在考场陪着同学们。快到吃午饭时间了，钱先生说，先去吃饭吧，吃完午饭回来再考。说实话，午饭谁也吃不香，脑子里一直在想着这道难题。当年的考风真好，在饭厅和来回的路上，各人思考各人的，没有互相讨论。大家都认为，作弊是十分丑恶的事情，理应自觉遵守考试纪律。大约下午三点多钟，陆续有四位同学晕倒，被监考的助教抬了出去。其余同学仍然继续苦战，一直到傍晚，只好交卷了。考试成绩出来后，卷面竟有95%的同学不及格。当时，谁敢责问钱学森，你的书是怎么教的？谁敢责问钱学森，你的题目是怎么出的？等黄吉虎他们快毕业时，钱学森说，你们的数理基础不行，得延长半年毕业。二话没说，大家都延长半年毕业，教授说了算。从这个例子，我想足以说明科大的“教授治校”比其它学校做得好。
第二，科大的“民主办学”做得好。
建校伊始，科大给学生讲课的全是科学院各研究所的专家，当时的口号是“全院办校，所系结合”。1970年，科大从北京下迁合肥，给我们上课的专家都没来合肥，“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们这些猴子就称“大王”了，谁愿研究什么课题，就研究什么课题，绝无人干涉。
1980年，我在美国碰到一位北大副教授，她跟我说，她想做什么课题，必须经她老师同意。老师要她做什么课题，她不得不做。她的老师三十年代有过成就，可如今已跟不上科研的发展，落伍了，她很痛苦。科大就不存在这个问题，那时我还只是个讲师，选什么研究课题全由自己作主。并且科大下迁后，不少新的校系领导都是我们的同学，相互直呼其名，谁也不敢摆领导的架子，所以整个科大民主气氛特浓。后来等我们这些“猴子”当了教授，我们尝到过学术自由的甜头，科大学术自由的风气自然也一代一代往下传。
第三、科大有比较宽容政治氛围的传统。
科大的政治氛围相对的比其它学校宽容。科大首任党委书记郁文收罗了不少“右派”和其它单位认为“政治上有问题”的年轻人，充实了科大的教学队伍。有人说，郁文发了笔“洋财”。而科大第二任党委书记刘达又积极地保护了这笔“洋财”。正因为科大的宽容，践行了蔡元培先生提倡的“兼容并包”， 科大才有了今日之发展。
在文革中的1972年，被打倒的刘达书记解放恢复工作。他没有整打倒他的造反派,而是发展入党,一起工作。我在科大一辈子没挨过整，一辈子没整过人，就得益于科大的宽容。在此，我再讲个自己的亲身经历。前几年，我与国内外三十多位朋友汇编《方LZ文集》，我和福州的林祥榕二人是主编。一天，我接到老干部处打来的电话，说是接省里的通知，要我们暂停编书。我到老干部处找到这位给我打电话的老同志，申述理由。这位老同志最后答应我们可以继续编。近年来，领导请我“喝茶”时，我就多次讲过，我一辈子都感谢这位老同志的宽容！
就在老干部处给我打电话的同一天，福州市的相关领导也登门找林祥榕。第二天，这些领导再次找林祥榕，要他“老实交待”。林祥榕说；“我都八十岁了，还有什么可交待的？我就认为方励之了不起！”──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科大的宽容显而易见。
科大第一任党委书记郁文（图片来自网络）
中国科大第二任党委书记刘达（图片来自网络）
第四，科大得益于“三不管”。
科大下迁合肥后条件非常困难，为什么能第二次崛起？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辛厚文作为八十年代科大的副校长，我认为，他给出了非常有启发性的回答。科大是松绑最多的一个学校。第一，我们归科学院管，所以教育部不管我们；第二，科学院有一百多个所级机构，只顾得上给我们一些科研补贴，教育问题根本不管；第三，安徽省对我们彬彬有礼，除了党的事务，其他事也不管。所以我们是“三不管”，想做什么就都能做。科大下迁合肥后，是行政干预最少的高校，可以说，这是科大下迁合肥后，能第二次崛起最重要的原因。
第五，科大老师不按教学大纲讲课。
我在科大教普通物理中的“热学”，我从来没有看过教育部规定的教育大纲。据我所知，科大老师都不按课本和教育大纲讲课。我清楚知道，“热学”课的重点和难点在哪里，最难讲的是焓与熵，学生最难理解的也是焓与熵。学了“热学”之后，学生常开玩笑说，学了焓是“含含糊糊”，学了熵是“伤脑筋”。所以，如何讲清楚焓与熵，是讲好热学课的关键。难道讲热学课的教授还需要教育大纲来指点吗？
科大前副校长龚昇说，科大数学系实际上是没有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科大好就好在没有。没有教学大纲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真正可以把专家的长处发挥出来。现在大学可悲的地方就是有教学大纲。我按照教学大纲来讲，你也按照这个教学大纲来讲，讲到后来就没有特色了，就等于做的东西都一样了。没有大纲的结果就是使得科大数学系的老师教数学是真正执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这方面北大、清华等那些老学校是绝对不能比的。整个科大的其他系也类似，这就是科大的长处与特点，后来成为科大的一个传统。
其实，这五条绝不是科大的创造。蔡元培先生早就提出过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you和学术自you；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you需要相应的自you的社会政治环境。”因此，科大只是根据这三项基本原则，按教育规律办教育而已。
中美教育的差距
退休后，我一直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美国原是殖民地，建国才二百多年，就成了世界头号強国，这是为什么？我想，这必定与美国的教育有关。紧接着的问题是：中美教育的差距何在？在此，我谈三点浅见。
第一，美国的教育理念就是教导学生独立思考。
网上有文说，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亲自为美国小学撰写的誓词是:“我保证使用我的批评才能，我保证发展我的独立思想,我保证接受教育，从而使自己能够自作判断。” [4] 我的初稿曾送一位朋友审阅。他指出，上面这段话并非杰斐逊所讲，而是美国天体物理学家卡尔•萨根(CarlSagan)于1992年7月4日，在杰斐逊故居芒特切罗的独立日庆祝会和入籍仪式上的讲话。萨根说：“……所以，在我看来，作为一个公民的一部分责任就是不要因为恐惧而随大流，而应该保持质疑。你们几分钟之后就要进行公民宣誓了，而我希望你们的誓言里应该包含类似下列的内容：‘我承诺我将质疑我的领导们所告诉我的一切。’这倒真是杰斐逊的思想。‘我承诺使用我的批判能力。我承诺去发展我的思想独立性。我承诺加强自己的教育，这样我就可以做出独立的判断。’而如果这些话不是你们誓言的一部分，你们还是可以做出这些承诺的。在我看来，这些承诺将是你们给你们的国家（美国）的礼物。” 这段话虽然不是杰斐逊说的，而是卡尔•萨根说的；不是小学生誓词，而是公民誓词中可以新加的内容。但两者的本质是一致，都是倡导美国公民应该做到独立思考。
阮老师与加州州立大学普莫娜分校王作跃教授（左）
美国教育强调怀疑精神。耶鲁大学校长莱文在回答“大学生最重要的任务”时说：“首先，对学生来说，就是要对任何事情都提出质疑。第二点是学习，虽然你应该先提问题，但你需要学习、读书，以得到更多的信息来回答这些问题。最后是独立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学会如何独立思考。”[5]科学的本质是怀疑，正是这种怀疑精神培养了创新精神，促进了美国的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
而我们的教育则要求学生听话，听父母的话，听老师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要坚持这个，坚持那个，这不许怀疑，那不许妄议，导致人们思想禁锢，扼制创新精神，影响了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
第二，美国的教育是前松后紧。
美国父母送孩子上小学时，说的是“好好玩！”，而不是“好好学习！”据我所知，美国是从高中开始抓紧的，到了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几乎是“玩命”。美国大学是宽进严出，美国大学4年，对美国学生而言是最勤奋的4年，积蓄人生能量的黄金4年。
然而，我们的教育有个口号，“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就抓得很紧，这种补习课，那种培训班，几乎使人眼花缭乱，小学生就忙得不得了。我们的教育是前紧后松，高考前很用功，很努力，考上大学后就放松了。而中国的大学又是严进宽出，学生几乎个个都能毕业。中国大学生是放松的4年，很不利于人才的培养。
第三、美国和西方的教育是独立的，行政权力不能干预。
美国和西方的教育是独立的，行政权力不能干预。英国有个著名的故事：牛津大学是英国政府办的，政府出了很多钱。几百年的老校了，它有个传统，招生不只看考试成绩，还有个三人教授考核小组的面试，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大概10多年前，英国北部某郡的一个女孩子考了满分，那个郡的人就认为满分了肯定能上牛津。教授考核小组考察后觉得她素质不行，没有要。这个郡的议员就要求议会干预，因为这偏远地区好不容易有一个。英国教育大臣也跟牛津说情，副首相也去，布莱尔也去。但牛津说这是几百年的传统，学校无权更改考核小组的结论。布莱尔非常失望，有一次和别人谈到牛津，就说牛津太古板了，不与时俱进。牛津的学生、老师对布莱尔非常不满意，就取消了授予布莱尔的名誉博士。这件事闹得不亦乐乎，最后牛津还是没有收这个学生。英国政府和布莱尔确实干预了，但绝对没有说，“钱都是我们政府给的，你不能不听话，何况还有政治因素。”牛津大学也就敢这么硬，就算是首相也不给面子。政府全力支持教育，就要放手让学校按规律去办到最好。难怪牛津大学现在还是世界一流。[6]
美国的大学校长和系主任都是学校自主，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聘任的。哈佛大学第 27任校长拉里•萨默斯，是从400人的候选人中、经过9个月的逐层选拔，真可谓“精挑细选”产生的。[7] 哈佛大学第 28任校长德鲁·福斯特搜寻工作历时一年，是何等慎重！我们的大学校长都是任命的，岂能与此相比。[8]
行政权力对教育的干预笔者是深有体会，几十年教育改革瞎折腾就是行政权力干预的结果，科大下迁完全是行政权力干预的恶果。
对当前中国教育的担忧
改革开放后，我们的教育有很大发展，我很高兴。但是我觉得当今的教育仍有不少问题，令人担忧。尤其是，如下三个问题，我一直想不通：
第一、教育为什么要搞产业化？
这一点对教育是最重要的，比前面两点更重要。英国有个著名的故事。牛津大学是英国政府办的，政府出了很多钱。几百年的老校了，它有个传统，招生不仅只看考试成绩，还有个由三人教授组成的“考核小组”的面试，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大约十多年前，英国北部某郡的一个女孩子考了满分，那个郡的人以为满分了肯定能上牛津。教授考核小组考察后觉得她素质不行，没有录取她。这个郡的议员就要求议会干预，因为这偏远地区好不容易有一个考满分的。英国教育大臣也向牛津说情，副首相也去，时任首相布莱尔也去了。但牛津说，这是几百年的传统，学校无权更改考核小组的结论。布莱尔非常失望，有一次同别人谈到牛津，就说牛津太古板了，不与时俱进。而牛津的学生、老师对布莱尔也非常不满意，就取消了授予布莱尔的名誉博士。这件事闹得不亦乐乎，最后，牛津仍然没有录取这个学生。英国政府和布莱尔确实干预了，但他们绝对不会说“钱都是我们政府给的，你不能不听话，何况其中还有政治因素。”而牛津大学也就敢这么硬，就算是首相也不给面子，因为他们认识到，政府全力支持教育，就要放手让学校按客观规律去办到最好，行政权力不得干预。难怪牛津大学至今仍是世界一流的大学。[6]
同时，美国的大学校长和系主任都是学校自主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聘任的。哈佛大学第27任校长拉里•萨默斯，是从400名候选人中，经过9个月的逐层选拔产生的，真可谓“精挑细选”。[7]
搜寻哈佛大学第28任校长德鲁•福斯特的工作，历时一年，是何等慎重！[8]而我们的大学校长都是行政任命的，岂能与此相比？
行政权力对教育的干预，笔者是深有体会：几十年教育改革中的许多瞎折腾都是行政权力干预的结果；科大下迁完全是行政权力干预的恶果……。
对当前中国教育的担忧
改革开放后，我们的教育有很大发展，我很高兴。但是我觉得当今的教育仍有不少问题，令人担忧。尤其是，如下三个问题，我一直想不通：
第一、教育为何搞产业化 ?
我念书的时候，小学、中学的学费都很便宜，上大学不要学费。现在，我的外孙女上一个好一点的幼儿园，一年要两万多元。须知，2017年底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不过是25974元，月均才2000元多一点点。[9] 因此，多少民众惊叹“念不起书”！我认为，这是教育产业化造成的。
科大校友潘荣华对我说，佐治亚州有一个Hope Scholarship Program，高中毕业B以上，上本州公立学校，就免学费。科大校友陈祥旭对我说，考上了顶级私立大学（比如斯坦福大学），而家庭年收入$12万以下的（具体数字也许有出入），就不用支付学费。科大校友张宏标说得更清楚：“斯坦福大学家庭年收入$12万5千元以下，免学费；$6万5千元以下，全免（学费，吃住，学杂费）”。我还从未听说过国內哪所名牌大学，因家庭经济困难可以学费、吃住、学杂费全免的！
抚养和教育儿童是父母和社会必须承担的责任。教育的初衷是让每个人通过学习知识了解世界,了解社会，成为最好的自己，实现自我价值。基础教育，就是人们在成长中为了获取更多学问而在先期要掌握的知识。就如同盖房子先要打地基，要想学好一门语言就要先认字一样。基础教育是造就人才和提高国民素质的奠基工程。教育产业化对基础教育产生明显的弊端。据说如今个别中、小学教师为了开办家教而在课堂上对学生有所保留，以便学生参加他们的有偿培训。一些课外辅导书、辅导班的髙昂价格使不少家长苦不堪言，但是，由于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硬是承受了难以承受的巨大经济压力。教师的职责本是教书育人，老师要为人师表，怎么能搞“教育产业化”，要教师去“创收”，使教师沦为利欲熏心的商人呢？
对于高等学府，教育产业化一经实行，扩招成了这一产业盈利的一大措施，各高校生源大量增加使得原本的精英教育变成了大众教育，使得教育质量大幅下降。教育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和振兴非常重要。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就重视教育。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处境非常困难，但日本政府咬着牙抓教育，才有今日之发展。
对于教育的投资，短期内虽然不会有太多的收益，但是却是整个国家的支柱。教育改变命运，不仅对于个人如此，对国家也是一样。再穷也不能穷教育，所以世界上每个国家的教育投入都很大，尤其是发达国家。
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全民的素质，岂能作为赚钱的手段？它违背了教育道德！笔者希望尽快净化教育领域，给教育工作者一个良好的环境传授知识，同时给学生一个纯净的知识殿堂。
第二、现今城乡教育差别为何这么大？
我来自农村，1952年小学毕业时，允许报考绍兴一中。而如今，尽管依然声称“人人生而平等”，为何农村孩子就不能上城里的学校？甚至，连生活在城里的农民工的孩子，也不能上城里的学校？这是为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哪位能给我一个信服的解释？我初中是在农村念的，是乡下的中学──学勉中学，还不是县城的中学。那时，学勉中学的师资力量不亚于县城的中学──诸暨中学。如今，我老家诸暨县已改为市，诸暨中学是市重点中学，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教学设施，学勉中学远远无法与诸暨中学相比！难道农村就应该比城市低一等？农村人应该比城里人低一等？本来，我们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消灭三大差别，为何我们的做法却反其道而行之，扩大城乡差别呢？我也百思不得其解。哪位能给我一个解释？
1955年我初中毕业时，我老家诸暨属于金华专区，虽然我父亲在绍兴工作，但我不能考绍兴一中了，只能考金华专区内的高中。于是，我考取了金华地区最好的高中──金华一中。那时，金华一中的学号是按升学考试的成绩排列的，与我同班的同学中也有诸暨中学毕业的，而我的学号比他们居前很多。这也说明，乡下学勉中学的教育质量并不亚于县城的诸暨中学。
我初中毕业时，很多农村同学去杭州制氧机厂工作，没有一个人说他们是农民工，他们的子女都成了城市户口。1958年我高中毕业，大学招生在分线面前人人平等，不像现在，考名牌大学，安徽的录取分数线比北京要高很多。凭什么北京的录取分数线可以低很多？理由何在？我们是进步，还是退步？哪位能给我一个解释？“做事要有雄心，做人要有良心”，这是我的座右铭。退休后，雄心己无，但良心未泯，想到这些，我的良心很不安！
1958年我高中毕业，是免试保送上科大的。当年，高考招生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而如今，高考录取分数线地区差别很大。例如，今年安徽高考本科(第一批)录取分数线：文科为550分，理科为496分。而北京文科为480分，理科为423分。凭什么北京的录取分数线比安徽低70多分？理由何在？教育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哪位能给我一个解释？我真想不通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相信，追求自由、平等、公平也应该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吧！我是一名有五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做事要有雄心，做人要有良心”是我的座右铭。退休后，雄心己无，但良心未泯。每当想到这些问题，我的良心很不安！当我从网上看到，有的山区孩子，还要攀崖上学(见下照片)，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甚至可以说，我的心在滴血，解放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有如此苦的孩子？！
山区孩子还要攀崖上学（图片来自网络）
十八大之后，我们科大来了几百外国留学生。我的左右邻居住的都是外国留学生。我一家人住一套，他们一个人住一套。我的房子是自己花钱简单装修了一下，家具全是旧的，一件新家具都没买。仅是装修，包括购买家用电器，我总共花了十几万，是我这辈子花的最大一笔钱。而外国留学生住的房子一律是学校花钱装修的，家具、家用电器配备齐全，都是新的。科大哪来的钱？全是老百姓的钱，纳税人的钱！2018年3月，新华网的一篇文章，很自豪地宣布：中国成为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我国教育部发布的2018年教育预算清单[9]中得知，2018年来华留学生的预算总数高达33亿2千万元，来华留学生资助标准，一个普通的本科生，资助高达6万7千元，博士接近10万元！[9] 东南大学资助一带一路每位留学生 20 万[10].
为什么我们不能把纳税人的钱花在我们自己的孩子身上？而花在外国留学生身上，我很不理解，谁能给我一个解释？
第三、青少年为什么要搞政治？
众所周知，搞政治是成年人的事，应保护青少年免于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
在世界历史中，首创在青年人当中搞党派政治团体的人是德国的希特勒，他搞法西斯青年团组织，让青年人给他的反动政治当炮灰。
张伯苓是位老教育家，张伯苓本人是基督徒，也是国民党员，但他在学生中既不宣传基督教，也不宣传国民党教义，而是保护师生不受任何政治干扰，让学生安心为祖国复兴复强而学习。
梅贻琦教授也是一位老教育家，他也不主张在大学教育中推行党派政治教育，西南联大没有政治课。西南联大的高等教育是最成功的，杰出人才辈出。
再看一看毛泽东的“初心”。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给他在苏联学习的两个儿子岸英、岸青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11]
582同学合照：左起阮老师、韩志全、黄绮、麦汝奇、王桂芹、曹毓娟、左爱珍
最近，听说有的大学在学生中招“信息员”，据说还有报酬，连续当三年信息员，可以免试保研。“信息员”的主要职责是收集老师的“错话”，向上汇报。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的下岗就部分缘于“信息员”的举报。宪法第三十五条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当然包括说错话的自由。谁能保证不说错话？我奉劝同学们千万别去当“信息员”，别做这种缺德事。近日，笔者看到在小学生中也举办了“小小情报员”活动（见下照片），令人难以置信，难怪有网民惊呼：培养“犹大”从娃娃抓起？！这成什么教育？！
西安高新第一小学“小小情报员” （图片来自网络）
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在加入WTO之后，走上了全球化的道路，接受了国际上经济发展的游戏规则，国家的经济实力取得了迅猛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试问，我国的教育改革，要不要走全球化的道路，借鉴国际上教育发展的先进经验？美国只花一百多年就从殖民地发展成世界头号强国，而我们教育改革进行了近七十年，为何还存在申泮文的质疑和钱学森之问，还不知路在何方？究竟原因何在？笔者认为，我们以往的教育改革是在行政权力的指挥下，以意识形态为目标进行的。不是学校自主按教育规律，以提高国民素质、培养人才为目标进行的。这是问题症结之所在。因有些敏感，本文就不展开论述了。
不忍不问 不敢多答
以上是我的书生之见，谬误之处实属难免，今冒大不韪，大胆进言。不少人是临死前才讲真话，我不想。对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本人肯定知道问题的答案，他只是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我远远没有钱先生聪明，总是笨头笨脑，直来直去。今天，我也只是回答了“钱学森之问”的一小部分，估计还及格不了。不是我不想全面回答，主要是不敢继续回答。因为，我深知，写本文有风险。但是，出于中国人的良心、知识分子的良知，我不能不写。有的人读了本文可能不高兴，但恳请你们理解，为祖国唱赞歌固然是爱国，指出存在的问题，同样也是爱国，而且是更难能可贵的爱国。笔者已是“８０后”老翁，写此文毫无私心，完全是出于忧国忧民。但是，好心未必有好报。前两年，因为写了一篇博文《由妄议中央大政方针想到的》，我不仅被多次“喝茶”，并且把我的所有博客全封了。我生怕再答下去，又把我的微信给封了。
其实，对教育应思考的问题还很多。比如，是否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可不可以去行政化？大学要不要办企业？大学如何评估？是用论文数，或是人均论文数，还是论文的引用率？由谁来评估，是官员还是专家？大学校长是不是必须是院士？院士可不可以像美国那样，仅是个荣誉？院士是否可以有退休年龄？是否有必要单独办个科学院？等等等等。笔者思考很多，但自知人微言轻，还不如不说，或者，留待适当时候说。毛泽东说，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所以，应该让人说话，让人讲真话，畅所欲言、集思广益方能促进社会进步！最后，在本文定稿前，承蒙数位朋友和校友提出修订意见，诚表谢意！
毛泽东说，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所以，应该让人说话，让人说真话，畅所欲言、集思广益方能促进社会进步！
最后，在本文定稿前，承蒙数位朋友和校友提出修订意见，诚表谢意！
阮教授与她的博客粉丝
2015年阮老师与夫人在科大樱花大道
作者后记
2019年科大有几个学生要来采访我，让我谈谈教育，并且还要摄像录音。我确实对我们的教育有不少思考，不想把我的想法，随我一起进火葬场化成灰。于是，我答应采访了。但是我的普通话不行，虽然我的文笔也不行，比普通话要好多了，于是，我才写了此文。
但此文发表后没几天，2019年7月17日此文被封杀。科大物理学院有个微信群，因为转载此文被封。
2021年初，网上又在传我的这篇文章，但用的照片却不是我的照片，而是我大学同学曹烈兆的遗像。很多朋友拿这篇文章来问我，这照片是怎么回亊。但后来网上这篇文章也被封了。2021年6月初，网上又在传我的这篇文章，但用的照片是方LZ的照片。最近几天这篇网上文章也无法浏览了。为此，我又一次修改了这篇一再被封的文章。为了让读者认识我的真相，加了一幅十多年前一位业余摄影爱好者帮我拍的照片（图1）。
但是，最近网上又在传我的这篇文章，但用的照片却不是我的照片，而是我一个大学同学曹烈兆的遗像。很多朋友拿这篇文章来问我，这照片是怎么回亊。我不便一一作答，于是才送科大校友，请他们在公众号上发表此文，权作我的回答。
参考文献及资料：
[1]南开教授中科院资深院士申泮文：教育改革 路在何方
douban.com/group/topic/
[2]收到的英文邮件如下：
USTC is the most amazing achievement in the history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fter 1949. So it is not just about USTC, it isabout China. In the 6-hour document film "China, a century ofrevolution" made by Americans, there is a few minutes introduction t0 USTCin 80s. It is the only school introduced in the film. USTC is a milestone inthe history of China. One day if someone want to write a history of highereducation in China. USTC will be the most important school since 1958 up tillnow.
[3]全球顶尖一百材料学家榜单公布news.sciencenet.cn/html
[4] 小学生第一课──送给全中国的小朋友
wenku.baidu.com/view/a5
[5]北大和耶鲁校长对话
doc88.com/p-81892947174
[6]朱清时：领导觉得自己懂教育，就容易行政干预
news.sohu.com/20100308/
[7]校园政治：深度挖掘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为何下台
blog.sciencenet.cn/blog
[8]美国大学如何选拔和任命校长？
sohu.com/a/232462170_17
[9] 批评教育部2018年财政预算歧视中国公民
blog.sina.com.cn/s/blog
[10]中国成为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
mp.weixin.qq.com/s?
[11]节录自《红墙内的子女们》，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年
2019年7月3日第17稿于中国科技大学
【注】本文图片除注明外，均由作者提供。
编辑：许赞华，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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